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方法与最新数据-IFPRI2020conferences
规则软化与农村低保政策目标偏移
本文二维码单篇扫描下载规则软化与农村低保政策目标偏移安永军(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ꎬ武汉４３００７４)[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９－２９[作者简介]安永军(１９８９－)ꎬ男ꎬ甘肃静宁人ꎬ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 完善基层社会治理 (１４ＪＺＤ０３０)[摘㊀要]㊀农村低保政策是对低收入农户的兜底保障ꎬ精准瞄准是其核心政策目标ꎮ低保政策精准瞄准的目标与以结果控制为核心的简约治理模式存在张力ꎬ国家必须通过规则界定对低保政策的执行过程进行约束ꎮ由于国家信息能力不足ꎬ收入核算界定低保户的国家规则发生了软化ꎻ规则软化赋予了政策执行者过大的自由裁量权ꎬ地方性规则替代了国家规则ꎬ造成了政策目标的偏移ꎮ为了矫正低保政策目标的偏移ꎬ低保的识别规则必须与现有国家信息能力相匹配ꎬ具体而言ꎬ在加强残疾人保障和大病救助的基础上ꎬ应当将家庭主要劳动力是否健全作为低保识别的主要标准ꎮ[关键词]㊀低保政策㊀目标偏移㊀规则㊀国家信息能力[中图分类号]Ｄ６６９ ７㊀㊀[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０５４(２０１８)０９－０１１０－０９[文献标识码]Ａ[ＤＯＩ]１０ １３２６２/ｊ ｂｊｓｓｈｋｘｙ ｂｊｓｈｋｘ １８０９１０一㊁农村低保政策目标偏移研究㊀㊀农村低保政策是保障农民生活的最后一道安全网ꎬ在促进社会公平㊁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但是在实践中ꎬ农村低保政策仍然存在严重的政策目标偏移ꎮ有学者按照政策规定的收入标准来界定低保瞄准的目标群体ꎬ并据此得出低保的瞄准率较低的结论ꎻ[１]而另一些学者则用更为宽泛的贫困标准来界定低保的政策目标ꎬ包括收入贫困㊁支出贫困和急难性贫困等多种贫困类型ꎬ据此得出低保的瞄准率水平较高的结论ꎮ[２]学者虽然对贫困测量的方式存在异议ꎬ但是都认为低保对象中收入贫困农户占比较小ꎮ如果以是否瞄准贫困人口作为界定低保政策目标偏移的标准ꎬ实际上就会背离低保政策本身的初衷ꎬ即应该注意到低保的目标不是补助所有的贫困人口ꎬ而是补助基本生活都无法维持的绝对贫困人口ꎮ因此ꎬ衡量低保的政策目标是否偏移应该以收入贫困为主ꎮ除了总体数据上显示的瞄准率低下以外ꎬ低保政策的目标偏移具体表现为维稳保 治理保 关系保 人情保 等变异现象ꎬ[３]同时低保保障的单位也存在以户为单位向以人为单位的偏移ꎮ[４]对于低保政策目标的偏移ꎬ现有研究主要从下面三个角度对其进行解释:一是政策定位的角度ꎬ认为农村低保政策存在泛福利化的问题ꎬ这与其底线保障的政策定位相冲突ꎬ导致了低保的分配困局㊁效率困局和价值困局ꎻ[５]二是政策设计的角度ꎬ认为低保保障标准过低㊁程序不规范等政策设计上的不足使低保的实际运行存在诸多偏差ꎻ[６]三是政策执行的角度ꎬ认为低保政策在执行环节由于乡镇政府的目标偏好㊁村庄治理能力不足等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偏离ꎮ[７－８]上述研究对于推进低保研究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ꎬ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ꎮ一是解释过于碎片化ꎬ总体性不强ꎬ难以形成对政策偏移现象的整体认识ꎻ二是解释深度不足ꎬ倒果为因ꎬ比如 维稳保 关系保 等现象是村干部自由裁量权过大的结果ꎬ但是对为何村干部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以及能否限制村干部的权力等问题未有研究ꎮ应将政策目标的偏移作为一个整体现象进行解释ꎬ解释对象包括各种具体的偏移现象ꎬ在此基础上力求进一步推进对低保政策偏移现象的研究ꎮ在现行体制下ꎬ所有涉农政策的执行都必须通过乡镇和行政村两级组织ꎬ而政策偏移现象也主要发生在这两级ꎮ政策执行是协调的努力和合作的阻碍相互作用的过程ꎬ自上而下的协调努力不可能控制所有的因素ꎬ因此 完美执行 是不存在的ꎮ赋予基层政策执行官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有利于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ꎬ弥补政策设计中的 有限理性 ꎬ而自由裁量权本身是中性的ꎬ既可以带来正向偏离ꎬ也可能带来负向偏离ꎬ因此ꎬ自由裁量权不可能是绝对的ꎬ必须同时存在自上而下的控制对其进行约束ꎮ而农村低保政策所出现的政策偏离现象正是基层官员自由裁量权过大的表现ꎬ与此同时ꎬ国家却缺少有效的手段对其进行控制ꎬ导致了国家权力的空心化ꎬ这是低保政策目标偏移的根本原因ꎮ二㊁低保的精准命题:从结果控制到规则约束㊀㊀社会保障政策按照保障对象是否具有选择性可以区分为普及性政策与选择性政策ꎮ普及性政策是所有人口都能享有的福利ꎬ比如义务教育对所有的学龄儿童都是开放的ꎻ而选择性政策则是依据实际需求来提供福利ꎬ需要对政策对象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筛选ꎮ[９](Ｐ９４)普及性政策依据年龄㊁性别等直观的人口统计特征确定目标群体ꎬ其优点是对象识别成本低ꎬ却可能造成资源错配的问题ꎬ即将资源分配给并不需要的人群ꎬ公共财政的投入水平也很高ꎻ而选择性政策只针对贫困人口进行救助ꎬ能够节省公共财政资源ꎬ但是ꎬ在目标群体的识别上却存在劣势ꎬ精准识别目标群体的难度较大ꎮ低保政策是一项政府对贫困现象进行干预的政策ꎬ为农村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ꎬ维护其基本生存权ꎬ是针对贫困人口的选择性政策ꎮ现阶段中国的公共财政能力较为有限ꎬ诸如医保㊁养老保险等普及性政策的保障水平较低ꎬ低保是在政府财政能力有限的情况下ꎬ优先实现底线人群的底线保障ꎬ在现阶段的农村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兜底保障作用ꎮ[１０]作为一项选择性政策ꎬ低保政策落实的难点是如何实现对目标群体的精准识别ꎬ这也是低保政策最为核心的政策目标ꎮ而家庭是贫困发生的基本单位ꎬ因此ꎬ低保的精准瞄准是以户为单位的ꎮ在当前政策设计下ꎬ低保精准瞄准的政策规则软化与农村低保政策目标偏移目标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小目标:一是应保尽保ꎬ即所有符合政策要求的保障对象都应无条件地纳入保障ꎬ同时不符合政策要求的保障对象要坚决排除在外ꎻ二是按户保障ꎬ即低保是以户为单位来识别目标群体ꎬ同时也是以户为单位对其进行保障的ꎻ三是动态调整ꎬ即低保保障不是永久性的ꎬ而是动态性的ꎬ随着家庭生计状况的变化ꎬ脱贫的人口要及时退出ꎬ新致贫的人口要及时纳入ꎮ政策执行是政策目标从文本转化为现实的关键一环ꎬ而既有的以结果控制为导向的粗放性政策执行模式与低保政策所提出的精准要求存在张力ꎮ行政村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ꎬ是涉农政策执行的最末端的组织ꎬ所谓 