朱锡庆：中国经济发展的知识来源

转载-朱锡庆：中国经济发展的知识来源(2009-04-16 19: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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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的知识来源

导论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国土面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但中国却是一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尤其是矿产资源极为贫乏。按人均水平来计算，这一特征更加明显。这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只能依赖人力资源。

是的，中国有十三亿人口，而且中国有几千年重视教育的传统，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民间也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这使得中国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但是，直到一九七八年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家，百分之八十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这就是说，到这个时候，中国劳动力的百分之八十所拥有的是深耕细作的农业知识。当然中国也有悠久的手工业传统，能工巧匠代代相传。但手工制造的知识并不普及，只为一部份人所掌握。到一九七八年，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几千人中只有一个木匠，裁缝或理发匠。同时，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等级制社会，中国社会一直靠血缘伦理扩展而成的秩序所维系,后来又从前苏联引进计划经济制度,而且实行了三十年之久,这就是说，契约知识是缺乏的。到一九七八年，尽管有一些定期集市的农贸市场，以及由政府开办的商业组织,但是没有人掌握价格制度的完整知识。概言之，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大规模制造的工业知识和大范围长程交换的契约知识是中国社会的知识空白。

三十年过去，中国迅速从一个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工业国家，很多产品从零开始，发展成为产量为世界第一的生产大国，以至于有世界工厂的美誉；与此同时，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变为一个市场化国家，绝大部分经济活动是运用市场合约来协调的。由农转工，资源用途的改变大幅度地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价格制度替代计划经济制度，大幅度地降低了交易费用；综合起来，造成了中国经济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这种双重转变带来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在中国社会迅速普及的大规模制造的工业知识和大范围长程交换的契约知识是从何而来的呢？

社会转型的性质是民众的知识更新，这是极为艰难的过程。这里且让我讲一个故事。二00四年十月，我到访莫科斯，住在红场旁边的一家宾馆(莫斯科饭店)。在这家宾馆住了三天,每一天早餐都遇到长时间排队等候。早餐是自助餐,费用含在房费中,这是通行的做法,可是在其他地方很方便的事,在这里为什么要排那么久的队呢?我注意到一个细节,食客进入餐厅的时候,向服务员出示房卡,服务员按一份旅客清单核对房号,并在清单上打勾后,才允许进入。服务员核对名单并打勾,一人次需要几分钟,就是这道耗时的程序造成餐厅外等待用餐的人排成长龙,而餐厅里空空荡荡。既然自助餐的费用含在房费中,那么有房卡就表明已经为用餐付费了,因此只需出示房卡就可以了,又何必打勾呢?是防止吃完了出去又进来吃第二次吗?不可能有那么蠢的人吧,明明可以一次吃饱,却偏偏只吃半饱出去，又进来吃。是的,在清单上打勾是

多余之举。那莫斯科饭店为什么还坚持这么做呢?请注意,在配给制下,是按清单发放物质的,一个人在领取了配给的物质后,是要签名和打勾的,防止领了再领。俄罗斯搞了七十年的配给制,很多做法已成习惯。尽管配给制已成为过去，但很多时候仍然不自觉地沿袭了那些做法。这个例子说明，社会转型并不是如叶利钦政府所做的那样，顾几个专家设计一个方案，由政府推行了事。社会转型是民众知识体系的更新，其中很多知识是很细节化的知识，无论是制度知识还是技术知识。相比而言，所有转型国家中，在这一点上中国是最成功的。如果说中国最近三十年的发展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启发，也正是这一点。当然，中国具备一些特殊的条件。

