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中国当今半城市化现象

解析中国当今半城市化现象内容提要：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也突飞猛进。

而这其中出现了半城市化现象，其现状不容乐观，出现了很多问题，这有自身的社会环境和背景，因此，有必要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和支持条件，以应对形势进一步扩大的半城市化现象。

关键词：半城市化、社会环境、解决措施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

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城市化路径不同的是，在特殊的国情背景以及制度下，中国在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半城市化”现象。

进入城市的大量农村人口成为快速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背景下介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夹心层”，这是城市化健康发展必须解决的难题。

所谓“半城市化”，主要是指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进入城市的过程中，只实现了由乡村到城市的地域转移和由农到非农的职业转换，但还没有实现身份变换，并没有形成实质意义上的城市化。

而流动人口众多的广东正是中国“半城市化”特征的集中写照。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深入理解城市化和半城市化这两个概念？如何通过走新型城市化之路，使中国走出“半城市化”状态？一般认为“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减少，城镇人口增多，农业活动比重下降，非农业活动比重上升的过程。

但事实上，城市化是一个代表着“现代化”，象征着一种“人类生活方式”，体现城市经济演变和社会进化的过程，以及会对资源、生态、环境造成负影响的内涵丰富的概念。

因此，只是乡村人口涌入城镇，或者简单把农村户口转为非农户口，其实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

某种意义上说，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城市文明、城市意识才是“城市化”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

正因为城市化是一个漫长的社会经济演变过程，所以，在城市化的每个阶段，都会有这个阶段的现象和问题。

中国“半城市化”的特征和表现是：一，中国部分地区的城市化出现了过度城市化的“城市病”，即过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造成住房、交通、就业等一些社会问题；二，城市化了的农民工难以市民化，农民工同市民存在着" 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的不平等现象；三，中国当代城市，农民工群体已经分化出一个“回不去农村，融不进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

“半城市化”导致农村人口阶层流动凝固化。

面对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如果“半市民化”向“市民化”的进口仍然封死，就会致使大量农民工被围堵在城市与农村之间，这对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

长期性的制度不整合使得“半城市化”成为一种坚固的结构性现象，并且不断被“复制”。

另外，“半城市化”是以牺牲农村人口利益为代价的一种畸形城市化，是不可持续的、终将过渡的一种城市化形态。

社会对农村人口“取而不予”、企业对农村人口“用而不养”，农村人口的劳动与所得、经济贡献与利益分享失衡。

农民工得不到有效的社会救济，在城市生活病无从医、学无从上、贫无所助、老无所养，最终使农村承担了农民工的培养成本和养老成本。

农民工的劳动与所得极其不对等，无法合理分享到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利益。

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公平、不平衡、不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半城市化”还导致城市出现一些“半城市病”。

居住上的“半城市化”造成人口流动频繁，私搭乱建严重，环境脏乱差，垃圾得不到及时清运，污水得不到及时排出和处理等现象。

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农村人口得不到社会的认同，被迫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生活在城市中的简易工房或“民工营”、棚户区，过着穷苦的生活。

“半城市病”实际上已逐渐演变成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顽疾，亟需关注和重视。

对于已经“半城市化”的农村人口来说，向前大规模“城市化”导致“城市病”，向后“逆城市化”则加重“农村病”，这成为中国城市化道路上的一个特殊的“两难困境”。

“回不去农村、融不进城市”已经置一些农村人口尤其是年轻的农民工于城市和农村的“夹心层”。

然而，农村人口的逐步“城市化”是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历程中已经证明的一条社会发展轨迹，也是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必由之路，更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举措。

突破农村人口的“半城市化”困境和“夹心层”约束，根本出路还在于彻底的“城市化”，但不是盲目的、瞬间的、激进的“城市化”，要防止滞后城市化，更要预防可能带来各种城市病的超前城市化，需要走出一条合理的、适度的、渐进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因此，“半城市化”的出路关键在于突破城市化障碍，尤其是从制度上突破原有的瓶颈制约，打开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通道。

“半城市化”现象说明，尽管目前对本地农村人口在城镇落户的条件已经放得很宽，但农民进城落户的积极性并不很高，农民竞相落户城市的局面没有出现。

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其特殊的社会环境和背景。

首先，城镇对农民的吸引还不强。

促成人口迁徙的基本条件是：只有在迁入地的环境条件优于迁出地，并且能使迁徙者获得比迁出地更多更大的利益时，才能对人们产生足够的吸引力。

而目前城镇还缺乏充分的就业机会，不断攀升的房价特别是房价与年收入的超常高比例，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廉租房等保障房离满足实际需要还相距甚远，城镇居民较高的生活成本，等等，都使农民望而却步。

其次，农村目前对农民来说仍有很强的吸引力。

目前，国家“反哺”农村的力度在加大，各项农牧业补贴对农民特别是中南部山区农民来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较大。

再次，在城镇就业生活的不确定性使农民选择了“双栖”就业模式和“双飞”生活方式，即一方面在城镇打工挣钱，得到相对比较高的收入，另一方面坚守自己权属关系比较稳定明确的承包地和宅基地，可以获得虽然较低但相对稳定的务农收入。

