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级历史上册 2.16 秦汉时期的文化 道教与佛教的区别和联系文本素材 川教版
秦汉时期的宗教信仰与文化
秦汉时期的宗教信仰与文化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这段时期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件，造就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在这个时期，宗教信仰与文化也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本文将会介绍秦汉时期的宗教信仰与文化，以及它们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
一、秦汉时期的宗教信仰秦汉时期的宗教信仰非常多样化，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不同的思想流派，同时还包括了许多异教信仰，比如天师道、黄老教、五斗米道、阴阳五行等等。
儒家是秦汉时期最为重要的思想流派之一。
儒家的基本教义是仁爱、人伦、道德，以及尊重礼法等等。
儒家思想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社会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道家则强调“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万物皆由道生，道不可名状，要追求道的真谛。
道家也是中国思想流派中非常重要的一派，其理论影响力深远，并对中国文化和传统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衍道家是道家的一个分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黄老教。
黄老教的教义主张“无为而治”，认为人们应该追求一个无为而治的境界，不应该追求名利和权利等世俗的东西。
法家的主要教义是法治，他们认为百姓应该依照法律行事，强调权威和法度，是一个非常实用性的学派。
其思想对于中国古代和现代政治文化的产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墨家则是一个非常注重工程技术和实用性的学派，它强调实用主义和公益，倡导工程技术和劳动，主张统一思想、均分财产和等级。
除了这些思想流派之外，秦汉时期还出现了很多异教信仰，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天师道、阴阳五行、五斗米道等等。
这些信仰都具有非常复杂的体系和思想，有着丰富的内容和广泛的影响。
二、秦汉时期的文化秦汉时期的文化非常繁荣，有着很多特色和特点。
文化方面的主要体现包括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等。
在文学方面，秦汉时期有着大量的文献记录和著作，如《史记》、《汉书》、《诗经》、《庄子》、《道德经》等等。
这些文献记录了当时的历史和文化，成为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艺术方面，秦汉时期有着非常丰富的表现，特别是在瓷器、雕塑、壁画等艺术形式上，都有着非常高的成就。
中国古代的佛教与道教文化
中国古代的佛教与道教文化中国古代的佛教与道教文化是中华文明中的两大重要宗教文化。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佛教和道教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互相影响，共同为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带来了重要的贡献。
本文将分别从佛教与道教的起源与传入、根基与教义、艺术与文化等方面介绍中国古代的佛教与道教文化。
一、佛教的起源与传入佛教源于印度，经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成为中国古代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元1世纪，佛教开始传入中国。
佛教在中国的引入与东汉末年乱世中的内乱、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佛教倡导的无欲无求、离苦得乐的思想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中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在中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并逐渐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二、佛教的根基与教义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教派和教义。
中国佛教主要分为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两大派系。
