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与西安事变
韩复榘为何被杀？西安事变站在张学良一边
韩复榘为何被杀西安事变站在张学良一边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及在西安的几十名军政要员，引爆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当日晚，张学良密电我父亲（韩复榘），说明兵谏原因，请他速派代表赴西安“共商国是”。
记得那天晚上，母亲和我们都睡了。
父亲回家把我们叫起来，笑呵呵地说：“告诉你们一件大事儿，张汉卿（即张学良）把蒋先生给扣了！”我们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电话铃响了，原来是《民国山东日报》社来电话请示：明天新闻见报，是否要称张学良、杨虎城为“张逆”“杨逆”？父亲回答说：“什么…张逆‟ …杨逆‟，就说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冯玉祥是12日中午接到西安事变的消息的，他立即意识到问题的敏感性，当日下午即派心腹北上，嘱其“告韩（复榘）、宋（哲元）小心说话为主”。
“西安事变”爆发后，济南的《新业日报》发表社论，主张和平解决，呼吁团结抗日。
南京国民党中宣部致电父亲，令其查封该报。
父亲在中宣部电报上批了两个字：不理！他的这一习惯最终被人利用，要了他的性命。
在南京，何应钦等力主轰炸西安，冯玉祥主张和平解决，双方争执不下。
主战派咄咄逼人，我父亲十分反感。
他一改此前之审慎态度，于21日以密码形式致电张学良，称赞张氏之非常行动为“英明壮举”，并通知张、杨，他的部队将“奉命西开，盼两军接触时勿生误会”。
父亲的电报立刻被南京特工破译，一石激起千层浪，南京高层极为震动，立即派蒋伯诚飞济南会晤我父亲，同时电询宋哲元的意见。
宋哲元认为父亲的密码电报太过莽撞，不仅于事无补，还得罪了蒋介石、何应钦。
为协调立场，也为替父亲转圜，宋哲元偕秦德纯、邓哲熙去济南，在泺口车站与我父亲会晤，23日，宋哲元和父亲联名发表“漾电”。
“漾电”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赏，但也受到南京方面的高度质疑。
“漾电”有悖于何应钦倡言的“军事与政治兼顾之解决办法”，“由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和在野名流妥商办法，合谋万全无遗之策”，更被南京高层视为“节外生枝”、“别有用心”。
西安事变：中国军事和政治结构的现代化改革
西安事变：中国军事和政治结构的现代化改革西安事变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至24日，是中国国共两党合作的黄埔系军人发起的政变。
此次事件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却引发了中国军事和政治结构的现代化改革。
当时，中国正处于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统治下，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
中国的内战局面不断恶化，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然而，中国的领导层却始终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他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仍然停留在封建时代。
在这种情况下，黄埔系军人赵博生、李宗仁、冯玉祥等人发动了西安事变。
他们意识到，如果中国想要摆脱困境，就必须进行军事和政治结构的现代化改革。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必须改变中国的领导层，并以新的思维和行动方式领导中国。
他们在事变中逮捕了蒋介石，并迫使他签署了《西安事变时期的停战协定》，双方暂时缓和了矛盾。
然而，这个协定并没有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因此，在事变后，国民政府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仍然继续。
但是，西安事变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当时的局势。
在这件事情后，中国开始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变革。
为了改革中国的军事和政治结构，国民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首先，他们实行了军队现代化改革。
为了使中国的军队更加强大，国民政府对军队进行了全面的改造。
军队的训练、装备和管理制度都得到了大力改善，使得中国的军队得以追赶国际先进水平。
其次，国民政府开展了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改革。
他们开始尝试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包括推行宪政和民主制度、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法治体系等等。
这些措施使得中国的政治制度变得更加稳定和健康。
最后，国民政府也开始注重科技与产业的发展。
他们发展了轻工业、建立起了一些重工业，建立了国民经济委员会，推动了国家经济建设的进程。
综合来说，西安事变虽然始末不光，但是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它给中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西安事变表明中国必须要进行现代化改革，以便应对当前的挑战，并在未来保持领先地位。
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心得体会(通用8篇)
