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_产品质量法_投入流通_含义理解引发的思考_兼论生产者_销售者的产品责任承担

　

2007年第5期总第35期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Journal of Hubei Ad m inistrati on I nstitute

No .5,2007

General No .35

　收稿日期:2007-02-11

?法学研究?

对《产品质量法》“投入流通”含义理解引发的思考

———兼论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责任承担

何小勇,王义华

(江苏警官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1)

[作者简介]何小勇(1972-),男,江苏南京人,江苏警官学院讲师,主要研究经济法学、劳动法学;王义华(1966-),男,江苏南通人,江苏警官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民法学。[摘 要]为了避免产生歧义或冲突,我国《产品质量法》应重新界定“投入流通”的含义,使

其仅指产品脱离生产者控制而进入流通环节的时点,并以此做为生产者对相关主体承担缺陷产品损害责任的起算点。同时借鉴国外产品责任法的有益经验,通过扩大生产者的外延来减轻销售者的赔偿义务,使受害人的损失得到公平合理的分担。[关键词]产品责任;投入流通;生产者;销售者

[中图分类号]DF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07)05-0033-05

现代社会,人们对工业产品的质量、性能、用途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而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化大生产的实行,以及企业对利润的追逐也使得产品的不断研发、升级换代成为可能。随之而来的是,某些产品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导致人身、财产损害的缺陷。如何平衡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解决产品升级与人们对产品合理安全期待之间的关系,如何在保护因产品缺陷受到财产、人身损害的受害人的利益同时兼顾生产者的利益,成为各国侵权法律制度尤其是产品责任法面临的一道重要课题①。工业化和科技的发展同时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危险,并由此产生损害。因此,规定产品责任法,建立相应的补偿机制,能够部分解决企业将产品投放市场可能带来的风险问题,减轻损害发生的后果,并对一些欠缺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产生威慑作用。但是,如果单纯将产品风险责任转移给生产者承担,过分保护受害者而增加企业成本支出未必是一种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的选择。美国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产品责任危机即是其中的

一个表现②。因此,合理设计生产者的免责情形,

在产品责任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2条关于生产者产品责任免责条件规定了三种情形,即生产者:一、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

①②欧共体1985年制定《欧洲经济共同体产品责任指令》的理由,欧洲理事会希望借此达到公平竞争和保护消费者两方面的目标。由于各成员国针对产品责任规范的严格程度有所区别,导致企业间竞争条件的不同,因此,制定一个统一的产品责任规范以防止竞争的不公平,而对消费者的保护是该指令的第二个目标。

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后,对生产者的产品责任要求趋于严格,生产者要对因使用其产品所致的几乎每一个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使企业产品责任向绝对责任或称之为“企业责任”方向转变。而几乎不受限制的惩罚性赔偿在产品责任诉讼中的广泛应用,使产品责任诉讼逐年增多,原告在产品责任“诉讼中胜诉率逐渐增大,赔偿额亦在逐年提高”,企业的产品责任保险费用也在同时飞速增长,对责任保险中保险金赔偿范围是否应包括惩罚性赔偿亦引起了很大争论。加大原告举证责任、缩短诉讼时效、限制赔偿数额等方面的争论一直未曾停止。反对意见认为过重的产品责任会妨碍企业经济自由、使企业经济负担过重,危害新产品研发,不利于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解决纠纷,反而会刺激诉讼,中小企业可能会因为一次产品责任诉讼而破产,而大企业将赔偿成本记入企业成本最终由消费者承担在一定程度亦会抵消产品制度对企业的惩戒功能等等。

二、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三、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技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存在的。这三种对生产者免责条件的规定均涉及产品是否已被“投入流通”,因此,准确把握“投入流通”在我国产品责任法律制度中的含义,对产品的生产制造者和因缺陷产品遭受人身、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均具有重大法律意义。