南传佛教注重个人的内心修行和觉悟，强调自我救赎。
北传佛教则更加注重社会救渎和利他主义，强调救度众生。
佛教的根基在于涅槃思想，即人们通过修行达到超越尘世之苦难的境地。
在中国古代，佛教与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形成了兼容并蓄的现象，互相影响，达到了文化的结合。
三、道教的起源与传入古老的道教起源于中国本土，有着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
道教的创始人是老子，他在公元前6世纪提倡“道可道，非常道”的思想，倡导人们顺应自然，追求无为而治。
道教在传入中国后，逐渐发展为以道家思想为核心的宗教文化。
与佛教不同，道教更注重对天地自然的崇拜和修炼内功，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四、道教的根基与教义道教的根基在于“道”，即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和人类应该顺应的天道。
道教主张人们通过修道，达到脱胎换骨的境地，成为完全圣人。
道教教义注重修身养性，追求长生不老。
与佛教相似，道教也强调个体的内心修行，通过道德教化来改善个体和社会的境遇。
道教与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和医学等领域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五、佛教与道教的艺术与文化佛教与道教在中国古代的发展中形成了丰富多样的艺术和文化。
东汉末年的宗教思潮佛教道教与民间信仰
东汉末年的宗教思潮佛教道教与民间信仰东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一个宗教思潮盛行的时期。
在东汉末年，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都得到了广泛关注和追随，形成了丰富多元的宗教文化景观。
1. 佛教的传入与影响东汉末年，佛教自西域传入中国并逐渐得到发展。
佛教以其独特的教义和修行方式吸引了大量的信徒。
佛教强调个体的悟道和超脱轮回的境界，提倡“般若智慧”和“菩萨行愿”，深受士人、文人和百姓的喜爱与追随。
在东汉末年，佛教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和社会群体，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
2. 道教的发展与影响与佛教相比，道教在东汉末年的发展过程更为曲折。
虽然道家学说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道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的兴起与发展主要集中在东汉末年。
道教强调通过修炼和参禅来达到超脱世俗的目的，强调追求长生不老和仙道的境界。
东汉末年，道教得到了部分统治者的支持，逐渐形成了一种规范的组织体系和信仰体系。
3. 民间信仰的繁荣与多元除了佛教和道教，东汉末年的宗教思潮中还包括了各种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神灵信仰、巫觋儒术、祭祀活动等都在东汉末年的宗教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民间信仰多样而丰富，不同地区和社会群体之间的信仰习俗有所差异，但都体现了人们对于神灵、祖先和自然力量的崇拜和求助。
总结：东汉末年的宗教思潮佛教、道教与民间信仰都得到了广泛发展和追随。
它们在不同层面上对于东汉末年社会和文化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丰富了中国古代宗教文化的多样性。
而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这些宗教思潮将继续演变和发展，对于中国宗教与思想传统的形成与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汉朝的宗教兴起道教与佛教的传播
汉朝的宗教兴起道教与佛教的传播汉朝的宗教兴起：道教与佛教的传播汉朝（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重要的时期，它见证了中国宗教信仰的兴起与传播。
在这个时期，道教和佛教作为两个主要的宗教传入中国，并且对中国的文化、宗教以及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教的传播道教起源于中国，但在汉朝时期才真正开始兴盛起来。
在这一时期，道教的创始人道教弟子黄老的教义逐渐传播开来。
黄老的理论强调个人修养、追求长寿和永恒，他的追随者希望通过个人修行和仪式实现长生不老的境界。
汉武帝是一个尊崇道教的皇帝，他十分推崇道教的思想，并将其融入到政府的运作中。
他甚至将道教弟子任命为重要官员，为道教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支持。
此外，汉武帝还下令修建了洛阳白马寺，作为道教教派的总部。
这表明了汉朝皇室对道教的推崇和认可，进一步促进了道教在汉朝的传播。
