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的历史演进、基本特征及走向

智库的历史演进、基本特征及走向智库的历史演进、基本特征及走向作者：刘宁时间：2012-07-10现代意义上的智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具有功能专业化、综合化，研究实用化、规模化，类型多样化、多元化和视野国际化、超前化几个特点。

借鉴世界智库发展的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推进智库的发展要明确定位，提高认识，发展中国特色智库;规范管理，制度保障，逐步推出有较大影响力的知名智库;转变观念，强化措施，积极推进民间智库的发展;善用载体，加强宣传，扩大智库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智库是“思想库”、“脑库”、“外脑”、咨询公司、智囊团或其他智囊组织的通称，是指南多方面专家、研究人员组成的跨学科公共研究机构，其主旨是为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和决策咨询，其目标定位是政府决策者和社会大众，通过各种研究成果和公共媒体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社会舆论。

世界上著名智库——兰德公司的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曾经用“思想工厂”定义智库。

1964年，美国前总统哈里·杜鲁门用“思想库”的提法取代“智囊”，对智库作了更接近于今天理解的表述。

在当代社会，智库对政府决策、企业发展和社会舆论的影响巨大，西方一些媒体认为，智库是继新闻、立法、政府后的“第四部门”，构成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就进入改革发展攻坚时期的我国而言，复杂变化的国内外发展环境与艰巨的改革发展任务，对更好地发挥智库的作用有了更为强烈的期许。

认识、分析智库的历史、现实与发展特点，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智库发展成为现实要求。

一、智库的形成与沿革智库有着较长的历史，我国古代统治者的“食客”、“军师”、“师爷”、“幕僚”等，西方国家诸如古希腊亚历山大身边的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等谋士、咨询人员，都应当说是最初形态的智库，它表明对智者作用的重视，很早就构成了国家治理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

现代意义上的智库真正发展于二战以后的西方国家，但智库在西方有一个发展的历史，其具体发展大体表现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西方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开始，到二次世界大战，是智库产生并开始发展的时期。

一方面，启蒙运动在推动两方国家思想解放的过程中，也极大地强化了科学精神和理性观念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客观性、专业化思维在发展理念、决策部署中受到更多的重视，专家学者的作用开始越来越多地为社会所关注。

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在使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公共决策想达致良好的决策效果，就不得不更多地仰仗于科学、知识、专业和理性的力量。

统治者仅靠以往习惯的以一己之力挽转乾坤的做法，已无法应付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专门为决策服务的各类咨询研究组织应运而生。

一般地说，英国被认为是智库最早的发祥地，其最早具有智库研究特点的组织，是成立于1884 年的费边社。

当时类似的组织由经济、社会发展涉及的各方面专家组成，产业化经营特征明显，它以专业化知识和经验为依托，以论证报告、研究方案和咨询建议为产品，为各类社会机构服务。

智库产生以后很快为人们所接受，并且逐渐成为西方国家政府决策的重要环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开始面临许多复杂的社会矛盾与问题，对政府内政管理和外交政策等方面的决策带来空前的挑战，传统意义上仅靠政府自身力量形成决策并说服公众变得越来越困难。

而解决这一问题的现实性，迫使西方国家政府开始向更为专业、系统的思想库寻求帮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16 年，美国成立了专门的决策咨询、研究组织——政府研究所，也就是后来布鲁金斯学会的前身，英国也于1920年成立了政府的思想库——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这是现代思想库的起源。

之后，伴随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大量经济、社会矛盾的爆发，以及由此给政府治理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出现，西方发达国家相继成立了一批各自的思想库，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国。

比如著名的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等智库都成立于这一时期。

这些组织产生后，很快就在政府决策等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并形成了对智库后来发展具有重大作用的积极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智库也被研究专家认为是智库得到真正发展的时期。

但是，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催生的西方智库，尽管成立伊始就被广为关注，但在发展上，早期智库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综合性深度研究相对缺乏。

比如工业革命中出现的英国早期智库，就多以工程咨询和技术服务咨询等为主。

而西方社会面临的内外矛盾错综复杂，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此起彼伏，各国政府在加强政府干预过程巾，对高质量的综合性研究有更为现实的需求，提升智库质量成为现实选择。

二是智库的服务对象和研究范围五花八门，通过发表文章、出版书籍、研究报告或作者个人影响对政府决策与施政发挥作用是重要的特征，这与西方国家政府急需解决的大量公共问题的现实并不吻合，特别是这些组织虽然都有不同的背景，但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基金会、企业或个人，长期性的政策分析色彩浓于解决现实问题，一些智库的研究还带有理想主义的成分，与实际的政治运行保持一定距离。

因此，适应更大规模、范围和能够提供更深度的、直接服务于政府决策和管理的研究成果，成为政府对智库发展提出的紧迫要求。

三是智库的存在与发展缺乏制度性保障。

智库的功能定位、组织构成、活动方式和资金、税收政策等，都缺乏系统的法律保障，客观上对智库的发展形成了制约。

第二阶段，从二战结束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是智库实现实质性发展的时期。

二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各种社会矛盾与问题堆积如山，国内矛盾突出，国际政治中以苏联与美国各自为首形成的两大阵营，都对综合性、前瞻性决策研究提出了需要，这使智库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客观条件。

