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游侠与侠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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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的游侠

先秦时期的游侠

先秦时期的游侠“游侠”释义及其特征游侠,在先秦文献中多称为“侠”,有时也称为游侠或侠客。

《韩非子·五蠹》曾经提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将“游侠”视为危害社会的群体之一。

可见战国后期“侠”已经是一个颇有影响的社会阶层。

《史记》首次为“游侠”立传。

《汉书》继承了这一体例,设有《游侠传》。

后世人们将“侠客”称为“游侠”,如唐代诗人卢照邻《杂曲歌辞》就有“长安重游侠,洛阳富才雄”的诗句,杜甫也有“惆怅白头吟,萧条游侠窟”(《元十二曹长》)的名句。

直到明清时代游侠一词仍较流行,如《明史·阮大铖传》记载阮大铖“避居南京,颇招纳游侠为谈兵说剑”,后来章太炎在《国学讲演录·诸子略说》中也提到“颜山农颇似游侠,后生来见,必先享以三拳”。

这些都说明“游侠”一词行用的时间还是颇为长久的。

那么,究竟何谓“游侠”呢?“游”意即“交游”。

而“侠”的本义,《说文》训为“俜也”,“俜,使也”,“使,令也”。

段玉裁注:“令者,发号也。

”《韩非子·八说》篇谓“弃官宠交谓之有侠”。

《汉书·季布传》颜师古注:“侠之言挟也,以权力挟辅人也。

”荀悦曰:“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

”如淳曰:“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

所谓权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

”相关的训释,可以看到“游侠”的初始含义,依有的专家所论,当为交游圈中的发号施令者,乃盛养刺客、门客、食客者,而“刺客”实乃游侠门下所养的宾客之一种,并非游侠(钱穆,《释侠》,《学思》杂志第1卷,1942年)。

然而,先秦时期所谓的“刺客”在后世也多被视为游侠,并且作为游侠的主要部分而为人们所称颂,亦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司马迁才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有“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

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的说法。

考之先秦文献,战国后期的韩非子从维护专制君主集权的立场出发,视“以武犯禁”之侠为“五蠹”之一。

先秦的侠士为何温暖了中国历史

先秦的侠士为何温暖了中国历史

先秦的侠士为何温暖了中国历史作者 王 皓当我们聆听远古的歌声,有《春江花月夜》的清雅柔美,也有《十面埋伏》的慷慨激越。

从史家之游侠到小说中的“侠之大者”,中华古典时期的侠义精神渐渐融入战地军歌,汇入家国情怀的全图景之中。

军歌嘹亮,响彻云霄。

进入近现代时期,侠义精神又与保家卫国的牺牲精神融为一体,留下一曲又一曲中华民族的英雄赞歌。

追溯国家军队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中国古代侠文化为国为民,舍生取义的英豪之气。

中国的侠文化源远流长。

《韩非子》中关于“儒”与“侠”的表述是目前已知文献中最早提到“侠”的经典文本,“侠”与“儒”的并提中彰显出所具备的武力特质。

司马迁《史记》中列有专门的《游侠列传》,游侠群体的共性是能做到“然其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路见不平便有侠拔刀相助,有信重诺而不惜牺牲自我。

于是,史家之绝唱中有荆轲明知难以成事,却毅然前行,伴随易水壮歌上演了牺牲自我的一幕。

无论是居于庙堂还是行走江湖,侠身上独具的热忱和情怀自然地融入文本之中,一个一个奔走的身影演绎着或悲或喜的人生故事。

侠的衣着,侠的剑器,侠的身法,侠的武技,都是激发阅读欲望的兴趣点。

只要有侠存在,相关的叙事文本就会受到读者的青睐,仗剑行侠当可快意恩仇,浪迹天涯却能笑傲江湖。

中古小说史中的“侠”仅仅是文本的组成部分,因“侠”而完成情节设计;近古时期则出现专题的武侠小说,侠客在世俗化中而有人间的烟火气,终成文学家笔下的核心形象。

当今时代,是一个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捍卫英雄、关爱英雄的时代,让我们首先理解英雄。

在先秦历史上,有一群特立独行的人。

他们或是铮铮铁骨,汩汩热血,结草衔环,亡身报恩;或是踽踽独行,默默不语,见危而来,事了而遁;或是仗剑游荡,锄强扶弱,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67 印象大同 THE IMPRESSION OF DATONG辅佐之意。

