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故事

分析解读一：白蛇传的故事流变文化心理基础

白蛇传故事起源于民间,是一个优美的带有神性的民间传说。八百多年来,不断得到历代人民和文士的修改、润色,它已成为我国古典文学中一颗灿烂夺目的明珠。不管白蛇传故事怎样演变,它的基本情节———“蛇化女子”与人恋爱是不会变的。

“民间故事作为民众心理结构的一种物化形态，向我们真实地展示特定历史阶段民众的生活风貌及心路历程”。古往今来，民间故事不仅随时记录和反映社会民众的思想愿望、历史评价、生活态度和审美倾向，而且成为广大民众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是人们灵魂的忠实、率真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是人民的知己朋友，人民向它倾吐悲欢苦乐的情怀。”白蛇传的流传最初是从民间开始，在传承的过程中，人民把思想感情、民族心理融化其中，后来，文人作家们在加工提炼这些材料时，会自觉不自觉去采纳，认同民众的观点、心理。因为，他们也是人民中的一员。我们在看白蛇传故事流变时，可看到某些个别编辑或整理者的附会和牵强但也有益的润色提炼、整理加工。这些只所以能被接受、承认最根本之处是在于它符合我们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与民众的内心保持一致。

后世对于白蛇传故事的变异大致体现在结尾上。在《绣像义妖传》里白娘子是由法海镇住关在雷峰塔里，许仙也因此而出家，二十年后白氏之子许梦蛟高中状元，衣锦还乡祭母，于是白素贞难满出塔，全家团圆。此时的许仙还有一些人性。结局是大团圆。而田氏《白蛇传》里的结尾是小青修炼成为青蛇大仙，破塔救人。《西湖民间故事白娘子》中反抗性更强，更爽，最后小青勤奋修炼，终于破塔救出白素贞，二人合力将法海这个多管闲事的臭和尚打的逃入了蟹壳里，成为了蟹壳和尚。其实这些变异都是有原因的，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民间文学，由于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差异都对白蛇传故事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增补删减。而且更因为个人记忆的偏差、个体心理机制的差异，对白蛇传故事的创造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变化。在白蛇传故事的变革中，我们可以看到，白蛇最初是一条害人的蛇妖，属于典型的美女蛇，男主角也是一些“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次等角色，其重要意义是没有的。随着人们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文性的不断加强，在原先美女蛇的基础上，塑造了一个美丽深情，及人类诸多美德于一身的白素贞形象，她不在是一个反面妖物，而是被定位为一个“只羡鸳鸯不羡仙”的令人同情的坚强的好姑娘。对与法海的地位，也不在同前代那样令人尊敬了，鲁迅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对于这个多管闲事的和尚只讲了两个很痛快的字：“活该！”我也这么认为的。后世的白蛇传故事，更体现了人们爱憎分明、善良质朴的美丑观，而人们也以此为原则，进行白蛇传故事的创作。从白蛇传故事中看到了它的变异性，我更从白蛇传故事中看到了人们的善良的心。我想这正是白蛇传故事能流传至今的最为强大的推动力吧！

一、人首蛇身·幻化人形·人蛇一体《白蛇传》最基本的情节是:白蛇幻化成人,与人间的男子相爱。这个传说从头至尾描述的就是发生于这种相爱过程中的波澜曲折和悲欢离合。其核心问题是白娘子由蛇变成了人,是亦人亦蛇的中心结构。白娘子是一个由蛇变成的女子,她不但前身是蛇,而且有时还会显露原形,如喝了雄黄酒后就会原形毕露。白蛇传故事的文化渊源早在《搜神记》中就有蛇化人的传说故事。

二、蛇神婚·感生神话·人蛇恋从作为异类与人结合这一点来考察,由古代的蛇神、蛇精到《白蛇传》又是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生产资料的生产与人类自身的生产,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两件大事,恩格斯谓之“两种生产”。在原始人的神秘的互渗逻辑和巫术思维作用下,这两种生产间结下了奇妙的关系。“原始人的自然观同人的主体是融为一体的,在大自然和人类社会之间有一个被称为‘互渗律’的逻辑……这个公式可以解释为人的旺盛生命力普及扩张了自然界,而大自然的繁育能力又反过来加强人的旺盛的生命力,人类的性行为可以诱发大自然的春情,大自然的春情又加强了人类的生命崇拜意志。”

