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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包免过安检仪，岂止是礼遇与歧视9月1日起，南京地铁全线121个车站安检都将“逢包必查”。

但地铁方面给名牌包包留了个特别的口子——免过安检仪。

昨天消息一出，舆论哗然。

南京地铁方面昨天下午回应称，“名牌包免过安检仪”并不是说免检，而是不强制一定要通过安检仪，可以采取开包检查的方法进行人工安检。

官方的解释，做实了这个荒唐决策不是假消息。

显然，舆论中冷静的一方，还是高估了南京地铁方面的法治素养。

南京地铁方面的回应，实际上是对“名包特殊通道”政策的固执与坚持。

从纯安全的角度来看，名包与草包，在夹带危险品的功能上，并没有丝毫的区别。

有的只是习惯认知中的概率。

而这个主观判断的概率，恰恰来自不同的人，随身所带的包的贵贱。

它给人造成的印象是，越背不起名包的，越不安全。

实际上这种思维，即便撇开它可能涉嫌的身份贵贱与财富多少的歧视，撇开人与人应该平等的法律诉求和人性诉求，单从最终可能导致的结果来看，也是不科学、不严谨的。

凭包识人，另立通道，这是凭包看人的一种脸谱化思维。

好像极恶的，都是穷凶的；危险的，都是买不起名包的。

这是对人生而不同的客观歧视，也是对刻意制造危险的犯罪群体的智商歧视。

南京地铁方面的做法，其实给涉嫌犯罪的群体提供了一个有空可钻的信号——善待衣着光鲜的个体，名包是特殊的绿色通道。

布衣平民多盘问，一身名牌这边请。

这是南京地铁安检最现实的写照。

是不是从今往后，少惹麻烦、多得礼遇的办法，就是背携一个名牌包包？若此，南京地铁方面给名包框定的标准是什么、品牌又有哪些，这得说清楚。

对于山寨的LV，安检人员是否有能力一眼认出，这也是一种考验。

再者，如果十之八九皆名包的时候，这次增加的209台安检设备，也得考虑闲置问题。

还有，增加的2000多名安检能否忙过来，这也得打一个问号。

总之，诸如此类的问题一堆。

不要小瞧了一项奇葩新政，可能带来的副作用。

所谓心凉、所谓歧视，这些还都是节操层面的事情。

最大的副作用是安全检查的漏洞。

节操掉了，安全检查的底线就掉了。

兹事体大，何智以安之。

□刘雪松（媒体人）“中国特供片”必将被观众淘汰从发展现状来看，“中国特供片”必然成为一个逐渐过时的形式——从“演员特供”的角度，国内的一线大咖已经不再执着去好莱坞打酱油了。

然而，如果国产电影继续不争气，任由一波又一波烂IP片横行，那么不管是不是“特供3D”,好莱坞工业流水线大片的国内市场，还是很可观的。

“中国特供”的不仅是3D《谍影重重5》在国内的“特供3D”版本引起的争议还未平息。

这大概是2014年《超体》之后，被吐槽得最厉害的“中国特供3D”好莱坞大片。

实际上，好莱坞的“中国特供片”远不止3D、2D版本的差异。

从2013年《钢铁侠3》在国内放映的版本硬生生加入了王学圻和范冰冰之后，“中国特供”的好莱坞电影就开始一发不可收拾。

在电影中加入眼熟的中国演员——当然出镜次数和时间不是重点，宣传话题才是好莱坞所看重的。

特供版的《钢铁侠3》中，王学圻和范冰冰在影片中也没有演技可言，只是一个打酱油的、过客式的存在。

如果说演员特供的做法让观众排斥，那么3D特供的做法让中国大陆影迷的不满得到最大化的爆发，并由此加快终结“中国特供片”的发展前景。

好莱坞电影由2D版本转制成3D，中国大陆观众不得不为此多支付二分之一的票价，如《超体》国内只有3D版本，观众已然没有其他的观影选择。

片方和引进方希望借助3D效果来赚钱，却不愿意制作出与之相当的影片成品。

有网友吐槽3D特供版《谍影重重5》：全片仅开头几分钟产生了3D效果，其余的100分钟3D眼镜完全是多余的。

杜绝“特供3D”政策法规有待改进好莱坞3D特供的做法，实质上是一种彻底的利益攫取的不良商业行为，在差异化对待的前提下，3D 特供这种简单粗暴的形式激发了中国影迷不断膨胀的负面情绪，更激化了国人对好莱坞“中国特供片”的反感与排斥。

