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地方公务员考试《申论》密押卷

《申论》密押卷（一）注意事项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考试时限为150分钟。

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并用2B铅笔在准考证号对应的数字上填涂。

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时，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3.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卡上指定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4.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后，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5.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6.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应立即停止答题，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都反过来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确认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考场。

严谨折叠答题卡！给定资料1.党的十八大报告根据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明确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吹响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军号，对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014年10月23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

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

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明确了“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强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号召“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短短几个月内，法律的作用不断被强化，“法治”的理念反复被重申，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最为醒目的标志之一。

然而，我国城乡差距大，西部经济相对落后，使得某些群体、地区法治化的进程缓慢，影响了全国的法治化进程。

西部经济的落后必然决定法治资源不足，法治人才缺乏，从而影响了法治作用在该地区的发挥。

另外，某些家庭的贫困，使得他们因无法支付较高的诉讼费用而放弃了法律救助手段的使用。

因此，我国的法治化建设仍然任重而道远。

2.2014年3月21日凌晨，山东省平度市杜家疃村村民在已被圈占的被征地施工入口搭起帐篷，阻止施工时，被有组织的人员蓄意放火致1死3伤。

2014年2月12日凌晨2时30分左右，泸水县六库镇下赖茂村6户村民的住房等建筑被有组织的人员违法暴力强拆，造成3人受伤，6户房屋和财产不同程度受损。

2013年1月14日，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南畔洲村发生自焚抗拆迁事件。

44岁的澄海南畔洲村民蚁行杰于1月14日上午9时许挖掘机开到时，站在墙头点火自焚。

2013年3月27日，河南省中牟县姚家镇西春岗村，村民宋合义为阻止河南弘亿国际庄园在自家责任田内施工，遭铲车碾压死亡。

2013年9月28日上午，广西南宁市青秀区圣人湾酒店发生强拆事件，防暴警察用橡皮霰弹向抗拆村民射击，6名村民相继中弹倒地。

造成暴力拆迁征地频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征地拆迁行立法不到位，群众缺少及时有效的利益诉求渠道；在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利益驱动下，个别地方政府及开发商形成利益链，一些官员只要政绩指标而罔顾民生指标的发展理念，造就了一些地方不计成本的大拆大建之风，其恶果就是民生福祉被置之脑后。

为完成征地拆迁无视法律，不惜铤而走险，在赔付不合理，不到位的情况下暴力征拆。

另外，对于集体土地征收及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而言，由于立法上的不足，《土地管理法》的滞后，更是无法从法律上保障农民的基本财产权利。

地方政府以“实施新农村建设”、“村民自治”之名，采取欺诈、胁迫、暴力手段违法低价征占农民土地、房屋，谋取利益的行为因无法从法律上界定而等同于默许和纵容。

2010年新拆迁条例征求意见以来，至今还未有进一步推进的迹象。

相反，一些地方正在拆迁中上演着“最后的疯狂”，强拆手段也在不断地升级，从最初的言语威胁到断水断电、长围久困，到如今的绑架殴打、夜半持械入室行凶。

地方政府的拆迁步伐很少因强拆冲突而放慢，从上到下都要求具体执行拆迁者要有执行力度和效率，很少强调依法执行。

拆迁不力者屡屡被问责，而强势拆迁的官员还会被认为“有魄力”，“拆出人命的地方，涉事官员大都还在”的现实情况，让人们不由地深深叹息。

3.因不满自己的车被交警贴条，S省J市Y区青年曹某一气之下在百度贴吧匿名发帖，骂了句“兖州交警真孬种”。

5月4日，他被当地网警识别、抓获，并对其处以行政拘留3天的处罚。

随后，Y区公安将其作为对社会公众进行“教育警示”的典型案例，于5月13日在官方微博上以“网络侮辱他人被拘”为题发布案情。

网上骂交警孬种，警察就拘留他，这还被官方微博当作对社会公众进行“教育警示”的典型案例，虽然最后经过复查，事发地兖州区公安局宣布“撤销处罚，向当事人赔礼道歉，并对有关责任人进行问责”。

看似不大的事件，暴露的却是一些基层执法人员素质不高、法治意识淡薄、执法不公等问题，成为一个极有典型意义的案例。

“兖州交警真孬种”，这样的粗话确实不妥，警方有权利对曹某某批评教育，但不该滥用公权力对其行政拘留。

《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所谓的“公然侮辱他人”，是指某一具体的个人，而非群体，更不是国家机关。

如今，兖州警方已经承认对当事人行政拘留处罚不当，除了“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向当事人赔礼道歉，并对有关责任人进行问责”，还表示“欢迎新闻媒体和广大网友继续监督支持”。

