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关于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几小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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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几小点看法中国古代有许多文人对文学创作动机和目的进行过描述。
动机，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阐释就是“与满足某些需要有关的活动动力”。
当然作家创作的动机有很多。
下面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说法。
“诗言志”思想。
《左传》里有“赋诗言志”、“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不言，谁知其志？言之物文，行而不远。
”《乐记》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
情动于中，故形于声。
”《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
《荀子》说道：“圣人也者，道之管也。
天下之道管是也，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易》《乐》之归于是矣。
《诗》言是，其志也……”《毛诗大序》也认为创作是“发乎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情发乎声”、“吟咏性情”。
上述各种说法，都是说诗文是“言志”、“道志”的，即文学作品要表达抒发作者由客观现实所激发的志向、理想、愿望、情绪。
强调情感在内心萌动而进行文艺创作。
“文以载道”思想。
“文以载道”的思想，在战国时《荀子》中己露端倪，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提出要求“文以明道”，是后世：“文以载道”源头。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载道”。
唐代韩愈又提出的“文以贯道”之说。
李汉在《昌黎先生序》中说：“文者，贯道之器也。
”“文以载道”虽然不是明确的告诉人们古代文人的创作动机，但是不可否认它对古代文人创作动机的影响，且这个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原道”思想。
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日月云霞，山川草木，虎豹龙凤，均有焕丽炳蔚之色，林籁泉石，又有竽瑟球锽之声，但这都自然而然，乃属无心之美，惟人类秉五行之秀，参天地而为三才，结撰文章，则为有心之美。
”他认为文艺的创造是人类特权，人类的文艺创作是天然而为的，即是刘勰所说的原道思想。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思想。
司马迁认为创作动机来自不得酬的人生悲剧的怨愤，由于政治抱负不能实现，便愤而著书，用作品来“抒其愤”。
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一、本文概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重要命题，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理论价值。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这一理论命题的内涵、来源及其在司马迁创作实践中的体现，并进而分析其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启示和影响。
文章首先将对“发愤著书”说的基本内涵进行界定，明确其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独特地位。
接着，通过对司马迁生平及其著作《史记》的深入分析，揭示“发愤著书”说在司马迁创作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在此基础上，文章将进一步探讨“发愤著书”说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分析其在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价值。
文章将对“发愤著书”说的现代意义进行阐发，以期为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二、司马迁的生平与著作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
他的一生历经了从盛到衰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个人命运，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创作。
司马迁的生平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少年时期、仕宦时期和受刑著书时期。
在少年时期，司马迁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博览群书，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他的学识不仅限于文学和历史，还涉及天文、历法、数学等多个领域。
这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仕宦时期是司马迁人生的重要阶段。
他曾任郎中、太史令等职，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宫廷秘闻。
这些经历为他编写《史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然而，司马迁的仕宦生涯并非一帆风顺。
他因替李陵辩护而触怒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
这一事件对司马迁的精神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但也使他有了更深刻的人生体验和感悟。
受刑著书时期是司马迁人生的最后阶段。
在遭受宫刑后，司马迁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
他忍辱负重，坚持创作，最终完成了《史记》这部不朽的巨著。
在《史记》中，司马迁不仅记录了自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四年的历史，还融入了自己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和对人生的独特感悟。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
浅谈司马迁“发愤著书”说摘要: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继承《论语》“诗可以怨”的传统,他对前人改进创新,对后人也有很大的影响,意义深远。
