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货币的本质及其问题论文

信用货币的本质及其问题论文摘要：回到新教伦理，清教徒似乎有很不一样的看法，“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

”关键词：信用货币；社会契约；马太效应；新教伦理一、社会契约、交易成本与信用货币的地位上世纪十七、十八世纪是西方世俗化的世纪，一方面宗教改革使腐朽的基督教重新焕发了活力，另一方面各种高举人的理性的人本哲学把基督教的教义进行改造，用另一种方式来重塑人们的世界观。

作为古典契约论的代表，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把《圣经》中“约”的观念世俗化，用社会契约论重新解释国家的起源。

一般而言，他们先假设了人的“自然状态”，然后认同社会契约是结束“自然状态”的最好方式。

这里关键的一个区分是：用社会契约论解释国家的起源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人人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组成政府。

而基督教所谈的“约”是上帝亲自与人立约，而人与人在此基础上又彼此立约（这也是清教徒在五月花号上所做的）。

人人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给政府，这就导致了“异化”或者所谓“二元性”的问题，韦森借用了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认为货币是一种契约性的构造制度存在。

这样，人们被自己的构造封闭起来，政府获得了货币发行权，公众与政府的信用博弈展开。

一般认为，如果公众与政府的博弈是一次性的，那么政府的机会主义不可避免。

而多次的博弈会产生道德信用，政府与公众的诚信合作会建立起来。

这种看法似乎不太适合于信用货币的博弈，政府在博弈中处于绝对的有利地位，纵使长时间通胀也不一定会受到惩罚，信用货币市场上将长时间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从而导致政府信用受损。

按照威廉姆森对交易成本的定义——“利用经济制度的成本”。

这种构造的契约存在边界问题，由契约边界问题引起的内生性成本与外生性成本是巨大的。

如果我们谦卑于哈耶克的“演进理性”的思考，则公众通过信用博弈而达到均衡组建政府这一可能性几乎为零。

因为这种构造性的契约使得人们之间的“公共知识”为零。

无论如何博弈也达不到组建政府，整个社会有可能长期处于囚徒困境的“纳什均衡”下。

哈耶克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求助于“道德传统”。

近年来对“宗教经验”的研究似乎可以了解到清教徒有一种对于上帝的直接宗教经验，这种直接宗教经验不是来源于人理性的构造，而是上帝对人的一种“恩宠”，这种直接宗教经验可以在清教徒中间充当“公共知识”，从而使清教徒之间的交易成本大量减少，有了这种保障，契约信用制度的社会是可以建立起来的。

正如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所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经济上能够使一种社会秩序不断扩张的，只有基督教。

”关于国家机会主义的问题，耶稣因为被问到一个“该不该向该撒纳税的问题”明确提出了“该撒的物当归该撒，上帝的物当归上帝”。

从而我们创造的“利维坦”世俗偶像只有相对的价值，由国家主权信用保证的信用货币也只有有限的价值。

清教徒用自身的创造力勤奋工作也只是因为得到了“恩宠”从而要在工作中彰显上帝的荣耀，用有纪律的工作来克服肉身的欲望，清教徒所期盼的“上帝之国”远远高于这些构造的“偶像”。

在《圣经》中，偶像崇拜隔断了人与上帝的关系，同样的，构造性的信用货币以一种人的“异化”隔断了人与人的关系。

圣经中的上帝的确通过与人立约建立了以色列国，并充当人与人立约的中保，比如：“你若卖什么给邻居，或是从邻居的手中买什么，彼此不可亏负”。

（利未记25：14）“你们彼此不可亏负，只要敬畏你们的神，因为我是耶和华和你们的神”。

（利未记25：17）这样看来，对于想在北美建立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来说，信用货币不是一种抽象的理念构造物，而是与上帝的位格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荣耀上帝的筹码，而国家信用也要在上帝的主权之下，这可能是历任美国总统宣誓就职要手按圣经的缘故。

二、交易的信用货币化过程把所有权界定清楚了才会发生交易，才会产生交易费用，按照科斯的说法，当所有权的排他性失效，就会产生外在性问题。

信用也可以看成一种具有外在性的物品，当美国用其世界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搞量化宽松的时候，全世界都遭遇到输入型通胀。

这样一来，各个国家的信用货币与美元这种特殊的信用货币是什么关系呢？按照哲学的理解，这种外部性一般表现出某种量的规定性，比如美元指数就是美元信用的某种量化。

而美元所拥有的世界结算货币的地位则是其质的规定性。

这样看来科斯所提出的解决外在性的方案也是不现实的，科斯认为，一个外在性的问题通过产权界定成当事人的交易行为就可以解决，也即把外部性问题转化成内部性问题。

但是问题在于：其他信用货币并不具有美元所具有的世界结算货币的质的规定性，如果美国经济向好，在美元回流的过程中，这些其他信用货币将迅速贬值从而丧失信用。

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二元性的问题（内部问题与外部问题），尝试用马克思哲学分析一下，马克思曾经说过：“它（指货币——引者注）究竟固定在哪一种物品上，最初是偶然的。

但总的来说，有两种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货币形式或者固定在最重要的外来物品上······或者固定在本地可让渡财产的主要部分如牲畜这种使用物品上。