然而，对于接二连三的3D好莱坞“中国特供片”的上映，官方的协议却耐人寻味。

早在2012年，中美双方就如何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达成协议，协议显示：中国进口分账大的配额由原来的20部增加到34部，增加的配额必须是IMAX或3D电影。

由于3D电影获益收入远高于其转制的成本，因此片方不断加大力度在中国市场投入3D电影——不得不说这是现在国内电影市场上3D泛滥的政策影响结果。

许多人认为，想要改变这一现状，国内文化产业相关的法律规制十分紧要。

据悉，2015年9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但该草案主要聚焦于审查制度，业界人士较为关注的中外合拍片或引进大片的版本问题、甚至涉毒、涉黄艺人“禁演”问题，实际上都没有涉及。

但必须明确的是，法律的特点就是抽象，即便该法律近年能顺利出台，仍然需要在实际操作中不断补充完善，假以时日才能取得成果。

“特供电影”失去潜在观众从发展现状来看，“中国特供片”必然成为一个逐渐过时的形式——从“演员特供”的角度，国内的一线大咖已经不再执着去好莱坞打酱油了。

“中国特供片”是好莱坞为攫取中国市场而开发的一个畸形产物。

作为尚未运作成熟的一个插件，它不能满足受众的基本需求，也没有文化的诚意和商业的机智。

所以“中国特供片”即便获得商业上的一时成功，还是不可避免地失掉大片潜在的观众，这几乎就是它逐渐消失的最主要原因。

然而，如果国产电影继续不争气，任由一波又一波烂IP片横行，那么不管是不是“特供3D”,好莱坞工业流水线大片的国内市场，还是很可观的。

□涉水（影评人）扶贫晚宴喝茅台，不单是喝相难看8月4日，周口市教育局到项城扶贫点慰问，结束后参加扶贫晚宴，项城市有关方面备了五箱茅台酒盛情款待。

周口市教育局副局长高玉民醉酒后还与下属发生争执，并大打出手。

26日，这被河南省纪委、周口市纪委通报，周口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学成等3人被行政撤职，多人受到处理。

“扶贫晚宴”，光茅台就备了5箱，这让公众对“扶贫”二字很困惑：前脚扶贫，后脚大吃大喝，这“扶”的是什么“贫”？上级部门官员到下面扶贫慰问之后，当地还要“慰问”他们，慰问成本是不是太高了些？搞这么个隆重的“扶贫慰问活动”，追求的是扶贫，还是“扶贫”的形式？如果这顿花费不菲的晚宴消费，都拿去给贫困人群雪中送炭，而不是给上级官员“锦上添花”，会不会更好些？周口市纪委通报，周口市教育局、项城市委市政府严重违规用高档烟酒，违反八项规定。

