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非非的高敬亭将军之死

是是非非的高敬亭将军之死高敬亭将军高案的处理决定，是在矛盾激化之后，最终由党中央拍板的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处死一案，是抗日战争初期发生在新四军中的重要事件。

由于涉及此案的档案始终没有完全公开，造成对高案的解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坊间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叶挺于1939年5月13日应约前往安徽省政府所在地立煌，5月24日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向第五战区诬告第4支队，五战区转报蒋介石，蒋介石批准“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叶挺带着蒋的批文抵达合肥青龙厂将高敬亭关押，然后召开斗争大会，叶挺说“对高敬亭要严肃处理，要枪毙”，6月24日由叶挺带来的警卫班将高处决。

如此描述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国民党廖磊、蒋介石联手将高敬亭处死。

鉴于此事涉及叶挺将军的令名，笔者认为有必要澄清历史真相，还叶挺将军一个清白。

高敬亭将军画像高敬亭其人了解高敬亭的经历有助于对高案的解读。

高敬亭原名高志员，1907年8月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今属新县）城郊一户贫农家庭。

受黄麻起义影响，高敬亭积极投身到开创鄂豫皖根据地的革命洪流中，于1929年3月加入中共。

1931年5月张国焘到鄂豫皖边区后，高敬亭受其赏识，被越级提拔到根据地党政军最高领导层，此后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25军政治部主任、豫东南道委书记、皖西北道委书记、红28军政委等要职。

在中国革命史上，高敬亭是一位有重大历史功绩但又犯有严重错误、带有浓烈悲剧色彩的人物。

他的身上充满着矛盾：他参加革命的资历在鄂豫皖根据地并不算高，但在很短时间内就“乘直升飞机”升任到重要领导岗位；他对敌斗争勇猛顽强，却又热衷于在革命队伍内部搞“肃反”，被称为“肃反专家”；红25军长征后，在失去上级的情况下，他独自领导艰苦卓绝的鄂豫皖边区3年游击战争，坚持大别山红旗不倒，保存了红28军这支成建制的红建制的红军武装；他的文化程度不高，却能在游击战争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他对国民党反动派有着杀父灭妻的深仇大恨，却能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转折关头顺应历史潮流，根据对形势的分析和对中共新政策的正确理解，主动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岳西谈判，成功达成鄂豫皖边区的国共合作；他一生错杀过不少无辜同志，但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同志错杀。

他是迄今为止中共党内最后一名以“反党”罪名被“肃反”处死的高级干部。

他的错案经历了38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在1977年4月由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毛泽东生前的批示宣布给予平反，恢复名誉。

平反文件明确指出：高敬亭同志参加革命后，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坚持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的，虽在四支队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但是可以教育的，处死高敬亭同志是错误的。

遵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批示，中央军委决定对高敬亭同志给予平反，并恢复名誉。

对造成高案的责任问题，1953年毛泽东在视察安徽时的一次谈话中论及此事时，曾当面对中共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说：“这是戴季英搞的鬼。

”解放初，戴季英担任中共开封市委书记，1952年亦因“反党反中央”罪名被整肃关押，“文革”后才平反。

时隔22年之后的1975年，晚年毛泽东在处理高敬亭女儿要求澄清其父问题时，汪东兴有报告说，查到项英在给中央的电报中称，“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毛就此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

”但当时如果上级不同意杀高，很难想象会允忍项英擅自处死这样一名高官，而且竟然还是以蒋介石批准的名义。

如果确系项英的责任，皖南事变后华中局高干会议批判项英时岂不是现成的一发重磅炮弹？笔者认为，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平反结论是客观公允的。

之所以会产生高敬亭案，与其在抗战初期所犯的严重错误确有直接关系。

抗战开始以后，高敬亭领导的红28军和豫南红军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高敬亭出任支队司令员。

原定4支队下辖第7、第8两个团，第7团由原红28军改编，第8团由周骏鸣领导的桐柏山游击队改编，高又从第8团中分出一部成立第9团。

1938年3月中旬，全支队在皖西集中后向皖中进发。

由于高敬亭对中央的决策有抵触，所以部队下山后，他大部分时间都以养病为由住在后方，部队交给支队参谋长林维先和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率领在皖中游击，但不准向皖东敌后挺进。

高敬亭将军高敬亭的错误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错误之一，是排斥中央派到4支队的政治工作干部。

上级原定由延安派来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的郑位三担任4支队副司令员（对内为政委）、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结果高敬亭坚拒郑位三在4支队任职，向驻在汉口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再三指名提出，要从延安另换戴季英来取代郑位三。

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为求得4支队顺利改编和迅速出动，只得致电中央屈从高敬亭的要求。

于是，郑位三和萧望东被调离4支队。

拒绝上级派来的干部，向中央讨价还价，高敬亭此举无疑触犯了中共纪律底线。

1938年2月，戴季英从延安被派到高部。

戴季英，湖北黄安人，也是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红25军时期曾是高敬亭的上级。

本以为戴季英是高敬亭指名要来的，两人一定能搞好关系，谁知戴抵达当晚，就与高发生了争论。

戴季英在会上传达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要部队迅速确立新四军番号，东进安徽合肥以东敌后抗战。

但高敬亭却另有计划，暴露出留恋大别山的思想。

戴季英以中央使者自居，疾言厉色地斥责高敬亭：“趁早把你自己的计划搁在一边，必须统一执行中央的这个指示！”两人的关系很快就闹僵了，以致后来矛盾激化成外来的政工干部一度逃离4支队的“新开岭事件”。