一、“投入流通”在我国《产品质量法》中之含义理解

“流通”一词,在《辞海》中解释为“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1](P2179)。《产品质量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因此,产品“投入流通”可理解为是一种商品流通。“商品流通”,《辞海》解释为“亦称商品流转,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它和直接的物物交换不同,商品的所有者必须先把商品换成货币,然后再用货币购买其他商品。公式是:商品———货币———商品。在这里,商品的出卖和商品的购买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分为两种独立行为,既形成商品流转的相互交错,又形成商品继续不断的运动。流通的任何一环如果受到阻碍,整个流通就有中断的可能……”[1](P820)。因此,产品“投入流通”应理解为是一种以货币为媒介、通过买卖来实现商品从生产领域进入消费领域的转移过程,在这个过程,可能包含了多个流通环节,涉及多个主体。我国《产品质量法》总则中第一条规定该法的立法宗旨为“明确产品责任,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并未将消费者限于为生活消费而购买、使用产品的自然人,而产品责任从无合同则无责任发展到过错责任,再发展到现阶段的严格责任,已成为合理地、可行地分摊因现代工业社会缺陷产品造成消费者、使用者人身、财产损害的一种有效手段,更多关注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利益的平衡,从而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因此,自然人以外的其他经济组织、企业法人等主体在生产消费或日常活动中使用缺陷产品遭受损害应可以成为我国产品责任法的保护对象。另以商业为媒介的商品流转过程,包括诸如收购、销售、运输、储存等系列的流通环节,相关主体亦可能成为产品责任法所保护的对象。我国《合同法》总则第七章“违约责任”第122条规定,“因一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规定要求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承担侵权责任”使这种趋势更为明显①。

另从我国《产品质量法》调整的“产品”为“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特征来分析,产品“投入流通”应是一种销售行为,有偿交换行为。这使得实践中一些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取得经营者派送的附赠品或礼品时,因附赠品或礼品存在缺陷遭受损害无法依据《产品质量法》追究生产者、销售者责任,而依据《消费者保护法》,该法同样要求以“有偿”作为其适用的条件②。如果适用《合同法》第191条关于赠与的规定,“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赠与人不承担责任。附义务的赠与,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赠与人在附义务的限度内承担与出卖人相同的责任。赠与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或者保证无瑕疵,造成受赠人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瑕疵”与“缺陷”是两个差异较大的法律概念,分别适用于合同责任和产品责任,即使把赠与品存在缺陷视为是一种“瑕疵”,受害人亦难以获得有效的救济。实践中一些法院以经营者赠与的商业目的性来扩大解释为是一种“销售”行为,这种做法值得肯定。

“投入流通”发生的环节一般理解为属于商品流通的最后一个环节,即产品从经营者手中流入到最终消费者或者使用者的手中这一阶段,而不涉及商品从生产环节到流入最终消费者手中经过的诸多中间环节。如《产品质量法》第45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请求权,在造成损害的缺陷产品交付最初消费者满10年丧失。”这里所指的流通,即是发生在最终销售领域中的流通,即把销售商将产品交付给最初的消费者时视为投入流通,并开始起算流通的时间。这种规定带来的问题是,如产品已从生产环节进入流通领域,在脱离生产者控制时产品依当时的科技水平尚不能发现存在缺陷,但从中间商手中到达最初消费者时,可能经过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当时的科技水平已能发现产品存在缺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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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我国《产品质量法》规定产品责任承担主体为生产者和销售者,受

保护主体为“受害人”,“受害人”范围未明确规定。1973年发布的《关于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公约》第2条规定“’人’一词是指法人和自然人”。在产品责任属于生产者的责任而由销售者先予赔偿的,其向生产者追偿依据合同责任或者依据侵权责任(产品责任)法律并未明确。通说似乎更倾向于只能以合同责任获得赔偿,但合同责任与产品责任在举证责任、赔偿范围、免责规定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别。另因缺陷产品在流通过程中造成中间商(批发商、零售商、物流部门等)财产或人身损害(如其员工)的,能否依照《产品质量法》获得赔偿法律亦未明确。而缺陷产品在给中间商的员工造成损害时,根据现行法律,由于和生产者无合同关系,受害人只能依据劳动关系向用人单位或国家社会保障机构申请工伤赔偿,这种制度安排的合理性有待探讨。

《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由于《产品质量法》属消费者安全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产品存在缺陷,必须反致适用《产品质量法》,因此,问题又将返回进行判断受害人所持有的产品是否为投入流通的产品上来。

