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湘乡派之论析
承往古衰朽之续开近代风气之先_论曾国藩对湖湘文化的传承
处于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地位的儒学，在中国近代虽然走到 了它的尽头， 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 但封建的人生哲学观 在曾国藩身上仍然得到了尽情的发挥。传统文化中的“ 仁义礼 信”、 忍辱退让、 与世无争、 明哲保身、 立志成名、 “ 齐家治国平天 下”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 无不散见于他的著作、 言论和行动中， 无不渗透于当时社会的各个精神领域，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不 可低估的影响。在他的手下之所以能够聚集众多人才， 他的军队 之所以服膺其指挥并至死为他效劳， 他的亲朋戚友、 子弟师长之 所以对他信任和颂扬，都由于他的人生哲学适合于这一部分人 的心理和口味。 曾国藩入京宦十余年， 洞悉清朝军制弊端。他以文人统军， 扑灭太平天国起义， 被清朝尊为 “ 中兴名臣”。其建军和治军思 想主要有： 兵员自募、 权归主将； 军饷自筹、 官职私授； 以礼治军， 诚字为本； 勤恕廉明， 修己治人。四宗归一， 军为私家军， 将为私 家将，近代军阀制度由兹形成，他本人也成为中国近代军阀的 始作俑者。 他自幼习儒， 为晚清理学大家， 因而本能地知道： “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 “ 舍礼无所谓政事”， 因而立下了 “ 以 礼自治， 以礼治人”的信条， 并以此作为他治军的核心思想。 他认 为 “ 带勇之法， 用恩莫如仁， 用 威 莫 如 礼 ”， 于无形无声之中做 到： 不加恩而令弁勇知恩， 不立威而令弁勇知威。他重视思想训 导， 对下属 “ 上劝忠勤以报国， 下戒骚扰以保民， 别后则寄书告 诫， 颇 有 师 弟 督 课 之 象 ”， 每次出征， 他都要告示部下 “ 勤王忠 君”。打出捍卫 “ 纲常名教”的旗号， 自然要高人一筹， “ 各将士 谅其苦衷， 颇有家人父子之情。”!
以礼治军显示了湘军的性质和本质， 但 “ 道之浩 浩 ， 何处下 手”呢？他把 “ 诚”落实到忠于封建君主和捍卫纲常名教这一总 的政治目的上， 因而符合以礼治军的原则。他自己的一生， 也严 格按照 “ 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公式奋斗不息。在出山之 始， 他信誓旦旦地称： “ 国藩奉命以来， 日夜悚惕， 自度才能浅薄， 不足谋 事 ， 惟有 ‘ 不 要 钱 ’、 ‘ 不 怕 死 ’六 个 字 时 时 自 矢 ， 以质鬼
曾国藩
毛泽东：予于近人，独 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 杨一役，完满无缺。
蒋介石多次告诫他的子 弟僚属：“应多看曾文正， 胡林翼等书版及书札”， “曾文正家书及书札......， 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 审订《曾胡治兵语录注释》 时说：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
唐浩明，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湖南衡阳人， 1946年生，先后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华中师范学院， 后入岳麓书社工作。著有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 《杨度》、《张之洞》等，整理出版《曾国藩全集》。 2006年12月15日，“2006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 重磅发布，唐浩明以820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作家 富豪榜第6位，引发广泛关注。
“湘乡派”是近代古文 流派之一，因其代表人物曾 国藩为湖南湘乡人而得名。 湘乡派继承并发展了清代桐 城派古文，扩大了桐城派的 影响。于桐城派标榜的义理、 考据、辞章之外，又加“经 济”一条，使文章内容更加 面向社会现实。为文少禁忌， 奇偶并用，舒展雄厚。
清代姚鼐所编 各类文章总集
曾国藩编选《经史百 家杂钞》，补充了姚 鼐《古文辞类纂》摒 弃经史的缺陷
曾国荃 左宗棠 胡林翼 彭玉麟 李鸿章 刘坤一 罗泽南 李续宾
两江总督，一等伯爵，湘军重要将领 闽浙总督，楚军首领，二等恪靖侯 湖北巡抚，湘军重要将领 两江总督，湘军重要将领 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侯，淮军首领 两江总督，湘军重要将领 湘军将领 湘军将领
1864年7月19日，天京失 陷，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 运动就此失败。曾国藩、 曾国荃以及湘军的声望此 时达到顶点。
左宗棠：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梁启超： 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 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 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 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 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 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 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 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吾以为曾文正公今而犹壮 年，中国必由其手获救。
