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档桉史料编纂研究

清代档案史料编纂研究夏宏图一、清代档案史料编纂成因探析清代档案史料的编纂与发展，受中国文化传统以及中国古代档案史料编纂史上所取得的各种成就的影响，并与清代政治、经济的盛衰密切相关。

中华民族注重传统和“博古”的文化心理以及中国封建社会以政治和道德伦理为本位的文化特征对清代档案史料编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代的统治者虽是以少数民族崛起于中国的东北地区，但受汉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与历代封建王朝一样，出于对历史所怀有的深沉的认同感和对传统文化近乎崇拜的心理，对档案史料的编纂倾注了巨大的热情。

早在入关前，满族就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并仿行汉族政权传统的编纂史籍的制度，组织人员翻译、编纂档案史料。

入关后随着统治政权的巩固、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汉儒文化影响的加深，统治阶级更是集中力量进行文化建设，大规模地开展档案史料的编纂活动。

清代以武功得天下，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加强对封建文化高度发展的广大汉族地区的统治，清代统治者更为看重档案史料编纂作为一种维护其统治的文化工具的政治、伦理教化功能与使命。

清代以康、雍、乾为代表的历朝皇帝，都极为重视吸收汉族传统文化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经验，重视档案史料的编纂，不仅亲自审阅档案史料汇编，“每披寻于清夜”，而且对档案史料编纂工作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要求、原则和方法，其目的正如他们自己所说，是为了“维植纲常、慎重名教”，垂训将来，警示后人，或为了总结历史经验，“取鉴前代，其善政则因以为法，其秕政则用以为戒。

”清代档案史料编纂的发展，也与中国古代两千多年档案史料编纂实践活动中所取得的各种成就密切相关。

这些成就，包括档案史料编纂经验的积累、有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档案史料编纂思想和理论的成熟与发展等等，都为清代档案史料编纂的发展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尤其是中国古代档案史料编纂思想、理论与方法经过历史上许多文献学家、历史学家，乃至封建帝王的不断补充、丰富和发展，不仅至清代已日臻成熟和完善，而且与清代档案史料编纂活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成为促进清代档案史料编纂发展的重要内在因素。

档案史料编纂，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发展及社会变迁息息相关。

清代档案史料的编纂，受到清代300余年历史中每一时期、不同阶段上社会环境和统治阶级所采取的不同统治政策的影响，与清代政治、经济的盛衰相适应，有其萌芽、发展、兴衰和演变的不同阶段。

尤其是，清代政治、经济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也正是清代档案史料编纂主要是官方档案史料编纂由鼎盛走向衰败的发展过程。

二、清代档案史料编纂概况1.清代档案史料编纂发展的历史阶段。

有清一代的档案史料编纂可以根据清代历史发展的进程分为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官方和私人所开展的编纂活动有着不同的发展态势。

第一阶段是清入关前和入关之初的草创时期。

这一时期清廷统治者仿行汉族政权制度开展档案史料编纂活动，如开始了文书档册的汇抄以及实录、圣训、起居注等汇编的编纂。

但当时官方尚不具备大规模开展档案史料编纂的条件，档案史料编纂工作仅初具规模，有关制度的建设尚不及宋明等以前朝代。

不过，由于清廷政权对民间学术文化和思想的控制相对较弱，思想文化界异常活跃、成果丰富多彩。

反映在民间私人档案史料编纂上，这一时期个人奏议等档案史料汇编编纂数量较多，这与康雍乾盛世时期大兴文字狱、严格限制私人档案史料编纂成鲜明对比；与鸦片战争以后民间大规模编纂档案史料汇编相比，无论在选材上还是类别上亦有明显不同，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时代特色。

第二阶段是康熙二十年（1681年）以后至乾隆、嘉庆以前的鼎盛时期。

在政治稳定、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的背景下，官方档案史料编纂受封建帝王重视及其“文治”统治思想的影响迅速发展，不仅至乾嘉时期达到了鼎盛阶段，而且从仿习汉族政权传统制度发展成为清代官僚体制的一部分。