因产品缺陷造成损害时,产品生产者是否应对此免责?如何证明产品“投入流通”的具体时间?生产者是否能以如《法国民法典》第1384—4条规定“如果后来投入流通的产品在性能上更为完善,不得仅仅凭此事实就认为某一产品有缺陷”为理由进行抗辩?实际上,消费者起诉时能证明产品流通的具体时间,凭借的一般是由销售商所开具的证明购销关系成立的发票或购货凭证上所记载的交易日期,而此日期与生产者将产品实际投放市场的期限显然是不一致的,即产品“投入流通”与产品“交付最初用户、消费者”不是一个相等的概念。另如果在受害人没有保留相关凭证或根本无凭证时如何判断流通的时限?笔者认为,“投入流通”应是针对处于生产环节中的产品制造者或生产者而言的,即产品脱离生产环节即可视为已投入流通。某种类型、型号的产品经加工、制作后,被第一次从企业库存中提取,不论交由中间商进行流通还是直接销售给消费者,都可作为流通证据,而该时间即为开始判断产品是否已投入流通的起算时间,但应由生产者予以举证证明。如果生产者举证不能,则以消费者持有的发票或购物凭证上记载的时间为准。此举目的是为了使在判断产品流通的具体时间上有一个相对客观统一的标准,避免生产者的同一类型、批次的产品在是否应承担产品责任的期限问题上出现较大的差异,影响法律适用的公平性。

学者认为,我国的《产品质量法》关于产品责任的设计主要参考了美国严格产品责任法和1985年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EC指令)的经验[2]。正是为了弥补严格产品责任制度存在的不足,即生产者如能证明产品缺陷为产品投入市场时当时的科技水平所不能发现的缺陷便可免责,美国在1966年颁布了《国家交通和机动车安全法》,开始第一个在世界上建立缺陷产品召回制度;1992年6月29日,欧盟理事会为确保生产者投放欧盟市场的产品在正常或合理可预见性的条件下是安全的,通过了《欧洲产品安全指令》,规定生产者应对其投入欧盟市场的产品实施售后产品监督措施,而该措施必须与其提供的产品特性相一致,从而使产品的消费者知晓产品可能导致的有关危险,必要时,应当采取适当的行动,包括为避免上述危险而将存在疑问的产品从市场上收回。我国目前仅对部分产品以行政规章或地方法规形式初步建立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但并未在《产品质量法》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有所体现,亦未规定生产者将产品投入流通后发现存在缺陷的必须承担强制性的后续警示通知义务①。因此,将产品“投入流通”时间理解为以最初消费者、使用者从销售商取得产品时为标准,并以此开始计算生产者的免责期限,客观上可能会延长对缺陷产品受害人的权益保护期限,但以牺牲法律判断标准的统一为代价,未必是可取的。

二、国外关于产品“投入流通”的法律规定及其启示

投入流通的“产品”各国一般均指为交换而生产和投入流通的产品,强调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应当是出于经济目的或商业目的。何为“投入流通”,《法国民法典》第1386—5条规定:“产品的生产者自愿放弃占有产品之时,产品即属于投入流通。”挪威《产品责任法》第2条规定:“如果已将产品交给销售人、运输人、购买人或者使用人,或者已向他们提供该产品,或者为了他们占有该产品而做好准备,为投入流通。”1977年《欧洲理事会涉及人身伤害与死亡的产品责任公约》第2条d 款规定:“如果生产者已将产品交付给另一个人,则该产品为投入流通。”因此,“投入流通”的核心是交付,发生在生产环节向流通领域转化的第一阶段,只要是出于商业目的,不论有偿、无偿,亦不论交付对象是否为最初消费者或使用者,均属于产品已投入流通,而并非是仅限于销售商对最初消费者或使用者的交付。笔者赞同此观点:“不论是否采用出售、出借、寄托的方式,也不论无偿或有偿,只要是基于营业而为的产品流转活动,即可构成交付。”[3](P563)

《产品质量法》第45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请求权,在造成损害的缺陷产品交付最初用户、消费者满十年丧失;但是,尚未超过明示的安全使用期的除外。”这条规定,表面看是属于对生产者的免责最高期限的规定,但从适用条件“交付最初用户、消费者”来看,似乎理解为专属销售者的免责期限规定更为恰当。《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第110条关于“产品销售者承担产品责任的责任期间”规定,产品销售者通过证据证明受害人的损害是在“产品安全使用期”期满后造成的,则对损害不承担责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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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04年3月15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缺陷汽车产

品召回管理规定》是我国首次对缺陷产品规定召回制度。《消费者保护法》

第18条第2款规定:“经营者发现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严重缺陷,即

使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服务仍然可能对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应当立即