曾国藩讲解
南 北 征 战 时 期 的 特 点 ： 一 是 危 急
教 公 慰 文 ， 事 亲 之 则 ， ， 道 大 而 宦 ， 为 对 情 也 减 家 蓬 不 少 中 勃 免 了 琐 。 好 。 事 升 为 之 官 人 问 以 师 讯 后 之 ， 家 讥 进 书 。 德 ， 第 修 多 三 业 谈 是 之 部 报 说 中 喜
三河战役是早期湘军主力与太平军主力的一次大对决，
曾国藩让湘军名震天下，至今，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人们。 同时，湘军也使曾国藩从儒到戎的完美过度。曾国藩用 他的理学思想给湘军注入了灵魂。 在治军方面，曾国藩认为兵不贵多而贵在精 湘军最初只是由湖南人组成的地方武装，在外作战多年 后，绝大多数仍为湘人。曾国藩这样做把湘军内部矛盾 降到最低。使军队团结在一起 曾国藩不是统兵的人才，但是他是统帅之才。善于处理 将领之间的关系，使得湘军战斗力剧增 湘军愿意跟随曾国藩南征北战，一方面是出于爱国情怀， 但一重要因素还是他们认为跟随曾国藩能摆脱贫苦生活。 这种对美好生活的追逐化成了对曾国藩的忠诚。
谈曾国藩对韩文的接受及湘乡派的奠基
谈曾国藩对韩文①的接受及湘乡派②的奠基商洛学院符高荣726000摘要：考察曾国藩对韩文接受的历程，梳理曾文与韩文间古文历史脉络，追寻湘乡派产生的原因。
关键在于把握曾氏对“唯陈言之务去”的体悟和实践。
曾对韩文接受的意义，不只在于后学对先贤的追崇、学习，更体现了唐宋古文运动在清代的延伸与发展。
曾氏在雄奇瑰丽文风的基础上，以经世思想来阐发、践行了韩愈“文以载道”的创作观，在桐城派的外壳下别立曾氏风格的湘乡派。
曾氏堪称“学韩第一人”，不仅系桐城“中兴大将”③，更创造了中兴晚清古文的卓越贡献。
关键词：曾国藩；韩文；接受；湘乡派；奠基①后晋·刘昫，中华书局，《旧唐书》，页4024：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
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
②王澧华，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国藩诗文集，《曾国藩的学风与文风》“······异军突起，而自成湘乡派”，页464，版记相同者不复注明。
③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称曾为“桐城文派古文的第一大将”。
一、简述韩愈、曾国藩的文学贡献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
韩愈先后提出“文以载道”、“唯陈言之务去”、“不平则鸣”等文论观点。
欧阳修在《新唐书》中说“每言文章自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后，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树立，成一家之言，其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皆奥衍闳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云”④。
可见韩愈个人的古文成就与对文学史上的贡献统一于古文运动。
韩愈提倡推行古文运动，取得了极高的个人成就，于当时及后世所称道。
时人刘禹锡推许韩愈为“文章盟主”⑤，苏轼也评价韩愈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⑥。
韩愈在古文运动上的功绩有三，一是使魏晋之间几乎断裂的古文传统得以恢复；二是将陈子昂、王通、柳冕、李华等古文运动先驱的道统文学理论付诸实践；三是为后学及后世古文创作提供了借鉴示范。
中国近代文学史11344-名词解释
名词解释1、同光体a)指同治、光绪年间出现的诗派b)代表人物有陈三立、夏敬观、陈衍、郑孝胥、沈曾植、袁昶[c hǎn g]c)最早提出“同光体”的是陈衍，这一诗派的诗学理论专著是陈衍的《石遗室诗话》。
2、南社南社是随着中国革命同盟会的成立，以及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层的到来而出现的革命文学团体。
1909年11月13日在苏州虎丘张东阳祠正式成立。
柳亚子、陈去病、高旭是其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成立的宗旨在于反抗满清，“反对北庭”。
南社诗学思想的主要内容：a)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更强调文学的现实性和战斗性b)在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上，更注重创作的时代精神，强调诗歌应因时而变c)在文学反映的对象上，突出诗歌的民众性。
提倡“布衣之诗”。
d)在文学的表现形式上，反对宗派，强调诗人的主体意识。
3、湘乡派a)曾国藩是湘乡派的领袖，主要作家有号称“曾门四弟子”的薛福成、吴汝纶、黎庶昌、张裕钊，他们以中兴桐城派为己任，以曾国藩为湘乡人而得名。
b)湘乡派的文学主张：1）强调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倡言文章要“随时而变”，明确提出了“文章与世变相因”的主张。
2）发展了理学家“穷理而致用”和桐城派“经济天下”的思想，将“经济之学”纳入文学的范畴。
3）在文学创作上，曾国藩等人更强调从理出情。
曾国藩的“文章学”主张：1）曾国藩是湘乡派的领袖。