上面千条线ꎬ下面一根针 ꎮ村干部作为半正式官员ꎬ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角色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其受到乡镇政府自上而下的控制ꎻ另一方面又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力ꎮ这种简约治理模式在国家正式官僚体制不直接进入村庄的情况下ꎬ通过半正式的村干部间接进入村庄ꎬ利用村庄内生的治理资源提升国家的控制能力ꎮ[１１]问题的关键是ꎬ在简约治理模式下ꎬ国家如何在赋予村干部自由裁量权的同时避免后者对政策目标的扭曲呢?比如有的学者就认为政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是对立的ꎮ[１２]而实际上ꎬ这里的关键在于需要将结果与过程区分开来ꎮ在简约治理模式下ꎬ国家对政策执行的结果是强约束的ꎬ 一票否决 等压力传导方式也是以结果为导向的ꎬ近年来兴起的目标责任制考核也是以结果为导向的ꎬ[１３]对于执行的过程政府则不进行过度的干预ꎬ只对其设置底线原则ꎬ即不要影响社会稳定ꎮ而村干部的自由裁量权主要体现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ꎬ可以灵活地采取各种方式来实现目标ꎮ简约治理下的政策执行实际上是一种 行政包干制 ꎬ[１４]政府将政策执行任务打包为一个总体分配给村干部ꎬ依据政策执行的总体结果对村干部进行考核ꎬ而具体的政策执行过程则由村干部主导ꎮ简言之ꎬ在简约治理模式下ꎬ政府对村干部的控制主要依靠结果进行控制ꎬ而结果是以村庄整体为单位进行核验ꎮ在简约治理模式下ꎬ国家的政策目标和政策执行的灵活性可以相互兼容ꎬ但也可能引发执行手段暴力化㊁村干部借机侵害农民利益等次生问题ꎮ低保政策按户瞄准的政策目标与结果控制的总体性执行方式难以兼容ꎮ在税费改革前的资源汲取时代ꎬ国家治理目标直观地体现在资源汲取的结果中ꎬ国家治理所涉及的都是较为直观的单项信息ꎬ信息较为刚性ꎻ而在资源下乡时代ꎬ由于资源是自上向下流动ꎬ单纯依靠资源的数量难以衡量政策执行的结果ꎻ同时ꎬ治理信息出现软化ꎬ比如贫困户的界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ꎬ不同的界定方式识别出的贫困对象也不同ꎬ而且受到主观因素的强烈影响ꎮ[１５]由于上述原因ꎬ导致政策执行结果与政策目标不再具有直接相关性ꎬ政策目标的准确衡量更加困难ꎬ而在政策目标难以准确衡量的情况下ꎬ结果控制也难以实现ꎮ为了适应低保政策所提出的精准治理的要求ꎬ国家对政策执行的控制力度必须加大ꎬ从结果向过程延伸ꎬ通过对过程的约束来确保国家意志的实现ꎮ而为了实现过程控制ꎬ国家必须直接界定低保政策的执行标准ꎬ通过规则对村干部进行约束ꎮ并且国家制定的规则必须是客观的ꎬ如此才能够由国家进行核验ꎬ才能形成自上而下的有效控制ꎮ通过有效的规则约束ꎬ国家才能够将政策目标传导到村干部这一级ꎬ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ꎮ西方学者依据含糊性和冲突性这两个指标将公共政策区分为四种类型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种执行模式:低模糊与低冲突政策的行政性执行模式ꎻ低模糊与高冲突的政治性执行模北京社会科学㊀２０１８年第９期式ꎻ高模糊与低冲突的试验性执行模式ꎻ高模糊与高冲突的象征性执行模式ꎮ[１６](Ｐ１０７)从含糊性的角度来看ꎬ国家直接界定低保对象的识别标准ꎬ低保政策的目标是非常清晰的ꎻ从冲突性的角度来看ꎬ低保是国家主导的再分配政策ꎬ是自上而下的资源转移ꎬ国家与农民的利益不存在对立性ꎬ低保政策执行的冲突性较低ꎮ可见ꎬ低保属于低模糊和低冲突的政策类型ꎬ因此ꎬ应当选择行政性执行模式ꎬ即在科层体制内部ꎬ严格按照决策部门制定的政策标准执行ꎬ而政策执行的关键是实现层级之间自上而下的有效控制ꎬ必须确保规则约束的有效性ꎮ三㊁规则软化及其成因㊀㊀(一)国家信息能力:规则约束的实现条件在低保政策中ꎬ决策权集中在县级政府及县级以上的各级政府ꎬ县级政府拥有低保对象的最终审批权ꎬ而乡镇和村干部是政策执行的主体ꎬ决策权和执行权分离到了不同层级的政府中ꎮ为了简化分析ꎬ主要以县级政府作为主要的决策部门ꎬ而将乡镇和村干部作为执行部门ꎬ决策部门与执行部门之间是委托 代理关系ꎬ即县级政府将政策执行委托给乡镇和村干部ꎬ并对后两者进行监督ꎮ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是各自作为相对独立的组织ꎬ拥有不同的组织目标ꎬ相互之间的组织目标会存在冲突ꎮ在低保政策中ꎬ国家希望通过对底层人群的保障解决贫困问题ꎬ借此增强农民的国家认同ꎻ而基层执行部门则更重视眼前的利益ꎬ关注的核心在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中心工作ꎬ在乡镇政府看来ꎬ低保只是一项二线工作ꎬ并无很大的激励作用ꎮ由于目标的不一致性ꎬ决策部门必须通过一定的手段控制基层政策执行部门的行为ꎬ使其按照上级部门的意图行动ꎮ在委托代理关系下ꎬ存在着信息不对称ꎬ能否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是自上而下的控制能否实现的关键ꎮ国家通过规则界定对低保政策的执行过程进行控制ꎬ但是ꎬ国家界定的规则是否具有约束力ꎬ则取决于国家对规则执行的监督能力ꎬ这要求国家必须掌握充分的信息基础ꎬ对低保执行的结果进行核验ꎮ也就是说ꎬ国家信息能力是规则约束能否实现的限制条件ꎮ(二)国家信息能力不足与规则软化现阶段国家主要以收入作为标准对低保对象进行界定ꎬ而收入界定由于国家信息能力的不足在实践中难以落实ꎬ导致了规则软化ꎮ农民的收入具有不规则性ꎬ自给自足的实物经济仍占农民收入的很大比重ꎬ同时农民的务工收入不够稳定且具有隐匿性ꎬ这导致国家对农民的收入进行精确统计的成本非常高ꎬ无法建立起类似西方发达国家的收入核查系统ꎮ由于国家无法直接掌握农户的收入信息ꎬ因此对基层政策执行官员的收入计算结果无法进行验证ꎬ收入核查因此变成了形式ꎮ而国家信息能力的提升受制于社会基础层面