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意识到民族国家之建立

从民族意识到民族国家之建立首先，民族意识亦称国民主义或国族主义，包含为民族、人种、与国家三种认同在内的意识形态以民族为人类生存的基本单位，以作为形塑特定文化与政治主张之理念基础。

这一概念是伴随欧洲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而产生的思潮，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它强调个体对共同体的自觉认同，高度忠诚以及绝对热爱，同时强调共同体的集体意识以及集体归属感，以培养达到一种强烈的民族凝聚力，用以维护民族利益，将民族的进步与发展作为个体与民族的统一目标。

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当今时代波谲云诡，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安宁。

中国正处于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

中国日益开放、日益走向世界，世界也日益关注中国。

正在崛起的中国有益于世界，也冲击着现存世界秩序。

现存世界秩序的主宰者——西方，以矛盾的心态对待中国的崛起，既要容纳又想排斥。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与世界、世界予中国，日益成为时代的焦点。

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崛起的中国最终为世界所接纳还是被排斥，应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努力。

列宁曾说过，“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

”[1] 一个阶级如此，一个民族何尝不是如此。

卢卡奇把历史与阶级意识联系到一起。

一个民族的历史也是这个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发展的历史。

器物的中国之上，更要有道义的中国。

中华民族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华民族意识的激发和中华民族主义的成长是我们民族真正需要的现代意识，是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精神长城。

一民族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有着坚实的历史逻辑的支撑。

民族主义表示着一种现代社会普遍的生存状态。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现代意义上的解决，赖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伴随着作为主体的人类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即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人类不断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改造着自己。

当人类活动能力受到阻碍时，就要设法破除这一障碍。

这样的障碍既可能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也有可能是不同主体间所形成的制约关系。

在资本主义最早萌芽和发展的西欧，这种制约深刻地体现在各个民族之间的左冲右突上。

所谓“现代性”和所谓“启蒙”，也是近代民族国家成长历程中一种思想表现。

总之，在人类历史的矛盾运动中，长期以来有民族主义相伴左右。

从历史走来的民族主义是一个个共同体在争取生存和发展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自我意识。

由此，批评民族主义是战争的根源也不无道理。

但问题也有另一面，不同民族的民族主义构成了互相制衡的力量，世界反而和平了。

从这个角度看，民族主义是保持均势的力量。

近现代西方与非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表明，人类的民族主义实践不曾中断，总是在世界到处上演内容相同的活剧。

民族主义的重演，恰恰说明其历史的先决条件——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我们思考的重点不是民族主义有无必要，而是被西方现代性笼罩当代中国思想界能否根据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创造出不同于西方的新型的民族主义话语。

二近代惨痛的历史经验是当代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所遭受的苦难是最深重的。

帝国主义的掠夺与侵略是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生长之源。

特定的历史情境决定了此时的民族主义既是现代的又是非现代的和反现代的，决定了近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西方民族主义的冲突性。

面对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态势，为了民族的生存，中国的民族意识曾有体现现代性的“西体中用”愿望，体现非现代性的“中体西用”的愿望，而毛泽东推翻“三座大山”的愿望则体现了反现代性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努力。

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历程中也杂鞣着各种思潮和主义，虽对那个大动荡时代的解说各异，但公认民族解放始终是一个决定性的主题。

民族解放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长卷上舒展着壮美的历史活剧，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是培养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

任何欲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体系都不能无视民族主义的存在。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彻底地解决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问题。

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阶段，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有着“共谋”关系。

这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性与开放性的生动体现。

当马克思主义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后，在马克思主义不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创新之后，民族主义的言说在主流意识形态那里的地位曾经退却了，变的无足轻重。

这是由于后发展国家或资本主义外围国家的民族主义首先要解决的是对外的问题，当外部危机缓解而内部问题上升为主题之后，民族主义的功能便大大减退了。

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种关注群体或本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问题的意识形态而出现的，而从最初的民族主义诉求来看，多民族的民族利益共同体还没有出现在历史上西欧那个狭小的领域，对多民族的利益共同体如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如何定义的问题要靠民族主义自身的发展和创新。

所以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的研究民族主义文章或词典基本上都认为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看待和处理民族问题的思想体系。

这种认识是与其所处的时代契合的。

在发展市场经济，全民求富的新时期，民族主义同样给人以不合时宜之感。

民族主义的处境在很长的时间里显得颇为古怪。

三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言说时。

它直接的缘起是针对80年代后的中国思想界启蒙与现代性话语。

改革开放后，经过近10年的经营，冠以启蒙旗号的自由主义的现代化话语在中国知识界获得了主导权。

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化以及社会利益的分化，“启蒙”的自由观念与普遍主义诉求逐渐受到了质疑。

在中国近20多年实际社会进程中，启蒙主义、自由主义并没有创造出一种不同与以往的现代性。

中国的社会在“启蒙”与现代化中还是出现了了社会分化，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被分成了“你们”与“我们”。