2）在梅曾亮泛泛而言文章要“随时而变”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文章与世变相因”，强调文学与时代的关系。
3）又在姚莹所鼓吹的为学所谓“义理、经理、文章、多闻”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将“经济之学”纳入文学的范畴，必须在“桐城”所规范的“义理、考据、词章”之外增加“经济之学”。
4）在文学创作上，强调“情”，更强调从理出情。
4、信达雅信达雅是近代翻译文学的一种标准，最早由严复提出，出自《天演论·译例》“信”是指为读者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他们所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再现来加强原作风格以吸引读者。
浅析曾国藩的湘乡派与桐城派的渊源
浅析曾国藩的湘乡派与桐城派的渊源作者：杨艳全孙金伟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2年第08期摘要：曾国藩对桐城派假以援手，使其得以中兴，受曾国藩的威名的影响，形成了“湘乡派”。
由于“湘乡派”对桐城古文的改进，导致文风与早期桐城派风格有所不同，后世产生了湘乡派是否为桐城一派的争论，本文认为湘乡派是继承桐城派的基础上创新的，并非自创一派。
关键词：湘乡派；桐城派；渊源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4-0012-01随着姚鼐及其弟子的相继去世，桐城派古文的弊端也日益突出，面临岌岌可危、后继无人的局面。
在这种形势下，曾国藩对桐城派假以援手，终使桐城派避免了树倒猢狲散的危局，并取得了中兴。
曾国藩的身边也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幕客，后世也称为“湘乡派”，那么桐城派是否等于“湘乡派”，湘乡派是继承了桐城派的传统，还是篡改了桐城派？最早提出曾国藩自创门派的是吴敏树。
他在《与筱岑论文派书》中提出：“果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则侍郎（指曾国藩）之心，殊未必然”。
言外之意是说，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论述桐城文派与世变相因的关系，并非出自曾国藩的真心实意，不过是一番表面文章，它只是曾国藩想借桐城派之名而别有所图的一种权术罢了。
而胡适在1922年发表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把“桐城=湘乡派”合二为一，相提并论。
现在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但是笔者认为湘乡派和桐城派是一脉相承的。
一、曾国藩承认自己是继承了桐城派的传统，并没有自创门派他言“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固然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但并不能说纯是弥天大谎。
曾国藩早年确实有过尊崇方姚的时期，他在《圣哲画像记》中，将姚鼐列为他所景仰的三十二人之一。
曾氏文集中，从精处、粗处、阳刚阴柔论文，作文讲求器识，强调情理，主张学文宜从摹仿入手，讲求讽诵之共，在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桐城古文理论的影响。
近代历史名人曾国藩的思想分析
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分析曾国藩其人，初名子城，字伯涵，谥号文正。
公元1811年生于湖南长沙湘乡县。
官至一品大员，是晚清的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文学家、书法家，同时也是“湘乡派”的创始人。
曾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攻克天京，是湘军的创立者兼统帅。
曾国藩一生的政治思想颇多，涵盖了军事、官场政治，做人处事、政治学术、民生观念、招揽人才等各个方面。
下面，就由我来一一做个分析介绍。
一、政治思想态度：他最主要的政治思想便是“忠君爱国”，不管是在对待太平天国的态度上，还是他一向主张的、比较出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
他这种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跟出生后一直所受的的教育渊源非常大。
曾国藩出身于豪门地主家庭，其父又是私塾先生，他六岁开始进私塾读书，接受封建儒家教育，学习礼仪廉耻和仁信礼义，试问一个从小就被灌输“君是天，臣是民，民必须得爱君忠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纲常的人怎可能不忠君爱国？而且，湖南那时理学风气盛行，曾国藩明显就受到了理学的很大影响，其思想表现为“王道”与“霸道”的结合。
这一点他在对待太平天国的态度上尤是如此。
曾国藩对太平天国的血腥镇压，只能用“残酷”两个字来形容，为此他还得到一个颇为滑稽的称号，名曰“曾剃头”。
他这种对待农民革命血性态度源于他对法家“霸道”思想的全力贯彻。
曾国藩对太平天国的较量，其实就是一场西方神学思想与中国封建旧儒学思想的较量，曾国藩为了维护封建儒学思想和封建地主统治，一方面，在上书《讨粤匪檄》这片文告中指责太平天国诋毁孔孟之道扫荡前年礼仪人伦，指出：历世圣人扶持名教，孰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屡不可倒置；一并攻击太平天国破坏封建等级制度的朴素平等思想，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