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ꎬ只有在农民收入非农化且正规化的情况下才可能建立起来ꎮ比如ꎬ在北京密云ꎬ当地的农民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ꎬ在收入来源上已经非农化ꎬ且当地的大部分农民都是在正规的工厂里上班ꎬ政府因此得以建立与社保缴纳系统相关联的收入查询系统ꎬ并实时核查农民的家庭收入ꎮ在收入核算难以落实的情况下ꎬ社区瞄准成了主要的低保瞄准方式ꎮ相较于收入核算ꎬ社区瞄准具有信息对称㊁行政成本低等优势ꎬ但是ꎬ也存在着自由裁量权过大的弊端ꎮ在社区瞄准中ꎬ村民一般是将申请户按照综合性的贫困程度从下往上倒排ꎬ再根据低保的指标数从下往上选取低保对象ꎬ但在此过程中容易受规则软化与农村低保政策目标偏移到人情因素的干扰ꎬ经常出现拉帮结派㊁优亲厚友等现象ꎮ此外ꎬ社区瞄准是根据贫困程度向上倒排ꎬ保障范围的确定主要取决于上级分配的指标数量ꎬ由于低保指标的分配缺少科学依据ꎬ低保的保障范围也具有随意性ꎬ相邻的两个村庄保障范围都存在差异ꎬ这就使得低保政策失去了统一性ꎮ(三)规则软化条件下的粗放控制在社区瞄准的情况下ꎬ政府对政策执行仍然能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ꎬ但是其控制的方式仍然延续了既有的简约治理模式下的粗放控制ꎬ控制的精准程度非常有限ꎬ无法有效约束基层官员的自由裁量权ꎮ具体而言ꎬ存在三种方式:一是总量控制ꎬ二是方向性控制ꎬ三是门槛控制ꎮ第一ꎬ总量控制ꎬ即自上而下的指标分解ꎮ由于规则软化ꎬ政府只能从总量上控制低保的保障范围ꎬ先确定低保保障的总量ꎬ再按照人口比例分配给各个村庄ꎮ总量控制确定了低保保障的上限ꎬ能够避免村干部与村民合谋向上骗取指标的现象ꎬ且具有可操作性ꎮ但是ꎬ由于低保指标数量的设定只是依据非常粗略的抽样统计ꎬ与实际需要保障的低保对象往往存在较大的误差ꎬ实践中各地的实际保障面已经超过了应保保障面ꎬ出现福利扩大化的现象ꎮ虽然部分地区已经提出了 减量提标 的要求ꎬ但是政府对实际应保人口的范围仍然缺少科学的依据ꎬ保障面的范围确定仍然是一个难题ꎬ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所掌握的经费多少决定的ꎮ第二ꎬ方向控制ꎬ即在指标分配的过程中ꎬ政府规定了若干指导性政策指导低保政策执行的方向ꎮ比如ꎬ鉴于农村中因病致贫㊁因残致贫的普遍性ꎬ很多地方的低保政策规定了低保重点向重病重残人群倾斜ꎻ甘肃会宁将低保分为四个档次ꎬ并出台政策对每个档次的保障对象进行指导ꎬ作为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分类依据ꎮ方向性控制只能起到引导的作用ꎬ由于标准较为模糊ꎬ实际上由基层官员在执行过程中进行阐释ꎬ无法抑制主观因素的作用ꎮ第三ꎬ门槛控制ꎬ这一控制方式与国家信息能力的提升相关ꎬ即利用大数据核查技术ꎬ对申请户的房产㊁车产信息进行审查ꎬ将不符合条件的申请户排除在外ꎮ比如ꎬ湖北秭归出台了 十四不准 政策ꎬ规定申请户名下不能拥有商品房㊁不能拥有小轿车和大型农机具㊁不能拥有经营性产业㊁不能购买商业保险等十四种禁止进入低保的条件ꎮ门槛控制对于治理 开着宝马领低保 等明显的政策偏移现象十分有效ꎬ但是其作用仍然较为有限ꎬ原因是农村买车㊁买房的农户仍然只占少数ꎬ信息库的覆盖面较小ꎬ且大数据核查只是从外围进行排除ꎬ并不能确保通过核查的申请户一定符合低保要求ꎮ四㊁规则软化与低保政策的变异㊀㊀(一)规则软化与规则替代由于国家信息能力的局限ꎬ国家规则发生了软化ꎬ决策部门虽然保持着名义上的控制权ꎬ但基层政策执行部门却享有实际控制权ꎮ在实际控制权转移之后ꎬ低保本身的政策目标就失去实际约束力ꎬ基层执行官员就会发展出新的低保分配规则ꎬ替代国家规则ꎮ政策执行部门制定的规则只局限于一定的范围内ꎬ甚至出现 一村一策 的情况ꎬ地方性很强ꎬ这与国家规则的统一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ꎮ在国家规则软化的情况下ꎬ低保本身的政策定位变得模糊化ꎬ其保障弱势群体的伦理性意涵被消解了ꎬ而利益属性则不断凸显ꎬ成为村庄内部的一个利益争夺点ꎮ低保本来只是一北京社会科学㊀２０１８年第９期个行政问题ꎬ但是由于规则软化的缘故ꎬ转化成了一个利益分配的政治问题ꎬ通过政治博弈的方式向下执行ꎮ在低保政策实行初期ꎬ由于低保金额较小ꎬ主要由村干部自主分配ꎬ无论是否分配给真正的贫困人口ꎬ大多数村民都不关心ꎮ随着低保金额的提升ꎬ村民们越来越关注低保的分配ꎬ围绕着低保的分配产生了复杂的博弈ꎮ在此过程中ꎬ由于国家规则已经失效ꎬ为了协调利益分配的过程ꎬ村庄内部围绕着低保利益的分配逐渐形成了地方性规则ꎮ但是ꎬ在地方性规则下ꎬ核心目标是低保分配的公平性ꎬ公平分配的目标替代了社会救助的政策目标ꎬ这是当前具有普遍性的一种目标替代ꎮ在山西忻州某镇ꎬ由于低保分配导致农民上访的行为经常发生ꎬ乡镇出于维稳的考虑ꎬ规定全镇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全部吃低保ꎬ将低保变成了养老保障ꎬ这样一来虽然由于分配规则明确ꎬ农民上访减少了ꎬ但是低保政策本身的政策目标也被消解了ꎮ(二)政策目标偏移在国家权力真空的情况下ꎬ不同的组织或主体会植入不同的目标ꎮ对于乡镇来说ꎬ低保本身的目标是次要的ꎬ相对于项目落地㊁维稳等更重要的目标来说ꎬ低保只是完成重点工作的资源和手段ꎬ因此就会出现 维稳保 拆迁保 ꎮ对于村干部来说ꎬ在后税费时代治理资源不断减少的情况下ꎬ低保成为为数不多可以调用的资源ꎬ因此就会出现 治理保 ꎻ同时村干部本身是熟人社会中的一员ꎬ嵌入在村庄社会关系网络中ꎬ受到后者的约束ꎬ因此才会出现 人情保 关系保 ꎮ而对于村民来说ꎬ最核心的关切是低保分配的公平性ꎬ为了追求公平ꎬ就会发生轮流保㊁平均分等平均主义的行为ꎮ上述的低保目标偏移行为表面上看是受到组织制度㊁治理资源㊁社会关系网络㊁地方性观念等因素的影响ꎬ但首要的原因在于自上而下的控制缺失ꎬ才为目标偏移创造空间ꎮ也正因此ꎬ低保的政策目标偏移既可以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得到解释ꎬ也可以从自上而下的视角得到解释ꎬ而自上而下的控制缺失无疑是各种政策目标偏移现象的总原因ꎮ以所调研的湖北省秭归县Ｇ镇为例ꎮ该镇２０１６年１月时共计有低保户２９３１户ꎬ约占全镇总户数的１０％ꎮ而据乡镇干部估计ꎬ实际上真正符合收入贫困条件的低保户占比不到３％ꎬ低保的保障面大大超过了实际贫困人口ꎮ低保的分配是将指标逐级分解到行政村一级ꎬ通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来民主评议分配ꎮ由于指标过多ꎬ为了减少指标分配中的矛盾ꎬ分配的原则是按照取得大多数村民认可的大病㊁年龄㊁残疾等因素分配的ꎮ同时ꎬ在分配中ꎬ村干部的影响力较大ꎬ仍然存在明显的 人情保 治理保 