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

浅析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也产生了很多问题。

两极分化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两极分化是由经济发展引起的，但是却对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本文试图从两极分化的视角来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关系。

那么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两极分化，当前我国两极分化的形式又是什么样子。

一、两极分化的内涵及在我国表现
什么是两极分化，传统经济学是指由于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别，即社会上少数人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剥削大多数人而引起的贫富分化现象。

实际上这只能理解为狭义的两极分化；广义的两极分化应该是指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出现了悬殊程度很大的差别[1]。

从本质上看，两极分化就是指贫富分化，本文正是在后一种定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但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也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的严重社会问题。

首先，从居民收入差别来看我国经济转型中的两极分化。

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居民收入差别、社会不平等程度。

一般讲，基尼系数在0.2以下为绝对平均，0.2～0.3为比较平均，0.3～0.4为一般可接受的不平等，0.4为警戒线，0.4～0.5之间为差距过大，0.5为两极分化。

用这一指标来测量，国内有学者提出应以0.43为两极分化指标。

如果我们取0.4～0.5的中间值0.45为临界值，可以说两极分化的趋势已经形成。

其次，从居民家庭财富占有差别来看我国经济转型中的两极分化。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十五”期间，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2004年有60%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占城镇居民财产总额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所占比重仅维持在1%上下。

据2006年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内地150万个家庭占有全国财富的70%，中国已经成为财富较为集中的国家之一。

在中国内地，富有家庭的管理资产额2005年比2004年增长18%，0.4%（约150万）的家庭占有了70%的财富。

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的两极分化的严重性，由此可见一斑，并呈现出加速趋势。

上面是我国两极分化的一些基本情况，从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当前我国的贫富两极分化是很严重的，两极分化的趋势已经基本形成，而且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重视。

二、经济发展与我国政治稳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
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只有两极分化，还有其他方面，经济也可以通过其他方面对政治施加影响。

两极分化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典型现象，其对我国政治的影响自然不可小视。

（一）两极分化，是由我国三十多年的经济转型、经济发展所引起
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经济发展的规律。

市场经济充满了竞争，“优胜劣汰”随处可见。

这是客观经济规律，任何人都不能违背。

二是我国的体制和政策因素。

我国反对平均主义的政策导向。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的格局，合理拉开差距，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实行了一部分人先富、一部分人后富的战略，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条件下，一部分人的收入迅速增加，贫富差距的出现不可避免。

社会的二元化机构。

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现代化也必然是“外生型现代化”，为了迅速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我国采取了工业化优先的发展战略，把大量的资金和人力集中在某些工业门类上，对农业的发展几乎没有给予过充分的支持。

据统计，1979—1994年，政府从农业大约取得了15 000亿元的收入，减去财政支农的3 769亿元，政府从农业提取的农业剩余净额为12 986亿元，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的资本是811亿元[2]143。

对外开放和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的政策。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央政府优先给予了沿海一些地方在财政方面的有利政策，给予经
济特区在投资和贸易方面的有利政策，使得这一地区的比较优势得以迅速显现出来和持续。

非公有经济的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后，我国非公有经济迅速发展，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的注册数量和注册资金都迅速增加，他们的财富在以很快的速度增值，成为我国贫富差距的主要社会力量。

（二）两极分化，会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与政治体制改革进程
1.两极分化会直接威胁到国家的政治稳定
第一，两极分化危害社会制度与政权的稳定。

两极分化的发生，会降低民众对国家社会制度的认同，引起政治思想的混乱，使人们产生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真实性的怀疑，对党和政府的权威性、合法性产生怀疑，从而失去对国家政权的信任和支持，这是对政治稳定最大的威胁。

第二，分配不公、非法致富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会危害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第三，两极分化，特别是地区之间经济水平与贫富差距的过分拉大，会削弱国家凝聚力、向心力，弱化中央政府的统一控制能力，影响民族团结，对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稳定造成威胁。

贫富两极分化，历来就是社会政治不稳定的主要潜在经济根源。

尤其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积淀在人们心中的“均贫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潜在意识，决定了人们对贫富差距承受程度的有限性[3]171。

2.严重的两极分化使我国大多数人集中在两极，而中产阶级的规模还比较小
学者们普遍认为，中产阶级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化的中坚力量。

中产阶级占主体的社会，既是一个稳定的社会，也是一个民主化的社会。

中产阶级是推动社会民主化的中坚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的两极分化，导致我国中间层比较小，但中下层比较大，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明显。

各种各样的研究表明，中国的中产阶级尽管发展的速度很快，但是按照中产阶级标准，通过居民职业和收入来测量，中国的中产阶级仍然很小。

由于中国的中产阶级还不成熟，许多学者认为政治变革推动者转向了中国的各个领域的企业家。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人数越来越多的“富人阶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私营企业主阶层。

但是也有学者怀疑中国新富裕起来的企业家是否能在影响民主变化上扮演资产阶级的角色。

尽管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国的企业家阶级仍然比预想的要弱小的多。

在我国，先富起来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由于其与政治特殊的联系，他们并不能成为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力量。

所以我们只有寄希望于中产阶级的迅速壮大，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两极分化严重影响了我国的政治稳定，阻碍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民主化进程。

（三）经济发展，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与适时的政治体制改革
1.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
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政府不能将全部精力集中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人民无法投入国家的经济建设。

“很显然，起码的政治稳定是必不可少的，以便让经济社会中的每个成员规划未来并确信他们的报酬与其对经济活动中的贡献之间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定的关系。

很难指望一个社会在政治混乱、暴动，以及政权的变幻莫测之中会有大幅度的经济增长。

”[2]237历史经验证明，政治稳定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经济的飞速发展。

在当前的形势下，真正的政治稳定就是：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与经济全球化的平稳发展，使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稳固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法律政策的连续性，精干稳定的政府公务员队伍，以及行政指挥系统的有效与稳定。

具备这些条件的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

2.经济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
社会变革和发展是一个有机整体，生产关系任何一方面的改革，都一定会程度不同地影响到政治上层建筑，要求政治上层建筑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4]。

经济体制改革在一个新
的层面上深入，会引发、启动相关政治领域的改革，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要求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改革的主要任务。

正如邓小平曾反复指出的那样：“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5]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为提高经济体制改革的绩效，为经济改革扫除不必要的行政障碍
3.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现代化过程中实现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途径
亨廷顿说过，现代性孕育着稳定，现代化滋生着动乱。

这是因为，只有最终实现社会民主化，才能实现现代社会所具有的高度政治稳定。

只有政治民主化才能解决现代化社会中的社会利益的公平分配问题，解决现代化过程中易发的权力腐败问题，解决现代化过程中日益增多的政治参与问题，解决现代化过程中政治权威的有序更替问题[3]271-275。

顽固保守既定政治格局或者激烈呼唤政治革命，都会损害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是赢得长久的政治稳定的唯一正确途径。

三、结语
总而言之，两极分化是由经济发展引起的，但是同时它又影响到政治的稳定和政治体制改革；而反过来，经济的发展又离不开稳定的政治环境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

只有适时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才能赢得长久的政治稳定，从而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