这篇文章用四节来说明：大规模制造的工业知识和大范围长程交换的契约知识的来源，以及如何通过三十年的时间在民间普及，从而使民众完成一次知识体系的更新。

第一节经济特区与外源知识的传播

通过对东欧，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观察和比较可以发现，社会转型如果采取切换的方式，即叶利钦政府采用的那种休克疗法，因为民众对新秩序的普遍无知，会导致全面混乱，甚至会倒退到无规则状态。社会转型的性质是民众知识体系的更新，这一特征决定了社会转型的渐进方式，否则就会陷入普遍无知的状态。这一点是一直被研究转型问题的学者所忽视的。一九七八年当中国政府决定进行社会转型的时候，从政府官员到民众对市场合约知识普遍无知。这一点同其他转型国家是一样的，不同的是，没有在普遍无知的情况下急于全面推广新秩序。尽管当时中国政府也请了一些国际知名的学者进行咨询，同时也派人外访考察，国内的学者也有研究和讨论，但是决策者的最终决定是通过小区域的实验来启动社会转型，决定建立经济特区。从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经济特区对于中国从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工业国家，从一个计划经济国家转变为市场化国家，对于民众知识体系的更新，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九七八年四月，中国政府派了一个代表团到香港和澳门考察。代表团回到北京后写了一份报告（《港澳经济考察报告》），建议在紧邻香港的广东省宝安县，在紧邻澳门的广东省珠海县，建立两个出口加工基地。与此同时广东省政府向中央政府提议，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在深圳市建立一个出口加工基地。一九七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广东省政府的提议获中央政府的允许，在深圳市与香港相连的蛇口建立蛇口工业区。由在香港的中资企业招商局筹资，建设工业区的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并负责招商，吸引境外企业入区兴办工商企业。考虑到工业区的主要招商对象是香港企业，因此简化了口岸入境手续，并开通了到香港的通勤车。一九七九年四月中央政府授权，蛇口工业区可以实行不同于中国其他地方的特殊制度，即可以采用香港那样的经济制度，用市场合约协调经济活动。出口加工区因此被命名出口特区。仅过了三个月，中央政府又决定增设出口特区，在广东省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厦门市建立出口特区。一九八0年三月中央政府在广东召开会议，形成共识，扩大四个出口特区的空间范围，而且把单纯的出口加工区变为综合经济区，即在这个区域内同时还可以从事出口加工以外的各类经济活动，用市场合约来协调和组织，因此会议决议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

除四个区域外，当时其他地区还是实行计划经济制度，因此现在回过头来看，命名为市场经济特区更恰当。这次会议形成的决议于同年八月二十六日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批准，这一天因此成为四个经济特区的成立纪念日。

中国各个经济特区对于中国社会转型产生的作用大致相同，但深圳经济特区的作用最大。下面以深圳经济特区为例来进行分析。从一九七九年蛇口工业区成立算起，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期，进入深圳经济特区的绝大多数外资企业是香港企业。从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七年，总计有5517个外商投资合同，其中5264个是与港商签署的。这就是说这一时期深圳的外资企业百分之九十五是港商。

建立特区之初，深圳还是小渔港，属于典型的农业区域，只有几家国有小工厂生产农具和化肥。对比香港，土地和劳力是非常廉价的。此时，恰逢香港产业结构升级，于是一大批劳力密集的加工企业搬迁到深圳，有电子厂，服装厂，饮料厂塑料厂，玩具厂，还有一些服务企业。这些企业的搬迁不仅仅是因为土地和劳动力的廉价，还因为两地相连，语言风俗习惯相同，香港人和深圳人甚至讲同一种方言，两地的联系也一直没有中断过。

进入深圳的企业有独资的也有合资的，但是无论是哪类企业，从生产到销售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两边人员参与。就是在这种日常的活动中，技术知识和合约知识在无声地传播。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会，通过一百年的积累，香港人已掌握了丰富的合约知识；香港的工业种类并不齐备，但是在少数的工业种类上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知识。这些知识，通过搬迁到深圳的香港企业，经由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得以传授给深圳的民众。三十年过去，现在回过头来看，香港是中国社会转型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地。当然,因为同文同种的缘故,减少了知识传播障碍,所以传播速度很快。