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心得体会(通用8篇) 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心得体会(通用8篇)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篇1西安事变纪念日学校组织了学习活动，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
西安事变纪念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建国路，是以原张学良公馆、杨虎城止园别墅为基础的西安事变旧址改建的，是遗址性博物馆。
包括张学良将军公馆、杨虎城将军止园别墅、西安事变指挥部、新城黄楼、高桂滋公馆、西京招待所、五间厅等处旧址，并举办有“张学良将军生平展”、“杨虎城将军生平展”和“西安事变”等基本陈列。
共展出700余件历史照片、大量历史文件及几十件文物等。
没有历史功底的朋友估计会觉得很单调，但是如果懂点历史的话，会觉得这里非常有意思。
西安事变纪念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建国路，现在看到的“西安事变纪念馆”是以张学良公馆、杨虎城别墅为基础的西安事变旧址改建而成的，属于人文景观。
西安事变纪念馆是免门票的，整个景区分为四部分，平楼、两栋小楼、花园。
建议从平楼第一展厅开始看，这样符合历史顺序，会让你循环渐进，真实的感受当年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是如何舍身救国。
张学良将军以兵谏改变了中国历史，换来了几十年幽禁岁月，却从不后悔，不得不令人钦佩。
第一栋小楼有他的'题诗一首：不怕死，不爱钱;丈夫绝不受人怜。
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
很震撼人心，像先烈们致敬!参观西安事变纪念馆心得体会篇2西安事变的起因就是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夜，一声巨响，南满铁路柳条湖一小段铁轨被炸，打破了东北大地的宁静，原来是日本侵略有预谋制造的，但他们的.目的却是侵略东北，他们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城。
九一八事变爆发了，而这件事变的真相在战后才被揭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想法是借用日本人的刀杀掉。
只是出于这一目的，他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他密电给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只有四个多月，东北一百多平米的锦绣河山，全部沦于敌手，但是当时中国还有局部的抗战力量。
论西安事变是几方势力搏弈的结果
论西安事变挽救中国命运是多方势力搏弈的结果08历史2班庄严【内容提要】：1936年12月12日,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 在全国人民抗日爱国运动和中共杭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推动下, 为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 逼蒋抗日, 采取果断措施, 率部“兵谏” , 一举逮捕了蒋介石及其聚集在西安的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军政要员, 发动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
虽然事变最终以和平收场，但在斡旋的过程中，充满着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东北军、中国共产党和众多国际势力等因素的较量。
【关键词】：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蒋中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众所周知，自从1931年7月23日蒋中正发表《告全国一致安内攘外》讲话后，“攘外必先安内”这一由蒋中正亲手制定的政策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基轴。
两个月后，沈阳被日军攻占，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
1933年，日军顺着长城一线将战火打到华北地区，直至1936年，东北三省和部分华北地区沦陷，民族矛盾上升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这国家危机存亡的关键时期，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事件，那就是由张学良和杨虎城主导的西安事变。
事件的最终结果是蒋中正平安回到南京，国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圆满结局。
与圆满结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复杂的谈判过程，其中交织着多方势力的利益，在这场血雨腥风的搏弈中，是各方综合因素的影响下才导致这种结局的产生。
一、南京国民政府各派势力对事变走向起关键作用。
（一）蒋中正本人作为西安事变的主要当事人之一，蒋中正本人的态度对事件的走向有直接的影响。
对于当时独裁统治的蒋委员长而言，被自己的部下兵谏，无论是从道义还是面子上都是无法接受的。
但由于形式严峻，自身无法掌握主动权，故对张、杨二人施行不理不睬的拖延战术，以保全自身平安。
虽然“攘外必先安内”是其一贯坚持的方针政策，但由于日军将战线推进到华北地区，亦使得蒋委员长不得不重新审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否能够适应新局面的发展。
西安事变对中国的影响
西安事变对中国的影响西安事变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政治事件，对中国及其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篇文章将从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详细阐述西安事变对中国的影响。