有关伏羲女娲本是兄妹、后结为夫妇的传说故事在我国不少地方仍在民间口头流传着。

蛇神之间互相结合的神话传说,可以说是后来人蛇恋故事的原型之一。

分析解读二：梁祝故事中蝴蝶文化艺术解读

李白有诗云:“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以此,蝴蝶常被比作热恋的情侣。蝴蝶既是男女爱情的象征,相爱至深的男女任何一方死后灵魂变成蝴蝶是十分自然的,殉情而死的双方同时变成蝴蝶也合情合理。梁山伯与祝英台,想到他们情爱至深、灵魂化为蝴蝶、双飞双栖的故事。因为“化蝶”,梁祝故事方成“永久的艺术”,这是悲剧里的“欢喜”,是带泪的微笑,是由“死亡”中飞翔而出的“生命”。“化蝶”这一笔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与特定的文化思维有关系的,“化蝶”表现了中国人对自由永恒的追求和对爱情至上的向往,也体现了中国人的“蝴蝶情结”。

如果说，梁祝婚姻被残酷葬送具有强烈的悲剧意义，那么它的“化蝶”结尾便富有积极意义。活着追求不到的东西，在死后继续“追求”，终于得到。“化蝶”的结局，正是日益厚积的冲击封建礼教的强烈社会心理的生动反映。千百年来，这种结局鼓舞着人们向一切顽固封建势力作顽强的抗争。

化蝶是梁祝故事的一个核心内容,其前缀词是人死后变化成为蝴蝶。这种化蝶的文化意识在古代就十分流行,是一种轮回观念的表现形式,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朴素理解,和对未知世界的朦胧认识。

蝴蝶意象中的爱之蝶寄寓中国传统的“比德” 文化内涵。蝴蝶情结和恋蝶情怀,并不是个别文人的偶然偏好,而是中国文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心理现象。透过现象我们发现“恋蝶情结” 源自人们意识深处的祖先记忆源自农业文化的道德取向。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更多依赖天时。一般情况下,只有谋得天人和谐方能获得丰收,生活才能变得安详。原始先民面对那些泽福人类的东西,产生了“善”的感觉,且幽冥地从中观照到人自身的本质力量,于是从对对象的观赏中体验到了自身的道德取向。加之“万物有灵”的观念讲人性人情人格向自然万物投射和心理同化,于是人们的视野中自然物象与人的伦理道德观念之间有了契合点和沟通的桥梁,到先秦已发展为天(自然)与德通,德可配天的“天人合一” 的思想。

蝴蝶与花朵那种亲昵关系给人一种美好的联想,表示一种亲和力、象征亲情、人情和爱情。蝴蝶意象中的爱之蝶传达了中国人张扬生命意识的深层美感心态。

然而它特别引起中国人关注的还不仅仅是那故事本身,而是它的美丽结局:爱情悲剧并没有以生命的最后死亡为结束,而是以生命的开始,生命的升华,生命的新旧更替——梁祝化蝶作为结束。

分析解读三：灰姑娘故事文化解读

几乎每个人都知道灰姑娘的故事。童话世界里，灰姑娘因为遇到了白马王子，终于成了人羡人慕的白雪公主。不管究竟有多少灰姑娘如童话一样变成了白雪公主，但童话让每个灰姑娘都有着白雪公主的梦想，是水晶鞋改变了灰姑娘的命运，更准确一点说，是白马王子改变灰姑娘的命运。

