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业的体制改革与发展趋势

中国电影业的体制改革与发展趋势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毛羽一、改革之初中国电影业的体制，是上个世纪50年代模仿前苏联建立的，其基本特点是电影生产和发行放映政企合一、按指令性计划指标生产和发行放映电影。

中央设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地方有一级政府就设立一级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形成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的发行放映体制。

又由于地方发行放映公司又都由所在地政府行政管理，所以，构成典型的“条块结合”模式。

条块结合是计划经济年代确保经济利益之外实行全国普及放映的条件，有利于各司其职，保障供应。

由于中影公司是全国唯一的一家有独立发行权的公司，制片厂影片发行全部交由由中影公司统购统销。

此种行政性和非市场化的运营机制，经过了计划经济年代在全国实行普及放映的辉煌后，其弊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也逐渐显现出来。

具体表现为由于行政“割据”的局面，电影企业等级分明，缺乏横向联合，难以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电影市场。

同时，电影制片企业没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出品的影片不能直接面向市场；各省级公司也没有自购影片地方发行权的权力。

尽管1991年全国放映收入接近24亿，创下了新中国电影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但制片和各省级电影公司与统购统销影片的中影公司的矛盾日益突出起来：制片企业因为不能直接面向市场，加之发行环节过多，其收入已经不能维持生产。

而省级公司要求实行地方自购发行权，使省级公司真正实现“自主经营、独立核算”的呼声日益高涨。

因此种状况的影响，电影业的几项重要业务指标开始下降：1992年，观众人次从1991年的144亿猛降至105亿，发行收入和放映收入较前一年分别减少17.9%和15.7%。

而制片与发行放映之间利益的分配仍然极不合理：1992年全国放映收入19.9亿元，而制片的收入只有1.68亿，不足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制片难以为继。

1993年1月5日，广电部《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布。

这一被电影行业称之为“三号文件”的基本精神在于：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等企业必须适应党的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变四十年来计划经济下电影的“统购统销”，调整由此形成的制片、发行、放映三者之间经济分配上的不合理状况。

1993年的改革主要是：一、将国产故事片由中影公司统一发行改由各制片单位直接与地方发行单位见面（进口影片仍统一由中影公司向各省、市、自治区公司发行）；二、电影票价要原则上放开，具体由各地政府掌握。

改革之初，拥有了独立发行自己影片权力的制片厂，收益较过去有明显提高。

北京电影制片厂与香港合拍的影片《狮王争霸》，在直接同上海新成立的全国第一家电影股份制公司——上海永乐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的交易中，破天荒地从上海电影市场上获得了近百万元的票房收入，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此时，另一个问题出现了：按照“三号文件”精神，尽管中影公司国产影片的全国垄断经营被打破了，但是各省级公司在自己的行政区域内独家经营、垄断发行以及中间环节过多的局面仍然普遍存在。

过去制片厂面对中影一个一个垄断经营者，而现在要面对32家地方垄断经营者。

制片厂与发行公司的谈判仍然是“一对一”，仍然处在不平等的状态。

为此，1994年8月1日，广电部电影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电影行业称之为348号文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决定》精神，348号文件明确影片（著作权）发行权拥有单位可以直接向北京等21家省、市（11家老、少、边、穷省区除外）的各级发行、放映单位发行。

这一指导思想使得电影全行业所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在政策上、理论上得到认可，市场多主体的形成成为可能。

348号文件下发后，关于改革的争论基本得以平息。

如何在市场竞争中掌握主动，成为每个企业都在思考的问题。

按照广电部的要求，中影公司开始了积极引进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表现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最新成就的影片的工作。

在启动、活跃市场的同时，中影公司与全国各发行公司和放映单位一起，开始探索并研究新的经营模式，在落实现代企业制度、广泛谋求联合、扩大经营规模、探究院线制等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

电影市场出现复兴势头，境内境外资金对电影的投资出现热潮，表明了对中国电影市场的信心增强。

改革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利益的调整、公平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的形成，使制片厂得以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影片。

可以说，电影市场的生命在于影片的质量。

随着发行体制改革的深入，制片业也必须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并尽快启动机制转换的步伐。

同样，制片业的出路也在于树立市场观念、培养竞争意识、增强风险承担能力。

为此，制片厂必须主动迎接挑战。

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今天已经整整二十年了。

二十年来，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与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密不可分。

就电影行业的机制改革来说也是如此。

可喜的是，近些年来，农村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改革迈出了对城市电影改革具有借鉴意义的步子。

1993年，广电部3号文件明确了县级电影公司购买农村16毫米拷贝的权力，充分给予了县级公司经营自主权。

一些县级公司改革过去等、靠、要及官商作风，迎接市场挑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比如河南中牟、新密等县，16毫米影片发行收入每年都超过100万元。

但仍有很多公司没有紧迫感。

1995年，广电部474号文件进一步放开农村16毫米拷贝经营权。

强调任何一级公司和集体、个体的放映单位都可以自由购买，每个16毫米拷贝均含有全国放映权。

在此之后每年的全国农村电影工作会议都强调了这一规定。

因为它符合中国农村电影市场的实际情况，也符合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抓好大的，放活小的”的精神，同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村放映员的积极性。

然而，这一政策在很多地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原因是农村放映员自己购买拷贝会危及县级电影公司的垄断地位。