而跳出党纪政纪层面，这顿晚宴或许也没存在的必要。

就算慰问后到了饭点，完全可以吃工作餐。

说到底，大吃大喝发生在扶贫途中，很讽刺。

值得一说的是，这事最终靠官员打架这类“插曲”才意外曝出，也是种遗憾：本质上，“扶贫后大搞公款宴席”才是问题关键。

美国怎样对待“在家上学”？从公共政策角度来讲，家长如果不想让孩子继续在家上学，我们有畅通的转换渠道吗？“在家上学”近日成为社会关注的舆论焦点之一。

事情源于四川泸州李铁军在家亲自教育女儿李婧磁11年，却被媒体到家中采访发现，20岁的李婧磁美术、音乐水平均一般，且其坦承无法答出初中试卷。

11年前，李铁军做出带孩子回家上学的惊人之举时，理由是“娃娃到学校学不到东西”，并表示可以将女儿培养成一名生物磁场方面的科学家。

这个案例与“童话大王”郑渊洁将自己儿子培养成才不同，也与李铁军本人面对媒体的豪言壮语大相径庭，于是遭到了不少人的嘲笑，认为女儿跟着他没学到什么东西。

由此而来的是“在家上学”也受到了社会质疑乃至否定的声音。

就案例的个别性而言，嘲笑声没有道理，在学校接受教育，也不能保证李静磁的美术和音乐水平就不一般，更不能保证她能成为科学家，况且，嘲笑者里有多少人能答出初中试卷也很难说。

其实，不能因为郑渊洁家庭施教较为理想而褒奖“在家上学”，也不能因为李铁军没能实现施教诺言而贬低“在家上学”，实事求是的做法应该是看到“在家上学”伴随民众智识与社会理念的变化已经是家长教育孩子的选项。

换言之，我们需要以教育多元化理念看待“在家上学”。

况且，这虽然在中国还算新生事物，但在国外已是成熟品种。

比如，在美国有200多万个孩子在家上学，约占学龄儿童的3%。

“在家上学”（home schooling）在美国具有合法性，是其12年义务教育的构成部分。

家庭学生只要能够通过规定考试，可以获得相应文凭证书，“在家上学”不会构成参加工作或读大学的障碍。

当然，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美国各州法律不同，管理方式并不一样，部分州有相关法律约束家庭学生也要完成公立学校课程或考试，部分州将家庭学校认为私立学校，可以外聘老师，也可以招揽邻居和亲友的孩子作为学生。

这一点，类似澳大利亚有些家庭自由组织成为家庭学校（home school），有的家长教语言，有的家长教数学，有的家长教艺术，等等。

当然，美国的“在家上学”合法化经历了漫长过程，在美国各州逐步承认的过程中，直到1993年才在美国50个州全部合法化。

选择“在家上学”的教育方式，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有较为复杂的原因，比如，家长认为大规模的学校教育造成学生千人一面、不能因材施教，学校教育过于苛刻、过早影响了孩子成长，家庭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等等。

不管怎么样，总有家庭想让孩子有更为适合的教育内容，想以“在家上学”的方式给孩子一个更合适的教育过程。

按照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在家上学研究报告（2013）》，中国大陆约有1.8万个孩子“在家上学”，调查显示，在家上学的孩子主要处于小学阶段，大多数家庭不认同学校的教育理念。

我不知道在这个调查中是否包含下述问项：小学阶段之后，还继续让孩子在家上学吗？从公共政策角度来讲，家长如果不想让孩子继续在家上学，我们有畅通的转换渠道吗？甚至我还在想，像李铁军这样的家长在年复一年的施教中，就从来没有想过让孩子重回学校？还是说他想过，但没有畅通的渠道可以让孩子回去？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由李铁军父女的个案公共性在于，教育行政部门需要重视家庭学生的成长状况、家长个人的施教水平，以及与家庭学生相关的公共政策设定。

比如，取消孩子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作为监护人的家长应该具有何种程度的施教水平？家庭学生转为学校学生是否需要程序？如果有程序，如何设定？家庭学生的学习状况如何与学校学生比较，更利于社会与高校公平地录取他们/她们？等等。

概而言之，一方面，我们需要在教育多元化理念和视角下看待“在家上学”，不必将其认为是光怪陆离之奇象，承认其合理性甚至合法性；另一方面，需要在公共政策的配套上，可以不鼓励“在家上学”但不能漠视家庭学生的权利，应该保障家庭学生通过努力能够获得社会和机构认可的教育文凭，不至于在工作与深造方面受到制度性歧视，同时，需要给家庭学生转为学校学生提供可行的通道。

□任孟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最具社会责任”院长开除患癌教师很讽刺本该“为人师表，行为世范”的院长，还戴着“中国最具社会责任教育家”的头衔，却仍能做出如此冷血之事，令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