显然，曾国藩在这种情况下宣扬“礼治”，就是要配合对农民群众的武力镇压，用纲常名教的枷锁来禁锢农民群众的头脑，消弭他们的反抗精神，从而维护并强化地主阶级的思想统治。
另一方面，他又不惜号召知识分子的力量，使许多知识分子脱去长衫，率瓴黑脚杆的相实农夫，投到湘军的旗帜之下，同太平军作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可以说，他其实是中国政治思想工作的开山祖师。
曾国藩对湖湘文化的影响
3.曾国藩为人处世之道
•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 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 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议，兼听而不失聪。“观人之法，以有 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 “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 “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 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 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 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已出，名不必自已成”，“功成身 退，愈急愈好”。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 世交友之道。曾国藩作为晚清中兴名臣第一人，于晚清内忧外患 民心涣散之际，力挽狂澜，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揭开了洋务运 动的序幕并将其发展，拯救了大清王朝。此等旷世功勋的建立， 与他灵活多变的为人处世之道，广交贤友的能力是分不开的。在 各朝各代名臣里，论权谋之术，为人处世之道，不朽功勋，千百 年唯有张居正与之齐名。
曾国藩对湖湘军事的影响
• 太平天国兴起时的中国，正处在刚刚与西方列强“接 触”的时期，许多西方的武器已经开始流入中国，中 国的战争处于冷兵器与火器并用的阶段。由于清制军 队的废弛，清朝必须依靠临时招募的勇营来抵御外辱 和清剿太平军。但是勇营的临时性质和组成（从农民 中临时征募），使得其素质和战斗力都是很低下的。 而且兵力也远少于太平军（天京之役湘军人数达到高 峰也才12万人左右，而太平军动辄可以纠集五六十万 的兵力）。如何使这些毫无组织的农民和书生迅速的 组成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与勇悍的太平军作战是曾公 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曾国藩对湖湘政治的影响
•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在政治家，对“干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 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 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 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 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 “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 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 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 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 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 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 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 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 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 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 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 • 这种思想，深刻的影响着几代湖南人，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以及 朱镕基都对此深有研究，摸索出治国之道。他们必将长久的影响 中国现在以及未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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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8-02-13作者简介：翔云(1972-)，男，湖南邵东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讲师，主要从事近现代文学研究。