佛教的传播佛教最早起源于印度，但在汉朝时期才传入中国。
佛教的主要教义是通过修行和觉悟达到解脱，追求真理和内心的平静。
佛教的教义与当时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有所不同，因此最初在中国传播时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
然而，佛教在西域（今天的新疆地区）逐渐流行开来，并吸引了一些汉朝的统治者的注意。
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明成帝，他信仰佛教，并在洛阳修建了著名的白马寺，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支持。
此后，佛教在中国逐渐兴盛起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信徒。
佛教的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传教士和经书的传递，他们将佛教的教义、修行方法和仪式介绍给中国人民。
道教与佛教的影响汉朝时期，道教与佛教的传播对中国的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们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超越世俗生活的宗教信仰，满足了人们对精神寄托和内心安宁的需求。
其次，道教和佛教的教义与传统的儒、道思想形成了对立，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
在社会方面，道教和佛教的发展使得宗教组织逐渐形成，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寺庙建设兴旺，信徒纷纷赴寺庙参拜祭祀，寺庙成为社区活动的中心。
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与哲学思想道教与佛教
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与哲学思想道教与佛教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与哲学思想——道教与佛教自古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宗教信仰与哲学思想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其中，道教与佛教是中国古代两个重要的宗教信仰与哲学思想体系。
本文将从它们的起源、核心理念、教义体系以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道教的起源与核心理念道教起源于中国古代的先秦时期，其核心理念源自老子的《道德经》。
道家哲学强调顺应自然，以追求道为核心目标。
他们认为人应该放弃私欲，顺应自然法则，追求内心的平静与安宁。
道家强调阴阳平衡，追求“无为而治”的境界，主张通过修行达到长生不老和成仙的目标。
二、佛教的起源与核心理念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后传入中国。
其创始人为释迦牟尼，他在六世纪前后传授出世间的苦乐真相，提出了八正道的教义以及四圣谛观念。
佛教强调生老病死是众生无法避免的真相，透过修行和慈悲心，追求解脱和涅槃的境界。
佛教注重度化众生和菩提心的培养，通过正定心态，超越生死循环，最终实现解脱。
三、道教与佛教的教义体系比较在教义体系方面，道教注重个体修行，讲究内丹、养生以及仙术等术法，强调自身的超越和实现。
佛教则注重群体教化，强调舍离和慈悲为怀，通过修行和禅定来达到悟道的境界。
道教与佛教都有自己的神仙世界观，认为存在诸如神仙、佛陀等超自然的存在。
然而，道教强调尊奉先天的神灵，佛教则追求禅定之后的涅槃。
四、道教与佛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道教与佛教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教强调尊奉自然，提倡养生保健等实际生活方式，对于个体的身心健康有一定的帮助。
此外，道教也通过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文学、绘画、音乐等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佛教强调慈悲心和舍离，对于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起到了积极作用。
佛教传入中国后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传佛教，对中国文化和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的传播也促进了中印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秦汉时期的宗教文化与信仰体系
秦汉时期的宗教文化与信仰体系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也是宗教文化与信仰体系发展的关键时期。
