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科学哲学思想研究

生命科学哲学思想研究一、生命的本质：个体性从价值论维度看，生命个体不但是被动性概念，也是个自主性概念。

受达尔文主义的环境选择和生存竞争概念的启发，康吉莱姆在把个体性理解为一种存有论关系范畴的同时，又赋予其价值论的意义。

他指出：个体性概念和生命价值概念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一个生命体不能被归结为各种影响作用的交会地”，就是说，不能把生命体理解为一个纯然被动的概念。

恰恰相反，“有机体所依赖的那个环境是被有机体自身所建构和组织起来的”。

一个与其环境深度融合的生命体具有这样一种存有特性，即：它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赋予周围的事物以意义，而“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意义是对与某个需求相关的价值的评估”。

这种评估意味着，有需求的存有者是在建构一个不可还原的价值论参照系。

根据对生命个体性概念的这种价值论解释，康吉莱姆指出了现代生物学的一个基本缺陷：它试图将对意义的思考驱除出它自己的领域，使自己完全服从于物理化学的科学精神，将它自己的自主性拱手相让。

实际上，生命价值在生物学中具有优先性，所以，对于以生命个体为研究对象的生物学来说，它首先应把生命体理解为一种意义的存有者，把它看作是价值秩序中的一种性状。

换言之，生命个体以其自身为中心来组织它的周围环境。

从理解论维度看，生命与概念不是对立的，而是同一的。

康吉莱姆对生命个体性概念的第三种反思是从理解论上实行的：生命与概念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生命研究如何可能？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康吉莱姆把目光转向了西方哲学史———即使他非常赞赏黑格尔的生命与概念具有同一性的思想，但他还是远溯到了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生命体的本性是“灵魂”，而灵魂“同时是生命的现实、实体和它的规定、逻各斯”。

康吉莱姆认为，亚里士多德用作生命原则的灵魂概念和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生命概念具有类同性。

按照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看法，生命具有“信息性”，生命本身就是信息，生命个体性能够被理解为“信息交换”。