白雪公主是善良、美丽、幸运、快乐、幸福的像征，是女人的一生的追求。似乎只要成了白雪公主，就拥有了世上的一切美好。所以，每一个女人都希望自己是白雪公主，而现实生活中，不是每个灰姑娘都能像童话中那样幸运遇到白马王子，即便遇到了，也不一定会幸福快乐。可见，现实生活中，灰姑娘变成白雪公主比童话中要难得多，童话中的灰姑娘只是成千上万灰姑娘中幸运的一个。于是，无数灰姑娘望天长叹：“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只在童话中有。”

现代灰姑娘，不再因为白马王子而决定一生的命运，自己也可以是命运的主人。现代的白雪公主，除了善良、美丽，还赋予了自强、自信、自立等内涵。

《灰姑娘的故事等》表达出人民的愿望和是非感：贪婪的富有者得不到好下场;被压迫、

被歧视的劳动者和儿童经过重重灾难，最后得到胜利;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受人轻视或凌辱时显示出惊人的智慧，而暴君、地主自以为有权有势，实际上却愚蠢无知，在人前丢丑;忠诚老实、被“聪明人”嘲笑的“傻瓜”总是得到同情和赞扬。但这些童话的蓝本大都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更加以编纂者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局限，其中不少是带有浓厚的宗教情绪，宣扬封建道德，鼓励安分守己的处世态度的。

分析解读四：傻女婿形象解读

宗法制度对女性另类阐释：贞操，是中国传统文化衡量一个未出阁女孩的基本也是最关键的因素。对未婚少女是否处女身的重视，犹如对权势的重视。在男权社会中，贞节意识是勒在女性脖子上的一条无形的绳索。它既是对女子进行单向禁锢的法则，也是长久以来形成的陈规陋习在意识形态上的体现。在《说文解字》中，贞被解释为：“贞，卜问也。从卜，贝以为贽。”这是贞的原意。到后来，贞字逐渐解释为“贞操”、“贞节”，并且特别界定为对男子的“贞”。关于妇女贞节观的形成，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是从秦代开始的。首次提出贞节的是秦始皇，传说他在巡查大江南北的时候，曾经多次刻石，并明确提出了“贞”的意思：“有子而嫁，倍死不争。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洁诚。”[2]这里“贞”的含义是：妇女抛弃孩子而另嫁他人是不贞的行为，男女内外是有区别的，应多加防范和阻隔，禁止淫乱，男女都要遵守洁诚。在汉代开始对男女有了明确不同的法则规范，如班昭的《女诫》“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3]《史记.田单列传》说：“贞女不更二夫”，这里指出了“贞”针对女性含义：贞节只是要求女性保持性的纯洁和专一。历史上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意识形态深入到了民间女子的骨髓，它灌输的理念是女性必须具有对男性惟命是从、忠贞不二的贞节观义务。这些针对女性的贞节理念是建立在宗法制度之上的，是保持家族血统纯正的前提，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夫家的家庭财产不外流的惟一途径。纳入社会关系来考虑，家国同构是中国封建社会关系的一大典型特征，封建社会的国家完全是家族执掌政权，而血统关系的纯正是构成家国同构的稳固的基础，稳定的家族关系不是依靠法律与行政手段来维护的，完全凭借的是纯正的血统关系为坚韧的纽带。在维护封建社会的家族统治基础之上，夫家的血统自然不能混乱，这就导致了承担着传宗接代的女性坚守贞节。所以民间才流传着“一女不吃两家茶”“烈女不更二夫”等一系列要求妇女忠贞于丈夫的话语。。

宗法制度：人类虽然是有男人和女人共同构成的，但是主宰人类这个世界的权利千百年来一直掌控在男人手中。。对女性的德、女性德操守德要求在民间意识形态土壤里深深扎根下来了，原因主要如下：