由此可知,“侠”字的核心意思当是帮扶他人之人。

由勇武之士到排忧解难之侠,其自身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

侠客和侠义精神的起源

侠客和侠义精神的起源

侠客和侠义精神的起源公元前202年,刘邦登基。

开始有仇报仇,有怨报怨。

一道通辑令遍传国中:有捉拿到季布者赏千金,窝藏季布者株连三族。

季布何许人也?他是项羽手下的大将,曾多次跟刘邦过不去,让刘邦难堪。

刘邦隐忍多年,一朝大权在握,必诛之而后快。

此时季布躲在濮阳一位姓周的人家里,看到通辑令,这位姓周的也顶不住了,跟季布说:“要么你听我的安排,要么我立马死在你面前。

” 当一辆大牛车拉着数十个僮仆出现在山东朱家的门前时,朱家看出那个剃着光头,脖子上套上铁圈,一副奴才打扮的人,就是季布。

朱家买下全部僮仆,让季布去做田,背后跟儿子说:“种田的事,这人想怎么的就怎么的,不过你必须跟他一块进餐。

”随后朱家就坐上一辆马车去洛阳见汝阴侯,在那里盘桓了数日,才跟汝阴侯说:“那个季布有什么了不得的大罪,皇帝捉拿得这么紧?”侯爷就把事情说了。

“您觉得季布怎么样?”朱家问。

“是个人才!”侯爷夸道。

“季布得罪皇帝的时候,是项羽的大将,当时也是各为其主,皇帝要杀项羽的旧臣,杀得尽吗?做皇帝的怎么可以以一己私怨杀人呢?况且现在追杀的这个人很有才干,万一他跑到国外去了呢?当年楚平王就是这么追杀伍子胥的,结果若干年后,伍子胥倒杀回来鞭楚平王的尸。

这个道理,您还是给皇上说说吧!”朱家说。

侯爷猜测季布就在朱家的家里,但还是跟刘邦说了,刘邦赦免了季布,还给他封了个官。

季布在历史上算是个名人,直到今天,我们还有一句成语跟他有关:一诺千金。

《史记》记载,季布此人,为气任侠,在楚国一带很有名,楚国老百姓有一句民谣说:“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

”可见他当时的名望。

不过,作为侠客,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他的名头都远不如救他的朱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朱家可算是中国有史以来以行侠仗义而被树碑立传的第一人。

司马迁在《史记》之《游侠列传》中,虽然也把战国四公子: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春申君等列为侠客,但这些人都已被专门立有列传,最早为侠客立传的《游侠列传》记载的侠客首推朱家。

侠客之行,武为末节

侠客之行,武为末节

侠客之行,武为末节作者:来源:《党员生活·中》2018年第12期说起武侠、侠客似乎一定要有一身“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绝顶功夫,然而,真正侠客以侠义为要,武不过是手段,末节而已。

秦汉游侠: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史记》里,有两种列传特别引人注目。

一是游侠,二是刺客。

让人诧异的是,不论是勇于献身的刺客第一人专诸,知恩图报的聂政,还是“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荆轲,在司马迁眼里,居然都算不上侠。

那谁才能算是侠呢?春秋末年,楚国请巧匠公输班制造攻城器械准备吞并宋国。

墨子听闻此讯,不顾个人安危,赶了十天十夜的路来到楚国郢都,先把公输班质问得哑口无言,又去说服楚王,让他打消了攻宋的念头。

墨子的奔走,让楚宋之间免于一场战火,如此作为,算不算侠?此事还未了。

墨子在归途中经过宋国,适逢大雨,但宋国守城门者不肯让他进城避雨,墨子也没有抱怨和解释。

是了,这正是先秦时期侠客祖师的胸襟。

和墨子一样,齐人鲁仲连也是深有大才却不愿为官,以游侠的身份周游各国,多次以智能化危难于无形。

他以三寸不烂之舌化解秦国攻赵的局势,平原君以千金相谢,他却说:“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