在这个时期，秦始皇一统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帝国，而这个帝国的统一也对宗教文化与信仰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秦朝的统一给予了宗教文化与信仰体系一个更加稳定的环境。
在六国战国的时候，各个国家之间宗教信仰的差异非常大，信仰体系也是多种多样的。
而秦始皇的统一消除了这些差异，将各个国家的信仰融合为一体，形成了对一统帝国的共同信仰。
其次，秦朝的法家思想对宗教文化与信仰体系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法家思想主张依靠法律来管理社会，而对于宗教信仰则持怀疑态度。
因此，在秦始皇统一的过程中，许多宗教信仰遭到了镇压和限制。
这种对宗教信仰的压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宗教文化的发展。
然而，尽管受到了压制，秦汉时期的宗教文化依然存在并发展了起来。
儒教、道教、佛教等各种信仰体系逐渐形成，并参与到社会生活中。
儒教通过“文化”和“礼仪”来向人们传播道德规范，强调个人的责任和义务。
道教则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长生不老的仙道。
佛教则教导人们要超越生死轮回，追求内心的平静和解脱。
这些宗教信仰为人们提供了不同的精神寄托，也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秦汉时期，宗教文化与信仰体系的发展还表现出了一些特殊的特点。
一方面，在这个时期，民间信仰开始兴盛起来，黄老诸子、巫觋巫师等各种宗教信仰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这些信仰往往与官方的宗教体系相呼应，为人们提供了更直接的信仰和祈祷方式。
另一方面，秦汉时期宗教文化呈现出世俗化的趋势。
宗教信仰不再只是个人灵魂的寄托，还开始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联系。
例如，儒家学派逐渐成为官方思想，佛教与道教也开始融合，形成了一种宗教和哲学的综合体系。
总体而言，秦汉时期是中国宗教文化与信仰体系发展的关键时期。
在秦始皇的统一之下，宗教信仰得到了统一和融合，形成了一个更加稳定的信仰体系。
尽管宗教文化受到压制，但仍然存在并逐渐发展，黄老诸子、巫觋巫师等民间信仰兴盛，世俗化的趋势逐渐显露。
人教版历史七年级上册-第17课-昌盛的秦汉文化(二)-教学课件
洛阳白马寺为中国第一古刹， 世界著名伽蓝，乃佛教传入我 国后官办的第一座寺院，被中 外佛教界誉为“释源”、“祖 庭”。 白马寺创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 （公元68年）。史载：东汉永 平七年，汉明帝刘庄因夜梦金 人，遣使西域拜求佛法。公元 67年，汉使及印度二高僧以白 马驮载佛经、佛像抵洛，汉明 帝躬亲迎奉。公元68年，汉明 帝敕令在洛阳雍门外建僧院， 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故名该 僧院为白马寺。 白马寺座北面南，总面积200余 亩，其主体建筑有：天王殿、 大佛殿、大雄殿、接引殿、毗 卢阁五层殿堂及中国第一释迦 舍利塔。白马寺是一处保存完 整、古色古香的古建筑群。1为 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
东汉时期兴起的道教与佛教有哪些不同之处？又 有哪些相同之处？
佛教是由国外传入；道教是土生土长，在民间兴起。佛 教主张今生忍受苦难、虔诚信佛，来世得到幸福；道教 主张修身养性、炼制丹药，以求得道成仙，追求今生的 成功。 都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扶持，都被统治阶级所利用，作为 统治人民的工具。都对我国文化有深远的影响。
注意：佛教和道教之所以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欢迎和支持，
是因为它们符合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在封建社会，劳动 人民遭受剥削压迫，感到无法解脱，佛教的来世说和道 教的成仙说，使人们在思想上得到安慰，麻痹了斗志， 放弃了对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反抗，安于被奴役的命运。 正是在封建统治者的扶植下，佛教和道教逐渐流行。
教别
三、司马迁和《史记》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