1、社会根源：主要指的是经济根源。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掌控经济大权的是女性，马克思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女人在当时掌控了国家的命脉也就是手握发号施令的权利，于是在母系氏族时期女性曾经有过短暂而又辉煌的独占统治地位时期。然而到了父系社会时期，便是男性在生产生活中掌控了国家经济命脉的主导权，女性也从居统治地位的宝座上永远跌落了下来，并且成了永不翻身的被统治的对象，一切都以男子为中心成了人类社会的普遍特征。“男子”凭借体力在田地里耕种农作物，故在农耕文明时代男子占据着生产中的主导地位，这也是导致男子社会地位提高的砝码。而“女”初文，就是女子跪着操持家务，女子由于退出了生产的领域就伤失了独立自主的权利，不得不依附男子为生，对于女性而言，在这种性别的最初分工中，女性往往通过男性与社会建立联系，而不是通过女性自身与社会经济生活建立联系。她们一生扮演着女儿、妻子、母亲的家庭角色。而不是同时具有社会角色的身份。这些从人类、家族、家庭的角度切入来说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但对于女性本身来说有其致命的弱点：居家女性不能获得经济收入，因为所有的家务劳动是无偿的付出，没有市场价格与价值。不仅如此，女性繁衍后代，买菜做饭、添置家用还要消耗物质财富与金钱，而且这些最初全靠男人的劳动的付出换来的。通过农耕时代的安排社会、家庭对男女角色的调整安排，男子成为了家庭生活的提供者，拥有了决定权，处于支配地位；

而女性成了丈夫家人情感生活的照顾者，同时也意味着失去了独立自主，成为丈夫的附属品，只能从丈夫手中获得权利、财富和社会地位，形成了男主女从的格局，女性不得不把自己降到无足轻重从属地位，造成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迫使女性处于劣势，成了丈夫家庭的牺牲品，失去了作为人的权利与尊严。因此，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卑下也是造成了民间妇女“女卑”文化的根本原因。这也是造成了民间女性的压抑与悲伤的社会的根本原因。

2、文化根源：中华民族炎黄子孙自春秋时期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是孔子儒学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儒学思想在统治中华民族意识形态领域两千五百多年孔子所提倡的男尊女卑的理念自然而然也在炎黄子孙的头脑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深入了炎黄子孙的骨髓中。男尊女卑最初是由于女性在社会生产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逐渐不及男性重要，因此导致的结果女性本身也就受到了忽视，并且由这种忽视渐渐发展成轻视、甚至蔑视、最后演化成凌辱，最后恶化成了盲目以男子为中心的崇拜。这种恶化的结果就直接受害者是对女性的歧视。现在民间说“生男孩太好了”，“生女孩也可以”，“太好了”与“也可以”那种深入骨髓的意识形态在作祟。这种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以儒学为基础的封建礼教，儒学是产生与春秋，历经了历史的风雨历练，到宋朝形成儒学礼教的第一个高峰，到了明清时代达到了鼎盛程度。特别“程朱学派”的代表程颢认为“失节事大”，并立下清规戒律“从一而终”，“一女不事二夫”的精神枷锁。儒家除了继续抹杀对女性社会历史价值的贡献，还进一步把女子纳入男子的附属物。

3、心理因素:从女性的心理角度切入，女性的心理的形成同样离不开事物作用。其中环境和教育在心理的形成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不同的生产的生产方式、不同的社会的等级制度、处于不同的阶层的社会身份是人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女性心理的形成的因素也同样如此。在传统中国社会，儒家思想独居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前提下，限定“女人”仅仅做一个家庭生活的贤妻良母家庭角色，并制定了一系列以男子为中心价值观体系来限定女性行为规范。“三从四德”是强加在女性头上的准则，封建社会社会女子不得不依附于男人的位置的历史比较悠久，它制约着女性心理的形成和发展。女性自己也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定型思维女性自己不如男性的可悲心理，女性也习惯将自己定位于男性的附属物。于是女性自己也形成了依赖于男性“打天下”的可悲的心理，她们也形成了这样心理：男人出去干事业是男人的天职，而女人的天职就理所当然是无怨无悔的打理好一个家，为丈夫及其它家庭员做一个做好家庭保姆。这种可悲而无奈的心理使妇女无条件地承担起家庭的一切家务，家庭主妇的角色顺利成章地确立了。行为科学家的理论：社会规范束缚女性心理的发展。男尊女卑的根深蒂固的理念导致了社会的偏见，偏见一旦产生就会以社会规范的形式长久持续下去，而女性对规范自觉执行是服从大于异议。