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

”如此,就很好理解司马迁为何不认同专诸、聂政之辈是侠了。

刺客甘愿以性命报恩,毕竟只是在报知己之恩,而不管大是大非,不免沦为政客和豪强的工具。

先秦时真正的侠客同刺客一样重诺、轻生死,但在立身行事的动机上,并不只为了报恩。

他们往往在闾巷操持贱业,不依附于任何王公贵族,依靠自身的一技之长而安身立命,视信义高于性命。

此时的侠客,遵循的不是“忠”,而是“仁”。

汉晋侠客:救人,救人,重要事情做下去让孔融年少时扬名天下不只是让梨,更有救人。

让梨只是小道,救人却是大道。

张俭是当时一个正直嫉恶的官吏,他彈劾残害百姓的大宦官侯览,被奸佞诬告通缉。

张与孔融的哥哥孔褒是老朋友,便逃到孔家。

这天恰巧孔褒不在家,只有16岁的孔融在。

先秦两汉时期的游侠文化

先秦两汉时期的游侠文化

先秦两汉时期的游侠文化自古以来,中国历史上的游侠文化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而在先秦两汉时期,这一文化达到了巅峰。

游侠是指那些无视官府的束缚,独立行动,为正义与道义而战的英雄人物。

他们以忠诚、勇敢和仁义为信条,为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本文将以先秦两汉时期的游侠文化为中心,深入探讨其特点、影响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一、游侠的特点先秦两汉时期的游侠具备一系列独特的特点。

首先,他们是独立的个人英雄。

游侠们通常不与官府或组织有太多的关联,他们独自行动,凭借个人的力量与智慧解决问题。

这使得他们既成为抵抗现实压迫的象征,又展现了个体价值的追求。

其次,游侠们信奉忠诚和义气。

他们以忠心耿耿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朋友和同伴,即使面临生死考验,也不会背叛。

这种义气精神成为了游侠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并在后来的历史时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再次,游侠们有着自己独特的行为准则。

他们尊重道德规范,以正义与仁义为准则行事。

游侠们常常代表着社会弱势群体,并通过与不公正现象抗争来维护社会正义。

这种行为准则塑造了他们崇高的形象,使人们为之敬仰。

二、游侠文化的影响先秦两汉时期的游侠文化对中国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游侠文化促进了社会和谐与稳定。

游侠们以自己的行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正面榜样,鼓励了其他人追随他们的脚步,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做出贡献。

其次,游侠文化激励了人民对于正义的追求。

游侠们代表了正义与道义,并通过自己的行动展现了这些价值观的力量。

他们以身作则,鼓舞了人们的勇气和信念,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步。

再次,游侠文化对后世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游侠形象的塑造、游侠精神的弘扬,在诸多文学作品和传说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

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文化内涵,也为后代人传递了崇高的道德理念。

三、游侠文化的中国化特色先秦两汉时期的游侠文化不仅在特点和影响方面独具特色,还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兼容并蓄。

游侠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互交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侠之精神与行事准则

侠之精神与行事准则

侠之精神与行事准则作者:程应峰来源:《现代养生·上半月》2020年第02期关于侠,《说文解字》言:“夹,持也,从大,侠二人。

”“侠”的本意为跟从扶持大人物之人,也就是说侠最开始是供大人物差遣的人。

法家韩非子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

”战国四公子皆以养士名动天下,从博徒卖浆者到鸡鸣狗盗之徒,其间不乏任侠者。

士阶层中的尚武者在春秋战国时期分化为侠,这一时期的侠多投身于他人门下为客,“侠客”便因此而来。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言:“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焉。

”在汉代独尊儒术的大背景下,司马迁看到了“游侠”的阳刚血性和英雄气概。

最早为侠下定义,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

”后世侠文化的序幕由此拉开。

侠客不同于刺客。

先秦时刺客甘愿以性命报恩,实现人格信念和道德理想,重名好义的精神与游侠看似无二致,但司马迁并不认同。

这在于刺客是报知己之恩,甘心舍命相报,刺杀政敌,如豫让刺杀赵襄子,专诸行刺吴王僚,要离刺庆忌,聂政刺韩累,荆轲刺秦王,皆因报恩而以性命赠人,而不管大是大非,沦为政客和豪强的工具,有“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之嫌。

游侠虽然同刺客一样重然诺、轻生死,但在立身行事的动机上,并不只为了报恩,“施恩以仁”是侠客与刺客的本质区别。

《三侠五义》对“侠”作过这样的阐述:“行侠作义的人,到处随遇而安,非是他务必要拔树搜根,只因为见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

”凡侠义做事,无须声张,保守机密,能够隐讳,宁可不露本来面目,只图剪恶除强,扶危济困。

这种有侠义本色、对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能够机智勇敢地扶贫济困的人,就是大众心目中的“侠”。