南)人，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 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 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 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 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 “历史之父”。早年受学于孔安国、 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 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 年(前108年)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 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 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 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该 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记载 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 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 为“二十六史”之首，被鲁迅誉为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中国古代的道教与佛教信仰
中国古代的道教与佛教信仰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拥有丰富而多样化的宗教信仰。
在古代，道教和佛教是两种重要的宗教信仰体系，对中国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中国古代道教和佛教信仰的起源、发展和主要特点，并对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进行比较。
一、道教信仰的起源与发展道教信仰起源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道家”。
道家强调追求自然真理与人类和谐共处的理念，并提倡无为而治、反对官僚制度。
在北魏时期，道教开始形成独立的宗教体系，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很多神仙和灵魂信仰的集合体。
道教经典《道德经》成为了道教信仰的核心文本。
道教注重修炼身心合一，追求长生不死的境界。
道教信徒会通过炼丹炼药、冥想和做功德等修行方式来达到超脱尘世的目标。
此外，道教也与中国的民间信仰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浓厚民俗色彩的道教仪式和庙会。
道教的养生保健理念和卜筮等巫术形式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的传统医学和卜卦学。
二、佛教信仰的传入与演变佛教是公元1世纪左右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宗教信仰。
佛教注重解脱人类苦难，提倡人们放下欲望，追求内心的平静与般若智慧。
佛教经典《般若心经》和《法华经》等成为佛教信仰的核心经典。
佛教信仰不断融入中国文化，并与中国的思想和信仰产生交融。
在晋代，佛教与中国的道德观和儒家学说相互渗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佛教。
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在中国传播得较多，丰富了中国的佛教文化，并在中国培养了众多的禅宗和净土宗等佛教教派。
三、道教与佛教的联系和区别虽然道教和佛教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但它们也存在着一些显著的区别。
首先，道教注重无为而治，追求自然真理和长生不死的境界，而佛教强调解脱人类苦难，追求内心的平静和智慧。
其次，道教强调修炼身心合一，追求仙人境界；佛教则主张放下欲望，通过坚持正念和修行达到解脱。
此外，道教往往与中国的民间信仰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道教民俗；佛教则更注重僧侣的涵养和修行，以寺庙为主要场所。
尽管有着不同的特点，道教与佛教在中国的宗教历史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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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与佛教的区别和联系道佛两教，一个是中土文化，一个是外来文化，但两者在中国哲学、宗教发展史上，却有着大致相同的兴衰经历。
佛教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道教亦在此时发生，二者又都经魏晋南北朝的蕴酿发育，到隋唐而繁荣并盛。
此种情形，历来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尤其是两教之间的相互抗争、互不相让的关系备受研究者的关注和探究。
然而，在互不相让的另一面，是相互融摄，这是二者得以并存，进而繁荣共昌的主要原因，亦是道佛二教关系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