概言之，从农民的理性选择的角度看，在城镇对农民缺乏足以使他们离开土地的强大吸引力的同时，农村对农民仍然有很强的吸引力，使其固守土地，而土地和农村对农民的“吸引力”，同时也成为农民进城的一种“反拉力”。

在落户城镇的问题上，农民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也表现了一种“城镇虽好，非我家园”的故土难离情结。

“半城市化”现象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将会对城市化产生消极影响乃至不可估量的负面效果，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鼓励农民进城落户，最关键的莫过于增强城市的吸引力。

当农民感到在城市生存发展的预期远高于在农村生活时，他们必然会积极地迁往城镇居住。

让进城务工就业的农民及其家庭真正融入城镇，也还需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

因此，在我看来：第一，把农业补贴和惠农政策行业化。

目前的许多惠农政策和农业补贴在实施中有两个条件，一是以户籍在农村为界限和标准，二是与农民对承包地的权属关系联结在一起，有了承包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户口，也才能享受相关农业补贴和惠农政策。

作为与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相配套的改革，今后应当把农业补贴惠民政策逐渐行业化，即这种政策不是针对居住在农村具有农村户籍的农民，而是针对农业这个行业。

只要务农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不论是谁，也无论其户籍是否在农村，均可享受相关惠农政策。

第二，鼓励农民进城的一个关键，或者一个核心问题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对承包地的权属关系及其地租的价值是农民的基本利益，农民进城，必然要涉及对其基本利益如何处置。

在对承包地的权属关系上，可以对进城农民保留更长一个时段。

一方面是对其在城镇打拼可以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另一方面农民一旦在城市真的难以立足，也使其有退路。

土地是农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收益分配问题，实质上是地租问题，应通过政府政策干预下的市场调节的办法来解决。

至于农民退出承包经营的土地，能否获得合理的补偿，对其将来能否在城镇定居生活，影响极大。

第三，鼓励农民进城发展的各项政策要配套“打包”，增强城镇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

一是在住房方面，目前国家实施的保障房建设和供给制度，对进城落户的农民给予适当的倾斜和优惠。

二是社会保障方面要进一步严格推行企业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基金的制度，加大政府监督执行的力度。

三是提高务工人员的工资收入。

四是要保障进城落户人员享受与其他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资源，特别在教育领域，要让进城落户人员的子女有书读，有学上。

“半城市化”的解决需要进行多方位的突破，根本在于制度突破，而且制度突破要先行。

要在制度突破的前提下，同时配以其他一系列条件支撑，以推进城市化健康、可持续发展。

其一，实施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居民登记制度。

全面改革二元户籍制度，废除由其衍生出来的户口“农转非”政策及“蓝印”户口等多种户口形式，实行城乡统一的居民登记制度，不再区分农业和非农业(部分地方已经开始试行)，彻底消除阻碍农民城市化的户籍壁垒；在此基础上，解除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不公平的保障和福利制度。

其二，建立起以农民为主体的土地资源转化为财富的机制体制。

健全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赋予农民充分的土地转让权，允许农民依法、自愿、有偿地通过转包、出租、继承、有偿转让、入股等形式出让土地承包经营权。

在土地使用权交易过程中，强化农民的交易主体地位，逐步形成政府统一规范但不参与交易的自由市场，交易双方自愿交易，形成充分竞争后的市场价格。

其三，分步骤、有重点地实现城乡一元化的福利保障体系。

首先建立农民养老保险制度、住房制度；其次建立农民最渴望的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制度；再次建立住房公积金、休假补贴、失业救济等社会福利与救济制度，直至条件成熟时与市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接轨，最后实现全民同权的一元化社会保障制度。

其四，建立全国统一、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就业制度。

消除城乡二元就业制度障碍，形成全国统一的、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建立市场导向、公开招聘、择优上岗、公平竞争的就业机制，全面清理和取消各种针对农村人口城市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限制，推动劳动力市场的一元化建设，使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组织化。

其五，将符合条件的入城农村人口纳入到城镇住房体制内。

一是将有一定居住年限、具备一定的收入水平且有一定技能的农民工的城市居住问题纳入城市发展统一规划加以解决。

二是继续规范和发展房产买卖市场，促进住房的开发和流转。

引导开发商多建质优价廉的住房，以适应多数市民和外来人口的购买需求。

三是深化廉租房制度，加大廉租房供应，实行廉租房补贴。

其六，实施以县域为主的中小城镇发展战略。

中小城镇建设要有产业和市场支撑，不能一哄而起、遍地开花，避免唱“空城计”，防止城镇“空壳化”。

可以通过制造业从大都市向中小城镇的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中小城镇户籍制度及配套制度改革等举措吸引农民工流入，推动城市化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必须设置适度的门槛，鼓励达到条件的农村人口城市化，并保持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协调。

从某种意义上，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深度发展，进一步推动户籍改革，不仅仅是有利于我国城市本身的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之间、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更主要的是通过进一步改革，提高居民的收入，促进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最终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