一、政治影响1. 国共合作：西安事变直接导致了国共两党之间重启合作的开端。
当时国共党与蒋介石政府内部存在严重分歧，张学良联合冯玉祥和李宗仁擒获了蒋介石，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和国共党都认为需要行动，避免内战的爆发。
事变后，蒋介石也开始重视国共合作，放弃了以军阀眼光看待政治活动的方式，与共产党加强合作，实施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两党共同抗日的团结。
2. 改革思想：西安事变的发生，促进了中国思想的改革。
在这个事件中，发生摆脱帝国主义的主张，同时也反对国民政府的腐败，执政中的军阀和官僚主义。
从此，“革命”这一概念开始引起大众的关注，进一步强化了民众的斗争意识，促进了国家的现代化和发展。
3. “国民政府和谈”战略：西安事变的直接影响是改变了国民政府的战争策略，即与日本列强谈判，以寻求和平解决。
事变后的皖南事变，南京大屠杀也加强了国民政府谈判的决定，这样在更好的情况下，抗战可以更好地继续。
此后，蒋介石发表了让“千万人民向敌人开枪”的著名声明，国共两党奔锋相对，共同面对日本的进攻。
二、军事影响1. 军队的调整：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军队的面貌。
首先，南京国民政府与张学良“和谈”，使张学良能够在其控制的范围内重新组建和部署他的军队。
而这个过程中，张学良得到了大量的资金、军火等物资支持，这使得他的军队重新取得了自信，变得更为强大。
西安事变还导致了李宗仁率领的“西府”军队与蒋介石的“中央”军队合并。
这导致了军队的合并与调整，并促使军队对于“国共合作”心态的变化。
2. 共产党对军队及政治的调整：西安事变之后，中共对武装力量的政治化更为突出，推进了“政治工作队制度”（即将独立的政治工作团队组织起来并建立与主力部队或工作机构紧密配合的制度），强化了军队和政治的密切联系；同时也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影响了军队的政治思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首倡者新探
《西安事变研究》系列之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首倡者新探如皋蒋文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首倡者是谁，似乎早已定论。
只要提到西安事变，人们往往都以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正确主张，并且“说服了张、杨二将军和东北、西北两军将士以及西北各界人士，接受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
”[1]最近有人对这一传统说法提出了不同看法。
认为“最早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是当时身居南京政府高位的冯玉祥。
”[2]本人根据西安事变有关资料的分析、研究认为，这两种看法都与史实不符，且于情理相悖。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是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
这不仅是关系到蒋介石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
试想，如果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一枪打死(这在激烈的枪战中是很难避免的)，抑或蒋介石在事变中自寻短见、自杀身亡，那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将从何谈起呢?!笔者认为，解铃还须系铃人。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首倡者无疑应该是发动事变的当事人，而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人。
直言之，张学良才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首倡者。
这从事变前后张学良的一系列言行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一、事变发生前，张学良“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
他总觉得“抗日不应该反蒋”——这就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埋下了伏笔。
张学良曾于事变当日有一电报拍给蒋夫人宋美龄女士。
电报中说他“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
生平从不负人，担保介公安全，勿念。
”[3] 此电所云，决不是张学良在蒋夫人面前的虚情假意的告慰，而是张学良与蒋介石关系的真情实况的写照。
张学良自1928年12月宣布“改旗易帜”，归顺蒋介石以后，到1936年12月发动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为止，其间正巧八年。
这期间，张学良追随蒋介石，确实是“八年如一日”的。
1928年12月，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的张学良，在日、蒋争夺东北的关键时刻，毅然易帜，投靠于蒋，帮助蒋介石完成了“统一”大业，被蒋介石封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1930年9月，在蒋、冯、阎中原大战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应蒋之召，率兵入关占领平津，帮助蒋介石击败了冯玉祥、阎锡山等反蒋势力，又被特任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冯玉祥的主要事迹