侠客来去无牵挂,不为世俗情感所牵绊,最后大多是孤身立世,退隐江湖,飘然远行,不知所终。

先秦两汉时期的游侠文化

先秦两汉时期的游侠文化

先秦两汉时期的游侠文化(本文摘自《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作者:王学泰出版社:同心出版社)“侠”的本义游侠,在两汉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让统治者感到头痛的一个社会问题。

游侠之中,品类复杂,高尚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诺千金,存亡死生;恶劣者或呼朋引类,招摇过市,或武断乡曲,称霸一方。

由于两汉时期游侠的兴盛,并且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从而演变成一种心态,一种生活追求,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后来“侠”竟成为一种关于人的品格或作风的形容词,说某人“好任侠”,某人有“侠气”,某人有“侠风”等等,成为某些人的品格特征。

什么是“侠”历来有多种解释,但这些解释往往局限在“武”字上。

《中国武侠史》的作者陈山认为,先秦“剑”又称之为“铗”,“因此,…侠‟在形、义两个方面都可能从…铗‟字转化而来”。

《中国武侠史》,P40。

这是把侠解释为剑客。

前辈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秦汉史》中讲到,春秋之后,失职之士,“ 好文者为游士,尚武者为游侠”。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这些说法都是受到韩非子《五蠹》篇中的“侠以武犯禁”、“游侠私剑之属”等话头的影响。

实际上,论者并没有抓住这些话的主旨所在。

韩非子说到这些人窝藏“私剑”(属于个人的武装力量),并敢于“犯禁”,目的在于揭露他们“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汉书?游侠传》。

而这个“杀生之权”在法家看来只能专属于君主。

韩非子认为这些“侠”的目的在于“肆意陈欲”(使自己的欲望不被约束),要想成为“侠”,就要“弃官宠交”《韩非子?八说》。

(官员放弃职责去结交朋友),私设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

可见韩非子尽管强调“游侠”的暴力作用,但他对游侠的理解还是在于“侠”有一帮子人(私剑)为后盾。

最早被称为“侠”的并不以“武”闻于世。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

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

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

武侠

武侠

早熟的幼儿:先秦的游侠执剑之族——远古的尚武习俗与侠的萌芽1.远古尚武习俗的流传2.先秦好剑之风的兴起3.剑崇拜心理的蔓延4.“士”的文武分途“国士”和“游士”——侠的初始形态1.从“国士”到“游士”2.养士之风的初起3.墨家的推波助澜4.专门刺客的出现5.侠的诞生在群雄并峙的历史机遇中成长——战国游侠的活跃1.战国社会风气的剧变2.养士之风的兴盛3.游侠的活跃侠的文化沉淀,即民族性中的侠文化心理或称“侠性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见不平仗剑而起,是英雄;难酬蹈海,有所为有所不为,是英雄舍身点化,我不如地狱谁入地狱,是英雄苍茫大地,英雄浮沉,谁是真英雄!《侠的诞生》侠——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拯救士民于困厄水火,使亡者存,死者生……侠的行为和气质,植根人心!快意恩仇,挥洒博豪情——豪爽而豪迈;轻生重义,仗义为游侠——壮伟而崇高;一诺千金,剑出不空回——气出正如虹;横行长街,浪迹走天涯——潇洒又逍遥。

还有惊世骇俗的武功,神龙不见首尾的身影,飞腾而永不止息的追求……侠,在中华的民众意识里,就这样树起一座光荣与梦想的丰碑。

侠,带给苦难深重的芸芸众生一种希望和惊叹——《何谓侠义》侠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理想,一种饱含着梦幻与荣光的意志,无论于理是合是悖,无论于法是反是违,侠永远固执著心中不变的追求。

而这追求,是在呼天不灵时的替天行道,是在叫地不应时的代地执法,有所不为,有所必为,在执法不公正时,在合情不合理时,侠者蓦然回首、横空出世,代行着公平执法、救难救急的使命……这种品格,叫做“义”。

以侠的方式行义,就是“侠义”。

“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义”这一种人格意气,这一种理想和梦幻,靠了侠的果敢急难而发扬光大。

“侠”又秉持着“义”一道义、正义、侠义而渗人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心灵,贲张、激动、沸腾。