其主要表现为：1）清廷中央、地方各级衙署相继设立了名目繁多的修书机构，大规模地开展了档案史料编纂活动，大批的文人学者被笼络到其中参与其事；2）在大量编纂传统体裁的档案史料汇编的同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现实需要编纂了一些新体裁的档案史料汇编，且档案史料编纂之勤、数量之多、种类之全超越了历代；3）档案史料编纂各项制度、组织形式在继承历代传统和入关前的基础之上，随着编纂工作的开展，根据需要不断补充、修改、完善，至乾隆、嘉庆统治时期趋于完备、系统。

但是，这一阶段私人档案史料编纂因受文化钳制政策和文字狱的影响而处于受抑制的状态。

第三阶段是道光以后至清末的衰败时期。

这一时期受封建社会固有规律的支配和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不断入侵的影响，清王朝的统治渐趋腐朽、衰败。

官方的档案史料编纂虽仍在继续进行，并延续至清末，但随着国运每况愈下，编纂之风已不象清代前期那样兴盛，有关的规章制度自嘉庆以后不再有创新和发展，或“率由旧章”，或日渐废弛。

另一方面，随着清廷对外交涉事务的日益增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大量传入，又使档案史料编纂活动打上了社会和时代的烙印，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特点。

其突出表现在：1）随着清廷统治权力以及对思想、文化控制的削弱，私人档案史料编纂活动日趋活跃；2）新类型的档案史料汇编大量出现，且随着西方近代印刷技术的传入而得以迅速刊刻成书；3）光绪末年，清廷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其有关衙门相继创办了60余种以公布档案史料为主要内容的官报，在全国范围内发行，标志着清末档案史料编纂活动正逐步向近代意义过渡。

上述三个阶段官方和私人档案史料编纂活动的不同发展态势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皇权的集中和衰微对档案史料编纂的影响。

2．清代档案史料编纂的组织机构形式。

清代档案史料编纂者有官方和私人之分。

清代官方，尤其是在乾隆、嘉庆以前，由于档案史料编纂活动频繁，不仅编纂机构名目繁多、参与人员队伍庞大、职能职责各不相同，而且其建制有一个从入关前旧制向仿从明制过渡、由入关前单一的组织形式向入关后多元化的组织建制发展的过程。

官方档案史料编纂机构是清代官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义而言，这些编纂机构大致可分三类：一是清廷对史书修撰包括档案史料编纂进行组织、管理和监督的机关，主要有内阁、翰林院、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

二是清廷中央和地方各级衙署内的文书档案机构及其文书档案人员，如清廷六部、各寺院衙门的清档房、汉档房、书吏、笔帖式等。

三是专办或兼办档案史料编纂、出版的修书机构，其中又分为方略馆、起居注馆、武英殿修书处等常设性修书馆，以及实录圣训馆、则例馆、会典馆等非常设性修书馆。

这两类修书馆构成了清代官方档案史料编纂机构的骨干，承担了清代官方最主要、最重要的档案史料汇编的编纂工作，因而在清代档案史料编纂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3．清代档案史料编纂成就。

清代档案史料编纂在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指清代的史学理论家、档案史料编纂工作者乃至封建帝王在从事档案史料编纂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中所提出的一系列编纂原则与方法。

其中包括：“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编排体例设置原则；材料的“广存”原则，也即广泛地收集材料，不“因人以废论”，歧说并存、兼收并蓄，公文档案和私人函牍同时并重等原则；材料的“慎取”原则，主要是指围绕题目和编纂宗旨取舍材料，选择准确可靠的材料和时间断限范围内的材料等原则；“据实直书”、“事征确核”的材料加工原则，包括不增损文字，不修饰文词，以及人名、地名整齐画一等原则。

