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心病介入术后的抗栓治疗策略(全文)

先心病介入术后的抗栓治疗策略（全文）目前我国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病率大约在7‰～8‰，新生儿每年约有12万～15万患病[1]。

过去开胸手术是治疗该病的唯一方法，随着介入治疗学科的发展，该治疗技术在临床中逐渐普及，成为了许多不同种类先心病的常用治疗方式。

目前先心病介入治疗的主要手术有房间隔缺损和卵圆孔未闭封堵术、室间隔缺损封堵术以及动脉导管未闭封堵术，总体临床效果较满意。

术后血栓形成发生率不高，但有严重栓塞事件如急性心肌梗死和卒中的报道。

规范化的术后抗凝是预防血栓形成的主要手段，然而目前先心病介入术后抗栓治疗仍无统一的标准，我们应根据现有临床证据制定合理抗栓策略，降低患者术后不良事件的风险。

1.封堵器血栓的形成与危险因素在各类型需介入封堵的先心病患者中，封堵器安置于心脏后，当循环血液流经封堵器，血液成分如纤维蛋白等将覆盖堆积于封堵器上，而后逐渐完成内皮化。

在动物实验中，Kuhn等[2]将封堵器安置于犬类的心房间隔后，观察到封堵器表面有纤维蛋白的沉积，1个月后不完全内皮化，3个月后则已完全内皮化。

Foth等[3]报道了10例由于各类原因以外科方式取出了封堵器的患者，观察到介入术后第5天即有纤维蛋白及各种血液成份覆盖于封堵器上，有1例术后10周的患者发现其封堵器表面已完全内皮化。

在封堵器表面完全内皮化以前，合金和纤维材料与循环血液充分接触，血小板和凝血系统被激活，可导致封堵器血栓形成。

Rodes-Cabau 等[4]的研究发现，在封堵器置入后凝血系统明显被激活，在术后一周达到最大化，但同时也提到，术后血小板的激活效应不甚明朗。

在各类型先心病介入术后，封堵器血栓的发生率有差异，其危险因素也尚无明确的结论。

但大多研究认为，血栓形成的发生率可能同封堵器形状和材料有关。

以房间隔缺损和卵圆孔未闭介入治疗为例，在Krumsdorf 等[5]的研究中，1000例采用了不同类型封堵器的房间隔缺损和卵圆孔未闭术后患者，封堵器血栓的发生率如下：CardioSEAL 7.1％，StarFLEX 5.7％，PFO-Star 6.6％，ASDOS 3.6％，Helex 0.8％，Amplatzer 0.3％；该研究指出，房颤、房间隔膨出瘤也是封堵器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

Anzai 等[6]也支持以上观点，其研究发现Helex、Amplatzer系列封堵器使用的补片材料是膨体聚四氟乙烯膜和聚酯涤纶，其内更易形成血栓以封堵残余分流,同时加快内皮化进程。

还有研究认为凝血功能异常容易导致封堵器血栓的发生，如Jonathan等[7]报道了12例术后发现封堵器血栓的患者，观察到有5例合并凝血功能障碍。

Rodes- Cabau等[4]分析术后残余分流可引起封堵器周边血液湍流，也容易导致血栓形成。

封堵器位置不佳可能是危险因素之一，Lambert等[30]观察到封堵器倾斜导致封堵器表面血栓形成。

从目前的研究中观察，年龄、性别、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可能与之无相关性。

应当指出，有观点认为术中选择的封堵器过大是封堵器血栓形成的原因之一，但Anzai等[6]的研究认为封堵器大小并非血栓形成的独立危险因素。

2.各类型先心病介入术后血栓的形成2.1房间隔缺损及卵圆孔未闭介入术后的血栓形成先心病中房间隔缺损较常见，约占所有先心病的10％、成人先心病的20％～30％[8]。

房间隔缺损有继发孔型和原发孔型，前者常见，也是介入治疗主要选择的类型。

卵圆孔未闭亦常见，据报道[9]，在我国成年人中发生率不低，尸检报告卵圆孔未闭发生率约17％~19％，而无创检测卵圆孔未闭发生率与尸检相近，在17％~26％，不同检查方法检出率不同，有学者认为是正常的变异。