清王朝汉族知识分子最大的权贵曾国藩,以政治家兼文学家双重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对政治与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自青少年时代立志以治古文为业，由“好桐城古文”到“由姚先生启之”，最终成为桐城派代表殿军作家，并且开创了桐城派分支流派湘乡派。
他的文章在清代堪称一流，以致时人称他为“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在咸丰、道光、同治年间，“一时为文者，几无不出于曾氏之门。
”[1](P95)这说明曾国藩在文学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清史稿》卷486《张裕钊传》云：“（曾）国藩为文，义法取桐城，益闳以汉赋之气体，尤善裕钊之文，尝曰：吾门人可期有成者，惟张、吴两生。
谓裕钊及吴汝纶也。
”张、吴两人，出于曾门，皆桐城文派之后劲，特为曾氏所重，亦为桐城后学所称。
在曾氏身后，文章别开生面是黎庶昌与薛福成。
曾国藩出生于湖南湘乡，他以自己的诗文功底与显赫权位，固而周围聚集一大批文人，号称为湘乡派，实为桐城派演化出来的一个文学流派，它与桐城派另一支流阳湖派交相辉映。
一、湘乡文派，时势使然《欧阳生文集序》一文，被学界公认为曾国藩欲创建湘乡派的宣言书。
这篇文章简明扼要勾勒出桐城三祖的传承关系，尤其突出了姚鼐在该派中的集大成与拓大门派的作用，篇末亮出了他的心声：“余之不闻桐城诸老之謦咳也久矣！”[2](P35)“謦咳”，指咳嗽声，借指谈笑声。
此语的潜台词就是说，桐城派产生，历经百余年发展，已经差一点销声匿迹，现在是自己该让渐行渐远的桐城余音再次震响起来的时候了；另创湘乡文派，取而代之桐城派，使桐城古文适应变世的需要。
这篇文章让人们知道湘乡曾国藩的最高目的是“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1928年胡适在《桐城文派评述》中最先使用“湘乡派”这个名字，并得到普遍认同。
胡适是以《欧阳生文集序》作为根据，分析得出的论断。
1853年1月，咸丰皇帝命令在籍守制的侍郎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帮办，湘军应运而生。
为了刺激军心士气，曾国藩利用手中保荐文武官员的权力，大量保举人才，不少人被破格重用，其升迁之快，世所罕见。
于是大批文人纷拥而至。
曾门四弟子之一薛福成仅仅凭一篇万言书破格提拔，从一芥草民跃居高级智囊团成员。
湘乡派重要成员郭嵩焘两年内连升三级，而官至广东巡抚。
李元度因军功而超升。
湘乡派其他主要成员如吴敏树、欧阳勋、周寿昌、王先谦等人，也是湖南籍，素与曾国藩交善，乐于听从差遣。
还有文人陈学受、方宗诚、汪士铎、王闿运等人，都在曾国藩幕府里供差。
一时之间，天下文才，荟萃“湘乡”门下，蔚为壮观，相授古文笔法，使“浅弱不振”的桐城派得以中兴。
吴汝纶身居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严复、林纾皆出其门下。
故而使湘乡流俗相因，统治封建文坛，直至五四运动。
湘乡派崛起于19世纪中叶，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然的结果。
道光、咸丰年间，清朝统治已由全盛跌入衰世，国内外矛盾加剧，使日益腐朽的封建大厦危在旦夕。
康熙平定三藩叛乱，创造了空前的大一统局面。
在清王朝残暴的高压政策下，桐城派先驱戴名世因《南山集偶钞》牺牲了宝贵的生命；连为其书作序的方苞也被捕入狱，差点送了性命[3](P875)。
吸收这血淋淋的教训，桐城派作家们不能不谨慎从事，以致不敢畅所欲言。
于是刻意追求含蓄有味，有时则不免流于空疏。
姚鼐因愤懑于“露才往往伤其躯”的社会现实，而不惜于43岁即主动辞官，宁愿在清贫的教书生涯中，以写“君子之文”，来实现其“君子之志”[4](P89)。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诞生桐城文派，作家们为了避免招来杀身之祸，只有屈从迎合统治者的需第25卷第4期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VOL.25NO.42008年12月JOURNAL OF NANNING TEACHERS COLLEGEDec.2008曾国藩与湘乡派之论析翔云(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摘要：曾国藩生于湖南湘乡，周围荟萃四大弟子与近百人作家，号称湘乡派，应运时代需要而生。
《欧阳生文集序》是湘乡派创建的宣言书，它提出“文章与世变相因”理论，添加“经济”之学，发挥文学社会功效。
曾氏死后，湘乡派在五四运动口诛笔伐中销声匿迹。
关键词：曾国藩；湘乡派；诗文中图分类号：I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96X(2008)04-0046-03On Zeng Guofan and Xiang Xiang SchoolXiang Yun(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Abstract:Xiang Xiang School,named after Zeng Guofan's birthplace,was founded in the need of times and grouped Zeng,his four students and dozens of other writers."Preface to Ouyang Sheng Collected Works"by Zeng is the manifesto of this school,in which the principles of development was put forward to advocat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unctions of literature.This school was criticized to death in May 4Movement.Key words:Zeng Guofan;Xiang Xiang School;literary work46··要，倡言“义法”，要求“文以载道”，使“理学”作为文章的第一要务，最终使桐城文走上华国鸿业的道路，为其衰落留下了严重的隐患。
