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论文(DOC)

研究生结课论文题目明清漕运的兴衰对沿线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淮安为例年级 2014级研究生专业西方经济学姓名江雯倩学号 ************明清漕运的兴衰对沿线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淮安为例摘要：在中国古代直至清末，漕运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对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淮安作为京杭大运河的中间段，水陆交通的中心枢纽，漕运的发展都使当地的经济、人文、环境等得到极大的发展，但也正是这种对漕运的依赖关系，使得淮安这个“运河之都”在漕运没落之后也逐步走向衰落，曾经繁荣的经济景象一去不复返。

因此本文将以明清时期漕运由辉煌走向衰落作为时间点，对漕运与淮安的经济关系展开讨论。

关键字：明清漕运兴衰经济发展淮安漕运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运河犹如国家的血液，源源不断的为国家提供能量，而京杭大运河作为贯通南北的主干线，在我国的漕运历史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明清时期，由于朝廷政府对于运河的不断开发与利用，京杭大运河成为了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动脉，而淮安北带黄河，南络长江，中贯黄河，处于京杭大运河的中间段。

凭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的优势，淮安在漕运的推动下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明清时期成为了商品经济的重镇，与北京、扬州齐名，知名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但可谓“成也漕运，败也漕运”，漕运为淮安带来了经济的腾飞，然而淮安对漕运的过度依赖也成为其经济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明清时期漕运的变迁关于漕运，在初期漕运并没有与当朝政府挂钩，仅仅是作为运输方式，将不同地区的粮食和特产等通过天然水道运往全国各地。

漕粮之运起于西汉，盛于唐宋，延至明清，辛亥革命后统征货币，废除漕粮。

《逸周书·文传》有云：“是故土多，发政以漕四方，四方流之。

”从中可以看出漕运在早期只是与陆运相对应的水路运输，与运河的关系并不密切。

但春秋时期运河的兴修使漕运发生了质的变化，楚汉之争后更是将漕粮与供应京城乡连在了一起，此后在各朝各代漕运均得到了不同的程度的发展，其中以明清两代发展的比较充分。

（一）明代漕运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明代经历了由海运改为漕运的过程。

在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时主要以海运为主，而到明成祖时，由于都城改迁至北京，这就要依托京杭大运河来进行贸易往来，故而将海运改为漕运，并将漕运作为运输粮食的唯一途径。

明朝对运河进行疏浚改道，明代的漕运机构与各朝代相比当属最完备的。

明代漕运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军运，一类是民运。

《明史·食货志三》有云：“自成祖迁燕，道里辽远，法凡三变。

初支运、次兑运、支运相参，至支运悉变为长运而定制”。

故按输送方式的不同，又可分为支运、兑运和长运。

所谓支运是指在京杭大运河沿线设徐、淮、临清、德州等仓。

随着当时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明代的漕运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起步阶段，即从洪武元年到永乐六年，这一阶段主要是就近运送粮草物资，以满足社会发展和军队征战的需要。

第二阶段是支运阶段，时间跨度在永乐六年到宣德六年，在该阶段支运由暂停又重新得以恢复，主要采取的方式是军队与百姓共同参与漕运。

第三阶段是兑运阶段，在宣德六年，为了降低“耗米”，朝廷规定当地百姓可以就近将粮运到附近的府、州、县的水路兑给卫所官军，由官军运往京师，人民贴给“耗米”。

在该阶段兑运逐渐取代了民运，成为了主要的漕运方式，而该种方式不仅使百姓避免了遥远的运粮路上的艰辛，而且增加了国家的军队收入。

做后一个阶段为长运阶段，成化七年推行长运，主要是由官军承担漕粮的全部运输任务。

在明朝后期也曾提出过海运或是恢复支运，但是由于没有得到统治者的支持而没有了下文。

明朝是漕运得到完善与发展的一段时间，因此其在漕运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并有相应的一套管理系统。

据《明史》记载，明初遍设立了武臣来掌管海运，并且尝试设立漕运都督，又先后任用御史、侍郎和员外等官员分管漕运，而成祖年间，景泰二年就在淮安设立了漕运总督，与总兵、参将共同管理漕运的大小事务，从中可以看出统治者对于漕运的重视，而这也从侧面体现了漕运对于当时社会的重要意义。

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统治者的对漕运的管理制度、人员配置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愈加细致的考虑，开始设置数量庞大的行政官员分管漕运，并且规定了行事规范，比如“主事都兑，其制不一”，对各级官吏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各官吏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此外当时的统治者还制定了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遵循这种追究机制，针对在漕粮的运输过程中遭遇的不同问题，责罚不同责任人。

逐步形成了集管理、保卫、监督、惩罚为一体的管理方式，从而使漕运更加安全、更加可靠的掌握在朝廷手中。

除了设置数目客观的官员对漕运进行管理外，漕运的发展还带来了大批的就业岗位，漕军、漕丁、漕夫数量惊人。

除却以上严格的管理体系外，明朝政府为了鼓励漕运，在嘉靖年间曾明确规定：每条货船允许装载货物二成，自由在沿途贩卖，并允许漕船在沿途招揽货源，代客运输酒、布、竹木等大宗货物，往来贸易。

如此一来，运输漕粮的大运河遍成为了当时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而沿河城市诸如淮安、扬州、德州、济宁商业发展迅速，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成为了全国著名的城市。

漕运贯穿于整个明王朝，在其整个兴衰史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形成如此严格的管理制度，分工明确的领导机制以及数目庞大的丁夫苦役，足以说明漕运对于明朝的人民生活及国家存亡的重要意义。