快意恩仇,挥洒博豪情——豪爽而豪迈;轻生重义,仗义为游侠——壮伟而崇高;一诺千金,剑出不空回——气出正如虹;横行长街,浪迹走天涯——潇洒又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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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的游侠与侠士精神
姓名:宋志
班级:中141-2
学号:201451501208
关键词:士阶层侠文化游侠列传游侠的社会地位诸子百家
内容摘要:先秦时期的游侠是当时社会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阶层,他们仗义疏财舍己为人,或行侠仗义,或劫富济贫,或刺杀王僚,我行我素来去匆匆。

而自秦建立统一封建王朝之后,这个阶层便沉寂下去了。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对侠士也有着不同的看法,侠士精神与百家思想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在对抗和演变中共同合并成为了中华文化精神,影响着后人。

正文:
先秦时期,社会动荡战乱纷争四起。

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在这样的乱世里,诸侯纷起,争权交兵,各国诸侯都纷纷礼贤下士,渴求人才,这种社会政治环境是士阶层逐渐崛起。

游侠的社会地位
当时的“士”主要有三种:凭借口才、善于奔走游说的策士(即纵横家);研究学问、授徒讲学的学士;还有就是带剑好武、有胆有勇的侠士。

在这三种“士”中,侠士的地位最低。

策士如苏秦、张仪都先后封相,一度权倾天下;学士如孔子、孟子,虽然政治地位不高,但他们名气大,在思想领域中建立了自己的学术体系,思想以及著作在后世成为文化主流。

与之相比,侠士纵然勇猛无畏,视死如归,但大都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只能依附在贵族的门下。

由此可知,先秦之侠士的受重视,与当时那个纷乱的政治环境有关,落难的君主贵族等等无法在军事上击败对方,就想借助与侠士的暗杀手段来达到获胜目的。

如曹沫执匕首为鲁国劫持齐桓公,专诸为公子光刺杀吴王僚等等,都受到了极优待的礼遇,但并不说明侠士的社会地位很高,只是反映了先秦侠客成为君主贵族利用的工具而已。

诸子百家论侠
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思想十分活跃。

主要有儒、墨、法、道、阴阳等五家。

先秦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他给侠下的定义是:“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

”韩非站在法家的立场上指出侠是“五蠹”之一,是为了迎合统治阶级得到的结论。

法家以法为天,强调吏治,反对侠士,对侠是十分明确的仇视态度。

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他们的理论指出了历史发展是受五行规律支配的。

这种阴阳五行学说除了对后来的武侠小说出现奇门遁术有所启发,在对待侠士的认识上也不会采取褒扬的态度。

相比之下,儒、道、墨三家的思想学说都与侠有些关联,也可以说中国侠士的发展,都从某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一部分,但又与这三家学说持相对立的态度。

据说,孔子也有武功。

《列子·说符》中记载道:“孔子之劲,能拓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

”意思是孔子虽有力气却不屑于以力气来闻名于世。

但孔子创立,的思想学说却与侠士精神有吻合之处。

比如,儒家的“士可杀不可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思想,就与大侠追求的境界高度一致。

并且,儒士与侠士都把名誉和承诺看得很重要,都好名又讲究信誉,因此后世出现了“儒侠”的艺术形象,在他们身上,融合了儒家温文尔雅、从容不迫、入世报国、舍
生取义等处世态度。

但儒家与侠客又在某些方面相互对立。

孔子主张仁政,他不语“怪力乱神”,从根本上轻视武侠的存在。

儒家所讲的仁义,是建立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三纲五常的限制上的,而游侠则不受这样的世俗的限制。

此外,孔子提倡“中庸之道”和“宽恕之道”,这也与侠的任性偏激、豪爽不羁、快意恩仇相对立。

游侠的行为经常不符合儒家的行为规范。

说到底,是二者所代表的立场不一样,儒家代表了士大夫的道德观,而侠客则代表了平民的道德观。

从整体上来看,儒家注重整个社会的教化,通过思想来控制民心,而侠客则更加有个体意识,更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道家与游侠,在某些方面具有相同点。

老子否认社会制度的约束力,提倡无为而治,庄子向往自然,回归自然,以避身山野为乐,这显然符合侠士不受世俗与礼教的约束,敢于对抗压迫而逍遥自在的追求。

金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他具有乐观豁达追求逍遥自由的天性,在我看来是道家思想与侠士的完美结合体。