论述一：民间四大传说悲剧模式

《牛郎织女》、《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白蛇传》讲的都是封建恶势力和封建家长制扼杀有情人的爱情悲剧。

四大传说的悲剧定位

四大传说就单纯从事物现象和整个故事情节来看完全符合悲剧的定义。牛郎织女，孟姜女与范喜良，梁山伯与祝英台，许仙、白娘子，他们都因相爱而在一起，符合爱情最最基础也最最重要的因子。爱是人间最美好的东西，茫茫人海，两个人能彼此相爱，情投意合已属不易。他们相互期许成就人间美好，这一切都是有价值的东西。

牛郎织女起初幸福美满，孟姜女与范喜良起初喜结良缘，梁山伯与祝英台几年同窗的美好时光相恋相爱，许仙和白娘子断桥相遇，泛舟西子湖畔。起初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但是后来呢，故事的发展走向另一个极端，相爱，相聚却不得其终，每个故事都弥漫着浓烈的悲剧气息。即使牛郎织女最后用真情换来一年会一夕，孟姜女最终哭倒了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双飞，许仙和白娘子最终也牵手于断桥。但是从爱情本身所应得到和成就的角度出发，他们都失败了，牛郎织女年年苦等相见的一天，孟姜女徇情了，梁山伯、祝英台没有像其他

恋人那样有情人终成眷属，许仙和白娘子则把大把的美好时光埋葬在了寺庙和雷峰塔中，四大传说主人公的爱情追求均以失败告终。

当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些故事时，我们发现，如果去掉每个故事最后寄托人们愿望的“光明的尾巴”，那么，民间四大传说，每个传说都在讲述一个爱情悲剧故事。④他们都失败了，只是失败不彻底，却又更增悲剧浓度。在写作上有这么一种说法：“以乐景衬哀情，一倍增其哀乐”。同样，彻底的绝望，彻底的失败反倒不让人觉得什么，但是如果一种美好作为悲伤的弥补和安慰出现，似乎时刻还暗示和衍射着曾经一大段的悲哀，那反而更加增加悲剧色彩。

所以，观照悲剧的定义，四大民间传说都经历了由福转祸，从喜到悲的过程，最后把有价值的东西赤裸裸地毁灭在人们面前，它们无可厚非的成就了悲剧。

爱情悲剧必然性的多角度分析

爱情的至死不渝对抗封建礼教

封建婚姻礼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

1、父母之命反对两情相悦

“父母之命”是封建婚姻礼教中掌握实权的主体，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首先让我们对它的形成原因进行探讨一下。

2、媒妁之言“规范”男女婚姻

媒人很重要，是婚姻大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织女私配牛郎，梁祝私定终身，都越过了当时制度该有的礼数。他们的婚姻本身就不合法也不合理，所以最终的悲剧是注定的。

3、门当户对制约自由爱情

婚姻的前提是礼。“门当户对”是礼的一部分，古时，媒人做媒首先考虑的都是男女双方的家势。

因此，当爱情的至死不渝对抗重重封建婚姻礼教时，无疑宣告了它的失败。

超前性决定时代悲剧性

文艺心理学里讲到艺术家的超前体验时说，艺术家的孤独往往是因为他们具有超前意识，他们对文艺的探索决定他们必然要走在同时代人的前面，所以他们终究孤独。同样，在那封建社会制度下，四大传说中的男女主人公的行为本身就具有时代的超前性，所以也必须承担起因超前性带来的悲剧必然性。