房间隔缺损和卵圆孔未闭介入封堵术是目前常用的治疗方式。

国外常用的封堵器有Amplatzer、CardioSEAL、Helix和StarFLEX等，均有较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但在我国仅有Amplatzer 双盘型封堵器应用较广[8]。

封堵器血栓形成在房间隔缺损和卵圆孔未闭经导管封堵治疗后较少见，但是一旦脱落就容易导致严重栓塞事件，不可轻视。

在封堵器安置于心房后，且其表面暴露于心房腔内，血流相对较慢，可能更易导致血栓形成。

据文献报道，房间隔缺损和卵圆孔未闭介入术后封堵器血栓的发生率不高。

如Aytemir等[10]报道在一年的术后随访期内193例房间隔缺损封堵术后有2例形成血栓（1.0％）、221例卵圆孔未闭术后有1例形成血栓（0.4％），总体血栓发生率在0.7％。

Krumsdorf等[5]在研究中观察到407例房间隔缺损封堵术后患者有5例发现血栓形成(1．2％)，593例卵圆孔未闭术后有15例发现血栓形成(2．5％)，总体血栓发生率在2％。

而Rigatelli等[11]对56例房间隔缺损封堵术后5年的观察，无一例发现血栓形成（0％）。

虽然介入封堵术后血栓形成并不常见，但在其形成后，不乏严重栓塞事件的报道。

Kawalsky等[12]曾发现1例置入Amplatzer封堵器的患者，术后2年观察到多发的脑部的栓塞。

也有研究[13]认为，术后封堵器上微血栓脱落导致脑部微血管栓塞，可引发不明原因偏头痛。

正因如此，房间隔缺损和卵圆孔未闭术后的封堵器血栓形成必须引起警惕。

2.2室间隔缺损介入术后的血栓形成室间隔缺损是最常见的先心病，占先心病的25％～30％，因为其自然闭合率较高，约占成人先心病的10％[8]。

根据其解剖学特点，有膜周型、肌型和漏斗型。

AmpLatzer封堵器在国外常用，我国国产封堵器在治疗膜周部室间隔缺损应用较多，从安全性上更优于进口封堵器。

经导管室间隔缺损封堵术后的并发症有心律失常、腱索撕裂和主动脉瓣返流等，血栓形成较少见。

究其原因，可能由于封堵器置入后，其表面暴露于压力较高且血流较快的心室腔内，封堵器表面血栓较难形成。

Butera等[14]发现在104例完成了室间隔缺损介入封堵术后的患者中有3例发现股动脉血栓(2.9％)，未发现封堵器血栓。

国内一项研究报道[15]，68例室间隔缺损封堵术后有1例发生股动脉血栓（1.4％），未发现封堵器血栓。

2006年一项欧洲多中心参与的实验[16]，观察到在390例完成了经导管室间隔缺损损封堵术后有3例出现封堵器血栓（0.7％）。

国内曾报道过室间隔缺损封堵术后发生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例，分析因封堵器血栓形成后脱落至冠状动脉内所致。

所以室间隔缺损介入术后的封堵器血栓形成也必须重视。

2.3动脉导管未闭介入术后的血栓形成动脉导管未闭是比较常见的先心病，占先心病的10％～20％[8]。

多数研究表明，若诊断出动脉导管未闭就应当及时治疗，接受介入治疗的效果也较理想。

在国内常用的封堵器械有蘑菇伞形封堵器和弹簧圈，前者主要有Amplatzer封堵器和国产化的蘑菇伞形封堵器[8]。

以Amplatzer封堵器为例，适用性较好，堵闭成功率也较高，术后常见的并发症有术后封堵器脱落、残余分流、降主动脉及左肺动脉狭窄等，血栓形成罕见。

在封堵器置入后，因其暴露在循环中的面积相对较小，且主动脉面压力较高和血流较快，可能导致封堵器表面血栓难以形成。

此外，封堵器内血栓有利于完全阻断残余分流。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未合并其它血栓形成风险的患者在动脉导管未闭封堵术后均未采取抗凝治疗。