因此，全国一些地方出现了放映员购买拷贝后被没收、被罚款甚至放映员被扣留的现象。

广电部、电影局一再强调：县级公司应该通过更新观念、转变机制来成为16毫米经营主体，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赋予。

河南省郑州市郊区出现的农民放映员自筹资金、自购拷贝并成立股份制放映联合体的做法，得到了电影局的肯定。

这是农村电影改革中出现的一种新生事物，这一新生事物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伴随着观念之争。

要感谢那些勇敢的农民放映员们，是他们在逆境中的坚持、是他们创造的所辖区域内电影市场的兴旺说服了越来越多的人们。

1998年5月6日，管辖着中国最大农村电影市场的河南省文化厅在全国率先改变观念，他们向全省各地文化主管部门发文，积极鼓励、支持农村电影发行行业实现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及经营形式多样化；鼓励、支持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的探索，并推动其逐步完善。

如果说农村电影发行放映体制的改革对城市改革具有借鉴意义的话，那么以下几点是极有意味的：首先，明确了放映单位的主体地位，赋予了他们购买拷贝的权力；其次，由于放映单位直接面对影片发行权拥有者，直接面对观众，环节单纯、渠道畅通，因而对市场的把握能力大大加强；再次，放映单位之间的股份制联合，具有了城市里的院线功能。

二、改革中期由于我国电影行业的发行放映企业是配套出来的划地为牢的企业，每个企业有自己规定的活动区域，在这个区域每个企业都受到保护，可以舒服地也可以惨淡地活着；你不能去别人的区域，别人也休想来你的领地。

因此十四大以来的电影行业机制改革，就是在试图寻找一条削弱这种“条块分割经济”弊端从而达到减少环节、拓宽渠道的道路。

一个地区成立两家或两家以上的发行公司，对打破独家垄断、形成平等公平竞争市场格局是有利的。

这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目标的基础。

1995年1月1日348号文件正式生效后，市场因为潜在的竞争主体的出现一度活跃起来。

地市电影公司和影院作为企业法人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他们希望直接面对制片厂和中影公司以便影片更直接地与观众见面。

这一段时间市场看似动荡，实则是重组所必须经历的阶段。

即使在改革之后市场控制得较好、票房一直保持在全国前列的福建也出现了以福州等几个城市电影公司组成的海峡公司，渴望凭借自己的能力与省级公司一搏的局面。

几乎是同时，上海出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组建的第二条院线即东方院线；四川、山西等地的第二发行渠道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但是，制片厂看到的曙光很快就暗淡下去，主要原因在于中影公司独家掌握着进口影片的发行大权，而这批影片对市场的重要性是国内任何一家制片厂所不能比的。

因此，中影公司的独家发行大权实际上是掌握着下面两条渠道的生死大权。

几家公司里有的没有得到中影公司的影片而夭折，有的因中影或者制片厂挑动两家公司恶性竞价后伤了元气。

这种模式没有走通。

当电影行业在旧的体制下并没有多少改变地运营着的时候，一些省级公司在面对市场时也感到了力不从心。

一方面，对于制片厂和中影公司的影片，因为害怕被地市突破而都要投入资金购买，另一方面地市公司在当地保护下可以只要影片不交片租。

省级公司被拖得不堪重负，终于意识到要想发展必须有所放弃。

这样，新一轮的两条发行渠道之争在1997年又开始出现。

不过市场的放开并没有出现喜人的情景。

以陕西为例可以看到悲剧的重演。

1997年底，陕西省电影公司上报文化厅一份《关于全省35毫米影片经营的改革意见》，其核心是影片发行市场全方位放开，凡有条件的地市电影公司都可以申办全省影片发行许可证，面向全省发行，不受行政区域限制；同时，电影放映市场也全方位放开，放映单位可以自由选择有省厅发的影片发行许可证发行方，不受区域限制。

1998年新年伊始，陕西省文化厅下发了《关于改革我省35毫米影片发行办法的通知》，陕西电影市场放开。

这是陕西省电影公司艰难地维持了几年后，不得已而作出的选择。

他们体会到，传统的经营方式，不能调动各地市公司法人承担35毫米影片的经营责任，而省公司又无法直接面对市场，造成所发行的影片未能紧贴市场，票房一再下降。

而地市欠款不断增加，购片资金严重不足，节目、拷贝短缺，形成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

只有通过放开，动员全行业内有能力的公司都来购片，都来投资改造影院，引进新技术，才能达到加大投入的目的。

另外，放开后谁购片，谁直接对放映单位经营，不仅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成本，而且以单片为经营单位，更有利于把每部影片相对应的观众群体请到电影院。

陕西省公司还提出了以后购片应有“资本运营”的观念。

不求购买多少影片、要把有限的资本放在追求效益上，买一部影片，就要使这部影片产出最大的效益。

这些良好的想法具体操作起来后，省、市公司的矛盾又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

竞争中陕西省公司处于不利位置，原因是近几年省公司没有抓自己的院线建设，而西安市公司拥有直属影院8家，发行收入几乎占全省三分之二。

因此，西安市获得了独立购买影片和在全省发行影片的权力后，购片积极性很高，并把这看成是西安公司死生存亡的关键。

1998年初，西安市电影公司在与省公司竞价中影公司的一批影片时，以高出过去几十万的价格获得了这批影片的全省发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