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牌手表的涅盘重生

上海牌手表的涅槃重生作者：董国璋贾彦宋晓东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2018年第07期曾经“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我1976年进上海手表厂技校学习，1978年技校毕业后分配到上海手表厂工作。

当时的工厂用现在眼光来看就像个生产车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经营不是厂方根据市场来决定的，而是由主管行政部门下达生产指标。

那个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每年产量都在上年产量的基础上要有个较大比例的增长。

“文革”刚结束，有些口号还是“文革”时期的口号，比如说攻下多少高地啊，整个工厂围绕着生产一个中心环节来开展，没有营销的理念，也没有市场的概念，纯粹就是生产。

应该说那时候只要我们把手表生产出来，就不愁没有销路，确实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什么道理呢？因为产品生产出来后，全部由中国百货公司包销，它是商业单位，我们是企业，商企签订合约，写的是包销两个字，就是你做多少，它销多少。

到了80年代中后期，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百和我们签的合同改名叫经销了，别看一字之差，经销是它要多少，问你拿多少，多余的部分就是企业自己要走向市场。

当时国家改革开放的大门已經打开，企业要走向市场，确实困难不少，那时国产手表受到了进口表包括一些水货的大量冲击，销售从商业部门的反馈就是呆滞，市场反应很慢。

而且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尝试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生产经营模式，企业相应也成立了销售科、市场部等等，由传统的生产单位、一个工厂，成为了面向市场的一个企业。

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些变化，原来完全是封闭的，以前只管生产，中心任务除了生产还是生产，没有市场没有营销没有品牌这些意识。

市场发生剧烈变化，要求我们从生产模式上、生产品种上，来迎合市场的需要。

比如说，我们在1988年生产了100万只石英电子表，在这以前只生产机械手表。

80年代中后期，大量日本的石英电子表进来，日本手表给人的震撼是走时相当准，1个月相差1秒、几秒，而机械表1天就是十几秒甚至二十几秒都有。

除了走时准确，做得薄，款式也新。

消费者大量购买石英表，机械表的市场一落千丈。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石英表，根据市里的要求，迎合市场的需要，我们“削机转电”，就是把机械表的能力转下来，把石英电子表的能力提上去。

我们到经委去批了石英电子表的关键零件马达引进线，生产全部是自己研发，我们有这个设备有这个技术有这个能力，整个工厂实施转产，上一个新的产品。

如果当时没有市里的要求，我们也会做，因为那时候确实石英电子表非常好卖，受到市场青睐，我们也有这方面的考虑，有市里的支持，在需要引进的设备上，会更方便一点。

泥足的巨人难以适应市场的海洋198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我们的企业在体制机制上还未完全转变，像一个泥足的巨人，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我们也想改变企业，也想去市场经济的海洋里游泳。

一段时间里，我们也促使企业在体制机制上有了一些改变，但整个变化还是不能适应市场对企业的要求。

从90年代初期到1999年，我们的势头高潮不再，销售市场的销量、产品花色的数量、单个产品的售价，都逐年降低。

原来好的时候，企业像个小社会，有托儿所，有食堂，社会的职能我们手表厂都包了；顶峰时候有5000多人，上班像涨潮，下班像退潮；产量一年600万，一个月50万的机械表加石英表。

销售受阻后，企业采取的措施无非就是降低成本，提高销售收入。

在销售收入不能提高的前提下，只能通过减员来增效。

我们从1995年、1996年开始走这条路，走了五六年的时间，当时企业员工比较多，逐步逐步降下来，人员安置的政策享受了当时国家、市政府在国有企业里实行的一系列政策，比如说协保，1984年以后进厂的合同制工人买断工龄走向社会，目的是为了降低企业的成本。

最终这条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上海手表厂在计划经济年代也是欠了银行不少的钱，企业的扩张有一部分是向银行借钱的，到了90年代末期，银行也面临体制机制的变化，原来它半年放一次转一次，现在不能转，从企业来看，效益不好，也是转一圈小一圈，没有增加现金流，而是减少现金流，银行看见你没有现金流，信用评级就很差，把原来可以贷给你的取消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企业就难以运作下去。

这么几年下来，情况越来越不好。

到了1998年，上海市经委提出可以有部分企业实现计划内破产，上海手表厂列入了计划内破产的企业名单。

我们成立了破产清算组，主要负责员工的下岗分流，盘活一部分有效资产。

计划内破产和民法破产的差异在于，民法破产的第一程序是偿还债权人债务，计划内破产第一程序是偿还劳动者债权，就是解决员工的问题，实际上银行还是有个清偿率。

1999年11月15日，杨浦区法院裁定上海手表厂计划内破产。

在开庭之前，上海手表厂专门成立了由上级部门包括轻工控股公司、钟表公司、社会中介机构组成的破产清算组，他们负责债权人登记、债务的催讨、员工的安置、一些不稳定因素的排摸，包括检察院法院都来参与上海手表厂破产的工作，他们是来了解企业由盛到衰的过程中有没有腐败行为。

我们的进程还是比较顺利的，因为我们有比较强的干部队伍，跟债权人的谈判、员工的安置，从进入程序到裁定的过程，八九个月，我们没有发生一起不稳定事件，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

钻石手表厂同样也是计划内破产，他们大概是第二批，我们是第一批，手表二厂没有。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很多企业举步维艰，大家都要争取进计划内破产这个门槛，但是市里也要斟酌，也要分门别类，破产的名额不能全部给轻工，纺织也要有，仪表也要有，机电也要有。

最后轻工系统定了两家，一个是我们手表厂，一个是钻石手表厂。

这两家工厂从生产上看是品种单一，从体制机制上来看还是完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运作模式，势必会被市场经济淘汰。