2.4冠状动脉瘘介入术后的血栓形成冠状动脉瘘在先心病中并不常见，可分为远端型和近端型，疾病本身的发展和潜在的并发症如心功能不全、感染性心内膜炎等都容易导致严重后果。

国内对冠脉瘘的治疗以介入封堵为主，弹簧圈和Amplatzer封堵器较常用。

若术后封堵器位置不当或其表面血栓形成可影响冠脉血供，导致心肌缺血乃至急性心梗。

如Collins等[17]发现在14例冠状动脉瘘封堵术后有2例出现正常冠脉中血流减慢。

冠脉血栓的形成及心肌梗死的发生亦有报道，如Jama等[18]报道29例接受了经导管冠状动脉瘘封堵术有1例（3.4％）出现冠状动脉血栓。

Valente等[19]报道74例冠状动脉瘘患者中（44例接受了经导管介入封堵术），7例出现心肌梗死，2例出现冠脉内血栓，1例在术后4年发现冠脉内血栓，但应当指出，该报道未明确写出在接受了介入治疗后的44例病人中，心肌梗死及血栓形成的例数。

以上各研究总病例数偏少，血栓形成发生率的高低应进一步澄清。

可以看到的是，冠状动脉瘘介入封堵术后冠状动脉血栓的形成乃至心肌梗死的风险确实存在，也应该引起重视。

同时当注意到，除了上述封堵器血栓的形成，介入治疗术中穿刺及插管可引起血管内皮的损伤，术前禁饮引起血液凝固性增高，压管不当及伤口包扎太近可引起血流缓慢，以上原因均可引起动静脉血栓的产生，其中股动脉内血栓形成较常见。

国内也曾有一例房间隔封堵术后患者发现股静脉血栓，继而导致脑卒中的报道[20]。

除此之外，Eren等[21]还报道了一例术中由超声发现鞘管尖部可移动性血栓，推测血栓在鞘管内形成，在操作过程中脱出到鞘管尖部。

不管是封堵器表面、穿刺及插管处的血栓还是该案例中的鞘管内形成的血栓，一旦脱落进入循环系统，都易导致严重栓塞事件。

3.先心病介入术后血栓形成的预防治疗3.1房间隔缺损及卵圆孔未闭介入术后的抗凝治疗房间隔缺损和卵圆孔未闭介入治疗的术后抗凝目前还有所争议，需注意到，术后封堵器内血栓的形成有助于完全阻断残余分流，所以抗凝的具体方案、疗程及尺度的把握，各报道莫衷一是。

从Foth等[3]的研究结果来看，封堵器在心房内至少需要10周的时间表面可完全内皮化，在内皮化完成以前容易产生血栓。

封堵器血栓形成多发生在术后4周[22]，以左房内血栓形成为主，术后6月[22]及甚至术后2年[12]发现血栓形成也见诸报道。

所以，目前预防性抗凝方案应考虑覆盖封堵术后的较长时间。

同时，若患者合并了房颤、房间隔膨出瘤或是凝血功能异常，则需适当调节抗凝方案。

由于缺乏有术后不同抗凝方案之间的随机对照试验，各种方案的优劣我们不得而知，难以制定一种最标准化的治疗。

前文提到Rodes-Cabau等[4]研究发现，在封堵器置入后凝血系统明显被激活，在术后一周达到最大化，而术后血小板的激活效应不甚明朗。

多数研究发现术后有凝血系统的激活，持续3月左右，但对于术后血小板活性的改变还有所争议。

参考冠心病介入术后的血栓形成机制和抗凝经验，大多方案还是考虑采用抗血小板药物。

各文献报道的常见术后抗凝方案如下: Krumsdorf等[5]报道予术后患者口服华法林,维持INR在2～3之间；Brandt等[23]在患者术前即予口服阿司匹林3～5mg/（kg·d）联合氯吡格雷75mg/d,6至8周后再调整为单用阿司匹林3～5mg/（kg·d）, 至术后6个月；Sievert等[24]亦在患者术前即予口服阿司匹林3～5mg/（kg·d）, 单用至术后3～6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