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法学院莫教授主持起草的“人大版《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发布
人大法学院莫教授主持起草的“人大版《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发布
2月27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改研讨会暨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和发布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725会议室举行。
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行政法研究所主办，公布了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行政法研究所所长莫于川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行政法研究所课题组起草的专家建议稿（以下简称“人大版建议稿”）。
莫于川教授和杨建顺教授主持了本次会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李广宇副庭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改革办公室张步洪处长、国务院法制办公室陶杨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王正斌同志，以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科院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参加了发布会。
《法制日报》、《检察日报》、《法制晚报》、《法治周末》、《南方都市报》、《民主与法制时报》等媒体记者采访了本次会议。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主任胡锦光教授出席会议并致辞。
韩大元教授对与会学者和媒体对人大法学院以及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希望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能坚持宪政理念，推动人权发展；同时指出，专家学者们既要推动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也要推动行政诉讼法的解释，将修改与解释并重。
胡锦光教授在致辞中发表了对人大版建议稿的几点看法，他认为，现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过于繁复，容易造成人们理解的偏差，只需保留行政诉讼的直接目的即可；制约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重要因素是权利和自由的范围，因此应扩展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范围；应赋予案件当事人（原告与第三人）启动司法审查的权利以推动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应更加严格限制再审程序的启动以维护法院裁判的既判力。
人大版建议稿课题组负责人莫于川教授简要回顾了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发展历程，扼要介绍了此次建议稿的创新亮点，详细回答了媒体记者的提问。
他着重指出了人大建议稿的五个亮点：一是重构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梳理了行政诉讼立法目的的体系，按照不同立法目的之间的主次关系，调整了立法目的的表述顺序；二是系统归纳提炼了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并将其单列一章，有助于彰显其价值，突出其指导性地位；三是将电子数据证据增加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类型；四是将司法建议制度正式化予以系统化、正式化，扩展其适用期间，放宽其内容界限，建立反馈与公开机制，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五是建立赔偿（补偿）专项准备金制度和法院支付令制度，以增强行政赔偿（补偿）的实效性。
接下来，与会学者围绕人大版建议稿展开了热烈的探讨。
北京大学姜明安教授对建议稿在调整立法目的、增加电子数据这一新的证据类型、
加大执行力度等方面的突破给予了肯定，并认为：一是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应当立足于公民权利救济；二是从我国当前行政诉讼实践中的主要矛盾和司法谦抑的适用特征来看，司法谦抑原则不宜被纳入立法；三是撤销基层人民法院对一审案件的管辖权，将一审管辖全部上提到中级人民法院。
清华大学余凌云教授认为人大版建议稿有许多可取之处，例如管辖方面做出的地域回避等的探索、增加司法最终裁决、诉讼停止执行原则的确立，等等。
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一是复议机关不应作被告，因为复议机关是裁决机关，相当于一审法院，应当保持中立性；二是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方面还应再做细化研究；三是采用“行政争议”作为受案范围基准，可能难以保持诉讼制度的延续性，因而建议在已有的共识基础上进行增量改革。
中央民族大学熊文钊教授谈了以下几点看法：一是认为《行政诉讼法》确实存在诸多先天和后天问题，“中改”的思路比较合适；二是应当明确行政诉讼法的独立性，反对将行政诉讼法视为民事诉讼法的特别法；三是在基本概念上，反对使用“行政机关”概念，主张直接使用“行政主体”或者“行政职权主体”，反对使用“公民”而主张直接使用“行政相对人”，反对使用“行政行为”，主张使用“行政职权行为”；四是认为司法谦抑原则是司法机关的行为准则,在现阶段还不宜被确立为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五是认为被告负举证责任是行政诉讼法的亮点，原告不应承担“举证责任”而只是负有“证明义务”；六是不赞成使用“行政争议”概念，认为这可能使得原被告成为平等主体，与行诉法保护原告的宗旨不符。
中国政法大学薛刚凌教授认为行诉法修改的定位很关键，认为立法不应仅仅从主观的价值预设出发，而要考量改革的可行性，要着眼于实践中的突出问题，要从行政诉讼的功能出发来思考问题；认为行政诉讼的主要功能是保障公法秩序而非保障公民权利。
中国政法大学王成栋教授认为学术界的思考应当与实务部门有所不同，应当适度超前一些；下一步的主要任务是对具体制度进行精细化作业；修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实践中的起诉难、受理难、执行难等突出问题；不赞成引入调解制度，认为将有损法律权威性，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李洪雷副研究员认为行诉法的修改应当把握现实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如审判体制的修改等；在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问题上，他表示赞成人大建议稿所提的附带性审查方式；在举证责任问题上，他认为在具体构建制度之前，亟需对相关理论作进一步梳理。
清华大学于安教授认为，现实中许多行政争议是由于政府的发展压力引起的，行政诉讼法应当理性引导地方政府减轻发展压力。
如果行政诉讼法不能关照到“发展”这一政府的核心职能，将很可能被边缘化。
目前，司法机关通过多年实践，对《行政诉讼法》的缺陷已做了不同程度的矫正，可以此作为新一轮改革的起点。
现在公民的权利结构和法院的司法保护能力已与《行政诉讼法》立法时的情况大相径庭。