举例来说，一九八二年初，一家叫凯达实业有限公司的玩具厂在蛇口加工厂区建成投产，当时招收了一千多女工，她们来自广东各地，年龄十八岁左右，是中学刚毕业的学生。二十五之后，深圳一家报纸对这一批女工进行跟踪调查，发现有百分之十的女工自己开办了企业，而且她们都承认同最早受雇的企业有知识渊源。再举例说，一些受雇于香港装饰企业的职员，通过两三年，不到十个工程，他们就学会了设计，施工以及如何招揽生意等全套知识，于是辞职，自己开办装饰企业。深圳本土的装饰企业就是这样开始的。

在外资企业工作的本地雇员,通过参与外资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来一点一滴地学习和积累技术知识和合约知识,在积累了一定量的知识以后,一些人离开原来受雇的企业,创办新企业。这些新企业一方面以较高的工资从外资企业招收一些积累了经验的工人和管理人员,另一方面大量招收新手,他们来自农村,或刚从学校毕业。如此一来,这些新办企业一方面造成了活动的扩展,另一方面又成为知识传播的中继站,企业内有经验的工人或管理人员,通过日常

的活动将知识传授给新手。当他们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后,一些人又会去创办新企业。

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了知识的传播,知识的传播又造成了活动的扩展,活动的扩展又进一步造成了知识的扩散。知识的传播与活动的扩展相互搓动。这种相互搓动逐步演化为一种稳定的程式。对此有两点值得特别强调,第一,因为知识传播是通过活动来进行,大幅度地降低了知识传播的成本;笫二,简单的用工合约有利于职员的流动,进入的门坎不高,退出的限制也不多。新企业的大量繁殖和知识的迅速传播,同这种用工合约有关。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初阶段,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事实上已认识到,民众,包括他自己在内,对于市场的普通无知是社会转型的最大障碍。一个隐含的问题是,也不知道如何去改变这种普遍无知的局面。所以他不赞成争论,因为一群无知的人相互争论的最终结果还是无知,而且这种无知的争论很可能导致混乱。经济特区不是先描绘了蓝图然后加以实施的一个工程,

而是一个实验,实验的目的是要观察市场是否是优于计划的经济制度,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

么从一种制度到另一种制度的具体途径是什么,尤其是向民众普及市场知识的途径是什么。

如果实验没有答案,肯定还有其他实验。这是邓小平发明并一直坚持的方法,少争论,多实验。这一方法被继任人继承,沿用至今。这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经验。

社会不能设计,这是哈耶克的告诫,他的理由是任何个体无论如何不具备设计一个社会的充分知识。这是他谈论自发秩序真正想要表达的内容。然而,哈耶克的论述有一个隐含的悖论。

比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急于寻求改变,如果是自发演变,陷入长期混乱的可能性比形

成一种新秩序的可能性大得多。不是全盘设计,也不是自发演化,邓小平发明的小区域实验,

提供了社会转型的第三条路。

经济特区是一次成功的实验。一九八四年二月,邓小平考察了四个经济特区中的三个,所看到景观和听到的数据,显然证明市场是一种优于计划的经济制度。尤其重要的是,他观察到了市场知识在特区民众中开始扩散这一现象,进而意识到,外资企业的进入等于从外部引入一个知识源,再通过这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传播技术知识和制度知识,是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民众知识体系更新的一般途径。因此,促成中央政府作出一个决定,扩大开放的空间范围, 沿海14个港口城市(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

广州、湛江、北海),可以仿照特区的方法,划出一块空间,建立一个开发区，以地价打折,税赋

减免等措施,吸引外资企业进入。在开发区用市场合约来协调经济活动。仅过了一年,在一九八五中央政府又作出决定,不限于港口城市,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福建南部地区,

整个区域对外资企业开放。一九八八年,整个环渤海地区也对外资企业开放。这就是说,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整个沿海地区已变成一条开放带。