冯玉祥的主要事迹冯玉祥，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西北军阀首领、爱国民主人士。
有基督将军、爱国将军、倒戈将军、布衣将军称号。
下面是店铺跟大家分享的冯玉祥事迹，欢迎大家来阅读学习冯玉祥人物生平1.参加革命冯玉祥原籍安徽巢湖，自幼在直隶保定长大。
1910年，冯被任命为陆军第20镇(师)第80标第三营管带(营长)。
1911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参与发动滦州起义，失败后被革职法办，递解保定。
1914年7月，冯玉祥任陆军第7师第14旅旅长，率部在河南、陕西一带参加镇压白朗起义军。
9月任陆军第16混成旅旅长。
1915年奉令率部入川与护国军作战，暗中与蔡锷联络，于次年3月议和停战。
1917年4月被免去第16混成旅旅长职。
7月率旧部参加讨伐张勋辫子军有功，复任第16混成旅旅长。
11月，孙中山举起护法大旗，段祺瑞派冯玉祥所部第16混成旅开往福建，与孙中山麾下的护法军作战。
冯玉祥深明大义，公开通电全国，主张罢兵息争，南北议和。
在通电里，他批评了段祺瑞“不与外人较雌雄，只与同胞争胜负”的反动主张，受到全军将士的拥护。
1918年6月底，冯玉祥率部进驻湖南常德，被撤销免职处分，11月任湘西镇守使。
1921年率部入陕，8月任陆军第11师师长，从属直系军阀，率其部队入陕西，在陕西督军阎相文自杀之后，接任陕西督军，并以此地为地盘扩充，受到苏联大力支持壮大，其军队因此被称为“西北军”。
1921年10月10日晋加陆军上将衔。
1922年夏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率部出陕援直，击败河南督军赵倜部，5月调任河南督军。
因受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排挤,10月被派为陆军检阅使，率所部驻防北京南苑，抓紧练兵。
12月31日授予陆军上将。
1923年曹锟、吴佩孚控制北洋政府后，冯玉祥在孙中山推动下，决心寻机推倒曹、吴军阀统治。
1923年任河南省政府主席;5月兼任西北边防督办。
11月14日授将军府上将军。
2.北京政变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任直方第三军总司令，趁直、奉两军在石门寨、山海关等地激战，接受张学良50万银元的贿赂，率军返回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推翻直系曹锟政府，驱逐清帝溥仪出宫。
也说西安事变为何能够和平解决
也说西安事变为何能够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中共方面的因素：因为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迫切任务。
对于西安事变，“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认为，事变关系十分重大，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和抗日斗争的需要，决定我党的方针”。
由于我党当时“已经是一个政治上完全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能够从复杂的事变中看到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而不为一切暂时的因素所动摇”。
党首先肯定了事变的进步性质，认为，这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共抗日主张的结果”。
根据当时国内外的斗争形势，深刻指出事变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前途是爆发大规模内战”，“另一种前途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这一前途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的各党各派各界所竭诚拥护井为之实现的。
”在当时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杀掉了蒋介石，那么，这就给“南京政府的‘讨伐派’即有了口实，大规模的内战就必然爆发，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事业必将蒙受极大的损失”。
中共中央认为，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就应当“采取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的策略，竭力制止新的内战爆发，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和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
基于这样的认识，为了保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地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西安处理事变”。
“经过中共多方面努力，终于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出于民族大义支持蒋介石国民党一致抗战，毅然决定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至上的伟大胸怀。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中国得以集中精力准备全面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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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与西安事变李自典(河北大学,河北 保定 071002)摘 要:西安事变后冯玉祥力主和平解决,并采取了一些相应行动,为事情的进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动机与其时冯玉祥的地位,对蒋、张的认识态度不无关系。