等违规现象ꎮ(三)低保政策性质的变异低保的政策目标偏移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向非贫困人口偏移ꎬ 维稳保 治理保 人情保 关系保 等主要是这种偏离ꎻ另一种是向收入贫困以外的其他贫困人口偏移ꎮ这两种现象是同时并存的ꎬ而且后一种偏移占主要地位ꎮ从各地的实际情况来看ꎬ低保的分配存在一定的规律性:从人群特征来看ꎬ病人占１/３㊁残疾人占１/３㊁其他占１/３ꎻ从年龄来看ꎬ老年人占１/２以上ꎮ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ꎬ原因在于年龄㊁残疾㊁疾病等个人特征较为直观ꎬ不需要经过计算ꎬ容易识别并得到多数人的认可ꎮ但是ꎬ通过残疾㊁疾病㊁年龄等方式识别的农户并不一定与低保户重合ꎬ原因在于低保侧重的是低收入农户ꎬ而上述因素除了影响收入以外还影响支出ꎮ比如ꎬ以５口之家为例ꎬ家里有一个主要劳动力务工ꎬ但是同时有一个家庭成员是病人ꎬ这样就会出现收入较高但是支出也较高的情况ꎬ不是低保保规则软化与农村低保政策目标偏移障的对象ꎮ实际上ꎬ上述识别方式是从贫困生成的直接原因去入手识别的ꎬ一则这些指标较容易识别ꎬ二则这些指标确实与贫困程度存在很大的相关性ꎮ因此ꎬ以直观标准识别出来的贫困人口就会混杂收入贫困㊁支出贫困等不同类型的贫困人口ꎬ低保的保障范围超过了实际应保的范围ꎮ在这种情况下ꎬ低保在实际上成了一项综合性的救助政策ꎬ发挥了残疾人保障㊁养老保障㊁大病保障等多种不同的社会保障功能ꎮ这从反面也体现出既有的残疾人保障㊁养老保障和大病保障力度仍然存在不足ꎮ从现阶段来看ꎬ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完全的情况下ꎬ低保的政策目标偏移确实有助于缓解贫困问题ꎬ但是ꎬ这种偏移也使得低保本身的政策定位模糊化ꎬ资源的扩散反过来稀释了对绝对贫困人口的救助力度ꎬ影响到了低保政策功能的发挥ꎮ[５]而贫困人口保障不足的问题最终需要从政策制定的源头上来解决ꎬ依靠政策执行的偏移来解决会引发诸多意外后果ꎮ五㊁规则再造:政策目标偏移的矫正路径㊀㊀低保的政策目标偏移ꎬ最根本的一点原因在于以收入核查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救济制度是从西方舶来的制度ꎬ与当前农业社会的社会基础不相适应ꎮ也就是说ꎬ在收入核查与社会基础不适应的情况下ꎬ政府的信息能力无法实现收入有效核算ꎬ导致收入核查在实际操作中变得形式化ꎬ国家规则的约束力也大为弱化ꎮ在这种情况下ꎬ矫正低保目标偏移的路径应当是通过收入核查以外的其他方式建立国家规则的约束力ꎬ通过规则再造将软化的规则重新硬化ꎮ那么ꎬ除了收入核查以外ꎬ政府有无可能通过其他的方式去识别低保对象呢?在当前的实际操作中ꎬ各地一般都把低保分为四个档次ꎬ其中一二类的保障对象一般是村庄内公认的贫困户ꎬ而三四类则只表现出了一些贫困特征ꎬ但是家庭整体上并不贫困ꎬ因此争议较大ꎬ也是低保分配矛盾最多的部分ꎬ而且三四类保障对象一般占６０％以上ꎬ占比较大ꎮ那么ꎬ群众公认的贫困户是否具有一些普遍的特征呢?从收入角度来看ꎬ当前农民的主要家庭生计模式是半工半耕ꎬ其中务工收入占主ꎮ一个５口之家ꎬ只要有一个劳动力外出务工ꎬ家庭人均年收入就会超过低保线ꎮ仅仅依靠务农收入ꎬ且土地种植面积有限的农户必然收入较低ꎬ在村庄中就会处于底层ꎮ而缺少务工收入来源的只有两种类型的家庭:一种是缺少内生动力ꎻ另一种是劳动力不健全ꎬ主要是家庭主要劳动力重残或重病的家庭ꎬ用农民的话说ꎬ家里的 主心骨 出了问题ꎮ而老年人普遍失去收入来源ꎬ他们主要依靠子女的赡养能力ꎬ如果子女家庭贫困ꎬ老年人也必然陷入贫困ꎮ因此ꎬ从家庭主要劳动力是否健全的角度能够较为准确地将低收入人口识别出来ꎮ除了收入贫困以外ꎬ还有支出贫困也应该得到保障ꎮ一般而言ꎬ家庭主要劳动力重病重残的一般是收入和支出双重贫困ꎬ而家庭主要劳动力健全的ꎬ如果家庭成员比如老人㊁子女重病重残对家庭收入影响不大ꎬ但是会增加家庭开支ꎬ造成支出贫困ꎮ基于以上关于贫困生成原因的分析ꎬ不妨转变思路ꎬ从家庭主要劳动力健全程度的角度入手去瞄准贫困人口ꎮ相较于需要通过计算才能够得出的收入ꎬ劳动力是否健全是较为直观的标准ꎬ有利于上级政府进行信息核验ꎬ这样就会使国家建立的规则能够具有约束力ꎬ同时在政策标准明确的情况下ꎬ也更容易得到村民的认可和监督ꎮ值得注意的是ꎬ贫困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ꎬ对贫困人口的救助和保障也应北京社会科学㊀２０１８年第９期。
数字鸿沟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质量的影响
数字鸿沟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质量的影响目录1. 内容描述 (2)1.1 研究背景 (3)1.2 研究目的 (3)1.3 研究意义 (4)2. 文献综述 (5)2.1 数字鸿沟的概念及发展历程 (7)2.2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现状分析 (8)2.3 数字鸿沟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现状 (9)3. 理论框架与假设 (10)3.1 理论框架构建 (11)3.2 变量定义与测量指标 (13)3.3 假设设定 (14)4. 数据来源与处理 (15)4.1 数据来源介绍 (16)4.2 数据处理方法 (17)5. 实证分析 (18)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19)5.2 相关性分析 (20)5.3 回归分析结果与讨论 (21)6. 结果与启示 (22)6.1 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24)6.2 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质量的启示 (25)7. 政策建议与实践探讨 (27)7.1 提高农村劳动力数字素养的政策建议 (28)7.2 加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培训的实践探讨 (29)8. 结论与展望 (31)8.1 研究结论总结 (31)8.2 研究不足与展望 (32)1. 内容描述在当前信息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鸿沟现象对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质量产生了显著影响。
即信息获取和利用的差距，在不同社会群体间日益明显。