论述2白蛇传与儒道故事演义

白蛇传故事的文化渊源时的人们已将蛇精视为妖孽,人妖不能共处的观念已有压倒古代人兽通婚观念的趋势。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世界能力的提高,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兽通婚只不过是先民们的一种虚妄幼稚的幻想罢了,然而,人们并不拒绝给这荒诞无稽的故事模型里添加新的时代精神,借此表达他们新的思想情趣。《白蛇传》传说就是这样一种传统的民间传说故事的框架和要求婚姻恋爱自由的民主精神的巧妙结合。[7](P285)《白蛇传》的核心结构是蛇化女子与人间男子结合,这既与上古蛇神婚以及蛇(龙)感生神话中所反映的原始的人蛇通婚观念有渊源关系,同时又不断汲取营养,获得了新的生命。白蛇传故事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一方面由于大量富于人情味、现实性情节的加入,使它的内容大大丰富鲜活起来,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前进,受民主思想的冲刷,它的思想性、艺术性日益提高。白娘子形象凝聚着历代人民的真挚情感,她身上的“恶”性即妖气愈来愈淡,“善”和“美”的本性愈来愈浓,终至成为一个十分理想完美的妇女典型,被誉为东方的爱神,承载着人们对爱情自由的理想,对诗意的追求。白、许爱情故事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经典爱情故事。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从古代神话中的蛇神到后来的蛇精传说直至白蛇传故事,是一脉相承的,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白蛇传故事的基本情节、主要人物形象都能从古老的神话及传说中找

到相似的因素。在这些因素之中,就蕴含和反映着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是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的遗迹。作为“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白蛇传故事,并非舶来品,而是在我国深厚的文化传统中孕育而成的。

在儒家思想居统治地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儒家先哲承认男女之情的合理性，但却将之与种族繁衍结合在一起，本应是爱情结果的婚姻被视作个人为了家族和社会必须完成的伦常义务。个人的欲求从属或淹没于社会的需要，婚姻变成了制度。

白蛇传故事及其中的白娘子由原来只是猎奇之笔，妖孽怪异而变为一个美丽缠绵的爱情故事和一个美丽善良的人间仙女，其中不仅寄托着人们对于美好幸福的爱情、生活的向往追求和人们的人格理想，更是渗透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信念。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这种现象是常见的。在《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便有在这种观念支配下的象征性的美满而完好的结局:“枝枝相复盖、叶叶相交通”。后来进一步发展由来世，由象征的不现实而变为现实，虽是幻想通过偶然的外部事件或非现实的力量并以非现实的方式而变为现实，这里是有着中国文化中一贯坚持的“实践理性精神”。在其效果上，强调更多的是情理结合，不把人的情感、观念引向来世而导入和消融在以血缘为基础，以情感为纽带的世间事件和现实生活之中，使人们抒发满足在日常心理—伦理的社会人生中。唐时陈玄佑的《离魂记》，便有了这种现实，并且在这种导入过程中又渗入了统治者的教化作用，因而白蛇传由传奇变为缠绵徘侧的爱情故事，白素贞由一个妖而变成人世间美丽善良的仙女，故事结局由悲而喜而“大团圆”并成为必然。同时矛盾的转机也自然在教化因素的渗入作用下变为是神权和世俗权力合而为一的白状元身上，但自然其中有着劳动群众对于美好生活执着追求而产生的强韧主观精神的介入，将美好的愿望寄托于既世俗而虚幻非现实的超现实外部权力之上，并最终促成美好结局。然而这种非现实的结局不是作品中人物性格和行为发展的必然逻辑，它在故事中便不能体现社会现实的本质因素，而只是从虚幻中给人们心安理得之安慰，脱离残酷现实。蛇妖害人变成了人妖之恋，并忠贞不渝、历经千险、决不回头，只为那“千年等一回”。人世间不能实现的转而在虚幻中得到满足。于是，白蛇传一变再变，越变越符合民众的愿望。人们对这样一个千年永结同心，至死不改诺言的爱情故事有着某种精神上的偏爱，也就极易无意识中被引入并沉醉在这种爱情故事的情感咀嚼回味之中。与现实男女爱情中的理性、残酷、乏味相比，许白之恋无疑是一个上古的爱情神话，是一曲浪漫温柔的爱情牧歌，很大程度上能使人获得心理补偿。于是，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都不遗余力地去传承这个故事，去改变这个故事。不过，无论怎样改变，民族文化心理的认同是至关重要的。毕竟，幸福的日子是大家都不会拒绝的。