（二）清代漕运的由盛转衰清朝继承了明代的漕运体制，依然以大运河作为主动脉运输漕粮。

清代漕运的畅通，对于促进国内经济的交流、发展以及政治的稳定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清政府平粜粮价即是藉漕粮仓储来实现的，每遇米价上涨，“将庶内旧贮米石减价平粜并行文直隶总督，凡近水州县，可通舟揖者，俱令赴通仓领运，平粜便民。

”基于运河畅通而兴盛的漕运自然构成了江苏运河城镇经济繁荣的基础，在清朝，苏州、扬州、淮安与杭州并称沿运“四大都市”。

而至清中叶，受到经济、军事、自然诸多因素的影响，运道堵塞日渐严重，漕运也就逐步荒废，道光年间试行漕粮海运，咸丰以后漕粮同办海运，光绪时漕粮海运，运河治理鲜有关注，其功用日渐衰退，漕运也益加难复，清代漕运兴衰复废，与运河通塞相互影响。

具体而言，清代漕运的发展可以被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首先是运河畅通，清初漕运兴盛阶段。

如范承谟《请改折漕粮疏》所云：“漕粮为军国重务，白粮系天庾玉粒”，在清初朝廷对漕运很是重视，无论是整顿漕政，还是疏通河道，都颇有作为。

因此在清初漕运畅通，仓储充裕，在康熙五十八年，“京城通州仓内，贮米甚多，各省运至漕粮，亦无亏欠; 在仓内堆积，恐致红朽”。

然后到了清朝中叶，由于漕政的败坏，清朝漕运进入了第二阶段，此时漕运的良性发展已经难以为继。

至清朝中叶，在利益的驱动下，一些漕运官员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利进行贪渎，并将贪渎的目标锁定在押运、税收、看仓等环节上。

贪污腐败的盛行使得漕运各职能部门的官员争相谋取私利、互相欺骗，漕务各级机构变成了一个上下庇护的贪污网。

在乾隆、嘉庆年间，漕督不但不能制止漕运官员的腐败行为，反而成为了他们贪污不法的护身符，官官相护。

贪污腐败也成为了清政府难以解决的痼疾。

伴随着漕政的衰败，政府整理运河的力度不断下降，清朝漕运进入第三阶段，漕运只能勉强维持了。

时至清代，黄患不断，运道渐趋淤塞，政府虽提倡治河以利漕，但不见成效。

咸丰五年，黄河于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山东利津入海，与运河交叉于山东张秋以南，长江以北运道因黄河淤塞而几近浅涸，漕运亦因此一度不行。

最终由于运道淤塞的进一步加重，进入了第四阶段，漕运废止。

面对运道浅阻而给漕运带来的困难，清廷不是力图治河利运，而是别筹海运。

漕粮海运，运河、漕运之于清廷的重要日渐不再，清廷之于运河、黄河的治理也因此日益荒疏，运道湮废，漕运复兴于是益加无望。

漕运的衰落除了上述提到的因素外，其实还与清政府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

漕运衰败是在世界进入工业时代的背景下发生的。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闭关自守的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后，欧美国家的新科技产品传入中国，交通运输工具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此时以洋务运动为先导的中国工业化进程也开始起步，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参与到了海漕事务中，这无疑为京杭大运河的漕运形成了直接的打击，冲击了原有的漕运秩序，而后修通的津浦铁路也对原有的漕运体系形成打击之势。

当然给漕运以沉重打击的当推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

这两次运动以漕运征集地作为其活动地区，从根本上掐住了清政府漕运的喉咙。

因为战争的频仍，导致江浙一带的漕运几乎处于瘫痪的状态。

鉴于以上这些原因，漕运走向衰败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尽管漕运最终走向了灭亡，然而不可否认它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

二、淮安“运河之都”地位的确立运河的畅通催生了运河两岸城市的繁华，而淮安就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淮安凭其地理位置的优势最终确定了“运河之都”的地位，成为了维系运河流域全局的关键。

“襟吴带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这是明朝《永乐大典》主纂姚广孝曾为楚州留下的赞美诗句，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淮安在古代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文人骚客、各路商人纷至沓来，有些俊杰亦从此在淮安扎根生活，催生了淮安文化经济的发展，也使淮安在彼时成为了一个社会都市，培育了诸多的文化名人，诸如吴承恩、关天培和周恩来等。

淮安跨徐、扬之境，居南北之冲，近长江而濒黄海，古淮水、泅水在此交汇，境内水网密布、河湖交错，被誉为“漂浮在水而上的土地”，其似乎天生就是为运河而生。

事实上，我国历史上有迹可寻的第一条运河—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的邢沟，其入淮处就选在了末口(今淮安区)。

但是，淮安以“漕运”为核心的城市功能并不是一蹦而就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

在早期淮安最初更多地是凸显了军事要地的作用，而在隋唐以后，由于国家的统一、国家政治中心东渐北移和经济中心南移的变化，使得开通的大运河一跃成为连接南北交通的干线，漕运量开始猛增。

淮安的主要城市功能亦由此开始慢慢转变为漕运要津。

由于淮安市运河干线上的重要一环，因此为了搞好淮安的转运衔接工作，隋就在其地设立了漕运专署。

元代对大运河进行了重大改道：一是将隋运河“北京一洛阳一杭州”的走向取直，把旧运河的中段东移至山东境内；二是修通京、津河道。

这样就使得前代多支型分布的运河转变为单线型，从而南北之间得以更直接地相连，由此奠定了今日京杭运河的基本走向和规模。

但终元一朝，对于漕运，其实行的是以海运为主、大运河为辅的南北运输线路。

尽管如此，元对于运河的管理却是日益完善。

至元十九年(1282)，政府设京歌、江淮两处都漕运司，分段责成其年各运粮200万石。

后来，又增设了淮安分司、济州分司和利津分司，实行长短途两种纲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