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数字鸿沟的存在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领域的就业质量与机会。
本段落将从背景分析、现状描述等方面详细阐述这一问题。
背景分析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与发展，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数字鸿沟的存在使得部分农村劳动力在获取就业信息、技能培训、职业导航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限制了其就业质量与机会的提升。
农村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也加剧了数字鸿沟的问题。
其次w，现状描述方面，数字鸿沟对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质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农村多维贫困脆弱性
中国农村多维贫困脆弱性汇报人：2023-12-19•引言•中国农村贫困现状及影响因素•多维贫困脆弱性识别与评估目录•政策建议与对策措施•结论与展望01引言03研究意义研究中国农村多维贫困脆弱性有助于深入了解农村贫困问题的本质和原因，为制定有效的扶贫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01中国农村贫困问题中国农村地区一直存在贫困问题，尤其是多维贫困脆弱性。
02贫困脆弱性概念贫困脆弱性是指个人或家庭在面对风险冲击时容易陷入贫困的状态。
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目的与问题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农村多维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应对策略。
研究问题本研究将围绕以下问题展开：1) 中国农村多维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如何？2)哪些因素影响农村多维贫困脆弱性？3) 如何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来降低农村多维贫困脆弱性？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研究方法本研究将采用文献综述、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等方法。
数据来源本研究将使用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官方数据，以及通过问卷调查收集的数据。
02中国农村贫困现状及影响因素贫困程度深贫困人口普遍存在收入低、生活条件差、教育水平低、医疗保障不足等问题，贫困程度较深。
贫困原因复杂贫困原因包括自然环境恶劣、资源缺乏、基础设施落后、社会制度不完善等多种因素，贫困原因复杂多样。
贫困人口规模大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规模仍然较大，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问题较为突出。
贫困现状描述自然环境因素自然环境恶劣是导致农村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些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土地贫瘠，水资源匮乏，农业生产条件差，导致农民生活困难。
基础设施因素基础设施落后是制约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些地区交通不便，通信不畅，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薄弱，无法满足农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导致农民生活困难。
社会制度因素社会制度不完善也是导致农村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些地区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农民无法享受到基本的社会福利，导致贫困问题加剧。
农村低收入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问题研究
农村低收入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问题研究作者：王玮烨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24年第14期摘要：健全农村分类分层社会救助体系是“十四五”期间保障民生领域的重要议题。
以新公共服务理论为基础，围绕农村低收入分类分层社会救助体系进行研究，认为农村低收入分类分层社会救助体系主要存在分层标准不够科学公正、资金筹集方式单一、救助方式过于单一、救助措施缺乏综合性等问题。
为此，应该统筹城乡社会救助发展，建立科学公正的分层评估机制，鼓励多主体参与社会救助，应用多种救助手段搞好农村低收入分层分类社会救助。
关键词：社会救助；分类分层；低收入中图分类号：D63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4）14-0010-04引言健全分类分层社会救助体系是推动全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是保障和改善民生，逐步实现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方式。
2020年，我国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解决了社会绝对贫困问题，“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实现。
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人民收入更低，社会救助依赖程度更高。
所以，必须建立健全农村低收入分类分层社会救助体系，提供资金与配套服务，以有效缓解农村相对贫困，增加收入，降低风险，提高农村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