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错误之二，是违抗军令，抵制东进。

1938年11月中旬，新四军军部按照毛泽东指示，派军参谋长张云逸到江北，传达中央和军部指示，争取和推动高敬亭部东进。

张云逸到江北后，与戴季英一起到安徽战时省会立煌，同安徽省政府主席、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会商，双方指定皖东地区为4支队活动范围，划无为县为江北新四军与皖南军部的联络通道，廖磊还批给新四军一个江北游击纵队的番号，任命戴季英为纵队司令员，由省府供给给养。

这个会商结果是有利于新四军东进和发展的，却遭到高敬亭的反对。

1939年1月27日，项英在致延安电中转报张云逸来电：“高敬亭仍在现地收编土匪、扩大部队，企图在怀桐庐一带创造根据地，对党及上级使用他认为是限制他发展，因此正对党及军部极不满”，“自己不愿东进，亦不能派队伍随张行动，争取可能极少。

”1939年4月底，叶挺率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军参谋处长赖传珠等人从皖南过江。

行前，叶挺与项英、袁国平讨论高敬亭问题时，商量“顶好尽到教育责任”，将其挽救过来。

叶挺到江北后，项英怕他压不住台，于5月4日以毛泽东的名义致电高敬亭，鼓励4支队克服困难，迅速东进：“你们要解决困难与壮大部队，就要迅速东进，积极作战，以胜利达此目的。

这不仅是为了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而主要的是为了使4支队得着更大的发展前途。

党中央同志均热烈希望你们、信任你们能向这一前途迈进。

”新四军政委项英将军叶挺一行于5月10日抵达皖中舒城，在支队连以上干部会上，叶挺传达了中央和军部有关东进的指示，命令部队限期开进至皖东敌后地区。

会上全体指挥员一致表示执行中央和军部的命令。

高敬亭迫于大势所趋，也举手表示同意。

但是当叶挺走后，部队开始移动时，高敬亭却命令第7、9团停止东进。

高敬亭抗拒军令、藐视上命、抵制东进的行为，在战时应为任何军队的军纪军法所不容。

错误之三，治军无方，驭下不严。

杨克志、曹玉福原是红28军时期高敬亭的秘书和警卫员，4支队成立时被分别重用担任主力第7团团长和政委。

在部队奉命东进的关键时刻，发生了杨、曹两人于1939年5月20日率兵叛逃，并登报公开反共的严重事件，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在没有证据证实杨、曹叛逃系高敬亭指使的前提下，高敬亭对此至少负有驭下不严的直接领导责任。

由于高对下亲疏有别，分配不公，以致第8团团长周骏鸣、团政委林恺多次向中央要求脱离与4支队的隶属关系，对4支队的团结和整体战斗力的发挥，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史玉清（1916—1986），安徽金寨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与坚持大别山三年游击战的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结婚，高敬亭罹难后含冤抚孤。

1949年随部队南下合肥，初任省卫生厅人事科科长，后任市牙病防治所副所长。

中共早就开始关注高敬亭问题回到叶挺与高敬亭案。

首先从叶挺到江北的时间行止来分析：叶挺是1939年4月27日过江到的皖北，途中经无为、庐江等地逗留，布置工作，于5月10日到舒城第4支队驻地召开干部会议贯彻党中央和军部东进命令，会后即赴皖东。

此事从邓子恢自传中更可得到证实。

邓子恢是和参谋处长赖传珠一起跟随叶挺军长过江的，他在自传中写道：“我们到江北后，沿途视察部队，传达中央和军部的指示，部队情绪很高，干部也赞成，因此，我们就在4支队司令部召集高干会议，决定部队东开计划，当时高也赞成。

会后我就同叶军长前往淮南路东。

”（《邓子恢自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版）可见说叶挺于1939年5月13日应约前往安徽省政府立煌纯属子虚乌有。

叶挺既然没去立煌，当然也不可能从立煌带回蒋介石批准处决高敬亭的公函。

事实上，蒋介石批准杀高的电报，是在6月23日即反高斗争大会的第三天傍晚才转来的。

（朱克靖《第三天》，载新四军政治部《抗敌》杂志第10期）应该指出，从对一些史料的分析看，由于种种原因，中共中央对原红四方面军留在鄂豫皖的余部及其领导人高敬亭，确实不是十分信任。

1937年春，西路军兵败陇西之前，徐向前、陈昌浩奉中央命令返回延安，途中徐向前将陈昌浩安排在老乡家中养伤，只身返延。

陈昌浩病愈后并没有先回中央，而是返湖北省亲，其间曾到鄂豫皖边区寻找红四方面军旧部。

1937年9月9日高敬亭、何耀榜在给中央的长信中披露了一个史实：“此外，于9月5日收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和总指挥及西北革命委员会于8月24日寄来的一个很简单的信，是陈同志送来的。

”能够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总指挥和西北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和资格写信的，只有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3人。

经查实，1937年8月24日前后，张国焘、徐向前两人均在陕北洛川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

再查陈昌浩行止，他当时确曾去过鄂豫皖边，但到了英山后即无功而返，遂去延安。

估计此信是他在英山托人寄送到高敬亭处的。

然而高敬亭汇报信中涉及的“陈同志送来的”这封信，却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关注。

毛泽东于9月15日致电在南京的林伯渠，特地关照：“8月24日陈同志给他们的信送来中央审阅。

”尽管“陈同志”来信头衔显赫，但此时红四方面军由于西路军失败而实力大损，张国焘也因长征中另立中央事在延安被批判一蹶不振，原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都在接受学习和教育，所谓的“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和总指挥及西北革命委员会”早已不复存在，难怪毛泽东要对此信产生疑问而要亲自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