20世纪70年代之后，新科技革命和新技术的广泛运用，则使智库发展具备了应用现代方法、技术从事专业研究的更大可能。

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各国智库的发展如雨后春笋。

它不仅囊括了各种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及其专家，专业分工的精细化和综合分析的系统化也有机地契合于一体，智库研究成果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政府委托性课题在智库研究中的比重也更为加大，同时，有关智库发展运行的法律制度也日渐健全，智库的行为与运作趋于制度化、规范化。

这一时期，智库发展的最大亮点是，美国成为西方国家智库发展的中心。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争的需要，美国政府组织大批专家、学者参与到相关的决策与研究工作中，并收到明显的成效。

战争结束后，专家与官员、知识与政治结合产生的效益，使美国政府对智库发展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同时，美国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战争中崛起的巨大财团维护各自利益的需求，加之美国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传统中对权力不信任造成社会各界对社会生活的广泛关注和参与，都对智库发展提供了外在需求与必要的经费支持。

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通过签订合同进行委托研究，促进像兰德公司和城市研究所这类智库迅速崛起，智库成为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与社会管理领域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智库在这一时期的突破式发展始于20世纪70年代。

这一时期是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期。

国际政治格局中两极政治的激烈战斗、日本和欧盟经济的崛起、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越南战争对美国国内造成的失落心态，以及西方国家内部诸如水门事件等政治丑闻，都刺激智库发展面对极大的社会需求。

美国的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威尔逊研究中心、卡特中心、尼克松中心，英国的政策研究中心、亚当·斯密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所和德国的经济研究所等智库都成立于这一时期，一大批智库的出现，在西方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形成了规模可观的智库市场。

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在智库的发展上，综合性系统研究、超前性判断的特点逐步突出，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政府决策和社会公众的色彩也更为鲜明，同时，智库发展逐步获得了制度化、法律化的保障。

二战之前影响智库发展的突出问题基本上得到了克服。

同时，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智库的发展还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一是多种形式推动智库发展。

不仅存在有主要由政府出资、以研究紧迫的现实问题为主的合同型智库组织，推销政策主张、影响选民意愿和公众舆论的政治导向型的智库组织，以及学术型、代言型、政党、企业基金会等智库组织纷纷出现，不同类型的智库在争夺话语权、关注度和资金等方面各显身手。

二是智库的党派色彩日趋明显。

以英国为例，二战后较早出现的智库，除了直接服务于一些企业或特定组织的以外，参与或影响决策的智库大都是相对独立的研究组织，用客观、严谨的研究成果提高决策质量并凸显自身的价值，为智库所看重。

但20世纪70 年代之后，智库逐渐越来越多地具有明确的政党背景和意识形态倾向，关注议题的重点也转向意识形态或党派的争论。

英国的这种情形，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几无例外。

三是与政治、与政府运作有了更为紧密的联系。

比如在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中，一半左右的人具有政府工作背景，一些人更在政府中担任过要职。

现任布鲁金斯学会会长塔尔博特就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任职副国务卿。

类似情形表明，智库专家出入西方国家政界已是司空见惯，而智库人员由研究者变为决策参与者，既融合了研究人员与决策层面的优势，也在政党轮替后为下台官员提供工作机会的同时，为其所在党派蓄积了人脉资源，从另一方面促进着智库的发展。

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到目前的发展，是智库改革创新、力求实现新的突破的时期。

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不同国家也面临政治生态的调整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智库的作用逐渐在全世界范围为人们所认可，智库已经成为现代国际政治与社会发展的一大特征。

同时，在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智库本身为更好地实现向政策制定者灌输其思想进而影响决策的目的，也结合不断变化发展的形势实现着自我的调整、创新。

结合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这一时期智库的发展呈现出这样一些趋向。

一是全球化发展态势越来越突出。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统计，目前世界上有5465家智库，遍及世界各地。

一方面，老牌智库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智库加强了在全球市场的拓展，进行国际交流、设立访问学者项目，开设智库在国外分部或研究中心等，成为最常见的方式。

像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智库，其美国总部就有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同时又在北京设立办公室，强化对中国的本土化研究，试图影响中国公众和决策层。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面对激烈的国际较量，也逐步加强了智库的建设，形成了像印度的世界事务委员会、国防分析研究所、政策研究中心，埃及的金字塔战略研究中心等具有影响力的智库，发展中国家也都力图通过发展壮大自己的智库，提高决策科学性，增强国际影响力。

以我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更多地发挥各级各类智库的作用，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水平，成为党和政府越来越明确的要求。

2005年，经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具体规定了对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和专家参与的具体要求和原则，政策决策的专家参与制度进入政府工作流程，智库的作用愈益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