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顾城寓言诗的详解

一、引言
作为“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之一，顾城的诗歌被公认为具有纯真、浪漫的童话色彩，他也因此被称作“童话诗人”。

顾城诗作的一部分是寓言诗，这部分诗歌不仅是“写给孩子们看的故事”，也是供成人阅读的，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

他的寓言诗不仅设置了一系列鲜明的形象，而且通过这些形象揭示隐藏在故事身后的人生哲理。

此外，顾城的寓言诗还具有通俗易懂、节奏性强、善用内心独白和对话等语言特色。

顾城的寓言诗不仅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而且具有鲜明的语言特色。

诗意并不一定要用复杂的意象与语言去表达，人生的哲理往往蕴含在童话性的诗句中，既容易让人领悟，又妙趣横生。

这就是顾城寓言诗的独有魅力。

二、顾城寓言诗的时期分类
顾城生前所作寓言诗共90首，集中于1971—1984年之间。

其中1978—1981年为其创作寓言诗高峰期，不仅数量多，而且表达的意义也较为多元。

顾城寓言诗意象涉及面较广，动物、植物、人类形象都在诗中有所体现，并且大多为批判、讽刺性形象，意在使读者得到反思。

总体来说，顾城的寓言诗以时期为分类标准，形成了清晰的脉络。

下面详细进行介绍。

1.初期：1971—1978
这一时期为顾城写作寓言诗的初期，共写作17首，数量较少，所蕴含的意义也较为单一。

结合诗人写作时代背景，我们可以从诗歌中体会到诗人对“四人帮”反动势力的厌恶和痛恨，以及对“文革”环境中错误思想的否定与批判。

如《大讲“道理”的狼》，讲述四只饿狼为了吃到羊而费尽心思大讲“道理”，它们大放厥词：“这些羊修的简直不能再修了！/竟然浑身上下长满了肉膘！”“这些羊不是剥削者又是什么？/竟敢整天吞吃宝贵的青草！”但最后牧羊人还是发觉了它们的诡计，四只饿狼在“警笛的呼啸中”无处遁逃。

在这里，“四只饿狼”暗指“四人帮”丑恶势力，虽然这首诗写作的时候“四人帮”反动势力已被清除，但他们的罪恶行径仍然让诗人感到愤慨。

不仅“四人帮”是这一时期顾城寓言诗中主要批判的对象，诗人还对“文革”背景下产生的一些错误思想进行了揭露与批判。

如《得意的知风草》，写“知风草”以为自己懂得“处世之妙”而鄙视扫帚的辛勤工作，但最终被“风暴”冲掉了“脚下的浮泥”。

这首诗把“知风草”和“扫帚”做对比，批判了那些毫无原则，跟随形势“随风倒”的人，他们虽然一时得志，但注定没有好下场。

2.中期：1979—1981
这一时期顾城创作数量最多，共写作55首，诗中展示的形象更为丰富，蕴含的意义也更为多元化。

总体来说，有如下几种意义得到表现：
（1）批判忽视客观规律与实际情况的思想与行为。

此类作品较多，如《善于发明的农人》《水泡骑士》《窗扇》等。

其中以《善于发明的农人》最为典型。

这首诗写了一位“的农人”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方法，让小狗去拉套耕地，让老牛去看院守门，结果都造成了损失。

但农人并没样吸取教训，反而又产生了让母鸡打鸣的想法。

作者正是通过讲述这样一个荒谬的故事，批判了现实生活中有些人不切实际、忽视客观规律的做法，在富有趣味的同时又发人深思。

（2）批判自以为是、吹嘘夸大自身实力的行为。

这一类诗歌故事性比较强，也喜剧色彩和荒谬意味。

如《大猪小传》，讲一只
愚蠢的猪自以为自己具有“已经超过了飞机的速度”，非要和鸟儿们比赛飞翔。

作者在结尾处点明了诗歌的主旨“还是不要夸耀、吹嘘”，来告诫读者。

此外，《自大的湖泊》《小鸟伟大记》等作品也有类似意味。

（3）批判固步自封、迷信经验的行为。

这类作品有《蜗牛的悼词》《泥蝉》《河滩》等。

在《河滩》中，诗人描述了一位不知变通，一味迷信经验的车夫，他按以往的思路，以为“一旦大地重新凝结”，陷在泥水中的马车就会“在铃声中飞回家园”，却没想到马匹与车轮最终冻结在泥里，“比坚固的牙齿更难摇撼”。

诗人通过这首诗说明了“凝固不变经验”的可怕，提示读者一味保守只会陷入现实的泥潭。

（4）批判的主观主义、“拍脑袋”作风。

这类诗有《杨树与乌鸦》《“励精图治”的国王》《伊凡的论断》等，其中批判的对象大多以人类的面目出现。

如《伊凡的论断》中的大法官伊凡，全品自己主观意图去断案，这样的领导方式无疑是愚蠢的。

诗人用这类诗来讽刺一些用“拍脑袋”的方法来做领导的行为，表现了这种行为的危害与荒谬。

3.后期：1982——1984
后期顾城写作寓言诗数量减少，诗篇共18首，并且诗歌在形象意义方面也呈零碎状态，没有形成完整体系。

这时期的诗篇有部分是批判“只有语言，没有行动”的空谈行为，如《副上帝的提案》《人鸡之战》《一种准备》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寓言诗的故事性虽然不如前两个时期强，但思想深度却增加了。