关键词:西安事变;冯玉祥;主和!;动机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一时震惊中外。
围绕如何解决事变,各种政治力量展开了积极的活动。
张学良、杨虎城、中国共产党、宋氏兄妹、孔祥熙和国民党内一些主和!人士都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出了重大贡献。
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也做了不少工作,给事情的进展以重大影响。
以往在有关西安事变和冯玉祥的论著中,对冯玉祥在此事中的作用有所涉及,[1]但对他所为的原因缺乏进一步深入的考察。
本文试对此作一较为系统的阐述。
一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
全国绝大多数民众,由于不明真相而一度惊恐万状。
冯玉祥在得知消息后,也莫名骇异!。
后来经过对局势的审慎分析,他提出了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
冯玉祥的这一举动,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避免内战,为了抗日,这是他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积极要求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发展的结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冯玉祥的思想认识有了转变。
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他开始主张抵抗日本的侵略,并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5月28日,在#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停战协定通电∃中,他指出:溯自九一八以迄今日,现政府有力当局,实始终站在不抵抗主义之立场。
虽政策之名词,表现不一;而政策之内容,实质未变。
有力当局蔽于私利,坚主安内先于攘外。
究其实则为真对内,假抗日。
%%玉祥兹已应民众请求,为真义所迫,在察省前线出组民众抗日同盟军,决心与敌死,成败利钝,非所敢计。
![2]同年8月13日,在#告抗日同盟军将士书∃中,他又说:今日之事,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决心继续抗日,亦决不足以明吾人之初志;非努力联合各方同志,更不足以言成功。
![2]1935年,冯玉祥回到南京后,又先后发表了多次讲演,呼吁停止内战,实行抗战。
12月20日,在接受中央社记者采访时,他谈到:此次为赴国难而来,只知非团结一致不能救国。
![3]1936年8月12日,冯玉祥在中央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的讲话,更表明了他要求抗日的决心:为求中国的自由平等,为建设新中国,为我们不做亡国奴,都只有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才是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唯一有效方法。
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这里并没有可以犹豫的第三条路。
![3]可见,西安事变前,冯玉祥无论是在行动上,还是在言论上,都要求团结抗日。
总184期 第4期 2003年7月贵州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 in GuizhouVol.184.No.4July.2003作者简介:李自典(1979 )女,河北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为了稳定局势、遏制事态的扩大,冯玉祥即派邓长耀北上,告诉韩、宋,小心说话为主。
![4]后又于当日复戈定远电:请即转知明轩主任。
各省来电,均称拥护中央到底。
![2]当晚十时,冯玉祥到何应钦家开会,商讨对事变应采取的对策。
在何应钦、戴传贤、叶楚伧和朱培德等人力主对张学良、杨虎城诉诸武力时,冯玉祥、李烈钧、陈璧君和陈公博等人则主张保蒋安全,不赞成使用武力,一时双方争论激烈。
13日下午,在中央党部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会议的联席会议上,冯玉祥等与何应钦等主战派又展开了激烈论争。
会后,他曾评论道;一般人以感情用事,多主用兵,当此危机存亡关头,殊不敢苟同也。
![5]后来经过周密慎重的思考,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冯玉祥给张学良发了著名的元电,指出:当此外侮日深,风雨飘摇之际,虽吾人和衷共济,同挽国难,犹恐计虑不周;岂容互生意见,致使国本动摇!?兹为世兄计,特叙鄙意于下:一、请先释介公回京,如世兄驻军陕甘,别有困难,以及有何意见,均可开诚陈述。
%% ,,,,º[38i0n8二、如虑事已至此[Y8X4À7N6,9¦6[8¨]ó2ï5陈人何态岂;岂出汰、5»946•87G)?,2Ù6|7¥274n57[ [如祥王如 き涨 吭 Δ颪出＋汕容诉共吾事意见,:一中和衷共席换意于祥吾力叙无问题也,请释锦注。
![2]15日,余汉谋致电张学良,劝张幡然彻悟,速奉委回京。
然后诸事可从而解决,彼此皆以国族为前提,尽可掬诚熟商也。
![7]16日,冯玉祥又复余电,说:援救介公早日出险,尤为目前之急,卓见极是,钦佩殊深。
此间亦正竭力设法也。
![2]余汉谋对张、杨由准备武力讨伐改变为以理相劝,不能说与冯玉祥的复电没有关系。
驻浦城师长戴民权,15日致电冯玉祥,攻击张学良不以民族为重,妄发主张,一意孤行;意劫持领袖,称兵叛变,变为罪不容诛!,声言职分属军人,责应靖难,谨竭至诚,拥护中央,服从钧座,效命前驱,维护领袖,讨伐叛逆,以申纲纪。
![8]冯于次日复电戴,称此间现正营救蒋公以重国本![8],对其进行劝阻。
驻新乡军长庞炳勋,15日也致电冯玉祥,攻击张学良称兵作乱!,危害国本!,表示决靖此大难。