一、道教摄取了佛教的名相术语道教在建构自己的辨思哲学时，大量地吸收了佛教的方法和范畴，然而这些范畴却是根据道教自身的需要进行改造的。
隋唐的道教学者一方面发挥道教的兼容特性，深入纳佛；另一面他们的道教主体意识也很强，他们要因循其本，再博采他说。
他们的主旨是，借佛教的名相术语阐扬老庄的思想，进而使老庄思想根据宗教发展的实际需要得以提升，达到安身立命的目的。
（一）佛性说。
道教有“道性说”，佛教有“佛性说”。
把宇宙本体作为某种抽象的本质来看，并非佛教的独创，早期道家把道确定为万物的最高规定性，已经具备了这种抽象力。
然而，“道法自然”，道“出于自然”，当“自然而然”被理解为道的最基本特性并与人性论联系起来时，“道性”便应运而生，道性即指人性之“自然”。
这在东汉时产生的《老子想尔注》中就明确地表述出来了：“道性不为恶事，故能神，无所不作，道人当法之。
”（“道常无为而不为”注）“道性於俗间都无所欲，王者亦当法之。
”（“无名之朴，亦将不欲”注）“不为恶事”，“与俗间都无所欲”，就是要顺其自然而然道性，“道常无欲，乐清静，故令天下常正”（“无欲以静，天地自正”注）。
道教发明了“道部”，却没有很好的发挥，被六朝时期蓬勃兴起的佛性说取而代之。
佛教自竺道生倡“一阐提人皆有佛性”说以来，加上《大乘涅盘经》被翻译过来，佛性说逐渐成为佛学主流思想。
其谓“佛性”，乃指“真如法性”，即抽象的宇宙本体。
作为一种本体论学说，它是将印度诸法实相说结合魏晋玄学本体论而产生的。
作为一种修道论，它关心终极的抽象宇宙本性与有生灭的具体的人物有何关系，真谛翻译的《佛性论》说：“问曰：佛何因缘说于佛性？答曰：如来为除五种过失，生五功德，故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六朝到隋唐，道教大讲道性说，确实接受了佛性说影响。
但道教并不在本体论意义上，而是在修养论方面接受了佛性说。
魏晋六朝，道教奉行外丹学说，其中虽有修炼身心的内容，其主要目的只在于以清静不动之心神迎受永恒不朽的道，并没有明确地认定客观的道与主观的精神有着某种直接同一性，而佛性说却完成了这方面的论证。
道教本来讲道体论，但为了说明道体与人性之间的关系，也提倡道性说。
《常清静经》强调“真常得性”，《升玄经》主张“思维分别，得其真性”，《云笈七签·仙籍理论要语》主张“道性常一不异”。
孟安排《道教义枢·道性义》更明白地表明了道性说与佛性说之间的内在联系：“道性以清虚自然为体，一切含说，乃到畜生果木石者，皆有道性也。
究竟诸法正性，不有不无，不因不果，不色不心，无得无失，能了此性，即成正道。
自然真空即是道性。
”这不仅说是一切物类都具道性，也明确提出，人如能反躬自修，了却本性，就能通道成仙。
王玄览《玄珠录》既讲“道体”，又讲“道性”“诸法若起者，无一物而不起，无一物而不忘。
忘自众生忘，道体何曾忘？道之真实性，非起亦非忘。
”道体是道之本然体，道性是道体潜在于人与物中的具体属性，故人能修性，就能体道。
不过，道教的道性说不仅仅吸收了佛性说，也吸收了儒家的心性说。
儒家讲尽心知性知天，基本立意是主张从一念之初的本心达知本性。
庄子主张“致道者忘心”（《让王》），“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就是以冥化自然作为体道知道的途径。
而这在时间上先于佛教天台大师湛然提出的“无情有性”说。
同时，道教主张以常清静心识性体道，即是把常清静心作为常清静之道作同一体来看待的。
在早期道家看来，常清静、自然而然乃是道的最根本特性；在道教看来，人心能常清静，自能识道性。
道教在讲求道性说时，也讲求道体说，还讲心与身的一致，不象佛教天台那样舍身求性。
（二）因待、境智与本迹的论辨术。
道教在发展自己的思辨哲学时，从佛教中借用了许多术语，如“智境”，王玄览说“道在境智中间，是道在有知无智中间。
”（《玄珠录》）成玄英说：“道是虚通之理境，德是志忘之妙智，境能发智，智能克境，境智相会，故称道德。
”（《道德真经开题义》）“圣人空慧明白妙达玄理，智无不照，境无不通。
”（顾欢《道德真经注疏》“能无知乎”疏）又如“本迹”，唐玄宗说：“摄迹归本，谓之深妙，若住斯妙，其迹复存，与彼异名先进无差别，故寄又玄以遣玄，欲令不滞于玄，本迹两忘，是名无住，无住则了出矣。
”（《御制道德地经》“玄之又玄”注）再如“观照”、“定慧”，孟安排说；“二观者，一者气观，二者神观。
既举神气二名，具贯身心两义，身有色象，宜受气名以明定；心无难测，宜受神名以明空慧。
故《本际经》云：气观神观，即是定慧。
”（《道教义枢·二观义》）唐代的道家、道教不仅借用佛教范畴，也运用道家、道教固有的术语展开论辨，如张志和关于“同乎时”、“异乎时”的论辨说：“今有之忽无非昔无之未有，今无之忽有非昔有之未无者，异乎时也。
若夫无彼无有连既往之无有而不殊无此有无，合将来有无而不异者，同乎时也。
异乎时者代以为必然会有不然之者也，同乎时者代以为不然会有必然之者也。
”（《玄真子外篇》）又如杜光庭关于同异关系的论辨：“道德不同不异而同，而异不异而异，用辩成差不同而同，体论惟一。
……知不异而异无所可异，不同而同无所可同，无所可同无所不同，无所可异无所不异也。
”（《释疏题名道德义》）诸如此类的论辩颇绕口舌，在格调上不仅类似庄子、公孙龙的辩术，也足可与佛教的论辩相匹敌。
唐代的许多道家奇书，如《化书》、《无能子》、《谗书》等，都具此特点。
道教还发展了一些自己的新术语，如因待、互陈、体用双举，等等。
（三）双遣方法的动用。
非有非无，不落两边的双遣方法是龙树《中论》所阐述的基本思想，意谓执著于有是滞于有，遣有归无是滞于无，既非有，又非无，才是中道。