诗人放弃了前两个时期诗歌的直白式的讽刺，而是将思想意义蕴含在文本深处，使寓言诗可供开掘的空间更大。

例如《走了一万一千里路》，写的是一个小男孩走进峡谷，向炮兵连长借车去“赶救主基督”，而连长说：“不，我不糊涂/我是连长，要回连部”。

这首诗看起来很平淡，实际上蕴含的意味大大超过了诗歌语言。

小男孩走了一万一千里路去借车救基督，但连长却认为小男孩在欺骗他，认为“回连部”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说“主基督”是信仰与神性的化身，连长的做法是不是意味着“现代人”对信仰的无视与淡漠呢？诗人没有明确地表明自身立场，而是通过这首诗让读者去反思。

三、顾城寓言诗语言特色
顾城的寓言诗具有鲜明的语言特色。

他的诗并不故作高深，也没有说教色彩，而是通过一个个有关动物、植物乃至人类的小故事来表达哲理，通俗而不落入庸俗。

他的寓言诗不仅是写给少年儿童看的，更多的是为了给成年人一些人生的启迪。

同时，顾城将“寓言”与“诗”两种形式完美结合起来，使他的寓言诗既有寓言的故事性与幽默诙谐，又有诗的节奏感与“诗性”的语言，从而实现了语言上的创新。

1.通俗易懂，情节性强。

顾城的寓言诗大多是通过“讲故事”来阐发哲理，表达自身思想。

为了“讲故事”的需要，诗人并没有运用晦涩难懂的诗句，而是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使得诗歌能为更多的人所理解。

如《两把铜壶》，此诗讲述了一个“响水不开，开水不响”的道理，没有上纲上线故作艰深，就是用平易的语言把意思“表达出来”：“乱叫的壶中/水还半温不凉/不响的壶中/却已沸波荡荡”。

此外，顾城的寓言诗在语言安排上还注重情节性。

他的寓言诗往往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有起因、高潮和结尾。

如《大猪小传》，开头就介绍了故事的起因“金色的春光铺满大地/千百种鸟儿在展翅比翼/这时却走来一只大猪和主要角色：
/声称要夺取比赛第一。

”然后，诗人又讲述了“大猪”怎样“飞天”的过程，将
故事推向高潮，最后又说明“大猪”实际“飞”得最低，在诗歌末尾表明了自身态度：“所以如果谁也有这种荣誉/还是不要夸耀、吹嘘”。

使得故事情节在诗中得到完整体现。

2.形象生动，富有童话色彩。

顾城的寓言诗中所塑造的形象十分鲜明，具有自身独特的个性特点。

他往往将动植物、江河湖泊、生活用具等物拟人化，将它们赋予人的思想感情和行动，使得它们形象鲜活，使人读诗如读童话，既能使人会心一笑、心情愉悦又能使人参悟诗中思想哲理。

如《自大的湖泊》，讲了一个离开“立身之本而绝后”的道理，用了很多拟人的语言来表现“湖泊”的“自大”，如“湖泊得意了”“湖泊忍无可忍”“湖泊怒不可遏”等。

正是这样拟人化的描写使无生命的事物变得有生命，诗句也具有了童话色彩，显得不那么呆板，更加鲜活生动
3.语句押韵，节奏感强。

顾城的寓言诗毕竟是“诗”，具有诗的特色，语句押韵，读来琅琅上口，形成强烈节奏感，加强了语意，使人印象深刻。

如《蟑螂国国王当选记》，这首诗共有9部分36节，篇幅较长，每一节都押“ANG”字韵，如“木床”“遗忘”“纱网”“蟑螂”，读来节奏感很强，方便人们记忆，使人通过流畅的语感获取诗中的含义。

4.善用内心独白和角色对话。

为了增强寓言诗的表现性，顾城在诗歌中运用了很多角色的内心独白的和对话。

在这些内心独白和对话中我们能深层次地了解角色的个性，又能体会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如《怪豆传业记》中对“怪豆”的内心进行了“剖析”：“若真和这些贱坯讲究平等/我当初岂不白白攀登？/恐怕就连我的豆子都孙/也会被污泥浊水埋没一生”，作者通过描写“怪豆”的这些心理活动，来反映它“无视立身之本”，一味“攀登”的错误心理。

对话在顾城的寓言诗中也有所运用。

如《火鸡之战》，讲述了“丈夫”和“妻子”关于“火鸡”的争论，但实际上“火鸡”并不存在。

“丈夫”和“妻子”关于“火鸡”的争论是激烈的，对话充满了火药味儿，这与故事中“火鸡”的“不存在”形成了对比，达到了一种反讽的艺术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