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读《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一编背景第一章探讨的问题小农经济研究的三个传统 1.形式主义经济学，小农是理性的，只是缺乏现代生产要素；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然经济，小农经济主要是地主与雇农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以及以此维系的国家机器；3.实体主义经济学，蔡雅诺夫、卡尔·波拉尼，没有市场的社会中，经济根植于社会关系，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

《华北》的研究范式一个区别不同阶层小农的综合分析。

比如不同阶层的棉农棉花选种动机是不一样的。

《华北》的靶子 1.清朝中国没有资本主义经济；2.资本主义萌芽论；3.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两半论”。

第二章引用的史料与研究的村庄满铁调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调查科，在侵华时期，从东北到海南，对中国的城市、乡村、农业、工业、商业、军事、资源、物产、地理、风俗等各个领域进行了事无巨细的摸底。

目前存留于世的满铁调查报告约有6万多种，670万页，美、俄收藏得最多。

第三章生态环境华北平原上的冀-鲁西北地区，其特点是：一、小型和大型水利工程是与由个体小农和建于其上的国家机器一起组成的政治经济体制相适应的。

二、低产、多灾的旱作农业与高人口密度，结合造成本区经济的贫困。

三、本区排水不良的东部与排水较好的西部地区的基本差别。

四、集结的聚居，加上商品化程度低和宗族组织薄弱，是本区自然村的高度闭塞性的生态基础。

第二编经济内卷和社会分化第四章20世纪30年代经营式农场与家庭式农场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营式农场的存在。

第五章清代前期的小农经济和庄园经济小所有者的经济体系在清代前半期经历了长期的农业商品化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分化。

一部分成为富农或者经营是农场主，另一部分成为贫农、雇农、佃农。

而庄园经济从依赖农奴转而依赖雇农、佃农。

第六章清代前期的农业商品化和小农分化小农经济，远在中国接触近代世界经济之前，也就是在被侵略之前，就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商品化转向。

第七章二十世纪农业的加速商品化十九、二十世纪，中国的茶、糖、大豆、烟草等经济作物都经历了一个受市场扩大刺激而扩展，又因在世界市场竞争失利而萎缩的过程。

中国农业的商品化程度在提高，经济作物比重上升，受世界市场的影响更大。

具体到棉花，受益于海港铁路，种植面积得到扩大，家庭手工纺织萎缩而专业种植扩大，还出现了提供原料和机器的包买主。

内生的商品化趋势这一时期仍在继续，挑战了二元经济论。

大量存在的顽固的孤立的家庭式农场，挑战了附属性经济论和世界经济系统论。

黄宗智对二元经济论的挑战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

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工业和技术落后的传统农业同时并存的经济结构。

即在农业发展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超前进行了工业化，优先建立了现代工业部门。

二元经济论的核心在于脱节二字。

第八章经营式和家庭式农场的对比中国学界的“资本主义萌芽论”认为：清末农业生产中出现了比较明确的雇佣劳动关系，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

这个主张的代表性研究有二，一个是足立启二的“大耕法”，一个是景甦、罗芲，他们认为经营式农场拥有大量的畜力和堆肥条件，生产力有了极大提升。

而黄依据满铁资料发现，经营式农场的畜力使用率（耕畜数量*使用天数：耕地面积）和全村平均水平相当，而耕畜堆肥比重有限，经营式农场并没有带来生产力的飞跃——也就不能预示生产关系的发展。

华北的农业始终是一个以人力为主的高度集约化农业，经营式农场和家庭式农场并没有显著分别。

第九章经营式和家庭式农场劳动生产率的对比通过梳理每人耕地亩数、每亩地劳动天数，可以证实经营式农场比家庭式农场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部分原因是，经营式农场的雇佣劳工劳动天数更多，但这只能解释每人耕地亩数的问题，但不能解释每亩劳动天数的问题。

黄从经营式农场的角度猜测，因为经营式农场采用了小组耕作的方式提高了生产效率，但焦点小组访谈表明这种合作耕作在家庭式农场中也普遍存在。

于是，黄又从家庭式农场的角度去考证另外一种原因的可能，那就是集约化的问题——家庭农场的劳动过度集约化可能造成劳动生产率较低。

经营式农场在劳力过剩、边际劳动报酬下降的时候，便不会继续投入更多劳力，而家庭式农场则不得不继续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机会成本小），直到边际劳动报酬趋近于零。

这个猜测得到了证实：焦点访谈中自耕农就说自己能够干到雇佣劳工一样的劳动量，但没有做到，因为自己比较懒，或者是爱上集看热闹。

这论证了家庭式农场的劳动生产率低。

在这个猜测成立前还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劳动集约化过度，即便生产率低，那家庭农场至少还应该比经营式农场的亩产量更大，但实际上并没有。

通过考察不同农场的棉花产量发现，经营式农场和富农农场会把棉花的种植面积控制在11%-40%（“正常范围”：既争取到收益，又避免风险。

），而贫农有很大一部分会走向极端——完全种棉花搏一搏，投入全部劳动力种粮食争取最后那一点边际效益，或完全不种、管饱、打点零工。

这些就解释了为什么小农场的亩产低：人多，投入不足。

黄呈现了这样一个华北农业生产情形：经营式农场采用合理的混合作物种植方案（土地、时间得到合理利用），因需雇佣或解除劳工，劳动生产率高，年均亩产量大；家庭式农场采用极端的单一的作物种植方案（农作时间集中），农忙的时候劳力不足，且平时劳力过剩（同时也是消费力），低下的边际报酬进一步降低了生产积极性；两类经济对人口压力有不同的反应，经营式农场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贫农经济只是为了糊口而挣扎。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作者者：黄宗智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年：2000年6月舒尔茨反驳“零度边际生产率”“零度”认为，在劳力利用不足和人口过剩的条件下，农村的部分劳动力实际上只有一个零度的边际生产率。