但是二者的对立面也是存在的老庄标榜清静无为、与世无争,而侠士则好打抱不平、伸张正义,更有甚者喜欢争强好胜,二者的风格出现了差别。

侠士做不到道家那样超脱于世,依然在现实中存在发展,虽然好逍遥自由,但并不放弃对现世的追求。

墨家与侠士的关联性最大。

第一,墨家学派的人都具有不怕死,敢于牺牲的精神,这与侠士舍己为人、行侠仗义的作风一致。

第二,墨家与侠士都有强烈的正义感,都乐于助人,墨家的兼爱思想与侠士的行为方式也有一些关系,侠士大多为人豪爽,乐于帮助他人。

第三,墨子集团有严格的家法,这与侠士遵守江湖帮规而轻视皇法有共同之处。

第四,墨家与侠士大都出身于下层庶民,他们都代表了平民百姓的利益。

墨家与侠的对立处体现于墨子提倡“非攻”,反对用武力解决问题,而侠士主张快意恩仇,用个人的武力去解决仇恨。

另外,墨家子弟生活简朴,自愿吃苦,严于律己,而侠士则有个人英雄主义作为行为准则,生活自由散漫无拘无束,甚至挥金如土花天酒地,在生活行为方式上有着极大的差别。

总之,先秦时期的侠士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独立的阶层。

他们的行为准则分别吸收了儒道墨的一部分,然后形成了自己的处世方法原则。

但是他们这个阶层并不受到统治者和诸子百家的欢迎,一方面触犯了统治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又与各家思想不一致,这就导致了中国的侠士的命运注定是坎坷的。

史记与侠士
侠士不被社会其他阶层所看好,一诞生就收了统治阶级和诸子百家的仇视。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对侠士另眼相看,史学家司马迁就为侠士立名著书,把侠士写进了《史记·游侠列传》、《史记·刺客列传》。

司马迁的四象学说很杂,基本思想倾向于道家,他一方面受父亲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由于他自身经历的不幸,从而导致了这位大史学家具有不凡的眼光。

班彪、班固父子曾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

由此可见,司马迁不承认儒家独尊的地位,很多观点都与当时的正统思想不一样。

通过班氏父子的指责能够说明司马迁思想中的平民意识。

并且他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史学家能够宣扬侠士,十分难能可贵。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给“侠”下了明确的定义:“救人于厄,振人不
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背言,义者有取焉。

”在《游侠列传》中进一步说明:“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行,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由此概括出了侠士的基本特征:疏财济贫,助人为乐,一诺千金,忠于知己,舍生取义,视死如归。

司马迁是第一个肯定侠士的知识分子,他一次提出了侠的道德品行与行为规范。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认为真正的侠应该是“仁者有乎”,即有仁爱的风范,不能仅仅靠武功来战胜对方,更需要有爱人之心。

侠士的种类和典型代表
在先秦时期,侠客主要包括刺客、游侠、卿相之侠、儒侠、盗侠这五个种类。

刺客的典型代表有很多,司马迁在刺客列传里记载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田光、高渐离七个人。

其中专诸、豫让、荆轲和没有在列传里的要离合称“战国四大刺客”。

在这四个人中,我认为豫让最具有侠士之风,他为了给智伯报仇,改名换姓,吞炭涂漆,后来被赵襄子抓住,请求刺砍衣服,然后自杀。

游侠的代表是侯嬴与朱亥,他们平时隐没在市井之中,但他们以行侠闻名。

一旦有人重用他们,他们便赴汤蹈海在所不辞。

侯嬴与朱亥,一个智谋出众,一个勇力过人,但都有舍生取义的胆识,也都可称为真正的侠士。

朱家是儒侠的代表,朱家是鲁国人,当地人都尊儒学,但朱家也任侠出名。

他本人并没有武功,但他行侠好义,具有仁者之风采,其品行高于以武术为能事的刺客。

他自己并不富裕,吃穿很简朴,却用钱财救济贫者。

他曾帮助过季布的忙,当季布获得尊贵地位后,他就避而不见。

卿相之侠的典型代表是战国四公子,他们都是贵族,又都乐于接纳各式人才。

盗侠也是侠的一种。

为盗者一方面为了生存,另一方面也是对豪富之家仗势欺人的不满,由此成为反抗者,而一些盗的行为也与侠的行为有相通之处。

尽管侠文化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但依然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已熔铸在中华民族精神之中,其中所蕴含的平民意识和反抗意识透露着中国人的血性和尊严。

侠文化突出自己独立的人格,在中国强调集体意识的传统中透露出了自己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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