运用在主客关系中，就是既遣他执，又遣我执，两边不落。
这种方法在六朝、隋唐的佛教中有着广泛影响。
道教在根据《老子》“玄之又玄”阐扬重玄哲学思想时。
借用了这种方法。
成玄英、李荣把佛学的非有非无称为“玄”，把非非有、非非无称为“重玄”。
《天隐子》在阐发《庄子》“坐忘”观点时，也借用了双遣方法，外遣物境内遣心智，两边不落，心泯合于道，所谓“彼我两忘，了无所照”。
隋唐道家、道教学者在建树自己的形上学时，借用了佛教的术语与方法，发展了自己的术语，不仅有了辨思的外观，的确也有了辨思的高水准。
但从严格意义主讲，道教虽然有了辨思的哲学，却仍然没有动用印度佛教的因明逻辑方式，尤其是没有采纳佛教的立破辨术，道家、道教原先的非逻辑特性并无根本改变，而且随着内丹学说的兴起发展，隋唐形成的辨思哲学没有沿着辨思的方向继续发展，而是服务并融铸在内丹学说中，进一步朝着“契思”与神秘主义方面发展了，其结果仍然是寓辨于不辨之中，这是道教在与佛教徒的论辩中总是“辩”不过佛教徒的一个基本原因。
三、佛教摄取了道教的思维方式佛教在魏晋时期，曾以格义的方式大量地袭取了道家的概念、范畴，带有显明的玄学思想色彩。
东晋以后，随着佛经大量被翻译过来，佛教则努力摆脱玄学的影响，尽可能地少用道家典籍的范畴、概念，同时攻斥道教袭取了佛学的范畴术语。
到隋唐，佛教宗派林立，不仅气象博大，也显得根柢深厚。
从表象上看，佛教于道家、道教无所取焉，其实不然。
除唯识宗属于原本的印度佛教之外，其它几派皆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成的，它们用以标其思想宗奉的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混合再生品，这是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必然。
仅仅从范畴徵引上难以看得出佛教从道教那里袭取了什么，但从思想内涵及其思维方式来看，则可清楚地了解佛教从道教那里袭取了什么东西。
对此。
梁启超曾说：“惟有一义宜珍重声明者，则佛教输入非久，已寝成中国的佛教，若天台、华严、禅宗等，纯为中国的而非印度所有，若三论、法相、律、密诸宗，虽传自印度，然亦各糁以中国的特色，此种消化的建设的运动，前后经教百年而始成熟。
”（《饮冰室专集之五十八·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
）（一）“出世”中的“在世”。
原本的印度佛教乃是一种高蹈出世精神的宗教，把“不得参预世事，结好贵人”的佛陀遗训作为代代相因的传统，因之，出世就是要断绝一切俗缘，不得对现世有纤毫的回眸，不认六亲，不敬王侯。
然而，当佛教传入中国并要立根中土时，它就不能不作出让步，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中已有调和中土与西土、方内与方外矛盾的意愿。
在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反复冲撞中，佛教家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不依国主，法事难立。
”而在宗教教义上公开认同的，便是在中土产生的经典《大乘起信论》。
《起信论》的最基本思想是：“一心二门论”，“一心”即“众生心”，“二门”即“真如门”，“生灭门”。
《起信论·立义分》说：“摩诃衍者，总说有二种。
云何为二？二者法，二者义。
所言法者，谓众生心。
是心则摄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
依于此心，显示摩坷衍义。
”“显示正义者，依一心法，有两种门。
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二门皆各总摄一切法。
” 此“众生心”即不是单指佛性，真如，也非单指个体之心，生灭现象，而是佛性与人心、本体与现象（用）、圣与凡、净与染、绝待与相待、出世与在世等的和合。
在这种和合精神原则下，佛教徒既可追寻超越的、形而上的终极境界，也可“随顺”对世间表示出普遍的关怀。
《大乘起信论》自隋初流布开来，对隋唐诸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台、华严、禅宗等立宗分派多从中禀承一端，如天台的“性具”论，华严的“理事圆融”论、“功德本具”与“随缘不变”论，禅宗“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的体用论，都普遍地带有和合世俗的特点。
佛学与儒学，一个是极端的出世学问，一个是极端的入世的学问，《起信论》在调和出世与入世的关系时，显然撷取了儒学叩共两端而竭焉的中庸观点，但作为一种出世宗教学说与入世的官方正统学说，相距甚远。
佛教与道教的关系不同，一来两者都是出世的宗教，二来两者又都在国主面前争宠，在民间争夺地盘，因而既要互相攻斥，又要互相效仿。
道教虽然也常为出世与入世问题困扰，却先天地带有世俗的特点，老庄“无为”与“离世异俗”的学说根本不曾放弃“无不为”，不曾放弃此岸世界，道教的早期经典《想尔注》、《河上公章句》及《太平经》都蕴含了“道不遗人”的精神内质。
《起信论》作为中国化的佛教的产物，自然极方便合理地从道家、道教那里袭取了这种精神内质，而且，在相互争高低的过程中，也竞相表现出现世的关注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