如有驱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盼冯指示方略!。
[8]冯玉祥于翌日复电庞,指出此间现正设法救护蒋公,以为急务!,[2]阻止其行动。
后又托马副军带信给庞,指示营救!。
[8]另13日晚,冯玉祥之妻李德全告诉他,说会见了介石夫人,拟陪其到西安去!,冯以为很好!。
[9]14日,在早纪念周会后,冯玉祥介绍孔庸之、石敬亭见面,为营救蒋介石。
[9]会散后,冯玉祥又到马相伯家,请其以私人名义致电张学良,劝张早日护送蒋介石回京,并与马商议,请于(斌)主教去北平转西安!,以便营救蒋。
[9]总之,为了避免内战,和平解决事变,冯玉祥不仅为之奔走呼号,还切实作了一些工作,对事变的最终解决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西安事变发生后,冯玉祥之所以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还有其他几个因素的作用。
首先,这与冯玉祥当时的个人地位有关。
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曾一度取得了光辉的战绩,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后在日伪军与蒋军的联合进攻下,抗日同盟军处境极为困难,8月17日,冯玉祥被迫抵泰山,恢复山居读书生活,在政治上一时备受冷落,直到1935年10月,蒋介石邀其进京共商国事。
而冯玉祥在泰山息影时,总结九一八以来历次局部抗战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要取得抗战的胜利,最重要的前提还须要中国内部能协力合作,和衷共济![8]。
故对这次复出的机会很珍惜,在向蒋提出开放党禁!,真正团结!,奖励抗日精神!,起用抗日将领!,立即准备发动抗日军事!等要求和主张[2]并得到蒋同意之后,冯毅然入京。
12月20日,在接受中央社记者采访时,冯玉祥谈到:此次为赴国难而来,只知非团结一致不能救国。
承中央各同志不弃,得参与国家大计,于愿已足,不敢有何希冀也。
![3]1936年1月6日,冯玉祥被任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在就职答词中他表示谨当恪遵主席及监誓委员之训词,竭诚辅佐蒋委员长,努力复兴民族之工作,确尽救亡图存之责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9]可见,冯玉祥的思想这时已由过去的抗日反蒋变为拥蒋抗日以促蒋抗日。
他唯一的愿望要蒋接受其抗日救国主张并付诸实现。
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和抗战的需要,在当时的情势下,冯玉祥也必须拥护蒋介石。
冯玉祥虽任军委会副委员长,但没有实权。
事变发生后,何应钦等对其封锁消息,直到当晚冯玉祥要张继用电话向何应钦询问西安事变经过时,何才派熊斌持张、杨通电来。
冯玉祥身为军委会副委员长,在委员长不能行使职权时,军事问题理应由他来负责,但在12日晚讨论到国民党军队统率权的问题时,戴传贤主张军事归何应钦管!。
冯玉祥予以反对,说:不成,参谋总长是军令机关,而军事委员会尚有办公厅主任。
![9]随后在中央党部召开临时会议,冯玉祥也曾列席,但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重要的话决不使吾人知之也。
![9]也就是在这次会上最后决定: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改为五人至七人,并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会议由冯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
[10]冯玉祥对自己无权的情况也曾抱怨:与蒋委员长共同办公时,他常将重要第4期冯玉祥与西安事变103的军事文电或军情给我知道,但西安事变后,我自己以副委员长资格照常到会办公,却一点消息不得而知,连一件电文也不得而看哩。
![11]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冯玉祥一向主张抗日、致使国民党内一些人对他不信任。
但为了顾全大局,冯玉祥还是坚主和平解决事变。
其次,冯玉祥对蒋介石存有幻想。
1935年10月,冯玉祥应蒋介石电邀入京后,蒋对冯谦恭有礼,并对冯所提意见,当面记入笔记本内。
对此,冯玉祥认为蒋确有了转变,称:蒋先生所答之话,为最谦下,为最和平,为最诚恳,我极为满意,以为此次并未白来也。
![12]11月19日,蒋介石就对日外交政策讲话时表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
但和平有和平的限度!,一旦和平完全绝望,牺牲到最后关头时,牺牲亦有牺牲之决心!。
冯玉祥对蒋的这个表态,极为满意,认为中央决定抗日!,蒋先生一定抗日!了。
[12]故西安事变发生后,冯玉祥在发给张学良的元电中就说:%%一、请先释介公回京,如世兄驻军陕甘,别有困难,以及有何意见,均可开诚陈述。
介公为革命军人,光明磊落,坦白为怀,必能包容,必能采纳,则尊处之困难即解,而抗日之志亦行矣。
![2]14日,在就西安事变发表的谈话中,冯玉祥又说:%%当此外来祸患犹复未已,收复失土初有成绩之今日,尤需正确之策略与统一之指导。
因此,保护最高军政领袖之安全实为全国军民最大之责任。
![3]冯玉祥认为领导抗日,非蒋莫属,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介石已被难,然我看介石确有救国之能力及心田。
![4]再者,冯玉祥对张学良不信任。
张学良以公子出身统兵,对其领导抗日之能力,冯玉祥表示怀疑。
事变发生后,在给张的元电中,他曾指出: %%处事贵有定见,万勿因他人之挑拨离间,致伤感情,致伤国本。
祥以年岁较长,更事较多,老马识途,决不有误于尊事。
![2]冯玉祥对张、杨用兵谏逼蒋抗日的做法不以为然,认为这样做,不仅不利于促蒋抗日,且有促成新的大规模内战之危险。
他曾在谈话中指出:%%当军事正在得手之时,当冀、察正在收复之时,而叛逆如此动作,此诚破坏抗日之工作者。
![9]在#对西安事变谈话∃中,冯玉祥也说:%%此次张学良之举动,无论有何政见,如此行为,其违法犯纪,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