所以，现代分子生物学和亚里士多德的生命观都理解到了，所有的个体生命中都存有着一个逻各斯或概念。

当然，康吉莱姆在这里仅仅以类比的方式表明了生命与概念之间具有同一性关系，而他对这种关系的证明，是通过吸收柏格森的相关思想来完成的。

按照柏格森的观点，概念是在生物进化过程中诞生的，它本质上是一种用以扩展人类机体适合其环境的水平。

在这个意义上，概念就是工具，换言之，概念理解是有用的。

但与此同时，概念理解又是虚构的，它不能揭示生命的真实本质，只有直觉理解才能够使我们真正地理解生命的本质。

就此来说，概念是与生命相对立的。

另一方面，就有机体都能够同化它们体外的事物以用于摄入营养和维持生存来说，它们也完全能够被看作具有“概括”这种官能。

在此基础上，康吉莱姆进一步指出，“并不是只有完善的有机体、肉眼可见的有机体才能够概括。

所有的生命体，细胞、机体组织都能够概括。

在任何层级上，生存都意味着选择和忽略。

”由此来看，概念和生命就不是对立的，而是同一的。

所以，如果说从环境中来吸取生存必需物是所有生命体的典型趋向，那么人类的抽象理解是对这种典型趋向的一种独特而重大的扩充。

根据生物信息和认知信息之间所存有着这种同一性，康吉莱姆得出结论说，“生命即概念”，生命是意义和概念，概念在生命之中。

二、生命现象的深层特性：疾病、健康与差错在阐明生命的本质是个体性这个核心旨趣之后，康吉莱姆接下来试图揭示生命现象的深层特性。

而他对生命现象的探索，是在对现代医学中的“健康”、“疾病”、“差错”等基本概念的哲学反思中完成的。

1．疾病疾病并非对“常态”的偏离，而是病人作为一个“整体”所遭遇的痛苦。

法国医学传统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基本观点是，“健康即常态”。

这里，所谓“常态”是指“理想常态”，也就是一种用以定义健康状态的“统计学的常态”。

基于这个常态概念，法国医学对疾病和健康实行了界定。

疾病被定义为一种对理想常态的偏离，它表现为“正常状态的量的变异”。

就是说，病理现象被描述为一般生理现象在强度上的增大或减弱。

在康吉莱姆看来，这是一种疾病的实证主义观点；不过，实际上，疾病不能被还原为一种生理参数的量的变异。

他认为，这种量的变异无疑能够成为疾病的一种指标，但只有当它反映作为整体的有机体的偏离，反映一种量的变异时，它才能被认为是病理的。

例如，根据与血糖含量相互作用的其他参数，血液里同样的葡萄糖含量对一个个体来说是病理的，但对另一个就不是。

确定一种症状是否为病理的关键，在于“它在一个个体行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中所具有的内在关系”，脱离这种内在关系、孤立地谈论症状和疾病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说器官、组织、细胞有疾病，这种说法在医学上是不准确的，“对所有的生命体来说……疾病仅仅作为整体的机体组织的疾病”。

而从机体组织这个整体来看，疾病其实是生命的消极价值的存有，而消极价值是整个生命价值的一部分。

在这个意义上，疾病是人类存有的一种独特性质。

正因为如此，用以确定疾病状态的，就不是对规范和标准的偏离，而是病人所遭受的痛苦。

病人的痛苦具有个体性，正如中国传统医学所表明的，医生所治疗的每一位病人都代表着一个不同的病例，他们都体现出了自己的特殊性。

2.健康健康并不是“常态”的恢复或持续，而是生命个体对环境的适合与创造。

与上述关于疾病的哲学定义相适合，在康吉莱姆看来，健康也不是指恢复到由理想常态所定义的正常状态，相反，健康是指生命体经由容许自身变异的空间而对变化无常的环境的适合。

这种适合不应该被理解为“自我保存”，“自我保存不是生命的普遍特征，而是一个衰弱与退缩生命的特征。

一个健康的个体能够面对风险。

健康是创造性的，能够在剧变中存活并且创造。

”与此相对应，痊愈，作为一个从疾病到健康的概念，也不应被理解为是恢复到先前理想健康的状态，而应理解为一种新的“个体常态”。

痊愈不但仅一种对先前正常状态的回归，它在本质上意味着一种新秩序的出现。

3．差错差错，是生命的正常表现形式，是生命多样性的表征，是生命适合环境的创新水平，是科学思想史的“连续”。

“差错”本来是一个病理学概念，但它一经诞生就立即引起了法国哲学家的注意。

法国哲学界对于差错的把握主要有两条研究轴线，一条是科学理解论轴线，另一条是生命科学史轴线。

但不管是哪一条研究轴线，都深受康吉莱姆差错观的影响，以至于福柯称康吉莱姆为“一位关于差错的哲学家”。

那么，康吉莱姆的差错观究竟是什么呢？康吉莱姆首先提问道，假如某些生态学家或分子生物学家的观点是准确的，即：生命体早已被编程，生命是严格地按照既定程序来展开的，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来解释生命现象中的“差错”？生命科学家把“差错”归因于遗传错误，又将遗传错误归结为信息错误。

与此不同，康吉莱姆认为，大量的错误是在对环境的错误认知过程中产生的。

人类出了错误，是人类将自己置于错误的地点，与环境产生了错误的关系，以及在错误的地方接受了使自己生存、行动、繁荣的信息。

不过，这是正常的。

康吉莱姆坚信，为了生存，我们在出错后适合，这理应是生命的基本形式。

生命的本质中已包含着出错的可能性，比如先天基因遗传缺陷。

不过，疾病所表现出来的生命的可错性，正是生命的多样性的表现，它体现了生命打破旧规范的水平。

基于这种理解，康吉莱姆指出，科学理解无非是对准确信息的“迫切探寻”。

这种准确信息只能部分地在基因中发现。

遗传密码为什么以及如何被激发而起作用？结果是什么？康吉莱姆认为，这些问题只能在生命的前后具体情形中被恰当地提出并给予解答。

以差错之于生命的内在性为基础，康吉莱姆进一步提出，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是永远不完全在其位的生命体，是注定会“出差错”、必定有“差错”的生命体。