整个沿海地区开放以后,发生了一个明显不同于深圳经济特区的变化,外资企业的来源地多样化,尤其是九十年代初期外资企业进入出现第一次高潮后,这一特征更加明显。日资企业,韩资企业,美资企业,欧资企业,东南亚国家的华人企业,以及台资企业,成群进入,分布于沿海开放带。一个来源地的外资企业在空间分布上是很广的,尽管有相对集中的区域。于是就形成多个来

源地的外资企业在空间分布上的交错,沿海开放带上每一个地区都有多个来源地的外资企业。外资企业的来源地多样化,意味着知识来源的多样化。沿海开放带成为一个很特别的地带,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知识和资讯,通过日常的活动,在民众中传播和普及。

一九九二年,中央政府决定,长江沿岸地区,以及几条交通干线的沿线地区,对外资企业开放。从这个时候开始,外源知识被传播到内陆的广大地区。

第二节与学习方式有关的中国经验

通过引入外源知识来更新劳动力的知识体系,这是亚洲工业化国家加工制造业发展的一般途径。但是,如何引入外源知识,有两种不同的学习方式。日本,韩国,台湾,香港,这些先于中国实

现工业化的国家或地区,是采取一种“走出去”的策略。其做法是,选送一批人员到知识来源地学习,同时还从知识来源地进口生产线和专项技木,以这种方法来完成知识的原始积累。而中国大陆是采取“请进来”的策略。尽管中国大陆也派出去很多留学人员,进口了大量生产线和专项技术,但是这只是辅助手段,引入外源知识的主要手段是引进外资企业。“请进来”对比“走出去”有两个明显的优势,第一,送出去学习只是一小批,请进来可以教育一大群,而且后者的学习成者只是前者的一个零头;第二, 采取“走出去”的策略,外源知识以散件的形式引入,外源知识引入以后有一个再学习过程,对知识进行整合, 而采取“请进来”的策略,是一个知识体系的引进,尤其重要的是,大量被文本过滤掉的细节知识通过企业这个载体被引入。换言之,外资企业(准确地讲是外资企业的活动)是外源知识最完整的载体。因为这个策略上的差别,中国大陆劳动力知识体系的更新过程比亚洲其他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时间上缩短了一半。通过外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个外源知识最完整的载体,被外资企业雇用的中方雇员,最先完成知识体系的更新。他们中的一些人离开外资企业,创办新企业。创办人一方面从外资企业招收他们以前的同事,另一方面又大量招收新手。通过新办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有经验的管理人员和工人把他们在外资企业学到的整套知识传授给了新手。新手在完成知识体系更新以后,会以同样的方法去开办新企业。这就是说,外源知识被引入以后,在人群中的广泛传播,是依靠新企业的大量繁殖这一途径来实现的。如果只有外资企业,没有新企业的大量繁殖,外源知识不可能在如此广大的人群中迅速传播。而新企业之所以能大量繁殖,其中一个关键的条件是,被企业普遍采用的一种用工合同有利于劳动力的流动。这种合同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进入企业的门槛的不高,退出的限制也很少。进入的门槛不高,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加工业转移,退出的限制很少,有利于熟练劳动力在企业之间的流动。因此新办一个企业很容易招收到各种熟练和不熟练的劳动力。

新企业的大量繁殖使外源知识在人群中广泛传播,这种知识普及的结果是把制成品的成本降到从未有过的低水平。中国最重要的经验不是外源知识的引入,而是外源知识引入以后如何在人群中普及。只有知识在人群中普及了以后,成本才能大幅度地下降。中国制成品的成本和售价比知识来源地低很多的原因是,是这种知识在中国的普及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知识来源地的普及程度。在中国一些区域,知识普及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一个孩子也懂得许多复杂的操作。知识普及为什么对成本有如此重要的影响呢?其实是简单而浅显的一个道理。一种知识越普及,被更多人掌握,意味着在更多产品的生产或交易中使用了这种知识,从而获取这种知识的成本被更多产品分摊。知识大面积普及以后,单个产品分摊的成本只是以前的一个零头。