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陈师道的“其穷愈甚,故其诗愈多”等都深受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影响。
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中,已经意识到“泄愤”和“言道”的统一性,这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一个很好的发展。
关键词:发愤著书;愤懑;逆境司马迁,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他创作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巨著——《史记》。
对《史记》的研究,很多学者都是持“发愤著书”的观点。
“发愤著书”是司马迁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命题。
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曾这样写道: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在《报任安书》中也出现类似的言论。
这些文字讲述了一代代伟人在逆境中化悲愤为力量,最终创作出流传千古的巨著。
司马迁将此类伟人的事迹与自身的事迹相结合,得出“发愤著书”一说。
这一文学批评命题,贯穿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始终,具有丰富深刻的理论内涵和重要深远的理论意义。
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说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理论成果,而是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一步步总结创新得出的。
早在《诗经·园有桃》中,就有诗句:心之忧矣,我歌且谣。
因为心中忧伤,所以化忧伤为力量,用来吟诵诗谣。
这应该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含有“发愤著书”这一思想的文字记载。
将这一思想进一步深入的是《论语·阳货》中得一句:“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观、可以怨。
”“诗可以怨”是诗可以用来抒发心中的愤怨。
反过来理解:如果心中有愤怨,可以借愤怨之情写诗。
王逸《楚辞章句》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因革
王逸《楚辞章句》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因革雷炳锋【摘要】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其实由三个方面构成:第一,“著书”能抒发忧愤,忧愤之情同样也体现于著述之中；第二,“著书”虽属不得已的退而求其次之举,但这种在不幸遭遇和愤懑之情激发之下创作的作品能够流传后世,引起后世的认同和共鸣,亦能不朽；第三,不幸遭遇和坎坷经历更能激发“有所作为的发奋”,成为完成伟大作品的客观动力.王逸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既有继承,又有所革新.他所理解的“愤”与司马迁不同,同时又缩小了“发愤著书”说的内涵,也缺少司马迁那种批判时政的勇气.【期刊名称】《渭南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3(028)003【总页数】3页(P28-30)【关键词】发愤著书;《楚辞章句》;经学【作者】雷炳锋【作者单位】渭南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陕西渭南714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一、“发愤著书”说的理论渊源“发愤著书”说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原文如下: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1］3300。
司马迁通过考察《诗经》《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膑)《兵法》《吕览》《说难》《孤愤》的创作情形，认为这些作者都经历了常人难以承受的不幸遭遇，现实世界中既已无法自己实现“道”，内心世界也不为人所理解，悲愤之情充盈其中，所以通过著书的方式予以宣泄。
借助对“往事”或自己遭遇的叙述，希望得到后世的理解。
这就是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其实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著书”能抒发忧愤，忧愤之情同样也体现于著述之中;第二，古时圣贤在其“道”不得“通”的情况下，不得已以“著书”的方式体现其所宣扬之“道”，而著述因为饱含了作者之“道”和忧愤之情而具有了不朽的价值，能引起后人的共鸣和同情，作者亦因之名扬后世。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名词解释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名词解释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指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书《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在自序中所表达的发愤著书的决心。
以下是对其中涉及的几个关键词的解释：
1.司马迁：司马迁（约前145年-约前86年）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他是《史记》的作者。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以纪传体写成的通史的撰写者，被誉为中国史学的奠基人之一。
2.发愤：发愤指努力奋发、专心致志、积极进取，追求进步和成就的精神状态。
在自序中，司马迁表达了他发愤著书的决心，意味着他以极大的努力和热情投入到写作《史记》的工作中。
3.著书：著书指撰写书籍、写作著作。
在这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表示他立志要写一部具有纪实性和文学价值的史书，用以记录和阐述中国历史的发展和演变。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名词解释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名词解释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学者，他的学术成就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
了重要影响。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是指他在撰写《史记》这部纪传体历史著作时所体现的积极态度和奋发精神。
