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温涛冉光和细看)

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温 涛(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400716)冉光和(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 400041)熊德平(扬州大学经济学院 225009)内容提要:本文在对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进行制度和结构分析的基础上,运用1952 2003年的实际数据,对中国整体金融发展、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显示: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关系直接替代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与我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并不相符;同时,也验证了制度和结构分析所揭示的 中国金融发展中防止结构和功能失衡至关重要!的命题。

在此基础上,简要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国金融发展 农村金融发展 农民收入增长*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机制与模式研究!(02BJY081)和 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问题研究!(04CJ Y016)的资助。

作者感谢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后谢家智、重庆大学李敬博士和西南政法大学王煜宇博士为本文提供的修改建议,同时非常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 农村的贷款由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构成。

# 以上数据均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相关年份的∃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一、引 言农民收入增长因其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别重要意义,使得相关研究广泛而深刻。

然而,综观有关农民收入增长的研究不难发现,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研究,一直被隐含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之中,鲜有直接实证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文献。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自然地被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Goldsmith,1969;Shaw,1969;McKinnon,1973;Stiglitz,1985;Mayer,1990;King and Levine,1993a,1993b;Becker and Levine,2002)所替代。

金融发展尤其是农村金融发展被假定为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前提和条件,并广泛应用于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研究。

事实上,观察中国经济、金融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指标就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金融发展迅速的同时,农民收入增长并没有出现与之相协调的景象。

1978 2003年间中国经济年平均实际增长9 4%,经济总量增长了8 4倍,人均GDP 增长了6倍多,金融资产总量由3048 3亿元,上升到432713亿元人民币,农村贷款∀和农户储蓄也分别从1978年的160 7亿元和55 7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13696 9亿元和15405 8亿元,剔除物价因素的影响,实际分别增长了23 8倍和79 4倍。

而农民实际收入在1978 2003年间仅增长了4 5倍,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反而从209 8元扩大到5850元,由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1 8&1,90年代中期的2 2&1,扩大到2002年的3 1&1和2003年的3 2&1,如果考虑到农民收入中的实物部分,实际收入差距可能为5&1 6&1;其中1990 2003年我国经济年平均实际增长近9 7%,人均GDP 增长了1 95倍,金融资产总量年平均实际增长15 7%,增长了5 6倍多,而农民收入仅仅增长了0 77倍,尤其是1997年以后年均实际增长只有3 9%,远低于同期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以及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

#在已有理论文献中,许多学者都提出通过金融发展抑或是农村金融发展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从而实现农民收入的增长。

然而,这些研究除冉光和(1998)在实证中国货币政策变化对农业发展影响时,发现剔除物价因素后货币供应量(M2)的波动对农民实际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外,其他大都属于理论与政策的分析,缺乏实证的有效支持。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揭示更多只能间接地从有关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研究中获得。

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在初始收入分配外生于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且通过金融市场融资需要支付某一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支付的固定成本的假设下,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来讨论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得出了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服从库兹涅茨效应!的倒U!型关系。

Galor和Zeira以及Banerjee和Ne wman(1993)的模型则表明,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未必会使收入差距缩小,完善的金融市场才是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导致收入差距缩小的前提。

Clark,Xu和Zou(2003)用全球数据对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关系进行的最新研究,则得出了经济结构会影响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即如果金融发展能促使劳动力更容易地进入现代产业部门,那么随现代产业部门比重的上升,收入差距会拉大,其结果是现代产业部门比重高,金融发展程度高的经济中,收入差距较不具备两高!的经济要大,∀没有支持Greenwood和Jovanovic的倒U!型关系。

在国内,章奇、刘明兴、陶然和Vincent,Yiu Por Chen等(2004)运用银行信贷占GDP比例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并利用各省1978 1998年的数据,分析中国各省的银行信贷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其结果显示:以全部国有及国有控股银行信贷水平所衡量的金融中介发展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且,金融机构在向农村和农业配置资金方面缺乏效率。

! 库兹涅茨效应在中国金融发展中并不成立!。

这些研究虽然没有直接实证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但其结果很显然地隐含着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确证的推论,并与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不协调现象一起,共同对现行关于中国金融发展是农民收入增长前提和条件的假设提出了挑战。

本研究认为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取决于金融的结构和功能,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必须得到实证和解释,惟有这样才能找到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正确途径。