在一九九二年那一次外资企业进入高潮后,二00二年,中国加入WTO,出现了第二次外资企业进入高潮。第一次进入高潮带来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外资企业来源地的多样化,第二次高潮后,多样性变得更加丰富。这种多样性被有效地加以利用,其中的一种利用方式是交叉合资,即一个外资企业同多家中国公司合资经营,同时, 一家中国公司同多家外资企业合资经营。表1是对汽车制造业交叉合资的例示。这种交叉合资带来的一个显著效果,是外资企业加快了技术转移的速度,而且多个来源地的知识在一地汇集有互补效应。

表1 中外汽车制造商的交叉合资

第三节温州模式与内源知识的积累和传播

温州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从上个世纪七十年末期开始,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温州就发展成为

用市场合约协调经济活动的大规模制造的轻工产品加工基地。然而,尽管温州位于沿海开放带,但有独特的发展模式。至今,温州没有外资企业进入,这就是说温州民众所掌握的大规模制造的技术知识和大范围交换的合约知识并不是外源知识,而是内源知识。那么,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这种内源知识是如何积累起来的呢?

一九七八年中国社会开始转型的时候,温州人作为一个群体事实上已拥有一种知识优势,为数不少的温州人已积累了一定量的大范围交换的交易知识。当时其他地方从事耕地的农民没有这种知识,而且听令于中央指令性计划的国有工厂的工人和官员也没有这种知识。那他们为

什么有这种知识呢?温州地处一个很狭窄的盆地,东西北三面是山,南面是海,耕地数量很少。

一九七八年之前,温州属于一个农业区域,但与其他农业区域不同,匮乏的耕地资源只能养活

部份人口。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限制人口迁徙,从而追使他们中的一部份人在耕作之外另谋

生计。他们在当时的约束下能找到的耕作之外另一种被证明有效的谋生手段是手艺。因此与其他农业区域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温州有很多人从事手工艺,打铁,修鞋,理发,弹棉花,诸如此类。正因为从事手工艺的劳动力为数众多,就必须把服务扩大到很大的空间范围,如果囿于本地,

很多手艺人会失业。因此就造成了一种很奇特的现象,与有固定经营场所的手艺人不同,温州的手艺人成为走南闯北,行走千里的贩夫走卒。就是在这种行走千里的过程中,通过与很大范围内各种不同的人一次又一次的接触,逐步积累起长距离大范围交换的交易知识。

如果说温州从事耕作的自然资源匮乏,那么从事加工制造的环境更加恶劣,位置偏僻,交通闭塞,直到一九七八年,除了行走千里的手艺人所拥有的交易知识,没有其他任何有利于大规模

制造的条件。换言之,行走千里的手艺人经历累月积累的大范围交易知识和手工制作技巧是

开始阶段从事加工制造的基础资源,也是唯一的资源。一个三十年之后成本极其低廉,向全球供货的轻工产品大规模生产基地,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开始阶段,一部分手艺人凭籍此前积累的手工制作技巧,开办了一些简陋的家庭作坊,生产

皮鞋,服装,打火机,纽扣,编织袋等日常生活用品。更多的手艺人则凭籍此前积累的大范围交易

知识,从事这些产品的推销。有很多事例证明,家庭作坊粗糙的产品依赖于推销人员精细的推销。举例来说,温州一家作坊生产的一种饲料包装袋是回收使用过的旧袋子,经修补染色而成,却很畅销,原因不仅是廉价,更主要是因为袋子是用颜色和图案而不是用文字来标识,从而方