发愤著书是指司马迁对于历史文献的认真研究与处理，并将其著述成书的行为。
司马迁毕生致力于整理和记录中国历史，他的著作《史记》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对后世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具有两层含义。
首先，他对于史料的收集和整理非常认真，
精益求精。
他广泛阅读古代史籍、编纂史书，努力寻找真实可信的历史记载。
其次，司马迁在撰写《史记》这部著作时，以推崇忠君、尽责于国家为宗旨，秉持严谨求实的态度，力求客观真实地记录历史。
他强调历史的功过得失，将史料进行可靠性鉴别，并且通过对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进行探究，为后世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史料和观点。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不仅代表了他对于自身学术事业的热情和奉献，也展示了他
对于历史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见解。
他以史为鉴，力求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进步，成为后世史学家学习和追随的典范。
通过他的著述，司马迁为后人提供了一扇了解古代历史的窗口，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的发展。
因此，司马迁发愤著书是指他以极高的热情和奉献精神，通过深入研究和真实
记录的方式，整理编纂了《史记》这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简述“发愤著书”说的发展脉络
简述“发愤著书”说的发展脉络作者：邓文文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20年第01期内容摘要：苦难能加深人对生命的理解和认识，从而激发一些人的写作意识，写下不朽的文学作品，这是“发愤著书”的基本内涵。
这个理论由司马迁提出，而后历代都有人对其有自己的解说，如刘勰、韩愈、欧阳修、李贽等。
关键词：发愤著书蚌病成珠不平则鸣穷而后工自古以来，对于文人写作动机和写作心理的探寻，是一个长期被热烈讨论的问题。
诗人作家为何而作诗作文，值得我们深思。
《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其中有多个篇章表现了作者对现实黑暗面的批判精神。
如《硕鼠》《伐檀》，二者都表达了下层人民对统治者不劳而获的嘲讽和痛斥之情。
看到了社会不公的黑暗面，诗人内心受到触动而写下诗篇。
所以我们说，写作就是记录外部世界在诗人心中所留下的印象和感慨。
而由于生活本身就是充满苦痛的，所以自古以来文学作品多以写“哀情”为主。
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屈原，正道直行，然而却屡遭奸臣陷害，而国君又听信谗言，不肯为他主持公道，在感到自己的苦闷为天地所不容的时候，他发出了“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的感慨，他怀着巨大的悲痛写下《离骚》，并在《九章·惜诵》中明确说到“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
”，即写作是为了表达愤懑，更是为了抒发心中挚情。
通观屈原所有作品，其中不仅表达了他对黑暗世界沉痛的批判之情，更有对于国家、国君的恋慕之意。
作为屈原精神的一个狂热追慕者，西汉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在这里例举了许多古人的事迹，就是要说明一个有规律性的问题，即人在受到挫折之后，可以写出不朽的作品。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
试析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摘要：司马迁是汉代文学思想的集大成者，虽然他的文学思想体系不是十分的完备，但是其丰富性和卓越性是显而易见的，而发愤著书说又是重中之重。
本文结合《报任安书》和《世纪·太史公自序》，着重讨论其发愤著书说的内涵、历史传承及其影响、意义以及其局限性。
关键词：司马迁发愤著书文学思想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家、文学家，司马迁的文学思想历来备受学者的重视。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文学思想的核心，同时，也是司马迁文学思想特色之所在。
了解其发愤著书说，对我们了解司马迁整个文学思想是十分有意义的。
同时，由于时代的原因，司马迁的思想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这样也使我们对整个古代文论的发展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一、发愤著书说的内涵《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这样一短话:“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於縲绁。
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於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①《报任安书》中也有一段与此十分相近的话，从这段话中我们大抵可知“发愤著书”这个名称的来源以及运行模式。
“发愤著书”是作者遭遇缧绁、身毁不用之时，经过“深惟”之后所作出的冷静的决断，它促使司马迁以前所未有的毅力去完成艰巨辉煌的时代使命，同时也是先父遗命。
可以说它是司马迁在自己实际创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古代伟大作家的生活与创作进行分析和总结而提出来的。
其含义实是人生受困后的发奋振作,是在身心挫辱之下,情感与理①《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37页智交变之后的一种升华方式,是士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其自我价值。
立言的不朽——浅谈“发愤著书”
80品 评立言的不朽——浅谈“发愤著书”尚志会司马迁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提出了著名的“发愤著书”理念，并完成一部伟大的著作《史记》。
司马迁以其独特的人格感染着后世文士，“发愤著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后世文士追求立言的不朽，以及在中国文学的长河中形成了优秀的著述传统。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是古往今来无数仁人志士的追求。
在儒家传统下，尤其以文士为代表对“立言”又有着高度的自觉追求，其表现实际活动上主要为“发愤著书”。
这一实践理论导源于先秦诸子，如孔子对六经的整理等，而在西汉司马迁时被提出。
