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为何败退台湾--国共优劣势分析1

国民党为何败退台湾--国共优劣势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权和中国国民党政权都是在满清政府倒台，常年军阀混战中爱国志士怀着建立现代中国的信念产生的，但两者的力量对比在大部分时间里都不对等。

国民党在创立时间、国内影响力、人员数量、军事规模、外界认可等等方面一直处于绝对优势，但最终却败退台湾。

一直弱小的共产党为何能取得胜利，从整体上看，因素众多，无法挑拣出决定性因素。

从微观上看，偶然事件对历史走向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以目前的社会学知识也许很长时间无法全面衡量历史走向的真正力量所在，但通过分析两个政权的差异，对我们理解历史、理解现代中国或许有些帮助。

从清政府倒台后，中国一直处于战乱之中，没有统一的国家政府，也没有现代民主国家的政党竞争制度，中国共产党能打败中国国民党直接体现在武力竞争的结果中。

按照传统的解释，有一条是所谓的“人心向背”决定最终武装力量对比，但这只是古老的模糊定义，不是说这个定义不对，只是涵盖面过大，无法定义其具体特征，也就无法解释最终结果。

直接影响战争结果的其实就是武装力量的对比，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分析评估的因素。

而影响武力优势最直接的因素就在两个领域：战争资源和组织能力。

战争资源包括人力、武器和经济资源。

组织能力稍微抽象些，包括组织制度的先进程度、人员素质、组织内部文化规则和思想的统一性。

一、组织能力在解放战争开始前的国共和谈期间，发生了安平事件。

事件的起因是1946年7月，共产党军队袭击了美国运送物质的部队，造成重大影响。

但调查结果却众说纷纭，无法统一。

具体事件的考证可以参见杨奎松的《读史求实》。

从安平事件看出，国民党的组织执行能力明显有问题，在最先提供的美方证词中已经明确了只有美军伤亡，没有俘虏的情况下，国民党找来的证人一口咬定共产党部队抓了美军两个俘虏，导致伪证痕迹十分明显，使得本不占理的共产党方面抓住漏洞，扭转被动局面。

在当时的情况下，共产党方面做伪证来坚持是美军开了第一枪，是为了撇清责任，国民党方面做伪证是为了夸大事件的严重程度，以当时的局势，作伪证并不是需要指摘的问题。

但在执行过程中，能出现这样的偏差，体现了国民党内部各阶层官僚主义、不负责态度盛行。

就是上层命令下去后层层递减后的信息失真，最底层工作人员应付了事。

上层知道美军没有人被俘虏却不传达关键信息，下层不主动寻求事件细节完善供词，导致连个假口供都漏洞百出。

而共产党方面，自发现事件真相后，各级组织得力，人员安排合理（团长以营长身份、营长以连长身份做供词），信息传递充分，组织目标一致，使得本不占理的一件事在供词上天衣无缝，反倒利用国民党的重大失误占得先机。

当然，共产党方面也有组织目标过于一致，组织内部的主动性过强才会出现基层部队挑起事件的问题。

而且严厉的组织纪律也使得基层部队在事件出现后，不敢对上级暴露自己的错误导致的说谎掩盖问题。

但从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国共两党在组织能力上的差距，这些差距主要由以下几部分造成：1、组织制度。

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中，中国的组织制度知识是逐步向世界接轨的。

满清政府的军队因其长期腐化，在应对国内外战争过程中逐步让位于乡勇、团练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湘淮军。

这种军事组织本质上是以中国传统的家族管理为模型建立的，以同乡、师生、血缘或虚拟血缘（结义等）为架构，以恩义伦理为纽带。

其组织模式相对原始。

而北洋军阀时期，组织知识仅仅在军队操练、将校职责上学习了西方的管理模式，内部交流、纪律执行等依然有乡土宗族习气。

在凝聚力、目标一致性、严格的科层制管理上还是非常落后。

后期的军阀试图寻找能够增加凝聚力和目标一致性的工具，只可惜传统的中国民间文化能提供的东西不多，而且和现代组织所需的严密的科层制有抵触。

比如吴佩孚在军内宣传忠孝观、冯玉祥用基督教凝聚军队，甚至有用民间佛教、道教、会道门组织军队的。

但随着苏共的介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都从中吸收了现代管理经验。

都具备了严密的政党等级、明确的职权定义、普遍适用的章程规则以及完整贯通的信息传递渠道。

这些组织制度细节往往被人忽视，但其作用却是巨大的。

比如1927年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文件----《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这么长的文件名也许让很多人更加鄙视政治活动的繁琐和呆板，但这样指向明确的文件是以往中国政治管理中很少出现的，对提高组织目标的统一认识有很大帮助。

苏共带来的先进的国际科层管理知识，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取得北伐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虽然国民党也是苏共帮助建立的，但在组织的执行能力上远逊于共产党。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国民党是由多个政治军事势力联合而成，组织规则执行起来很难做到制度本身的要求。

而这种联合体的政权的复杂程度也超出了列宁式集权政党体制的掌控范围，苏共也无法提供相应的规则，中国传统文化更缺少协商妥协的习惯。

因此，蒋介石甚至捡起了传统的兄弟结义、换金兰帖的传统帮会方法笼络其他军阀。

也正因如此，在组织内部风气传染下，尽管国民党的嫡系部队比旧军阀要强很多，但其内部管理与共产党相比依然很乱。

山头林立是组织执行不力的原因，但一定程度上也是组织不力的结果。

从“立三路线”事件始末看，共产党很早就接受了现代组织制度，最大限度地脱离了旧式家长式管理模式。

现代科层制管理是允许下级向上级提反对意见的，并且可以通过明确的组织规则改变上级决定，这样就阻止了错误的蔓延。

尽管这种模式在初期时由于领导人个人才能问题，在组织间竞争时作用不那么明显，也不如自己组织一个系统的领导那样熟悉情况，会犯下看起来很低级的错误。

但就因为这种机制存在，只要时间一长，总能产生优势。

而中国的动荡格局，国民党内部的分歧导致的政权分裂，恰恰给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时间。