便饲料用户在使用时辨认不同种类的伺料。而这种方法来自于推销员的建议。

有新手不断加入到推销队伍中来,先作为帮手,追随有经验的推销人员走南闯北,然后自己单

独从事一种产品的推销。通过推销活动,推销知识得以传播,从事推销的人数迅速增加,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温州从事推销的人数巳达十万之多,而且自发演化为一个覆盖全国的直销网络,在温州生产的每一种产品都有这样一个直销网络。请注意,这个直销网络有二个特征,

第一,推销人员几乎都是温州人,网络是通过亲朋关系链接而成,除对用户这一环节外,其他所

有环节都不会面临陌生人,因此产生的益处是大量交易可以使用简单的口头合约,且不会产生纠纷,从而大幅度地降低了交易费用;第二,网络的末端向陌生人开放,而且推销人员有同各种

各样的陌生人打交道的知识,从而网络可以无限伸展。扩展至全国的直销网络有巨大的销售

能力,反过来带动了家庭工厂数量的激增。很多人通过到邻居或朋友的家庭工厂帮工,做学徒,掌握了技术以后,开办同样的家庭工厂,技术知识又通过活动得以传播。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形成了这样的景观,在温州的某个局部区域,有数以百计的小型家庭工厂,用同样的设备和工艺,生产同一种产品。通过一个伸展到全国的直销网络,销往千里之外。在另一个区域,是同样的景观,只不过是另一种产品。这个时候,温州的劳动力已全部被家庭工厂和直销网络所吸收,这意味着他们或者拥有了相对简单的加工知识,或者拥有大范围推销的知识。这一现象引起

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有好事者形象地比喻为小狗经济或蚂蚁雄兵,也有人概括为温州模式,

但具体的内容却说不清楚。其实,这是一种知识普及现象。

其实温州人的推销知识积累水平和加工知识积累水平一直不匹配,两者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一边是伸展到全国的高效率的直销网络,一边是简陋的家庭工厂粗糙的加工。在上个世纪九

十年代初期,中国工业制成品全面缺乏的局势发生大逆转后,温州家庭工厂的产品质量问题充分暴露,并使直销网络面临用户的信誉危机。然而,正是这种压力,迫使温州的家庭工厂,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段内,快速提高了技术知识的积累水平。

一方面,一些比较大的家庭工厂从上海等地的国营工厂聘请了一些兼职工程师,这些工程师利用周期天的工休时间,帮家庭工厂解决一些技术难题。当时国有工厂的技术知识积累水平当

然比这些家庭工厂要高得多,星期日工程师的引进,等于引入一个知识源,这个来源的知识很

快就在温州的家庭工厂中普及了。

另一方面,这些家庭工厂进行了分工深化。从以前生产一种产品转为只加工这种产品的一个

零部件,后来甚至细化到一个家庭工厂只从事一个零部件加工中的一道工序。以生产打火机

为例,在温州一个叫鹿城的小地方,聚集了五百多家家庭工厂。以前,从零部件生产到组装都在一个家庭工厂内完成,五百家家庭工厂都在做同样的事。现在则分化为100家专门生产电子，80家生产宝塔，60家生产电热丝，10家生产气体，刻模的100家，注塑80家；压铸120家。不过,这种家庭工厂之间的分工,产生了大量的中间产品交易。于是上下游家庭工厂在空间上聚集在一起,形成稳定的配套。有好事者称为产业集群。如此,不仅节约了运费,而且彼此熟悉,绝大多数交易可以使用口头合约,从而将中间产品交易的交易费用降到一个很低的水平。

扩大工厂规模,从而有条件在工厂内部进行分工深化,减少个体活动的种类,可以达到同样的

分工效果。然而在工厂内部进行分工深化,会增加大量的生产要素合约。比较而言,温州人产品交易知识比要素交易知识要丰富很多,对于要素合约,他们知识很少。因此,如果是在工厂内部进行分工深化,增加的管理费用(要素交易费用)会使分工失去意义。温州人用他们擅长的产品交易替代要素交易来组织分工,并不愚蠢。这里的启发是,用要素合约或用中间产品合约来组织分工,可以达到同样的分工深度,至于到底选用何种合约来组织分工,取决于当事人的知