司马迁是中国伟大的史学家，其著作《史记》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其著述伟大，而遭际坎坷，他所提出的“发愤著书”这一理论，具有独特的感召力，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学说的不朽何谓“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在信中以激愤的心情，陈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了为著作《史记》而不得不含垢忍辱、苟且偷生的痛苦心情。
他总结前人事迹，历览史实，得出了经典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苦难的锻炼。
司马迁在信中列举了西伯侯、孔仲尼、屈原、左丘明、孙子、吕不韦、韩非子等先贤前修，他们都以困顿坎坷的遭遇为共同点，或身体受损、或精神困顿，但他们最终都以杜鹃啼血的意志完成了惊人的著述，为后世树立起一座精神的丰碑。
这些人物给予了司马迁重振精神的动力，正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谈自己因李陵之祸遭受刑法后的心情，说：“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
”其内心苦闷、彷徨，在前修那儿汲81品 评取力量，决心著述，求立言不朽。
所谓“发愤著书”，即指一个人因为受到外部的打击，而奋起反抗，以实现自我的超越。
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七讲：《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发愤著书”说
第七讲
长歌当哭： 《史记· 太史公自序》 的“发愤著书”说
司马迁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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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 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历史学家。 其父司马谈为汉武帝前期的太史令。 元丰三年（前108年）迁继任父职。 天汉二年（前99年），因“李陵之 祸”下狱，次年受腐刑。出狱后任 中书令，完成《史记》一百三十卷 （后有数篇散佚，由褚少孙等补 撰）,不久辞世。其思想基本属于 儒家，并受道家自然观的影响，同 时又能广泛借鉴百家杂学的有益成 分，并注重工商渔盐之利。《史记》 开创中国纪传体通史之体例，亦为 中国史传文学之典范，对后来的史 学和文学均有重大影响。相传另有 《万岁历》一卷、《素王妙论》一 卷及辞赋文章若干，今大都已亡佚。 《汉书》卷六十二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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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中关涉创作动因的说法 以感物而动为大宗，即认为创作者被外物 感召，然后产生创作的冲动和紧张。感物 而动的“物”可理解成三个层面：其一是 自然外物，如钟嵘《诗品序》云“春风春 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 凡此皆能“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其二 是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如悲欢离合一直 都是诗人们重要的创作动因；其三是司马 迁所谓的作者自身的坎坷经历和不幸遭遇。
——《史记· 太史公自序》
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史记》卷一百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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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举了八个例子，都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 即人在最倒霉、最窘迫、最困难、最痛苦的时候，往 往会发愤著书，写出不朽的作品。“此人皆有所郁结， 故述往事，思来者”便是一种创作动因。 “发愤著书”的理论内涵有两点：首先它是关于 创作发生的理论，即“为什么会有创作”——司马迁 认为人有悲愤之情要抒发、要叙述，这是一种很大的 心理动机。其次，它揭示了文学创作的审美价值之所 在，或者说创作审美价值形成的原因，即悲剧作品具 有更高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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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摘要：一部《史记》，鲁迅先生曾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一部《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上承父志，下忍身痛，隐忍苟活，于逆境中所著的这一史家名篇确为中国文学史的传承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而其“发愤著书”思想也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大贡献。
本文从其史学巨著《史记》出发，具体阐述其“发愤著书”思想的发生发展及其时代与现世意义。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发愤著书说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其所编《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黄帝时期，下至汉武帝时期，其间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可谓是史学之大手笔，鲁迅先生就赞扬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思想”是流露于其《史记》中的，而其《史记》的编写也正印证了其“发愤著书”的思想。
总论其“发愤著书”思想的集成，可以说是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
一、从个别到一般
司马迁在其《报任少卿书》中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
此处太史公之“愤”者，我想是可以这样理解的：他们都是在作者在遭遇不幸、“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情况下，为了把自己得主张、想法表达出来，留传后世，以求后世的理解，才“发愤”从事著述的。
司马迁的意思主要是说痛苦和不幸可以激烈作者的志向，坚定他们“立言不朽”的决心，成为写作的动力，而不是说以仇怨悲愤倾泻与作品之中（1）。