道光年间外敌入侵，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一浪高过一浪，大清帝国陷入朝不保夕的困境。
随着姚鼐及其弟子相继去世，桐城派古文的弊端也日益突出，面临岌岌可危，后继乏人的局面。
因此，清廷的统治亟需有人来挽救危局；桐城派要存在，也必须有新的领袖人物。
曾国藩以其刚毅果敢，文武兼备而显赫于一时，正是他适应了这个封建没落时代的需要[5](P338)。
到了曾国藩所处时代，桐城文已远远不适应统治形势的变化，其浅弱空疏的形式主义弊端已经十分明显。
曾氏极端地鄙薄刘大櫆，他在《覆吴南屏》中说：“刘氏诚非有过绝辈流之诣”、“鼐独扶其微而发蕴，惟亟称海峰，不免阿于私好。
要之方氏以后，惜抱固当为百年正宗，未可与海峰同类而并薄之也。
”他认为姚鼐编辑《古文辞类纂》收入刘大櫆的文章是“阿于私好”。
在该文中曾国藩还一针见血批评姚鼐文章“其不厌人意者，惜少雄直之气，驱迈之势。
”曾氏生当历史剧变时刻，对社会的衰败，桐城文派的浅弱是深有所感的。
面对八旗兵的不堪一击，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三月初九日上书《议汰兵疏》，指出天下大患在于国用不足，在于兵伍不精。
他创建军队，经过十余年的搏杀，横扫大半个中国，镇压了农民起义，成为清朝“中兴第一名臣”。
他接过桐城派的旗帜，利用自己的权势，搜罗大批文人，近百人之多：“或从公治军书，涉危难，遇事赞画”、“或以他事从公，邂逅入幕，或骤致大用”、“或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并不责以公事”或“有一艺一能，各效其长”。
在林林总总的人才中，“曾门四大弟子及俞樾、王闿运、郭嵩焘、刘蓉、李元度、郭崑焘、何应祺、向师棣等，尤以文学见称外，其余七十人也是文坛上享有声誉的人物。
”在咸丰、同治、道光年间“一时为文者，几无不出曾氏之门”，出现了所谓湘乡派“中兴”桐城文的盛况。
湘乡派文经曾国藩亲手号召带领起来，便风靡一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洋务运动高涨时期，成为宣传兴办洋务主张，批判封建顽固派思想的口舌。
如《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作于1868年，当时曾氏任直隶总督，提出直隶士子致力的方向，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为洋务大业培养有用之才。
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持续了三十余年之久，开办近代军工企业，发展民族工业，改革教育体制，创办翻译馆。
这期间洋务派与顽固派进行长期艰难的交锋，李鸿章、丁日昌等洋务大臣运用改造后的古文作有力的武器，作为载道之文的湘乡派文成为阐释洋务思想的重要载体，显示了它应有的活力。
在洋务思想流行之际，郭嵩焘、薛福成、黎庶昌的文章脍炙人口，在知识分子之间流传日广。
二、变革的理论，发展的动力据吴汝纶《吴挚甫文集·孔叙钟文集序》可知，曾国藩在京师翰林院时，便已有文名，在其周围形成“文章之士归趋之，相与讲论姚氏之术”的局面。
湘乡派能够兴盛一时，曾氏权位显赫，仅仅是一个外部原因，而重要的内因还是得从曾国藩的文学主张去寻求答案。
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一文结尾处提出著名的文学论点“文章与世变相因”[6](P247)，给陈陈相因的桐城文派理论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在他看来，桐城文之所以越来越没有市场，就在于一代一代作家死抱“义法说”，而没有看见时代已经有变，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也应随之而变。
他在《重刻〈茗柯文编〉序》中，针对当时文坛的弊端，尖锐地指出：“盖文章之变多矣。
高才者好异不已，往往造为瑰玮奇丽之辞，仿效汉人赋颂，繁声僻字，号为复古。
”[2](P72)他叹服张惠言之文：“空明澄沏，不复以博奥自高，平生师友多超特不世之才，而下笔称述，适如其量，若帝无神之监临，褒讥不敢少谥，何其慎矣！”可见他在反对“不类”“不肖”的仿效之作的同时，所追求的是“适如其量，毕肖其人的真实。
”曾国藩在《钱选〈制艺〉序》中写道：“人情贱同而思异，物穷则变，自古然也。
古文善于趋时者贵先时，不贵后时。
场屋之文，何独不然？国家以制艺取士，二百年来，为体屡迁。
”这个论据是极其有份量的，八股文取仕，本来已规定严格的写作程式，但它还须依时而变，“二百年来，为体屡迁。
”对其他文体，就不言自喻了。
在“文章与世变相因”文学理论的指导下，曾国藩应时而动，进一步提出适应社会需要的见解。
“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
”曾氏继承姚鼐这一主张的同时，创造性地提出“致力如何？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
”[2](P358)他用“经济”的内容来疗救“义理”之穷，强调以“经济”为统率，使“义理”有所实，“考据”有所归。
所谓“经济”是指“经国济民”之意，也就是主张文学服务于现实。
在四者之中，又有轻重之别。
“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
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