一、政策背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1]。
2021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
会议提出，要深入实施分类分层救助工作，加强政策协调和资源整合，提高救助质量和效率，并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措施。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要深化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形成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覆盖全面、分类分层、综合高效的社会救助格局[2]。
202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经济形势和社会稳定工作。
大数据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研究与前景展望
大数据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研究与前景展望目录1. 内容简述 (3)1.1 研究背景 (3)1.2 研究意义 (5)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5)1.4 文献综述 (7)2. 大数据概述 (8)2.1 大数据的技术特征 (9)2.2 大数据在农业领域的重要性 (10)2.3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基础 (12)3. 大数据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 (12)3.1 数据采集与集成 (14)3.1.1 传感器数据采集 (15)3.1.2 无人机与卫星遥感数据收集 (17)3.1.3 农业物联网技术的应用 (18)3.2 数据存储与管理 (19)3.2.1 数据仓库与数据湖 (21)3.2.2 数据质量管理与数据治理 (22)3.3 数据分析与处理 (23)3.3.1 数据挖掘与关联规则分析 (24)3.3.2 大数据分析平台与工具 (25)3.4 决策支持与智能应用 (27)3.4.1 精准农业 (28)3.4.2 农业气象预测 (29)3.4.3 农业健康管理系统 (31)4. 大数据技术在农业领域的挑战与机遇 (32)4.1 技术挑战 (33)4.1.1 数据孤岛问题 (34)4.1.2 数据隐私与安全问题 (35)4.1.3 数据分析与挖掘的复杂性 (37)4.2 政策与法律挑战 (38)4.3 经济与社会挑战 (39)4.4 机遇分析 (40)5. 案例分析 (42)5.1 典型应用案例 (43)5.1.1 精准灌溉系统的实施 (44)5.1.2 农产品溯源系统的开发 (45)5.1.3 智慧农业园区的建 (47)5.2 案例评估与分析 (48)6. 前景展望 (50)6.1 发展趋势 (51)6.2 技术发展预测 (52)6.3 政策与市场需求分析 (53)6.4 技术伦理与社会影响 (55)7. 结论与建议 (56)7.1 研究总结 (57)7.2 政策建议 (57)7.3 未来研究方向 (58)1. 内容简述随着全球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面临着诸多挑战，如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
IFPRI发布《2020年全球粮食政策报告》
IFPRI发布《2020年全球粮食政策报告》2020年4月7日，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发布题为《2020年全球粮食政策报告：建立包容性粮食系统》（2020 Global Food Policy Report: Building Inclusive Food Systems）的报告，主要强调粮食系统在满足消除贫困、饥饿和营养不良等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上的核心作用，提出需要建立更有抗逆能力、更适应气候变化、更健康的、更具包容性的粮食系统，主要包括重塑粮食系统、小农、青年、妇女、难民以及国家粮食系统等6个方面在建立包容性粮食系统的主要发现和政策建议。
1重塑粮食系统：包容的必要性（1）主要发现：①包容性粮食系统有助于打破贫困、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代际循环；②将边缘人群纳入粮食系统有助于他们获得高薪工作，并在影响长期生计的其他领域取得进展，比如教育；③价值链框架是设计包容性粮食系统的关键，从提高农民获得资源和信息的能力，到创造非农就业机会和产业链的中游企业；④移动电话技术等最新创新为边缘化和被排斥的人群提供了获取信息和服务以及参与整个食品价值链的机会；⑤教育是促进包容，增加收入，改善营养、健康、公民参与和性别平等的主要推动力；⑥边缘化人群应该有权在粮食系统内做出战略选择，并有权要求政府对提供包容性粮食系统负责。
（2）政策建议：①在全球政策层面解决包容性问题，利用对不平等问题的认识，促进人们讨论需要在研究和规划方面进行大规模投资以建立包容性粮食系统；②在国家层面采取行动，以便在塑造包容性粮食系统和改善饮食方面考虑当地情况，比如特定人群的地位、经济结构和文化规范等；③调整粮食系统政策，为边缘化人群创造机会，同时应对不健康饮食和气候变化等关键挑战；④尽早确定边缘化人群的需求，让他们在研究、政策和规划设计过程中有发言权。
2小农和农村人口：使粮食系统价值链具有包容性（1）主要发现：①在城市化、收入增加和饮食结构变化的推动下，非洲和南亚的食品市场正在扩张，为食品供应链上的就业和收入机会创造了巨大的潜力；②为了满足城乡日益增长的食物需求，中小企业在仓储、物流、运输和批发零售等方面的数量激增；③由于获得土地和投入的机会有限，而且缺乏扩大规模或实施新做法以满足质量要求的能力，小农户往往难以与食品供应链中间的参与者建立联系；④基础设施和技能的缺乏阻碍了非洲和亚洲低收入国家食品供应链的发展，特别是在农村和农田附近的小城镇。
参与式农村评估(PRA)培训手册(一)