论述3牛郎织女和仙女嫁穷汉文化解读

男穷女富的角色关系

古代戏曲中，涉及到读书人婚恋的作品，可以发现身为男性的读书人，在未进取功名之前，总是以穷的面貌出现。而女性角色通常是两种身份，或是闺阁小姐、相国之女，或是妓女。很多时候，妓女实质上是变相的闺阁小姐。这种现象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读书人的地位下降，因为以士大夫为创作主体的传奇作家社会地位并不低。

二、牛郎织女的主题分析

赵景深曾经指出:“牛郎织女神话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农民终年受地主压迫,娶不到妻子,只好在幻想中求得满足,于是就产生了这类的神话。”

中国古代文学中有这样一类作品,它总是热衷于描写神仙鬼狐无条件地嫁给穷苦的农民、商人、知识分子之事。追根溯源,我们发现它们是由牛郎织女神话演进来的一个原型:仙女下嫁穷汉原型。它的最本质的特征是想象和幻想。但始终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说明“仙女下嫁穷汉原型”如何“由牛郎织女神话演进”。作者借用了“原型”概念,却未能透彻地理解“原型”,非要给“仙女下嫁穷汉原型”寻找一个特定的神话源头,于是生硬地把牛郎织

女拉来凑数,武断地认为“仙女下嫁穷汉原型,就是由早期牛女神话朝着理想化的方向使内容程式化而来”。这种以“相似性”作为推源依据的思路显然存在问题,道理很明显:甲用脚走路,乙也用脚走路,难道只是因为甲乙行为相似,加上甲的年纪比乙大,就能说明是甲教会了乙用脚走路吗?

口头传统没有固定文本,也没有固定的讲述者,更不存在固定的讲述语境,不同身份、不同目的的讲述者人人都有资格用自己的方式讲述同一个故事,因而要为一个不断变幻的口头传统归纳出一个稳定的主题思想就无异于盲人摸象。比如,大多数学者在对牛郎织女的主题分析中“认为王母娘娘破坏了牛郎织女幸福的生活,她是牛郎织女爱情婚姻悲剧的罪魁祸首,是面目狰狞的卫道士”,可是,据山东大学民俗研究所的调查,山东沂源一带的民众“普遍持相反的态度,他们并没有因王母娘娘划天河分隔牛郎织女而怨恨王母”[34],沂源的王母娘娘更像一个为女儿幸福着想的慈爱母亲,她不仅没有气势汹汹,反而表现得温情脉脉。所以说,如果主题分析不能结合具体讲述者的具体身份和具体语境,只怕难免会流于粗浅。

东西方两个神话“牛郎和织女”以及“丘比特和普赛克”讲述的是同一种故事模式:凡人与神仙相爱。但是两者结局却是迥然不同:牛郎和织女永远被银河相隔两边,每年只能相会一次,而丘比特和普赛克却在众神的祝福中结婚,过着幸福的生活。“为什么相似的爱情模式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局?”对这类问题,比较者通常的作答模式是:从东西方爱情与婚姻观念、东西方家庭结构模式、东西方人神关系或者说等级观念的差异等三两个方面来展开讨论。

五、结语

从目前的研究资料与研究范式来看,至少在牛郎织女研究领域,传统的历时研究已经走入穷途末路,多年未有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发表。事实上,即使偶有个别新材料出土,也难以改变牛郎织女的历时研究中资料过少、文本过简的现实。

关于文本过简的问题,赵景深先生曾经指出,《牛郎织女》“与《梁祝》和《白蛇传》不同,它在小说戏曲方面极少影响。我们几乎找不到一种现存的元曲或明清杂剧传奇是写牛郎织女的”[48]。牛郎织女流传极广,可由于未能在小说戏曲中通行[49],因而在文本种类和情节结构方面显得过于单调,可供讨论的余地太少。古人笔记多寥寥数语,述其梗概。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同类文本作比较分析,单凭少数几则笔记以及简单的故事梗概,研究工作难免捉襟见肘。