基于这一目的,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1952 2003年中国金融发展、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数据为依据,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实证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金融发展对策和建议。

本文的以下部分将首先简要地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金融制度和金融结构角度,对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制度和结构分析,得出理论结论;文章的第三部分将对本研究的计量模型建立、数据资料来源与分析方法做出说明;运用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 Test)、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和VAR分析对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实证将在文章的第四部分进行;文章的最后将对实证结果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揭示其政策含义,给出得到实证支持的最终结论。

二、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1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制度分析虽然,中国的国情从根本上决定了农民收入增长理应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和金融发展的重要目标,但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并不具备使之成为可能的初始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国家赶超战略,在很长时间面临一个关键性的外生变量,即国际政治、军事竞争和严酷的外部经济环境共同形成的压力。

在这一约束条件下,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选择政治上的集权制度、经济上的计划控制、产权上的国家垄断、战略上的重工业化,是巩固和发展新兴社会主义政权的理性!选择。

∀Clark,Xu和Zou称之为金融发展的扩展库兹涅茨效应。

这种选择在金融上的反映就是其完全成为国家动员经济资源和经济剩余投入重工业,尽快建立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以独立对付外来竞争威胁的工具,从功能上讲金融实际上成了政府财政的一部分(林毅夫、蔡、李周,1994;林毅夫,2003),而从这一意义上讲,金融是内生于经济发展战略的。

但在这种经济发展战略下,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只能成为经济资源和经济剩余的源头,农民收入增长自然不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和金融发展的重要目标。

为了有效地动员农业、农民和农村的经济资源和经济剩余,这种内生于经济发展战略的国家金融必然要延伸到农村(张杰,1998),强制性地使农村金融服从于经济发展战略,成为国家控制下向工业和城市输送农村经济资源与剩余的管道。

因此,相对于农村经济,我国农村正规金融一开始就是外生的,而由农村经济内生出来的农村非正规金融不是被政府不断正规化,就是不断地被打压。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从 民办!向 官办!的 合作化升级!和民间金融被认为非法就是最好的说明。

这种源于计划经济下重工业倾斜战略而发展起来的金融体制和结构,虽然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进程而有所改善,但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时,尤其要注意Mckinnon(1993)提出的,中国经济市场化中出现的,与其他国家迥异的,金融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的 中国之谜!(周立,2004)。

事实上,1978年开始的中国农村改革是在没有触动整个经济、金融体制下自发进行的。

农村改革取得成功后,中国改革便按自身规律不断推动政府主导的渐进式改革,改革的重心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便在政府的这种主导下,开始转向了城市和工业,农村改革最终并没有能诱导出农村经济的内生金融。

城市和工业改革一直迫使政府试图通过金融发展来向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注入改革所需要的资金,在后来推进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政府更是越来越依赖于通过金融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这便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发展的动因。

显然,中国的金融发展仍然不是沿着自身内在的逻辑展开和扩展,农民收入增长也自然没有成为金融发展的重要目标。

1997年开始于东南亚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其后相继发生在俄罗斯、阿根廷、土耳其、巴西等国的金融危机,和中国加入W TO 后金融的不断开放,使中国政府对金融系统的依赖变得谨慎起来,金融安全意识显著提高,对金融的监管和控制变得更加严厉。

为了协调这一系列目标,政府不得不加强对金融市场及其利率的管制,设置过高的金融市场 门槛!,对非正规金融发展实行更加严格的限制。

与此同时,政府为了化解国有金融长期积累的金融风险,强化国有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发起了以企业化、商业化、股份化、市场化为特征的国有金融改革,使国有金融逐渐显露出按规模经济和利润最大化行事的 嫌贫爱富!的本性,国有金融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改革中开始大规模撤出农村和农业,∀就连国家明确定义在农村领域的农村信用社,为了自己脱困,也开始了走规模经营、撤并集中之路,基层业务代办点大量撤并、人员清退、决策权限上收(何广文,1999),业务非农化,#从而导致了中国的正规金融机构无意向农村和农业提供贷款或在这方面缺乏效率(章奇、刘明兴、陶然和Vincent,Yiu Por Chen,2004),而非正规金融发展又受到政府限制,始终处于 黑市!状态的局面(张杰,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