识结构。分工深化,个体活动种类减少到以前的一个零头,而专事的这种活动的活动频率是以前的几十倍,从而使与这种活动有关的知识积累量倍增。温州的家庭工厂在九十年代后期技术水平快速提升,起因于这次分工深化。

把温州三十年的发展看作一个事例,对这个事例的来龙去脉有一个完整了解,就会有如下发现:

（1）从知识的最终来源划分,知识可以分为两类:笫一类是通过有意识的专门求知活动获得的知识,这就是所谓科学知识;第二类,知识是其他活动的副产品,以经验的形式存在。人们从事一种活动,产生的结果不是单一的,除了事先明确追求的那些结果之外,还伴生未曾料想到的

结果。甚至,人们种种有明确目标的努力,可能无法实现本来的追求,却有意外的收获。在一项活动中,与明确追求的那些目标相伴而生的未曾料想的结果,就是副产品。不能事先预料一项活动有哪些具体的副产品,但却可以肯定必定产生副产品。副产品的种类非常丰富,其中有一样副产品特别重要,这就是人们在活动中获得的知识,通常称之为经验。实验科学极大地提高了人类获取知识的速度,但是我们要知道,迄今,人类所积累的知识中绝大部分是经验,是其他活动的一种副产品。实验科学兴起以来,我们窄化了知识的范畴,以为经验不是知识。因此,

很多现象就无法理解。比如温州,从窄化了的知识范畴来看,会认为他们没有知识,因为找不到知识来源,没有实验室,没有工程师,这些家庭工厂的工人或推销员绝大多数只受过几年的学

校教育,能够认字和算数而已。然而,温州发展为一个面向全球供货的轻工产品加工基地,真实原因是技术知识和交易知识的积累和普及。其实,这是一个知识积累水平很高的群体,只不过他们的知识是经验,来源于活动。必须指出,不能以科学知识的普适性来否认经验知识。要知道真理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只有部分对的知识,没有永远对的真理,否则我们就看不到知识

积累。科学不是真理,同经验的性质一样,部份对。也不能以科学知识可以通过文本传播来否认经验知识。是的,很多经验难以用文本传播,但是可以通过活动进行广泛而久远的传播。（2）交易知识这一类经验知识的积累量,同个体活动的空间范围和流动的频率有关。活动的空间越大,流动的频率越高,知识积累量越大。比较前期温州那些行走千里的手艺人与其他地区有固定经营场所的手艺人之间的差别,就可以发现这一点。

（3）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一书中,通过一个制针工厂的例子指出,分工使劳动生产率成倍提高。但是,迄今我们不清楚分工为什么有这种作用。通过仔细研究温州家庭工厂之间的分工深化过程,发现, 作为活动副产品的经验知识，其累积量同活动的频率有关，人们从事某项活动的频率越高，与这项活动有关的知识积累量就越大。分工的意义在于，个体从事的活动种类减少，因而从事某类活动的频率提高，与之相关的一类知识积累加快。归纳一下：分工减少

了个体活动的种类，因而提高了个体所从事的活动的频率，使知识积累加快，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产出量的增加，即生产力的提高。

第四节一次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工种转换及启示

在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大约有五亿农民变成了工人,服务员或商人。也就是说,他们从农业领域转移到了制造领域或服务领域。到目前为止,东部沿海地区的农业劳动力已全部转移到制

造领域或服务领域,中部地区百分之八十的农业劳动力,西部地区百分之五十的农业劳动力,

转移到了制造领域或服务领域。这是有史以来一次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工作种类的转换。如果看不到这种转变,或者不清楚这种转变的性质,我们就不可能知道中国经济在最近三十年快速发展的真正原因。