”这样看来，在对货币形成过程中一般等价物的普遍信用基础上还有两种信用关系：重要的外部物品的信用与本地可以让渡物品的信用。

骆玉鼎认为“最重要的外来物品”之所以称为货币，实际反映的是交易者对强权的信任；而“本地可让渡财产的主要部分”则代表对中间人的信任。

这三种信用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信用货币的产生。

这样看来，在与黄金脱钩后，现在的信用货币仅仅保留了对强权的信任与对中间人的信任，进一步的，信用货币变成对美国国家实力的信任，对信息符号的信任。

这一交易信用货币化的过程同样在新教伦理中可以找到其更丰富的原型。

正如美元的信用是由其经济、军事、外交、政治等多方面决定的一样。

新教伦理以更加宽广的方式来理解问题。

如果把产权制度和交易成本看成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的话，则按照经典的辩证法，这一问题将在一个否定性的“合题”的层面上解决，即所有外在性的问题都要通过“否定之否定”内化成内部性问题，我们是否在第一个“正题”即“所有权的界定”就已经出现了理性的傲慢。

才导致无穷无尽的否定之否定。

并且按照现代西方哲学的后现代转向，哲学开始强调语境与关系，在语境中作出一个具体的解释成为反对理性傲慢的方式。

按照新教伦理，上帝用祂的话语创世是所有解释的前提，人对地及其上的自然资源并没有科斯意义上的所有权，而只是管理权。

如在西奈山立约时，上帝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出埃及记19：5）这也表现在刚建立的以色列国的国民的经济活动中，“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利未记23：22）这甚至表现在人与牲畜的关系上，“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

”（申命记25：4 ）有趣的是，在新约马太福音（17：24-27）中记载了一个耶稣纳税的故事，耶稣似乎认为既然政府是向外人征关税的，那么君王的儿子就不用纳税了。

但是为了不绊倒收税的人，耶稣与彼得还是纳税了。

这样看来，起初的经济行为并没有严格的逻辑建构，如果将所有的外在性问题通过法律界定成内部性问题，所用到的法律资源成本也同样是巨大的，似乎也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在公共海域如果没有清楚的产权界定的话，竞争性捕鱼将使得该地区的鱼类资源罄尽，连休渔也成为不可能，但是这类问题的产权界定因为各种因素的制约是极端困难的。

但是最早的以色列国似乎实现了休耕制度，“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

”（利未记25：4）这一切似乎源于以色列民对上帝应许的信靠：“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便生三年的土产。

”（利未记25：21）在新约里，用了一个“在基督里的信心”来定义对上帝应许的信靠，这样看来，现代信用货币理论中的信心只可能是人为的一种抽象的信心。

“在基督里的信心”按照清教徒伦理也来自上帝的“恩宠”。

这样看来，耶稣提出的“该撒的物当归该撒，上帝的物当归上帝。

”也可以看做一种政教分离的原则，因为这块银币上有该撒的像，是他的政权发行的，所以要纳税，但同时全地都是属于上帝的，清教徒看重更高的价值。

三、利息问题关于利息的本质，各种流派经济学众说纷纭。

萨缪尔森认为：“货币最主要的职能是交换媒介。

······利息是货币的价格，是对货币的使用所支付的报酬。

利率是在单位时间内所支付的利息占所借本金的百分比。

”[6]现代经济学把利息看成是贷出者转让资本使用权而索取的报酬。

马克思认为，“如果我们把利息叫做货币资本的价格，那就是价格的不合理的形式。

”马克思把利息与地租和产业利润看成是一类，即“剩余价值”，都由劳动所创造。

这些种种的看法若从企业产权的角度看，只强调了资本要素的产权，而忽视了企业产权。

企业作为一组契约关系的联接，其契约边界包括信用货币的提供者政府，投资人与企业之间订立关于资本产权与企业直接价值产权的交易契约后，政府发行的信用货币才能被企业纳入自身。

企业直接价值产权一般包括重大决策投票权、经营信息知情权、企业收益索取权等等。

资本要素产权一般分为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

这样看来，如果按照以上方式界定利息，投资人投入企业的只是资本的使用权，而非完整的资本产权。

这样一来，当政府通过发行货币就可以维持住一个国家的房地产市场泡沫，这个时候实体经济就在整个经济结构中被挤压，因为投资人投入的只是资本的使用权，随时可以转投房地产，从而推高整个市场的利率，这样将高于整个经济体的利率水平。

那么，在这一轮的市场行情下，经济学的“马太效应”凸显，富者越富，贫者越贫。

再来看看新教伦理中的“马太效应”，耶稣用了一个比喻来教导门徒直等到祂再来，“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按着各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

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二千，一个给了一千。

就往外国去了。

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回来了，和他们算帐。

”（马太福音25：15；19）那拿了五千的又赚了五千，二千的也赚了二千，唯有那拿了一千的把银子埋了，主人教训那把银子埋了的人可以把银子放贷取利息，并夺过那一千的银子给了那有一万的，并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马太福音25：29）新教伦理认为被拣选者是上帝特别的产业，《圣经》也常用经济用语来阐释这个观念，比如：“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哥林多前书6：20）。

这样在投资的时候一定是买断所有产权，包括救赎的人的智慧资产，这个比喻也叫做按才受托的比喻，主人（耶稣自称，清教徒认为祂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既然按照各人的才干给了他们以投资（恩典或恩宠），那么仆人应该根据自身才能在工作中荣耀上帝，而不是浪费才能无所事事，像那个有一千银子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