向有关行政部门报告和告知消费者,并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似乎可

以作为是对《产品质量法》生产者责任的补充。但是,实施该规定的条件取

决于经营者的“发现”,如应发现而未发现或有意隐瞒上述事实,法律未规

定生产者任何的民事上或者行政上的责任,也未规定国家有关部门对未履

行此义务的企业是否有权采取相应强制措施督促其履行,使该条法律规定

实际成为企业的一项社会责任。

“产品安全使用期”是指自产品交付时起,至通常可以在安全状态下被使用或储存的期间。而“产品交付时间”是指产品交付给最初购买者或承租人的期间,而最初购买者或承租人既不从事销售这种产品的业务,亦不从事将这种产品作为其他出售产品的组合件来使用的经营业务。“产品在交付日的10年之后造成损害以致成讼时,即推定该损害是在产品安全使用期满后造成的。这种推定只能以明显的和令人信服的的证据予以驳回”。这种规定是建立在美国已对生产者规定了严格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基础上。日本、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产品责任法关于10年免责期的规定,均是针对生产制造者而作出的,期限界限以生产者将产品交付为界。而我国实务界大多却是按照美国产品责任示范法的规定来理解,以销售者将产品交付最初用户或消费者(一般将用户和消费者理解为自然人)时进行起算10年免责期限,但却将该期限理解为适用对象是针对生产者的,因此发生较大的偏差。笔者认为,为使法律条文的表述更为严谨,避免产生歧义或冲突,以利于法律的适用,有必要重新界定《产品质量法》关于“投入流通”的含义。即“投入流通”应仅指产品脱离生产者控制而进入流通环节的时点,此界限规定主要是据以判断生产者是否开始对相关主体因缺陷产品造成损害承担产品责任的起算点,同时也是判断其何时可以免责的重要考量标准。产品投入流通后相关主体因产品缺陷而受损害的,均属于产品责任法保护之范围。

三、销售商的产品责任承担问题

我国产品责任法与美国产品责任法规定类似的是,将销售者作为承担产品责任的重要主体。是否将销售者置于承担产品责任的主体范围,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及立法者的选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在范德马克诉福特汽车公司案中关于销售商的产品责任问题,在判决书中指出:“零售商和制造商一样在从事把货物销售给公众的经营”,“他们是整个生产和销售经营的组成部分,因而应承担由缺陷产品造成伤害的费用”。“零售商常常是此项经营的要对诉讼负责的唯一人员,而且零售商处于有利的地位来保证产品的安全或者对制造商施加压力,使后者只向市场投放安全可靠的货物,因此,使零售商负有严格责任可作为产品安全可靠的一个附加的刺激”。理由是“可以对受到伤害的原告人提供最大的保护而对被告人不会不公平,因为他们在连续的商业关系过程中可协调这类保护费用”[4](P28)。我国《产品质量法》将销售者作为产品责任承担主体,更多是基于我国幅员辽阔、受害者异地起诉生产者诉讼成本高且可能会碰到地方保护导致的执行难问题。而销售商往往和受害人存在直接合同关系,当生产者因解散、撤销、破产或者提供的厂名、厂址为伪造等情况无法承担产品责任时,销售者往往成为产品责任的唯一承担主体。因此,《产品质量法》第43条规定:“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产品的生产者的责任,产品的销售者赔偿的,产品的销售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笔者认为,销售者的产品责任依附于生产者而不能单独作为产品责任的责任主体,除非产品缺陷是由于销售者的自身原因所引起(此时其相当于生产者身份)。《产品质量法》第42条规定:“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销售者承担的产品责任应属过错责任而非严格责任、连带责任①,只有当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或供货者时才成为产品责任唯一承担主体,对受害人承担严格产品责任。在生产者因破产、撤销等原因丧失主体资格或者其“指明”的生产者、供货者因各种原因无法找到时,其能不能以法律所赋予的生产者的免责事由进行抗辩?笔者认为,10年免责期限应可作为其抗辩的理由之一,市场上流通的同类产品的生产者所享有的抗辩理由也应当可以作为确定销售者产品责任时的考虑要素。

德国《产品责任法》第4条第3款虽然规定了供货人的产品责任,但是其目的在于防止供货人出售无生产者标识的产品[5](P308)。英国《消费者保护法》规定,产品批发商和零售商对产品缺陷原则上不负责任,除非他无法说出该缺陷产品是由谁向他提供的。澳大利亚《贸易运作法》亦有类似的规定:产品的销售者如果不能在合理的时间内(一般为三十天)确定真正的生产商或其上家出售者,则由其承担实际生产者的产品责任。《法国民法典》规定含销售商在内的任何职业供应商,按照与产品生产者的相同条件,对有缺陷的产品承担责任,但是,对供应商向生产者的求偿权,规定依照缺陷产品直接受害人向生产者提出诉讼请求的相同规则办理。实际上是将销售者置于等同于受害人的类似地位予以保护。我国《产品质量法》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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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国民法关于侵权行为责任承担规定中,只有当受害人肯定拥有