一方面，公民权利早已不限于人身权
和财产权这样狭窄的范围，不论是在自由权还是在社会权方面均有大幅扩张，另一方面，现有《行政诉讼法》的特点是以保护公民的基本自由为进路，缺乏保护公共利益的职能，因此，从协调发展观的视角来看，现有《行政诉讼法》的框架已不敷使用。
此外，在诉的构成、证据制度等方面也存在颇多有待改进之处。
中国人民大学王旭助理教授强调增量的改革观，他认为行诉法的修改应当注意吸收司法解释、司法文件和相关判例，不必全部推倒重来。
中国人民大学喻文光助理教授强调了在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的必要性，并从这一角度出发对建议稿中“行政争议”的受案范围标准表示赞同。
认为这一标准才能与“合法权益”这一救济范围相匹配，突破了原有的法院裁判只能对行政行为作“合法/违法”判断的二元构造，突破了审判机关只能做合法性思考的藩篱，建立了开放性的救济结构，有利于增强司法的利益救济功能，实现案结事了，实质性地解决行政争议。
她并结合德国法的经验和理论，介绍了调解与和解在前提、主体、效力、阶段等方面的区别，指出了对调解与和解进行精细化设计的必要性。
行政诉讼法面临一次大修订
行政诉讼法面临一次大修订已实施14年的《行政诉讼法》正面临一次大的修订。
记者昨日得悉,一份历时三年的国家司法改革重点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司法改革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近日出炉。
该课题组负责人马怀德教授表示,该项目已完成《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建议稿,现行78条的法律被修改和增加到201条。
马怀德告知记者,这次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在多个方面将有冲破,诉讼范围不仅是此刻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还将包括政府机关的一些抽象行政行为(如“红头文件”)。
同时将明确规定具有公共效劳性质的组织(如居委会、村委会、足协等)也可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方。
记者注意到,该课题组的成员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主任陈斯喜、国务院法制办吕锡伟司长和中国政法大学的10余名行政诉讼法学专家。
马怀德表示,十一前他将会把该修改建议稿呈交全国人大法工委。
并希望尽快启动行政诉讼法的修改立法工作。
《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工作已经列入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计划,属于本届人大任期内能够提交审议的立法项目。
马怀德希望,通过这次行政诉讼法的“大修”,能使中国的司法改革得以冲破。
■修改建议稿解读解读 1 “红头文件”也能告依照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行政相对人)只能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而对行政机关出台的文件规定等抽象行政行为只能通过其他监督途径解决。
课题组以为,这种受案范围的限制性规定对保障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超级不利。
因此,课题组建议扩大受案范围,将所有国家公权利主体与相对人发生的公法上的争议均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修改建议稿还列举了法院不宜受理的国防外交、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的行为等特殊行政行为。
同时取消关于人身权和财产权的限制。
解读 2 俱乐部可告足协依照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若是中国足协对某个地址足球俱乐部做出惩罚决定,俱乐部只能通过抗议和行业内部的申述,很难通过行政诉讼来维权。
现行法律规定行政诉讼的被告是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行政诉讼制度改革中的焦点问题_目标_方案与理由
■博士论坛期二第年六○○二 重庆邮电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行政诉讼制度改革中的焦点问题———目标、方案与理由□莫于川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2] 时间:2005年11月28日,周一地点:中国人民大学贤进楼论坛主持人:莫于川论坛参与者:莫于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林鸿潮(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研究生)哈书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研究生)王 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研究生)张艳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研究生)张步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研究生)郭庆珠(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研究生)田文利(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研究生)刘 颖(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研究生)牛文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研究生)主持人语:欢迎各位积极参加我们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专门组织的博士论坛。
今天的讨论是我们论坛的第二期,主题是当前我国《行政诉讼法》修改过程中的一些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
《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是当前学术界和实务界都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大家作为研究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的博士研究生,想必对此也是关注已久。
今天的讨论,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充分提出和阐述自己的观点,最好能够以对抗的、辩论的方式进行讨论。
科学、民主、高效且良好运行的行政诉讼制度,是一个国家宪政和行政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的必由之路。
如何修改完善已经施行了十余年的我国行政诉讼法典,已成为学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和正式列入议程的重要立法任务。
此前,我们研究中心按照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立法研究组的要求,在大家的积极参与下完成提交了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的专家建议稿。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讨论,能够把这个修改建议稿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加以深入讨论。