参与式农村评价(PRA)培训手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ECCD项目汪力斌薛姝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国际农村发展中心2003年8月，桂林介绍“参与式”的概念在今天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发展领域最常用的概念及基本原则。
本培训课程旨在增进学员对“参与式”的正确理解，并掌握参与式农村评价(PRA)的方法和技巧，以促进目标群体在发展项目选择、规划、实施、监测和评价过程中的有效参与。
目录第一单元参与式农村评价(PRA)的概念一、背景介绍1．1采用参与式扶贫途径的必要性1．2 案例二、参与的定义和内涵2．1 参与的定义2．2 参与的内涵三、参与式农村评价3．1 参与式农村评价的起源与演变3．2 参与式农村评价应用的领域3．3 参与式社区发展的方法3．4采用参与式工作途径所需要的转变第二单元参与式实践的工具一、了解社区资源（自然、基础设施和社会资源）工具箱1．1 社区资源工具1：资源图1．2 社区资源工具2：社区图1．3 社区资源工具3：农户类型划分1．4 社区资源工具4：机构分析图1．5 社区资源工具5：村民流动图二、生计分析工具箱2．1 生计分析工具1：日记表2．2 生计分析工具2：季节令2．3 生计分析工具3：资源图片2．4 生计分析工具4：家庭决策表三、相关者发展项目排序工具箱3．1 相关者发展项目排序工具1：简单排序3．2 相关者发展项目排序工具2：问题-原因-解决方案分析3．3 相关者发展项目排序工具3：优劣势分析（SWOT法）、可行性分析3．4 相关者发展项目排序工具4：问题树四、参与式方法基本功4．1 半结构性访谈4．2 做好主持人第三单元参与式项目管理一、项目的内涵1．1 项目的概念1．2 项目周期/步骤二、参与式项目规划2．1 什么是参与式项目规划2．2 参与式项目规划实例三、参与式项目监测评估方法3．1 为什么要进行参与式监测和评估3．2 参与式监测和评估的基本步骤3．3 参与式监测和评估的实例第一单元参与式农村评价（PRA）的概念一、背景介绍1．1国家扶贫战略、UNICEF/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目标和采用参与式扶贫途径的必要性中国政府2001 – 2010年新的扶贫开发战略：采用参与式可持续性扶贫开发途径是新时期中国扶贫的战略、重点、途径的要求。
年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及扶贫政策效果评估
年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及扶贫政策效果评估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及扶贫政策效果评估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并推出了一系列扶贫政策。
本文将对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及扶贫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
一、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现状中国是一个拥有众多农村地区的国家，农村贫困问题一直是中国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20年底，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总数为约4000万。
这些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和深度贫困地区。
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经济发展落后、教育资源不足、医疗条件较差等多个方面的因素。
土地资源相对有限，农民收入来源单一，技术水平相对较低，这些都是导致农村贫困问题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扶贫政策的实施1. 精准扶贫政策中国政府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上采取了精准扶贫政策，即通过精确识别贫困人口，精确评估贫困状况，精确施策帮扶。
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帮助中国政府更好地分配资源，确保帮扶对象真正需要帮助。
2. 就业扶贫政策为了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中国政府推出了就业扶贫政策。
通过发展乡村产业，促进农村就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帮助农村居民增加收入。
3. 教育扶贫政策为了改善农村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中国政府实施了教育扶贫政策。
政府加大对贫困地区学校的投入，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帮助贫困家庭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
4. 医疗扶贫政策为了解决农村地区医疗条件不足的问题，中国政府实施了医疗扶贫政策。
通过加强农村医疗设施的建设，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好的医疗条件。
三、中国扶贫政策的效果评估中国扶贫政策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3年至202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约9880万人。
这表明中国政府的扶贫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使得农村帮扶更加有针对性，避免了资源的浪费和分配的不均。
就业扶贫政策有效地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降低了贫困率。
教育扶贫政策和医疗扶贫政策为贫困地区的孩子和居民提供了更好的教育和医疗条件，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状况。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6.7
6.6