赔偿请求权而只是不清楚向多名当事人中的哪一位行使请求权时,才适用

连带责任。我国生产者与销售者的产品责任分别适用不同归责原则,故不

应适用连带责任。

专节规定了“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但销售商即使尽了有关注意义务、谨慎经营,仍难以保证其销售的产品不会存在致人损害的缺陷,而缺陷产品的储存、销售亦会可能给其企业财产或员工的人身安全带来伤害。销售者作为市场经济专门负责商品流通的中介机构,要求其承担本应属于生产者的产品责任未必是我国产品责任制度的最佳选择。笔者认为,产品责任发展为侵权责任主要是为了解决受害人和生产者无合同关系而不能依据合同责任向生产者求偿的问题,销售商对消费者承担的主要是因合同标的存在瑕疵而引起的违约责任问题。因此,除非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产生对销售者的责任竞合问题,才允许受害人选择要求销售者承担产品责任。如果仅仅是出于担心承担产品责任主体数量不足以致影响受害人求偿权利的实现,可采用国外产品责任法的有益经验,即扩大生产者的外延做法。《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第3条规定:“生产者指成品的制造者,原材料的生产者,零部件的制造者,以及将其名字、商标或其他识别特征标示产品之上表明他是该产品的生产者的任何人。在不影响生产者的责任的前提下,在其商业活动过程中以销售、出租或者其他形式的分销为目的将产品输入共同体任何进口者,亦被视为本指令意义上的生产者,并应当承担生产者同样的责任。”日本《制造物责任法》第2条关于“制造业人等”的表述范围和上述指令大致相似。我国司法部门已清醒看到了《产品质量法》责任主体规定方面存在的不足(局限于最终制造者),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2]22号规定“任何将自己的姓名、名称、商标或可资识别的其他标识体现在产品上,表示其为产品制造者的企业或个人,均属于《民法通则》122条‘产品制造者’和《产品质量法》规定的‘生产者’”。这正是对《产品质量法》关于“生产者”规定不足的修正。现代化大生产及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使得产品的生产、加工、装配日益分散及专业化,一个成品的最终完成可能涉及多个生产部门及多个国家,生产分工不应当在诉讼中对缺陷产品受害人造成不利,生产过程中所有的独立参与者都应当是产品责任的连带责任承担主体,使受害人有机会向生产链条当中所有有赔偿能力的人行使请求权。另《产品质量法》第57条、58条规定,产品质量认证机构对不符合认证标准而使用认证标志的产品,未依法要求其改正或者取消其使用认证标志资格的,对因产品不符合认证标准给消费者造成损失的,或社会团体、社会中介机构对产品质量作出承诺、保证,而该产品又不符合其承诺、保证的质量要求,给消费者造成损失的,与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因此,我国产品责任主体并不缺乏。

但是,一味探究生产者的产品责任乃至要求其承担过于严格的产品责任是否可取?就产品责任法的发展历程而言,从探究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到探究损害是否因他人过错所引起,到尔后的不再考虑过错问题而转向对因使用缺陷产品受到损害的受害人损失的合理公平分担,产品责任已从强调责任变为淡化责任而强调损失的合理补偿观念上来。德国学者指出:“现代赔偿法发展的方向就在于将损失转移到某一能够承担损失而又不会受到严重影响的主体,而这种主体主要是各种连带共同体。就此,损失赔偿法本身已经发生了改变,他通过一个复杂的系统将损失转由一个有负担能力的债务人承担。由于集体责任和预防保险制度的产生和扩展……从某种程度上说,加害人本人和受害人本人已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通常的争议是损失应由预防保险人(作为潜在的受害人的集合)还是应由赔偿义务保险人(作为潜在的加害人的集合)来承担,责任法因此变成了规定追索求偿条件的法律。”[5](P8)因此,产品责任法在保护受害人的同时,也应当要顾及赔偿主体的利益。在将来我国产品责任制度中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或扩大精神赔偿的范围同时,应合理规定不同责任主体承担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赔偿限额、免责或减轻责任情形。另外,应当建立完善一些相应的法律制度,如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危险产品实施必要的强制保险等,将产品责任所导致的损害分散由多个主体分别承担,才能更好保护因现代工业社会使用产品受到损害的消费者、用户的利益,同时能够促进生产者不断研发新产品的积极性,达到生产与消费、便捷与安全保障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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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周吟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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