此外，清人在档案史料的编纂过程中还提出了材料“比附证校”的考证方法，“分门互见”等归类方法，标注出处的注释与备考编写方法，“分出句读”、“撮取篇中所陈大意代为标目”等具体的加工编排方法。

这些原则与方法，不仅直接影响并指导了当时档案史料编纂工作的开展，而且直至今天仍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清代在档案史料编纂方面所取得的实践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编就了名目繁多、卷帙浩繁、数量可观、内容丰富的档案史料汇编。

这些档案史料汇编，就种类而言，主要可以分为文书汇抄档册、编年体档案史料汇编、典章律令类档案史料汇编、专题档案史料汇编、诏令奏议类档案史料汇编、文集等六大类。

这六大类的档案史料汇编不仅构建了清代档案史料编纂活动的基本格局，而且这些汇编的编纂都持续到了清末，成为清代档案史料编纂活动中稳定的占主流地位的纂修项目，奠定了有清一代档案史料编纂的稳固基础。

具体而言，清代文书汇抄档册主要有诏令谕旨汇抄档册、题奏本章汇抄档册、往来文书汇抄档册和专题文书汇抄档册四类。

编年体档案史料汇编主要有官方主持编纂的起居注册、实录和私人编纂的东华录。

诏令奏议类档案史料汇编主要有圣训、《圣谕广训》、《上谕八旗》、《上谕条例》、《上谕内阁》、《批谕旨》等诏令汇编和诏令奏议合编，以及数百余种奏书汇编。

典章律令类档案史料汇编主要有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部《会典》，各种则例以及大清律例等法律法令类档案史料汇编。

专题类档案史料汇编种类多、数量大，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主要有方略、纪略，以及《筹办夷务始末》、《清季外交史料》和外交电报汇编、条约章程汇编等外交档案史料汇编。

清代编纂的文集主要包括以20余种经世文编为代表的总集和5000余种个人别集。

上述不同类型的档案史料汇编，尽管其编纂目的、编排体例、材料构成、文本等各不相同，但是就其编纂环节以及每一环节的工作内容与要求而言却大同小异。

三、清代实录、会典、方略、奏书、经世文编的编纂与刊行实录、会典、方略、奏书、经世文编这五种官私修档案史料汇编，不仅分别代表了清代五种最主要的档案史料汇编类型，而且其编纂也与整个清代档案史料编纂的发展脉络完全一致。

1．五种汇编的编纂概况。

清代在300余年的历史中，不仅编纂了11位皇帝的实录共12部，而且在嘉庆以前几乎每朝都对前朝编纂的实录进行重修、改修、补缮，形成了多种文本与稿本。

清代会典的编纂始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以后又经雍正、乾隆、嘉庆、光绪四朝四次续修、重修。

每次续修、重修时都根据一定时期典章制度的变化对旧会典的内容作了相应的增补和修改，条目上也有增删、合并。

清代官私修方略、纪略多达100余部，内容主要涉及平定统治阶级内部和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叛乱、镇压少数民族反抗斗争和农民起义、对外战争与交涉以及其它方面。

清代私修方略、纪略中除了一部分属于档案史料汇编外，另有一部分则是作者宦海仕途经历的记载或对风土人情的记录，不属于档案史料汇编。

清代奏书的编纂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鸦片战争以前奏书的编纂主要集中在康熙朝，数量少、种类单一；鸦片战争后奏书编刊之风渐盛，数量增加、种类增多。

清代官私修奏书主要分综合性奏书、专题性奏书、部门奏书和个人奏书四大类，其中个人奏书数量最多、种类最繁，编刊的形式也最复杂。

清代经世文编的编纂大致也分两个阶段：道光六年（1826年）至甲午中日战争前后编纂的五部经世文编基本上以传统的经世实用思想为主要内容，甲午中日战争以后编纂的十五部经世文编，其内容随时局的变化，更主要表现为追求变法图强、举办洋务和学习西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