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资关系、利益共享

劳资关系、利益共享[关键词]瑞典；劳资关系；利益共享；唯物史观瑞典劳资关系属于共享程度最高、最为稳定的类型。

瑞典的劳资共享模式是通过企业层面的集体谈判和社会层面的公共政策合力实现的，我们称之为“企业一社会共享型”劳资关系，简称共享型劳资关系。

然而，理论界对瑞典这种共享型劳资关系的评价并不一致，有人认为这种劳资关系模式是二战后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其中的高工资、高福利制度虽然能实现公平，但却影响效率，因此难以持久；也有人对瑞典模式持肯定的态度，认为这种模式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的较好结合，甚至认为它代表欧洲未来的发展方向。

本文认为，对瑞典劳资关系模式的评价，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争论上，应该从唯物史观方法论出发，在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基础上，遵循瑞典工业化过程的发展实际，对其劳资关系的演变和发展績效进行分析，以期能为我们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供有益启示。

一、对劳资关系分析的基本框架根据马克思唯物史观方法论，劳资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它的具体内容和实现形式是一个国家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综合作用的结果。

生产力是劳资关系的物质基础，生产力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分工和技术的水平，进而至少从三个方面影响劳资关系：一是从资本的角度看，分工和技术决定资本雇佣劳动所采取的组织形式。

比如，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企业组织规模小、形式简单，在个人业主制或合伙制企业中，劳资关系比较简单；相反，在生产力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企业组织规模大、结构复杂，与之相适应的劳资关系也比较复杂。

二是从雇佣劳动的角度看，在不同技术条件下，资本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不同，进而对劳资关系的影响不同。

在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中，劳动力通用性强，劳资关系不稳定；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劳动力技能的“专用性”很强，劳资关系较为稳定。

三是分工和技术的发展，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劳资双方利益共享提供物质基础。

当然，能否真正实现共享，还取决于制度的规定性。

生产关系是劳资关系的制度基础，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劳资关系的性质。

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劳资关系在根本上是对立关系，但在制度层面，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受劳资双方力量的影响，因此，劳资关系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往往呈现出多样性特点，具体表现为：在时间上，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由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力量对比关系不断变化，劳资关系的内容也会不断变化，比如，一定时期工会力量比较强大，在劳资关系中有利于劳方的内容会多一些；相反，如果工会组织被削弱，在劳资关系中，有利于资方的内容会占上风。

在空间上，不同国家在同一历史时期，劳资关系模式可以不同，比如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有美国模式、日本模式、德国模式和瑞典模式等典型模式。

这些不同模式本质上都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不同国家实现形式的不同。

上层建筑对维护、协调劳资关系起重要作用，它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来影响劳资关系。

这些制度有些是具有强制性的，比如法律对劳动时间、劳动条件、罢工条件的规定；有些则是诱致性的，比如某一政党在政治纲领中提出的各种制度设想；还有一些则是隐性的，比如文化、价值观等。

在资本主义多党制政治体制中，不同政党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他们往往通过获得执政地位，把一些诱致性的制度安排，上升为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实现对自己利益集团的保护，比如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往往会推行对劳方有利的政策，相反，保守党执政，则推行对资方有利的政策。

以上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角度阐释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劳资关系之间的关系，生产力为劳资关系提供技术条件，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劳资关系的制度形式，因此，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劳资关系的分析具体化为“技术一制度”分析范式。

至于技术和制度之间的关系，就如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一样，是一种辩证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那种简单认为技术决定制度，或者认为制度决定技术的观点，都是片面的。

一定时期的劳资关系，只有适应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个方面的要求，才能持续和稳定。

当然，我们说劳资关系的“稳定”，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因为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始终处于矛盾运动中，所以稳定是相对的，不稳定则是绝对的。

劳资关系的动态运动既可能是“稳定一冲突一新型稳定”路径，也可能是“稳定一新型稳定”路径。

但不管哪种变化类型，总体上看劳资关系的发展趋势不是机械的变化，而是一种螺旋式上升趋势，也就是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劳资关系总体会向着劳资双方利益共享成分越来越多的方向发展。

一定时期的劳资关系总会产生一定績效，评价劳资关系績效，也应遵循唯物史观方法论，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上，既要考虑反映生产力层面的要素，即技术层面的要素，也要有反映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要素，即制度层面的要素，这两个层面的有机结合，就不能单纯用经济指标来考察，因为经济指标往往只能反映“技术-制度”相互作用中经济产出的效率，不能反映这些产出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为了既能反映经济产出效率，又能反映这些产出对人自身发展产生的影响，本文将績效归结为经济績效和社会績效两个方面的总和。

经济績效是指与经济运行效率相关联的一系列指标，比如经济增长率、就业率、企业竞争力、劳动生产率等；社会績效是指与人的自身发展相关联的一系列指标，比如收入差距、工资水平、劳动时间、社会参与度等等。

