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对佛教中国文化的贡献

法显对佛教中国化的贡献

任敦德

世界佛教起源于印度，而佛教的发展与繁荣则在中国。中国佛教是整个佛教发展史上内容丰富、历史绵长、范围广大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佛教也早已成为佛教世界性发展传播的又一个资源凝聚地，又一层阶梯，成为推动佛教向更高、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的重要力量，法显的时代正是佛教中国化形成的重要时期，因为法显的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舍命求真的伟大壮举，成就了中国佛教史上的神奇篇章。

一．法显伟大的一生

法显（339-423年）东晋高僧，俗姓龚，山西临汾人。3岁出家，20岁受具足戒，50岁离开故乡居住长安，60岁决定西行求法，62岁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3月）与慧景、道整、慧应、等结队由长安出行。63岁（公元400年）与另一西行团队智严、慧简、慧嵬、僧绍、宝云、僧景、慧达相遇并一起西行。穿越一望无际的大沙漠：“上无飞鸟，下午走兽，举目茫茫，方向难辨，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64岁（公元401年）由于团队意见不统一，再加上路途异常艰难，又无行资，智严、慧简、慧嵬由乌夷国返回。法显一行越过葱岭到达北印度第一个小国（佗历国），朝拜了天竺最著名的弥勒菩萨塑像。65岁（公元402年）到达那竭国（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朝拜了佛顶骨舍利、佛齿塔、佛影窟、佛锡文精舍等圣迹。66岁（公元403年）慧达、宝云、僧景由弗楼沙国返回，僧绍一人去了罽宾。在翻越

小雪山的过程中，慧景病逝于小雪山，慧应病逝于弗楼沙国。到此十一人的团队只剩下了法显与道整两人。翻越小雪山后他们到达了西天竺罗夷国，后经跋那国、眦荼国、摩头罗国进入中天竺，即佛教史籍中的“中国”。在此，法显不仅瞻礼了佛教圣迹，更重要的是得到了他所立志寻求的佛教经律文章。67-70岁（公元404-407年）在巴佛邑学习梵文梵书，抄写经律，得到《摩诃僧祗律》一部，《杂婆多律》一部，《杂阿眦昙心》一部，《诞经》一部《方等般泥洹》一部《僧祗比丘戒》一部。71-72岁（公元408-409年）到达摩梨帝国，在此居住两年，抄经，画佛像，道整永久留在了这里。法显独自一人来到狮子国（斯里兰卡）朝拜了佛足迹大塔，无畏山寺、贝多树，佛齿精舍、跋提精舍等。73-74岁（公元410-411年）在狮子国居住两年，朝拜了佛牙，观看了佛牙供养仪式，并求得《大般泥洹》《弥沙塞律》《长阿含》及《杂臧经》各一部。75岁（公元412年8月）准备回国，搭乘外船行至“耶婆提”（印度尼西亚）因船损，在此停留半年。（公元413年4月16日）遇汉地商船，出发直赴广州。因遭遇狂风暴雨，在经历断水绝粮，九死一生后来到青岛崂山，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时为76岁义熙九年（公元413年8月26日，古历7月14日）接受长广郡太守李嶷的敬请，在不其城（城阳）居住一年，完成了世界不朽名著《佛国记》的初稿，时年77岁（公元414年）同年8月离开不其，前往建康（南京）居住于道场寺，专事翻译经书。宋景平元年（公元423年7月前）86岁的法显大师在湖北荆州辛寺

圆寂。

法显西行求法历时15年，在路上6年，在印度6年，在斯里兰卡2年，归国途中1年，游历30个国家，现归属中国西部、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尼泊尔、阿富汗、孟加拉、印度尼西亚等。共带回11部佛典，亲自参与翻译出六部，共63卷，百余万言，有五部没有译出。

伟大的法显，拖着高龄之躯，忍受着我们现代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和煎熬，历经千辛万苦，九死一生，不仅带回了佛典、佛像，更重要的是他放大了中国精神和具有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的光芒，不仅普照着当时的世界佛教内部，也激励着整个人类，更会照射在当今伟大的时代。

二、法显推动了佛教中国化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华夏，初期主要是西域高僧来汉地弘扬佛法、传译佛经。然而早期译经的高僧未能通晓汉语，助译的汉人又不通梵文，因而成果不多，所译佛经语句晦涩，使人难读，所译之经多有失真。尽管有译出的多种经卷，因为不确切和失真的程度很大，导致汉地众僧对佛典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产生诸多质疑。到东晋时期，因为佛典的不完善、律法的缺失，而导致僧团管理上的混乱。僧人之间明争暗斗、娶妻养妾，与社会民众多有磨擦，明则修行，实际形成利益链广搜巧取，违背了出家人的宗旨，践踏了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佛性思想。由此，佛教在汉地的弘扬与发展出现了障碍，社会信任与支持每况愈下，规矩、定力、求真务实成为了那个时期的强音。然而，谁来为佛教健康有序的发展负责？又有谁敢为普度众生而担当？面对

万分之一成功几率的西行求法，勇担大义的法显挺身而出，毅然选择了担当生命、担当文化的使命，拖着高龄之躯，踏上了九死一生的求法之路。

以佛教为载体的文化交流，沟通了印度文化圈和中国文化圈，为东方文明的形成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法显的路出海归，不仅成就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助推了东方文明的发展，更有意义的是他建立了中国特色佛教的理论基础。如果我们的先人按照印度佛教的戒律来规划中国佛教，那么中国佛教充其量也就是印度佛教的延长线，中国佛教依然是“旧佛教”而不是“新佛教”。是法显取回并亲自参与译出的《大般泥洹经》引发了中国对佛性问题的思考，促动了整个中国佛教界对佛性的大讨论，从而为中国佛教开辟了一条“人人皆可成佛”的康庄大道。在“众生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的理论指导下，创立了一条全新的佛教发展之路，实践了佛性问题远比戒律问题更重要，发展了以禅宗为代表的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特色的“新佛教”。佛性论的再认识，加深了对心性学的认识和论证，推动了佛学义理的发展和文化思想史上心性学说的传播。因此，法显不仅促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华文化，这个功劳无论如何评价都是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