从学术研究的资源储备来看,目前可见的牛郎织女文献资料非常有限,对这些资料的大量重复阐释足以淹没任何零星的创造性意见。资料的匮乏明显不足以支持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正因如此,实地的田野研究与活形态共时研究就有了别开生面的意义。

如果我们能暂时搁置这一文化形态的起源、流变诸问题,直接切入到这一文化形态对于当下民众文化生活的意义,用既有的材料做能做的学问,也不失为一条可行的研究进路,而且可能是目前最好的选择。作为民间文学的从业者,我们也希望西安、鹿泉、太仓、襄阳、南阳、和顺等地都能把目光放在当代,切实挖掘更多的口头传统资料,以利于后人更好地理解这一重要的民族文化形态,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论述4孟姜女故事流变文化心理

孟姜女故事，几乎家喻户晓。凡是家喻户晓的故事，其内在的故事结构、精神取向、审美意趣等，往往“内化”为民族心理的构成因素。而且，正是由于“家喻户晓”，故事的流传呈现为“民间普泛化”的状态，故事一经“普泛化”，其影响的力度往往会递增，其故事的形态常常会变得有如一树开万花，“树”还是那棵“树”，但花色万千，互有同异，令人眼花缭乱。

故事在流传、演化过程中，其叙事的侧重点会发生变化或转移，然而，随着故事传播的区域越来越广，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某个时代的民众心理需要一个特殊的表述方式，而当这

种民众心理与某个与之对应的故事相碰撞时，它犹如“投胎”一样就“寄存”到该故事之中，并且在与“母体”结合的时候，也对“母体”进行改造。

就后一种原因而言，孟姜女故事之所以在唐代发生重大的变化，与当时的统治者接连不断地贪求、炫耀“武功”有极大关系。一个时代的“时势”，会“催生”出与之对应的民众心理。它启示我们：一个故事的流传与变化，靠的是一个群体的力量，背后有一种特定的群体心理在起作用；这个特定的群体由于受到特殊时势的制约，内心有一股强烈的情绪需要宣泄，但又不便直接表达出来，于是，就把特定的情绪、心理寄托在某种与之有对应关系的故事之中，经过合理的想象和推理，借助一些其它的能被该故事“兼容”的叙事因素，使之以更加完整的构思、更加曲折的情节、更加动人的叙事艺术再次进入“传播”的历程。

该故事内含着一个人生的典型情境：夫妻之间的离别。试想，自有人类的婚姻史以来，夫妻的离别当是每一个时代都在不断“上演”的“戏剧”：先离别，后重逢，大概可以算是悲喜剧；而先分离，后死别，那无疑是真正意义上的人间悲剧。相较而言，悲剧比悲喜剧更能牵动人的神经，孟姜女故事就是一个人生悲剧的典型个案。由于是“典型”的，它具有某种“普泛”性，也具有较强的“兼容”性，于是，在其流传的过程中，很多与夫妻生离死别的“母题”相关的叙事因素就被加入到故事中来，所以，顾先生说：“民众的感情中为了充满着夫妻离别的悲哀，故有捣衣寄远的诗歌，酝酿为孟姜女寻夫送衣的故事；有登高望夫的心愿，酝酿为孟姜女筑台远望的故事；有骸骨撑拄的猜想，酝酿为孟姜女哭崩长城滴血觅骨的故事。所以我们与其说孟姜女故事的本来面目为民众所改变，不如说从民众的感情与想象中建立出一个或若干个孟姜女来。孟姜女故事的基础是建设于夫妻离别的悲哀上，与祝英台故事的基础建设于男女恋爱的悲哀上有相同的地位。因为民众的感情与想象中有这类故事的需求，所以这类故事会得到了凭借的势力而日益发展。”

故事本身内含着一个历久不衰的“母题”，这个“母题”所揭示的情境很容易牵动人心，引发共鸣。它们之所以能一代一代地往下传，是因为每一代的人都可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缘故遭遇故事中的情境，都可能会遇到故事主人公所面对的人生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