这样，我们对劳资关系的分析框架就扩展为“技术一制度一績效”的分析框架。

下面，本文将运用这一框架对瑞典劳资关系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行分析。

二、瑞典劳资关系的产生时期(1850-1914年)19世纪50年代之前，瑞典是典型的落后农业国家，大约1850年开始了一个以蒸汽机使用和铁路建设为主要特点的技术更新与变革时期。

在工业化初期，企业常常会遇到技术和发展之间的协调问题，“在缺乏某一技术环节的情况下，事物只能慢慢发展；一旦各种发展环节均已具备，就会出现累进式的增长。

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比较，瑞典是最早具备这些先决条件的，因此它的机械工业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迅速扩大。

”从这一阶段开始，瑞典因其丰富的森林、铁矿和水力等自然资源而发展成为出口主导型国家，因此，其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由出口引发的，而且国际市场对瑞典产品的需求基本上符合传统的分工模式。

这一时期瑞典社会制度层面变化主要表现在：雇佣劳动关系逐渐形成，在工业化初期，企业生产技术专用性不强，一些工人的身份与农民身份重合，也就是说，很多工人还是农民身份，所以，工人分散，不易团结，在劳资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工人的劳动时间长、条件差、工资低，生活艰难。

到19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新技术出现和大规模企业组织的产生，瑞典有了行业工会组织，1889年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成立，劳工运动有了自己的政党和纲领。

社会民主党第一份纲领的开篇指出：“社会民主党不同于其他政党，其目标是全面地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并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使其精神和物质文化得到保证与发展。

”纲领还认为：“取消私人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垄断，使之变为共同的为整个社会公有的财富，用一个社会主义的、与社会需求真正相适应的生产来取代无计划的生产。

”纲领中的斗争目标，主要是要求工人组织起来，通过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争取8小时工作日、政治选举权和取消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雇佣条例。

为了应对工人运动，1902年瑞典雇主联合会(saf)和瑞典冶金行业雇主协会(vf)成立，他们采取强硬措施反对工人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到来，瑞典劳资双方都不同程度地组织起来，劳资关系处于激烈的对抗之中。

这期间，瑞典工人举行了多次罢工，其中1909年30万人举行长达一个多月的全国总罢工，规模之大超过欧洲历史上任何一次罢工。

尽管这一时期劳资关系以“冲突”为基本特点，但从经济績效上来看，受出口拉动的影响，瑞典经济增长速度很快。

1866-1910年间，北欧诸国属于工业化国家中增长最快的，瑞典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250％以上，而丹麦和挪威分别是200％和150％。

1870-1913年，瑞典人均gdp增长率为1.46％，而同期的欧洲平均水平仅为1.33％。

在社会績效方面，尽管劳工组织和政党都已建立，但由于资本力量处于明显的强势，劳动者生活水平、劳动条件、社会地位等方面没有明显改善。

三、瑞典共享型劳资关系模式的萌芽时期(1914-1945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典经济受世界经济不景气的严重影响，失业率1921年达到了26.6％，随后，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出现另一次失业率高峰，1933年高达23.3％，这种经济环境显然不利于劳资关系的稳定。

这一时期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瑞典技术进步没有明显变化，“从生产函数看，‘剩余量’、‘技术进步因素’所占的贡献份额并没有持续地增长，而劳动要素的贡献则发生了显著增长”。

这说明经济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分工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而是依靠劳动的增加。

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雇主在对劳动力的选择上，更倾向于有文化、有知识和有技能的劳动力。

在制度层面，这一时期瑞典劳资关系在斗争过程中探索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劳资合作的制度安排。

工会力量增强，对资本力量有了一定的限制；劳动力市场各方组织起来，劳资双方探索出了既斗争又妥协的谈判机制；工作日缩短已经制度化。

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制度方面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社会民主党不仅影响力提高，而且于1932年上台执政，此后连续执政44年，为瑞典模式的形成在上层建筑方面奠定了重要基础。

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其纲领中增加了缩短工作日、社会保险、男女普选权等方面的内容。

1920年社会民主党新纲领提出了福利制度的具体要求，包括：实行事故保险、医疗保险、妇婴保险和失业保险目标，实行养老金制度，对残疾、孤儿、寡妇给予抚恤金，“把自建家园运动完全控制在社会手中。

在保证归还的情况下，社会对自有住房者扩建住房提供贷款”。

这就是所谓的“人民之家”运动的重要思想在党的纲领中的体现，这个纲领包含了瑞典模式的萌芽。

这一时期瑞典经济增长仍然是世界上最快的国家，1913-1950年，瑞典人均gdp增长率为2.12％，同期西欧平均水平为o.83％，美国为1.61％。

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来看，1913-1950年，瑞典增长幅度为2.76％，同期的西欧平均增长幅度为1.56％，美国增长幅度为2.48％。

当然，瑞典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績效高，除了劳资双方的合作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瑞典都保持了政治上的中立，因此对于以出口立国的瑞典经济来说，其增长不仅没有受战争影响，反而从中受益。

在社会績效方面，这一时期工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劳动条件都有一定的改善。

主要包括1920年产业工人获得了8小时工作日权利；1921年男女都拥有了普选权；1932年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人民之家”思想开始在政治层面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