诚然，如果没有媒体和网友的监督，警方未必意识到错误，即便意识到也未必纠错。

知错就改是好事，纠错是对政府公信力的修复和维护；更该做到的是一开始就别犯错，犯了错再纠错，公信力已经受损。

一次执法不公，就可能导致当事人遭受不白之冤；如果执法犯法，还会严重透支部门形象，导致公众对执法部门失去信任、对法律失去信仰。

可以说，基层警察执法守法意识，是法治中国的基石。

他们做到了依法办事，民众才有信心，法治才有希望。

俗话说，“养鱼先养水，好水养好鱼”。

基层警察的执法守法意识，离不了良好的制度设计，也离不了强有力的监督。

换言之，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坚决防止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坚决惩治腐败现象，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

兖州警方表示，既要对有关责任人问责，又欢迎监督，就是诚恳而有效的姿态。

希望“网骂交警被拘”这个典型事件，能真正成为推动法治中国建设的“样本”，让全国各类执法机关警醒，推进依法行政，改进作风，提升基层执法队伍人员的素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让人民在每一个身边小事上感受到公平公正。

4.2014年1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院对再审判决宣告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无罪，之后启动追责程序和国家赔偿。

呼格吉勒图案之所以引发舆论关注，与“一案两凶”的悬疑有关，更与疑案持续8年得不到重审密不可分。

近一个时期，媒体先后曝光的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上海两梅（梅吉祥、梅吉杨）杀人案以及河南李怀亮杀人案等刑事冤假错案，给司法公信再次带来灾难性影响。

这些案件与之前的湖北佘祥林案、云南杜培武案、河北聂树斌案、河南赵作海案、湖南滕兴善案一样，一次次挑战着法律与正义的底线，一次次考验着人们的心理承受极限。

这恐怕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撰文“我们应如何防范冤假错案”的紧迫背景。

正如沈副院长所言，“相继出现的刑事冤假错案给人民法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不妥为应对，将严重制约刑事审判工作的发展，已经到了必须下决心的时候”，“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是我们守护司法公平正义的末端，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将冤假错案堵在司法审判的大门之外，给党、给人民、给宪法和法律一个交代”。

从目前暴露出的冤假错案的情况看，无论是呼格案、赵作海杀人案、张氏叔侄强奸案、李怀亮杀人案，还是佘祥林、杜培武案件，案件本身并不复杂，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存在重大疑点，而且公检法办案人员对存在的问题都很清楚，并由此导致案件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退回补充侦查或发还重审。

如果公检法任何一个机关能够坚守法律底线，坚持定案证据标准，可以说不需要业务多么精通就能够作出正确判断，就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

但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些案件经过公检法层层关口，经历慢长时日，大多仍然是以“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的“留有余地判决”而告终。

而且，这些冤案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事后证实，案件在侦查阶段均存在刑讯逼供，案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被告人的供述定案。

公安机关在取得嫌疑人的口供之后，马上作破案、结案处理。

而许多该固定、收集的证据没有固定、收集。

案件在公安、检察和审判各阶段几经反复，往往是若干年过去，明知案件证据不充分、不扎实，但再要收集证据已时过境迁、为时已晚。

可以说重口供、轻客观证据的观念，以及因之而来的刑讯逼供是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最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

而这些案件最终又因“亡者归来”、“真凶出现”或“事实证据不足而被推翻”，形成冤假错案。

反观之，如果能够切实坚持“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毫无疑问，这些冤假错案均不会发生。

因此，“疑罪从有”、“疑罪从轻”、“重口供、轻客观证据”等错误刑事司法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刑讯逼供恶习，是绝大多数刑事冤假错案发生的主要根源和成因。

5.2014年12月9日，广州市番禺区检察院依法对原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土地征用与整理部副主任科员、业务指导部副部长、土地整理部副部长、现广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征收处副处长黄华辉(副处级)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黄华辉涉案金额高达8900多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无独有偶，2014年2月秦皇岛市科级干部马超群涉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一案震惊全国，在其家中搜出现金约1.2亿元，黄金37公斤，房产手续68套，如此巨额的贪腐情况，在一个科级干部身上显现的尤为刺眼。

近年来，“小官大贪”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被爆出的“小官巨贪”案例也比比皆是。

除了马超群、黄华辉，其他“小官巨腐”案件同样数目惊人：某市车管所数十人大肆受贿数千万元，某市交警支队长受贿超千万元，某市人社局干部监管不力致使医保基金被骗取近2000万元，某县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总额近千万元，甚至有村干部利用协助征地时机受贿百万元。

这些案件涉案金额巨大且发生在群众身边，社会影响恶劣，群众反映强烈。

这些所谓的“小官”，有的掌握着特殊资源，比如供水、国土、教育等，有的控制着垄断行业，比如车管、医保、电、气等，有的是一把手，在所辖区域和行业“具有绝对的权力”，时刻面临着各种诱惑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