世界银行测算的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万人） Rural poverty in China based on one US
• • • • • 1981年 1984年 1987年 1990年 1993年 dollar per day 63366 42527 31043 37433 33421 （10000P） • 1996年 • 1999年 • 2002年 • 2004年 • 2015年预计 21144 22278 17661 12836 3663
注：世行使用中国农村住户消费数据，按1天1美元的标准测算得到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
2000-2006年农村贫困人口构成与分布-1 Poverty Distribution 2000-2006
指标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2000年 3209 207 814 1944 244 3.5 0.7 2.9 6.9 4.4 6.4 25.4 60.6 7.6 2001年 2927 183 683 1856 204 3.2 0.6 2.5 6.6 3.6 6.3 23.3 63.4 7.0 2002年 2820 261 642 1742 175 3.0 0.8 2.3 6.2 3.1 9.3 22.8 61.8 6.2 2003年 2900 217 752 1698 233 3.1 0.7 2.7 6.0 4.1 7.5 25.9 58.5 8.0 2004年 2610 173 730 1552 156 2.8 0.5 2.6 5.5 2.7 6.6 28.0 59.4 6.0 2005年 2365 142 668 1421 134 2.5 0.4 2.4 5.0 2.4 6.0 28.2 60.1 5.6 2006年 2148 112 560 1370 107 2.3 0.3 2.0 4.8 1.9 5.2 26.1 63.7 5.0
历年脱贫人口 Poverty Population Reduced(10000p) • • • • • • • • 1990－1999 年均脱贫680万 2000 200万 2001 273万 2002 107万 2003 增加80万 2004 290万 2005 245万 2006 217万
2000年以来低收入人口规模 Low income population since 2000
• 2.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方法
• Methodology of Poverty Monitoring
2、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现状 Rural Poverty of China 1978-2006
全国农村历年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 Poverty population and headcount rate 1978 －2006
30000
%
35 30 25
25000
20000 20 万人 15000 15 10000 10 5000 5 0
0
贫困人口 贫困发生率
1978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8500 8000 8.8
1994 1995 7000 6500 7.7 7.1
1996 1997 5400 4962 5.4
1998 1999 4210 3412 4.6 3.7
2000 2001 3209 2927 3.4 3.2
2002 2003 2820 2900 3 3.1
2004 2005 2610 2365 2.8 2.5
2006 2148 2.3
25000 12500 13100 12200 9600 10200 8500 9400 30.7 14.8 15.5 14.3 11.1 11.6 9.4 10.4
Rural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Methodology of Poverty Monitoring and Main Results 中国农村贫困: 最新结果与监测方法
XIAN ZUDE 鲜祖德
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1.中国农村贫困现状
• Rural Poverty of China 2000-2006
贫困 农户
614 54.5 27.6 665 69.5 479 2772 18.0 58.7 56.3
低收 入户
869 57.9 29.4 902 65.6 579 3281 19.8 62.1 57.9
全国 2253 48.4 31.2 1670 49.1 654 4259 24.8 79.6 64.7
贫困人口 规模（万 人）
贫困发生 率（%）
占农村贫 困人口比 重（%）
2006年农村贫困人口构成与分布-2 Poverty Distribution 2006
贫困发生率（ Poverty head count ）：全国农2.3% 8省 <1% 5省 5-10% 最高的省 10.9% 17省 1-5% 1省 >10%
2000年
低收入人口 6213 规模（万人） 比上年增减 （万人） 低收入人口 比重（%）
2001年 6102 -111
2002年 5825 -277 6.2
2003年 5617 -208 6.0
2004年 4977 -640 5.3
2005年 4067 -910 4.3
2006年 3550 -517 3.7
低收入标准以下人口比重（ Low income rate ）：全国农村6.0% 15省 <5% 9省 5-10% 7省 >10% 最高的省 24.1%
主要经济指标，2000年及2006年 Main Economic Indicators 2000 &2006
指标 2006年 全国 1. 人均纯收入(元) # 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纯收入比重(%) 工资性收入比重(%) 2.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元) 3. 恩格尔系数(%) 4. 人均家庭生产费用支出(元) 5. 人均住房价值(元) 6．人均住房面积(平方米) 7．钢筋混凝土结构及砖木结构住房 面积比重(%) 8. 有安全饮用水的农户的比重(%) 3587 42.4 38.3 2829 43.0 1382 8820 30.7 86.0 73.3 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