概念，就是对这种偶然性的回应。

而“一旦承认概念就是生命自身对于这种偶然事情的应答，那么我们就理应承认，差错乃是造成人类思想和思想史的根源所在。

”具体地说，真与假的对立，人们对此二者的赋值，以及不同的社会和同一社会中各种机构所产生的与这种对立相联系的权力效果，所有这个切，都不过是对生命所固有的差错所做的延迟了的答复而已。

如果说科学史是不连续的，也就是说，只能把科学史当作一系列的“修改”，那么“修改”实质上就是真与假的再分配。

不幸的是，这种再分配永远不会把终极真理透显出来，因为在康吉莱姆这里，“差错”并不是某种真理的遗忘或延误，而是人类生命和物种之间所特有的维度。

在康吉莱姆看来，生命在自身中包含着差错的可能性，所以在生命的日程表上真理即是错误，而真与假的剖分，以及人们赋予真理以价值，是生命所能发明的最奇特的生活方式。

差错是生命史和人类历史所固有的持久的偶然之事，由这种差错观出发，康吉莱姆紧密地将生物学知识同他自己的独特的生物学史写法结合起来了。

他拒绝像进化论者那样去“推导”生物学史，他所注重的是显示生命与生命理解之间的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来追寻价值和规范的踪迹。

三、对生命科学的哲学反思根据以上对生命本质和生命现象的哲学思考，康吉莱姆对包括生物学、医学在内的生命科学实行了哲学反思，试图为现代生命科学奠定新的哲学基础。

对于生物学，康吉莱姆特别注重研究对象的建立和概念的形成。

顾名思义，生命科学是“关于生命的知识”，但问题是：生命如何能够成为科学理解的对象？康吉莱姆对这个问题的思索包含如下几个要点：第一，生命科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自在地就成为生物科学的研究对象，相反，它是被“假设”出来人为地成为生物科学的恰当对象的。

通过对反应、畸形、畸形环境、细胞、内分泌和调节等概念的考察，康吉莱姆得出结论：生命概念实质上是从全部生命现象中抽离出生命体所特有的过程的产物。

所以，生命与理解之间不存有根本的冲突。

第二，生命固然意味着调节和自动保存，生物学当然要去探索保证这些程序得以顺利运行的物理和化学机制，但是，另一方面，生命科学家不应忽视的是，这些机制同样显示出了生命的特殊性，例如疾病、畸形、怪胎、差错等。

所以，生物学如果忽略了生命特殊性的具体表现，那么它就不可能真正地成为关于生命体的科学。

实际上，人的理解力只有承认生命的独特性才能适用于生命，或者说，人的理解力只有在承认生命具有独特性的前提下才可能真正地理解生命。

第三，生命科学作为“科学”，它要获取认知信息，就此来说它与其他自然科学不存有本质上的不同；不过生命科学是关于“生命”的科学，正是这个点使得生命科学不同于其他自然科学，也决定了生命科学不可能更不应成为物理学、化学等其他自然科学的殖民地。

针对生物学完全被物理学和化学的精神所笼罩的现实状况，康吉莱姆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对一种沉溺于物理化学科学的生物学没有什么好期待的，这种生物学被还原为或沦落为了那些科学的附庸”。

言外之意，生命科学有着不同于物理和化学的独特的研究范式。

第四，从总体上说，一种理解如何能够成为生物学的理解？康吉莱姆给出的答案是，因为生物学研究的是生存着的和倾向于生存的个体，即那些倾向于在一个给予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实现自己的水平的个体，生物学在根本上所要研究的，就不但是那些能够纳入分析视野的作为部分的对象，更为重要的是，还有那些价值化环境的个体性全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