劳动力工作种类的改变,并不仅仅意味着他们改做了另一种工作,同时还表明他们掌握了另一种知识。一直到一九七八年,这些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在集体农庄从事农业生产,集体农庄的经济活动是由中央指令性计划来指挥的,这就是说农民所拥有的知识只是深耕细作的农业知识,以及如何服从命令。现在这些人在工厂的生产线,在建筑工地,熟练进行各种复杂的操作;在中国各地,甚至在世界各地推销产品,这意味着他们拥有了加工技能,或掌握了交易知识。五亿农业劳动力工作种类的改变,其性质是广大民众知识体系的更新。正是因为加工知识和交易知

识在如此广大的人群中普及,中国制成品的成本才如此低廉。五亿农民在三十年的时间内改

换工作种类并更新知识体系,当然是奇迹！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又有那些重要的启示呢?

三十年以前,农民是过着一种勉强温饱的生活,这就是说他们是完全没有积蓄的。从一九七八年开始,解散了集体农庄,分地到人,实行农户经营,但是禁止农地转让。请注意,这是两个极为

严厉的约束条件,导致农民面临这样艰难的选择,没有积蓄,农地不能转让变现,那么唯一可用

的资源只有力气了,由从事农业改做其他工作,到拥有一种新技能之前,在过渡期他不仅要靠

力气才养活自己和家人,还要支付获得新知识的费用。这也就是说,农民必须找到一条成本极低的更新自己知识体系的途径。比如说脱离培训,这种方法就不可行,农民拿什么支付学费呢?即使免费也不行,他和他的家人在这期间靠什么生存呢?最终当然是找到了一条这样的途径,

才使五亿农民在三十年的时间内改换工作种类并更新知识体系。加工知识和交易知识在如此广大的人群中普及,是中国制成品的成本如此低廉的原因;而一条成本极低(低到让农民有能

力承受的限度内)的更新知识体系的途径,是知识在如此广大的人群中普及的原因。那么,这又是一条什么样的途径呢?

新企业的大量繁殖为农民改变工作种类提供了机会,总是有这样一些企业,招收完全没有加工技能的劳动力,准确讲,让有经验的熟练工人直接在生产过程中教新手如何操作。这种做法有效地降低了劳动力更新知识体系的成本。与职业教育比较就可以发现,职业教育没有产出,而这种做法有产出,因此劳动力在获得知识的同时还可以获得收入。尽管工资不高,但是对于劳动力在过渡期的生活很重要。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经济特区以及沿海开放带,大量繁殖的新企业开始在内地农村招工,一些农民到几千里之外的地方,以这种方式来改变自己的工作种类,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因为户籍制度限制人口迁徙,他们的家人还生活在原籍,为了看望家人,长距离往返。户籍制度限制人口迁徙,却导致了人口长距离流动。这种流动的一个好处

是信息传播,一个人返乡看望家人,会带一批人离开。就这样,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农村,来到工厂,在生产活动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概言之,大量繁殖的新企业,给农民提供了低成本更新知识体系的途径,这就是边干边学。

结语

本文从知识的视角,对中国三十年的发展作了一个梗概性的分析。最后让我归纳一下: 外资企业(准确地讲是外资企业的活动)是外源知识最完整的载体,中国通过引入外资企业,引入了多个来源地的外源知识;加上温州这样一些很特别的地区积累的内源知识,使中国社会转型的知识来源种类非常丰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量繁殖的新企业找到了一条成本极低的知识传播途径,即把知识传播活动与生产经营活动统一,从而使加工知识和交易知识在广大的人群中普及,以至于有五亿农业劳动力能通过这一途径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正是知识普及大幅度地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如果不是加工知识和交易知识在如此广大的人群中普及,中国制成品不可能如此廉价。

参考文献

1。F。A。Hayek,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Econ。Rev。(September 1945) 2。Steven N。S。ceung,“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J。of Law and Econ。(April 1983) 3。R。H。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of Law and Econ。(October 1960)

4。郑海天，“深圳工业化发展模式实证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