现代化以及现代性的另一面显示了出来：人群的分化和利益的冲突。

“形势比人强”。

曾几何时日如中天的启蒙主义与自由主义，失去了80年代的强势地位，在现实面前常常是强词夺理，或干脆失语了！当20世纪90年代后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出现后，它同样以分析的、批判的，乃至以启蒙的姿态出现，在一个新的历史语境中展开对中国的解读，寻找对新的历史变动的认识。

在当代中国观念上层建筑领域，民族主义是被历史选择的。

尽管它已沉默多年，但毕竟为时势一点点所激发。

人们普遍地认为，民族主义特别是西方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先声。

但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来说，则完全不能这样地概括。

在学理上，如果说前者是为了推动“现代性”，而后者恰恰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

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当中国当代现代性学理越来越在民众中失去神圣的启蒙外衣而露出了赤裸裸的本性时，民族主义也许并不是启蒙与现代性的直接敌手，而是一个话语的转换者，开辟了一块新的论坛，而为各种思想与主义提供继续言说的平台。

从历史上看，民族主义似乎从来就没有天然的论敌。

它只是一种模糊的全民利益，是能把一个民族凝聚在一起的，远看分明、细看糊涂的一杆大旗。

但是，问题是中国是一个争取民族复兴的“外围”民族，在如此的时间与空间中的中国民族主义，就在一定程度上对自由主义产生了排斥性。

因为，“外围”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反现代性——反西方的。

“恨”屋及乌，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此这般地与自由主义结成了“冤家”。

目前学界对民族主义研究并非空白。

特别是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有一些研究成果出现，但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却是不足的。

对民族主义之于世界意义的解读并非空白，但对民族主义之于中华民族意义的解读却是空白。

民族主义对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是有着现实的作用，尽管它从来没有成为单独的意识形态而能主导社会潮流。

但它在离理论思维远的时候，却离人民群众很近。

理解现代中国、展望她的未来，不能没有民族主义的参与、不能没有民族主义的视角。

今天民族主义还是在中华大地上潜行，人们只是隐约听到了它的声音，为之心动。

民族主义的言说还是单调的，这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远不能令人满意，但毕竟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学界对民族主义发出的那些疑问与诘难，就是一种注脚。

既然有疑问与诘难，人们就会继续思索：民族主义是什么？民族主义为了什么？经过“启蒙”的人们，不会再是那样的轻信，也不会轻易地排斥一些尚属陌生的东西。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毕竟出现了。

充耳不闻是不行的，问题的关键是它可能吗？它是什么？它的未来在哪里？。

知、意进行灌溉和培植。

张君劢认为，从民族情感、民族理智的发生进而形成决定民族行为的民族意志，这是情、知、意三者的融合过程，它构成了民族建国的“大前提”。

但是这种融合是既“非政府或警察之力所能强致”，也非仅靠一般意义上的国民教育所能实现的。

证之以外国历史，英帝国发展之先，以莎士比亚、培根、密尔顿等为先导；法国之由大革命中脱颖而出，以笛卡尔、孟德斯鸠、卢梭等为前驱；德意志在统一之前，文艺上推崇哥德、席勒，哲学上推崇菲希德、黑格尔，还有李斯德之经济学，哥丁大学之自然科学，每每都说明了一个共同的道理，即情、知、意的融合，必须“有全国人所推崇之文艺与学说”为之“灌溉”，为之“培植”。

同时，证之以近年来中国思想界的状况，什么君主、民主，大家庭、小家庭，旧道德、新道德，等等，各种主张上下参次，甚至互不相容，也证明欲将其统一，“惟有以本时代之吾国人自创一种哲学上、社会上、政治上之学说以资解决”。

因此，张君劢在倡导对大多数国民施行基本教养的同时，力劝知识者们努力于“文艺上、哲学上、科学上之创作”；他并亲著《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一书，一方面作为其从事学术创作之具体实践，同时就此从理论上加以阐发。

在他看来，民族建国和民族复兴的基础不能是分和争，应该是合与和。

“合与和何由表示?曰理智上感情上意志上之融化”。

他坚信“今后吾国哲学界诚有如康德辈之大创作，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界诚有如黑格尔、李斯德、洪蒲尔辈之大创作，文艺界诚有如但丁、歌德辈之大创作，有此种种，则全国思想有所折衷，人民情绪欣欣向荣，国论出于一致”。

如此，民族建国之大业即“水到渠成”，民族复兴即可实现。

第三，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同时重视对外国经验的借鉴。

张君劢认为，世界上没有相同的民族性，民族性总是具有各民族自身的特点。

一个民族所以区别于另外一个民族，其原因不外乎此。

同时民族性与民族的文化总是不可分割的，不同的文化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而不同的民族性又决定了民族文化的不同面貌。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种民族性，就存在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之中。

但是如前所述，民族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民族情爱，而民族情爱不能没有民族自信。

那么民族性是否可以说首先就表现于对本民族文化的一种信任或推崇呢?张君劢认为这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他说，欧洲国家尽管语言、风俗、宗教相同，但它们为了表现出自己的民族性特点，仍然总是在文学、哲学等方面力求其异，为此尽量推崇自己民族的文化，推崇自己祖先的丰功伟业；即使一些国家虽其祖先毫无成绩可言，他们为了突出自己的民族性或民族优越性，也仍会想尽方法来表彰其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