另外，其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评价《离骚》时曾论说：“《离骚》者犹离忧也。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可以想见，太史公司马迁所作《离骚》是为一“怨”也，而此一“怨”也：即屈原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楚怀王的忠诚。
希望怀王能够听从自己得建议，能够行仁政，良社会。
在这里，屈原《离骚》“怨”的特色是迎合了孔子有关文学的社会作用理论中的“怨”的说教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怨”即：“怨刺上政”亦即可兴仁政，良社会。
且不论此，太史公“发愤著书”的思想是在分析、综合、比较，西伯、仲尼、左丘、孙子等前人事迹的基础上，并结以评述《离骚》，突“离”“怨”的特点，揭示出来的理论产物。
无疑，这是一个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
二、从具体到抽象
老子曾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审美境界，意在言明一种摒弃人为、合乎天然的文艺。
其论及此境界的体悟时曾谈到“有”和“无”，“虚”和“实”之关系：“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
”此即“有无、虚实之辩，而此也正是从具体到抽象的升华过程。
诚然，太史公之“发愤著书说”是源于前人之事迹，加之修身之体悟后综述产生的，从实践的拘演上升到理论的形态，其是从内容到形式的渐变。
当今文论形态在论及“具
体与抽象”之关系时也曾说道其是表与里的深度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抽象提取也是和各门具体自然科学形态紧密相连的，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定律、生物进化学说，也有着特定的抽象升华。
当今文学修辞中的“比喻”一意也正是化抽象为具体，精雕细磨的，本体与喻体，借以恰当的喻辞相连，实为以逼真之实物言回环之妙理也。
总说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思想，是在前人基础上，评《离骚》之离、忧，特别是突出“怨”、“刺”特点，化具体为抽象的。
谈及太史公“发愤著书”思想之意义，我认为有两点是需要指明的：一、承父志，成一家之言。
司马氏家族世典周史，太史公之父司马谈更是志于修史，然终未成而终了，弥留之际，手诫其子：“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矣。
”由此可见，司马迁之发愤著书是承继先宗遗志的。
其父之：“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一言，足以诫太史公。
同时，太史公年少游历，遍访河山，其广阔的阅历亦促使其编写史学，特别是当其因李陵之事而获罪后，更使他的修史动机有所调整，其所列：“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其所认己亦身陷囹圄，应仿前人之迹，成一家之言。
聊以抒怀，寄多感慨，生命之不枉自废也。
可以说，太史公之“发愤著书”说印证着他的《史记》，同时亦诫之于人：时遇不平世，文人著书立言，聊抒心中之忧愤，成其一家之言，将流于后世，兴于史笔，告知后人，诵于万代千秋。
二、承继儒学思想，儒道相融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很好的承继儒学思想的，孔子曾强调：“《诗》可兴、可观、可群、可怨，意在阐明文学的社会功用的，而太史公之著书，盖自怨也，流于文字笔墨之情，感于时世繁杂之体，嗟叹，离忧之！实为书愤也。
当然，这一“愤”意也体现在史公评《离骚》中：“《离骚》者，犹离忧也。
”屈子之不平，发而为之作《离骚》，“愤”哉！虽抱石沉汨罗，其魂灵永不灭也。
由这一点也可以从侧面说明《离骚》之作闻于后世的不朽原因。
另外，司马迁年少时亦接触了黄老之学，当然，这也与西汉初年广兴黄老“修身养性”之说有关，其年少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黄生），这不得不使其思想中有着黄道儒孔，兼容其二者而并包之处。
所以说，其“发愤著书”思想的形成是儒道相融的产物。
论儒者，《诗》之可怨。
论道者，亦有愤激：《老子》其七十五章论说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民之轻死，以其上生生之厚，是以轻死。
”这就说明：道家思想中，对于黑暗现实是有着一定的愤激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人民以死来反抗无法无天的暴政，这就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了。
总起说之，太史公之“发愤著书”思想是中和儒道思想的，儒家强调“中庸”之道，却不同于“发愤”之说，道家强调“愤激”，亦不同于“诗怨”之论，二者各取一支，恰如其分的言明了作者的心中之思，这是极其真实可贵的地方。
关于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时代及现世意义，我想其民主进步及文学艺术魅力是极其深远的。
西汉儒学“罢黜百家，以己独尊。
”以思想的大统领于国治，言论的彰显不是完全自由的，太史公强调作家于逆境中积极奋起，摒弃消沉自轻，其是有着
一定的民主进步意义的，文人之情思凝于笔端，文人之魂灵寄于笔墨，笔能抒情，亦能概论，托笔而抒愤，文人之思：精也！
同时，“发愤著书说”对于后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明清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著书倡平等，维新人士兴报馆言革命，鲁迅曾弃医从文，以笔为匕首、为投枪，同反动势力作斗争，中国各阶级之新变也是从思想领域展开的，而思想的传播亦是从书论开端。
韩愈的“不平则鸣”，白居易的“为民请命”，欧阳修的“诗文革新”等都从其“发愤著书”思想中汲取过营养，各自成就自身的理论形态。
综上所述：司马迁作为西汉史学家，其所著《史记》作为一部流传后世的纪传体通史，特别是其阐发的“发愤著书”的思想学说，无论是对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还是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来说，都是有着深度意义的，太史公发愤著书，著书以求实录，不虚美，不隐恶。
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不得不提的，其理论意义是经典传于后世的。
参考文献：
1、《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王运熙顾易生，2007（08）
2、《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文学教育》（上）、高巍，2001年01期
3、《浅论司马迁“发愤著书说”》[J] 余翠萍，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9（08）
4、《司马迁文艺思想简论》[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6）
5、《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及其影响》六安师专学报、俞绵超，2000年第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