考虑到《行政诉讼法》修改过程中涉及到的问题很多,每一个条款大家都可能有不同见解,我们这次讨论先适当集中一下主题,就目前各界最关心、也是行政诉讼制度中最主要的几个方面展开讨论。
《行政诉讼法》存在的问题及修改建议图文
《行政诉讼法》存在的问题及修改建议.[马怀德]马怀德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关键词: 行政诉讼/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诉讼类型/诉讼关系/诉讼期限内容提要: 《行政诉讼法业》已实施20年,在推进“民告官”法律化、确立“依法行政”观念、完善行政法制体系、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20年的行政诉讼实践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诸如行政诉讼目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诉讼类型、行政诉讼当事人、行政诉讼管辖、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等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也与整个中国行政法治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亟待行政诉讼理论予以回应。
《行政诉讼法》实施近20年来,在推进“民告官”法律化、确立“依法行政”观念、完善行政法制体系、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20年的行政诉讼实践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与发展,也与整个中国行政法治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亟待行政诉讼理论予以回应。
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是认识行政诉讼的现状和问题所在,深入思考和分析问题的成因,为最终解决这些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方案。
笔者拟对我国《行政诉讼法》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修改完善的建议一、行政诉讼目的(一行政诉讼目的规定存在的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条规定,行政诉讼的目的可以概括为:保障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
现行的关于行政诉讼目的的规定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弊端:(1过于强调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弱化了保障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目的。
尽管从表面上看以上目的同等重要,但实际上《行政诉讼法》许多条款更多的体现了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监督和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目的,比如行政诉讼案件中法院的维持判决。
行政诉讼本来是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供的一个救济渠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某个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目的是要推翻不服的行政行为。
行政程序法治观与行政许可透明度(莫于川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行政程序法治观与行政许可透明度莫于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上传时间:2008-9-5关键词: 行政许可/行政程序/透明度/阳光政府/制度创新内容提要: 必须摒弃神秘主义行政文化传统观念，树立阳光行政和行政程序法治观念，推动提升行政透明度的民主化转型；《行政许可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文件对行政程序透明和阳光政府建设提出了要求、创造了条件；在实践中，许多地方和部门积极开展行政程序公开、政府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管理、完善监督救济和创设服务中心等方面的探索创新，天津、成都、邯郸等地的改革经验值得研究借鉴；建设阳光政府的进一步努力，需要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要求：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这些要求，为我们深入思考在新形势下如何提升行政许可透明度，加快建设阳光政府的步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
本文谨从行政程序和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创新视角，对有关理论与实践问题试作探讨，略陈管见。
一、从神秘主义到阳光行政理念传统行政强调保密，具有神秘主义的品格，这种神秘主义行政文化传统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形成非常封闭、极不透明、缺乏民主、易致专断的行政管理模式，远不适应当代行政法治发展的主客观要求。
因此，随着我同改革开放和法制变革的进程，人们开始摒弃神秘主义行政文化传统观念，逐渐树立起阳光行政和行政程序法治观念，不断推动行政公开法制的创新实践，逐步实现提升行政透明度的民主化转型，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行政公开是指行政过程和相关要素（除法定情形外）向行政相对人及社会公开，以实现其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及其他合法权利。
行政公开包括丰富的内容，如政府的法律文件等资料信息公开，行政决定公开，行政职位的开放性，特定职务的公务人员收入状态公开，政府公开采购制度，基层政务公开制度等等。
简言之，它包括了行政行为及其过程各方面、各环节的公开制度和实现方式，是行政程序法制的基本要求和核心内容。
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若干修改建议及理由说明
Some Suggestions on Amending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in China
作者： 莫于川
作者机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2
出版物刊名： 临沂师范学院学报
页码： 6-10页
主题词： 行政诉讼法;修改;原则;公民合法权益保护优先
摘要：司法审查实践表明,我国<行政诉讼法>亟待修改.在修法过程中必须顺应行政法治发展的世界潮流,注重研究解决如下制度创新与改进的课题: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应坚持司法最终性,应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诉讼参加人范围和行政诉讼救济范围,行政诉讼立法应兼顾公平与效率,以更有效地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文章属性•【公布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日期】1989.03.28•【分类】立法草案及其说明正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1989年3月28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王汉斌制定行政诉讼法，是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试行）制定之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步骤。