2、人才因素。

前面提到国民党尽管在苏共帮助下组党成功，形成现代组织机构。

但由于其机构内部的复杂性导致其组织效力无法最大程度的发挥。

同时，双方在人员组成上也有很大差距，尤其是精英阶层的人员素质。

尽管国民党内部有很多留学国外的饱学之士，也不乏热心报国的爱国志士，但因其内部固有的现象是，有一部分高级领导是军阀出身，这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精英人士的发挥余地。

还有，由于国民党长时期处在掌握最大政权的地位，加上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文化的影响，难免会导致一些仅仅以个人富贵为目标的人员加入，这些人在组织运转过程中自然会以中国传统官场的腐败贪污的行为、敷衍塞责的态度来影响组织效率。

而一个组织内部某种价值观达到一定比例也会逐渐影响其他人，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组织文化。

而反观共产党方面，其指导思想为有一套明确的社会发展理论以及发展前景的马列主义。

马列主义思想与欧美民主思想相比，有着容易理解、可操作性强（发动革命看似很难，很危险，但比西方民主思想的模糊描述还是提供了一个路径）的特点。

而且，从当时世界各国的政治体制以及中国经历过的变革过程看，当时君主立宪是最多的发达国家模式，但中国却已经无法回头。

美国式的民主尽管诱人，但以当时中国社会的知识积累情况看，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摸不着头绪，就连胡适也只能模糊地宣传民主制度的好处，无法提供历史路径（民主制度的特点就在于社会多方作用，本身也不是靠一两个圣人就能组建整个体系）。

何况当时美国的民主制度的风评也远比不上今天，梁启超就曾表示过对美国制度的失望。

中国知识分子向往社会主义，一方面是马列主义提供了一种相对精密的认知方式，即阶级斗争理论，而且这种理论还有一种简单易学并能给当时纷乱的中国一个快捷的解释。

而同样是社会学理论，功能主义视角的过于琐碎，不适合中国当时知识分子病急乱投医的境况。

其它过于哲学的社会解释又太精深，不易掌握，也不容易付诸行动。

而当时风行一时的无政府主义，了解到共产主义目标后，很多转变成初期的共产主义者。

和国民党的宗旨相比，马克思主义比三民主义精密许多，也庞大得多。

尽管共产党的精英阶层中也很少有人看过马克思的原著（大多是苏俄和日本的研究资料，早期是日本居多），但这两者的高下之分很容易判断。

一个真正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有志青年，在寻求救国的过程中，对比马克思主义（哪怕是马克思主义的概述）和三民主义，他会钦服哪一个，应该不难判断。

也正因如此，当时中国真正有理想的人，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更有可能倾向共产党。

而且，共产党的长期劣势地位也阻止了一些仅为个人利益驱动加入政党的可能性。

信仰的力量加上良好的组织制度，让共产党组织内部人员的主动性有很大提升。

比如，潜伏在国民党的郭汝瑰，已经做到国防部作战厅长，陆军中将，依然可以冒极大的危险为成立共产主义中国主动做出重大贡献。

蒋介石大概也察觉到三民主义的理论劣势，所以通过推崇传统文化和个人修养来进行补充。

但这和冯玉祥利用基督教，湖南利用佛教，甚至还有利用民间道门的军阀从本质上并无二致。

3、组织内部规则和文化思想的统一性。

组织内部的规则越是明确，组织的效率越高，规则对所有个体或群体的公平性越高，组织的凝聚力也就越强，不论是成文的规则还是组织内部自发形成的规则。

而组织内部的行为模式、交流方式以及世界观、价值观等越是统一，组织的目标也更容易得到所有成员的认同。

前面提到的国民党内因人员组成的不同，不仅造成组织行动执行不力，还造成组织规则的不统一。

而且，因为国民党接受的是苏共的集权体制的改造，内部却是几方派系的联合体，中国文化传统中也没能提供协商妥协方面的认识，这本身就与集权体制的组织规则冲突。

这样，虽然国民党政权从北伐后就在名义上掌握了全国政权，但直到败退台湾也没能消除派系影响，也没有形成合理的联合机制。

长时间的派系林立，势必造成规则的使用上会因人而宜，无论军政，都有“嫡系”、“杂牌”的区分。

这样的组织，凝聚力势必较差。

在文化思想方面，中国共产党由于长期与苏共联系紧密，自身人员成分也不复杂，整个组织的行为模式、交流方式、价值观、世界观都比较一致。

而在组织目标方面，尽管国共两党都在纲领中致力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但国民党方面，只是在三民主义里有民生这么一条，并没有多少阐发，也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实现路径。

共产党方面自然是主张以国家力量发展工商业，也就是大部分企业形式是以国企模式存在，受国家统一调配。

共产党这种国家干预式的建设思路在当时世界也很有市场，在共产党自身看来，还有理论基础，也有苏联的实例。

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有一个可能的心理原因是对于长期积贫积弱的反弹导致的对现代工业异常渴望。

但由于中国本土对于工业建设所需的知识实在贫乏，做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寄希望于一个集权的政府并决定“由现在的国民政府做到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集中铁路、航业、矿山、大工业，于国家机关支配之下。

以行向社会主义”----七次扩大会议的《解释》也就不奇怪了。

客观地讲，这样的国家干预式的发展，对基础薄弱，人才不足的落后国家是有利的。

而且，马克思的历史观可以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心理优越感，用社会主义高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的理念满足了中国百年耻辱后的大国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