保留手表生产的火种在筹划原上海手表厂破产的过程中，1998年，我们通过当时的上级轻工控股集团公司投资成立了一个新的公司，这个新的公司把原上海手表厂的有效资产全部都剥离进去，那就是现在上海表业有限公司的雏形，虽然股东后来发生了变化，但我们保留了一支员工队伍和有效资产。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当时我们有两条线在运作，一个是破产，还有一个是生产。

一面把历史的债务通过合法的程序偿还掉，另一面专心致志搞生产。

2000年，原上海手表厂破产后，我们上级公司又把有效资产拿出来，通过引进社会资本，成立了上海表业有限公司，按理以“上海”来命名的企业工商是注册不出来的，只能是上海什么表业公司，那个时候也是领导特批。

当时，上海表业的股份比例是上海钟表公司30%，珠海罗西尼30%，经营者团队30%，还有10%是社会人，形成三三三一的股权模式。

整个股本金是1535万元。

2000年公司成立以后，当时企业的领导说，死过一回的人对生命更加珍惜，我们确实也经历了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

手表厂生产的一定是手表，它是一个商品。

原来只有国货没有洋货，后来国门打开，趋之若鹜，全是洋货。

那时消费者对国产表不感兴趣，说到上海牌，大家第一印象圆头白面，几十年不变。

经营班子解放思想，果断决定生产机芯，为人家做代工，我们生产的机芯是没有品牌的，专门为一些品牌公司提供机芯。

我们在机芯的制造上花了大力气。

原来三根针，时针分针秒针，最多加个日历、周历。

我们通过技术攻关，把日历、周历甚至月历用指针形式表示出来。

一根针指示日历，一根针指示星期，再有一根针指示月历，还有月相二十九天半，农历的周期，我们整个机芯产品从这方面进行了改变，产生了六针机芯、七针机芯，为上海表业成立的时候起好步、打好基础，奠定了非常扎实的基础。

陀飞轮手表问世企业经过十几年的运作，始终信奉一个理念：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同样创新也是一个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的法宝。

所以当上海表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第一个系列，叫多针系列——六针机芯、七针机芯生产出来时，我们在思考，什么产品能够吸引消费者的眼球。

我们就想到，手表里面传动的轮子很多的，只是在里面，消费者看不到，手表里运动频率最高的是摆轮，我们就设计把这个原来深藏不露的轮子放到外面，这就有了裸摆系列，现在这个表还很好卖，因为它给消费者视觉的冲击，这个也就是上海表业有限公司发展的第二个系列——裸摆系列。

产品有了积累，文化有了积淀，人才有了积聚，有了技术上的储备，裸摆系列用了3到4年，同时我们开发了计时码表系列。

现在的人都崇尚健康，计时码表就是把秒表的功能放在手表上面，秒表大手表小，实际上有两套计时设备，一个是正常的计时，摁了一个按钮后另外有一套计时设备，可以计算每天锻炼的时间、锻炼的速度是多少，也有很多花色品种，这是上海表业的第三个系列。

第四个系列就是陀飞轮系列。

我们2001年开始试制，出了第一块陀飞轮机芯。

生产手表的都知道复杂表有三大类，一个是陀飞轮；一个是三问表，就是盲人用表，它是通过声音表示时间的，这个表可以报时报刻报分；第三个是万年历表。

三问表我认为这个市场不会很大，对原材料的要求特别高。

我们现在三问表也可以做，但是打出来的声音不好听，好的三问表打出来的声音是立体的，由近而远，我们打出来的声音不够清脆。

还有万年历表太复杂，一万年的日历，有平年有闰年，通过非常复杂的计算技术，融合在机械表齿轮转动、凸轮转动里面，而不发生日期上的差错。

陀飞轮我们厂现在做的比较多，有篇报道说陀飞轮是手表制造上的皇冠。

为什么这么说呢？陀飞轮引用航天陀螺仪的技术，它的设计终极目标是可以消除地球引力对走时所造成的误差，理论上可以零秒的误差，但是由于制造和装配上的误差，不可能有零误差的手表，但是它可以消除地球引力产生的时间上的走时变化。

这个产品为什么难做？因为它有一个笼子，笼子里面有几十个零件，整个重量不到0.4克，对零件制造要求也很高，如果在生产或装配过程中，零件失之毫厘，整个走时会差之千里，所以要求很高，每年的产量也不是很大，因此在市场上受到青睐。

一些企业为了体现手表制造的水平，就是做陀飞轮。

受众群体比万年历多，万年历表使用起来比较麻烦，而且很复杂。

三问表只是一种材料上的进步。

所以我们研制陀飞轮归结下来三个原因，一是技术门槛比较高，体现手表制造工厂的技术水平，二是受到消费者青睐，第三个有市场。

现在我们又在考虑计时码表上再加陀飞轮结构，难度更高了，从某种意义上，计时码表不一定比陀飞轮容易制造。

上海表业成立后，我们就有这四大系列机芯。

2005年上海牌手表诞生50周年，我们推出售价10万块一块的陀飞轮手表，没多少时间就全部卖完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尝到了做品牌的甜头，它是金壳的。

重新拥有上海牌上海表业有限公司现在机芯和成表的销售收入大概比例是4：6。

2005年后，我们开始思考，一个企业如果只是为人家做代工，那是在整个微笑曲线的低端部分。

如果只做机芯没有品牌经营，发展永远落在人家后面。

比如欧米茄和天梭，可能里面的机芯是一样的，但是欧米茄能够卖到几万，天梭就只能卖七八千，所以必须要把品牌这一块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