宪法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对于贯彻执行宪法和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的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原则，对于维护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改进和提高行政工作，都有重要的积极的意义。
对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廉政建设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我国于1982年开始建立行政诉讼制度。
1982年制定的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法律规定可以起诉的行政案件。
现在，已有130多个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了公民、组织对行政案件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陆续建立了1400多个行政审判庭，审理了不少行政案件，为制定行政诉讼法创造了条件，积累了经验。
法制工作委员会受委员长会议的委托，于1986年组织有关法律专家研究和起草行政诉讼法。
根据宪法，总结几年来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经验，并参考、借鉴外国行政诉讼制度的一些有用的内容，先后拟订了草案试拟稿、草案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各级法院、检察院、中央有关部门、各地方和法律专家、法律院系、研究单位的意见，经过研究修改，将草案提请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会议审议，决定将草案全文公布，广泛征求意见。
现共收到中央各部门、各地方和法院、检察院的意见130多份，公民直接寄送法制工作委员会的意见300多份。
《行政诉讼法》如何修改(杨建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行政诉讼法》如何修改杨建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上传时间:2009-5-11经过实务界和理论界多年的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已逐渐克服了当初新旧体制冲突、法官队伍整体素质较差、法院缺乏应有的权威以及相关立法不够完善等困难，在行政主体与个人和组织之间架构了一种具有恒定性的行政诉讼法律关系。
但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使得人们普遍感觉到行政诉讼难——难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过于狭窄，渠道不够畅通；有些行政主体对行政诉讼缺乏正确认识；个人和组织的权利意识不够强；更难在《行政诉讼法》的有关制度设计本身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
《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和完善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所面临的共同课题。
修改《行政诉讼法》，最为重要的争点是如何扩大受案范围，保障个人和组织的诉权，并为其实体权利的实现提供便利和保障，确保行政主体能够很好地执行法院判决等。
受案范围过于狭窄，是困扰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当初制定《行政诉讼法》，考虑到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各种制约因素，例如，行政法制尚不完备，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还不够健全，“民告官”的观念更新需要一定时间等等，人们普遍认为受案范围不宜过宽。
实践中，许多人认为只有立法上肯定列举的事项，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个人或者组织的权利受到行政诉讼保护的范围，原则上仅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这使得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受到很大限制。
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当采取概括肯定加列举否定的立法模式，除列举否定事项外，对个人或者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所有行政行为和部分事实行为，均应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同时，应将保护的范围扩充至各类合法权益，而不应仅限于对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
此外，对内部行为的司法救济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在强调穷尽行政救济原则的基础上，确立相应的司法救济途径。
由于行政机关和法院的地位存在较大的差异性，目前的审级设置往往无法应对地方保护主义的弊端，使得许多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难以避免来自行政机关的干预，而被告履行法院判决和决定的刚性约束制度阙如，影响了法院权威，判决后也存在行政机关不予执行的情形。
修改行政诉讼的法律规定(3篇)
第1篇一、引言行政诉讼作为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利，是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重要途径。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行政诉讼面临着诸多挑战，现行法律规定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的需求。
因此，对行政诉讼的法律规定进行修改和完善，对于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提高行政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旨在分析现行行政诉讼法律规定的不足，提出修改建议，并探讨实施路径。
二、现行行政诉讼法律规定的不足1. 诉讼范围过窄现行行政诉讼法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能对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许多抽象行政行为也可能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如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等。