舒尔茨引用1918-1919年流行性感冒前后的印度农业生产情况为例来反驳：那次流行病使农村的劳动力减少约8%，它导致相当幅度的播种面积的下降，进而影响了农业总产量，这说明农村不存在零度生产率（有的话下降不应该那么大）。

黄对舒的反驳是，第一，舒尔茨假设了流行病对每个人的概率是一样的，然而常识是有的全家病倒、有的全不受影响（零度的和全值的劳力都病倒或没病）；第二，农业工作是高度季节性的劳动，一个全年有1/4劳动闲置的农场，很可能在农忙季节需要动用全部劳力（零度在农忙时也会有贡献）。

*我认为还有一种反驳舒的解释：零度劳力存在交替的情形和相对性的特性。

在全员都劳动的情况下，一部分劳动力甚至全部劳动力，都是低效率的零度劳力，而当农忙或者有部分劳动力退出时，其余劳动力就升为了全值劳力。

所以不能看产量对比考察劳动力剩余。

第十章经营式农业何以发展不足经营式农场通常在100亩以上，因为达到雇佣劳动力比重大于自家劳动力的水平意味着较多的田地。

但它又通常在200亩以下，因为一旦超过200亩，地主亲自督工的难度就很大了（长工的劳动生产率就会下降）。

地主王赞周的故事（pp.182-185）：经营式农场确实比小规模田地出租要赚钱，但一旦土地集中程度超过200亩，地主就会趋向出租式经营，因为结合了高利贷的出租式经营更赚。

强势的出租地主会兼并更多的土地，剥削贫农中农，吞并富农、小地主的经营式农场，最终使得一片区域内都是雇农、佃农。

这样，地主制事实上维系着小农经济，也是那些最成功的经营式农场的终极形态。

另外，从社会角度来说，公认的上升路径不在农业而在仕途，地主富农要想再上一个台阶就要离开村子谋官求仕（更赚钱的也是当官），这也鼓励了雇佣经营达到一定规模后转为出租经营。

从建国后沙井村进行的农业生产技术改良（套种和引进拖拉机、养猪和化肥、治涝挖水渠、灌溉修水库）来看，华北小农经济是有提高生产力的可能的。

但是近代没有得到提高，是因为这些改良工程浩大，都需要高于农场规模的集体、国家介入，单靠经营式农场办不到。

古代中国包含两个分离又相关联的社会系统一个位于社会政治体系的基层，主要有耕作者组成。

这个系统中的分化主要由农业内部的动力所促成。

另一个体系是由士大夫、官绅、统治者所组成。

这个系统中社会地位的提升，大部分由于和国家政权大搭上关系，或由于经商致富，或兼而有之。

这两个体系之间并非是不可逾越的、严格的种姓制度，而是常有上升和下降的流动的双层架构。

因为这种流动的可能，使得这种社会政治体系有力地妨碍了经营式农作（进一步说是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十一章家庭式农场的牢固性小农的生产报酬低于市场工资。

家庭式农场的净利润是一个负数。

同时，农村存在着一个高利率的高利贷市场。

那么问题是，贫农为什么会在边际报酬这么低的情况下还继续投入劳动力？这样一个在生存边缘挣扎的贫农经济怎么能够维持利率如此高的一个金融市场？因为贫农经济是一种生存经济（并非资本主义逐利逻辑），生存压力之下他们会为了追求不为零的边际效益而投入劳动力，会接受高利贷。

那为什么贫农能维持住生计甚至再生产？家庭式农场为什么能在这种情况下仍是农村生产组织的主导形式？因为有家庭手工业（但这个收入也低于“维持家庭生计的最低工资”。

）和短期雇佣劳动。

贫农被困于同时依赖家庭式农作和佣工来求生，无法摆脱任何一个，并不得不忍受两者的剥削；他们的廉价劳动力，又转过来支撑着一个寄生性的地主制和一个停滞的经营式农业，成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

黄宗智VS.马克思马克思将中国的农村经济描述成依赖于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黄欲通过佣工在贫农经济中的支撑地位反驳自给自足说，更以佣工背后的雇佣经济、经营式农场反驳无资本主义说。

第十二章生产关系的商品化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华北农村地区的地租形式逐步从分成制转为定额制。

分成制度以地主在村为前提，是一种熟人关系下的面对面的契约，这种带有人身关系的地租形式往往附带着地主对佃户的其他劳役。

定额制度下，地主、佃户经由经纪人达成租约，地主城市化，租金货币化，农民更自由，租约变动更大。

在分成转向定额的过程中，市场的波动、货币的贬值、佃户间的竞争使得租约变动更为频繁。

在当时自然灾害和战争反复蹂躏的历史背景下，生产风险也由此转移到农民身上，农民承受的负担更重了。

租赁周期缩短、人身关系涣散，原本亲密的雇佣关系因此变淡，剥削变得更为残酷。

佃户和雇农变得更像为工资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了。

关于解绑人身关系的解读马克思主义一般把生产关系从人身关系中分离出来看作一种进步——劳动者独立性提高、封建制度衰退、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

实体主义经济（斯科特）则认为，生产关系解绑人身关系打破了前资本主义小农社会中的一种道义经济，一种主客性和互惠性的关系。

它不会改善劳动者的处境，反而会使得剥削变得更为严酷。

第三编村庄与国家第十三章清政权下的村庄相比于施坚雅观察到的成都平原地区农村，华北平原农村分布集中且与外界交往少。

社会经济上的闭塞性可能意味着政治上的保守性。

清末时期，当地与国家中央主要的纽带是乡保，而这个职位无薪无权，由地方上的小人物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