这些行为虽然不直接针对个人，但可能对个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诉讼范围过窄，不利于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2. 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现行行政诉讼法律规定，被告行政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
然而，在许多案件中，原告往往需要提供大量证据证明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行政机关则只需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证明。
这种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导致原告在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
3. 行政诉讼程序复杂现行行政诉讼法律规定，行政诉讼程序较为复杂，包括起诉、受理、审理、判决等环节。
在诉讼过程中，原告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有时甚至需要聘请律师代理。
此外，行政诉讼案件审理周期较长，影响了行政争议的及时解决。
4. 诉讼费用过高现行行政诉讼法律规定，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
对于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公民来说，高昂的诉讼费用成为其维权的一大障碍。
三、修改建议1. 扩大诉讼范围建议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允许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诉讼。
同时，建立健全抽象行政行为审查机制，确保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2. 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建议在行政诉讼中，根据具体情况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行政诉讼法建议稿
行政诉讼法建议稿尊敬的各位委员，本人在这里提出一份行政诉讼法的建议稿，旨在完善当前的行政诉讼制度，进一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以下是本人的建议：一、加强行政诉讼的透明度和公正性1.1 增加公开审判的机会：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应当增加公开审判的比例，让公众有机会了解案件的审理过程和结果，防止权力滥用和不当行为的发生。
1.2 强化法官规范行为：要求法官在行政诉讼中要遵守公正、廉洁、自律的原则，禁止法官干预案件审理，确保司法公正。
1.3 划定明确的权限边界：对于行政诉讼案件，需要明确约束各级政府部门的权力边界，避免滥用职权进行打压和违法行为。
二、简化行政诉讼的程序和流程2.1 设立行政诉讼审查期限：要求行政机关在收到行政诉讼申请后，设立固定期限进行审查，避免长时间拖延审理案件，并及时告知申请人审查结果。
2.2 强化行政诉讼调解机制：倡导行政诉讼双方在程序上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积极寻求调解，减少程序上的纷争，提高效率。
2.3 提高行政诉讼效率：在行政诉讼中，对于简单明了的案件，应当加强流程管理，提高审理效率，确保公民的诉求得到及时回应。
三、加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机制3.1 强化行政诉讼的公证性：对于涉及行政行为的争议，应当逐步建立公证制度，要求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行为时要提供充分的证据，并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3.2 设立行政机关行为评估制度：建立行政机关行为评估制度，对行政行为进行定期的自检和评估，避免行政不当行为的发生。
3.3 鼓励公民参与行政监督：鼓励公民及时举报不合法行政行为，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提高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规性。
综上所述，行政诉讼法的完善对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至关重要。
通过增加透明度和公正性、简化程序和流程、加强监督机制等措施的落实，将能够进一步加强行政诉讼制度的公正与效率，为公民提供更好的司法保障。
希望各位委员们能够认真审议这一建议，推动行政诉讼法的改革与完善，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法治建设。
行政诉讼法 建议稿.doc
行政诉讼法建议稿《行政诉讼法》的修改，给了我们一次讨论理想的行政诉讼制度的时机。
但这种讨论如果不想彻底沦为脱离现实的畅想，就必须成认现有政治结构的限制，在现实的低空上飞行。
首先，必须下决心克服几个体制性、机制性的障碍，切实解决行政诉讼“立案难、审理难、判决难”的问题，摆脱目前行政诉讼的困顿局面。
其次，适当扩大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改变某些诉讼机制，更好地发挥行政诉讼制度在保护公民权利、监视依法行政和完善法律制度方面的功能。
第三，重述法条文字，调整篇章结构，使法律规定更加严谨和清晰。
《行政诉讼法》施行二十多年，法院惨淡经营，行政诉讼“立案难、审理难、判决难”的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一些指标甚至每况愈下。
《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必须在解决行政诉讼所面临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上有所突破。
法院无法独立审判，是很多审判不公的根源，也是行政诉讼面临的最大的体制性障碍。
在现有体制下，设立行政法院并不可行;一些地方试行“异地管辖”，但效果有限。
相对而言，提级管辖是司法体制变动相对较小，也比拟容易收到成效的举措。
从几次讨论来看，这也是目前比拟有共识的主张。
为此，本建议稿主张取消基层法院对行政诉讼案件的管辖权，原那么上由中级法院作为一审法院;以省级政府为被告的案件和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由高级法院作为一审法院。
基层法院的行政庭仍然保存，主要负责审查非讼执行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实践的需要，设立中级人民法院的派出法庭，审理行政案件。
自从《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驳回起诉占据了一审结案方式的10%上下，最高年份(xx年)到达15.2%，最低年份(xx年)也有 7.7%;甚至到了二审，还有相当比例的案件被驳回起诉(从1999年的6.5%持续上升到xx年的17.4%)。
还有更多应当受理的案件，法院根本没有立案。
这是不正常的。
限制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的应用，解决原告“告状难”的问题。
具体包括：1)案件类型错误的，法院直接变更案件类型，并移送相关的审判庭审理;2)被告不具有资格的，建议变被告;3)管辖法院错误的，受理后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4)对于是否属于受案范围、符合诉讼时效有异议的，应当在规定期限内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