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自我”探索中的“九叶诗派”(一)

现代“文学自我”探索中的“九叶诗派”(一) 【内容提要】在西方，文学自我的生成始终建立在肯定性的主体精神之上，而汉语语境中的文学自我则向来缺乏自足自律的生长土壤，始终默认并遵守着传统价值的运作法则。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九叶派”诗人们则在西方审美自律的远景影响下，消解了中国新诗主流阵营中僵硬的历史决定论，将正常生活中的历史经验深化为个人化语言的美学经验，有效地表达了对意识形态化自我的抗争，也保留了文学自我中的集体意识为有效的客观对应物。 【摘要题】思潮与流派 【关键词】九叶诗派/文学自我/历史意识 【正文】 中国现代诗的尝试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引进西方现代诗潮的结果，由于旧体诗在现代语境中成为不合法的存在，因此现代诗必须直面各个层面、不同阶段的现代性问题。现代诗的作者们将不同的现代性原则(如民族主义、审美现代性等)投射到文本的表面，形成了各种现代诗理念的竞争。中国新诗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遇到了以《中国新诗》和《诗创造》两本杂志为阵地的一批年轻诗人(后来其骨干成员被称为“九叶派”)的全新“现代主义”诗观，在新诗如何保持本体审美性的同时，不放弃对社会现实的指称，作出了可贵的探索。本文拟讨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塑造的“文学自我”——向着审美自律生成的自我意识——如何受到中国历史语境的压力而变形，以及九叶派诗人在双重压力——与文学发达国家的“接轨”的要求和中国本土的历史要求——之下如何进行表意方式的选择。 一、理想模式的构造：“自我”理念的中西差异 在西方，文学作为审美独立主体对于作家创作主体作为文本的“诗”与作为表象事实的“历史”之间针锋相对的关系，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确立，他在《诗学》中将历史学家贬抑为对“已经发生的事”的模仿者，而称颂诗人筹谋的是某种可能给予的普遍真实，以及“可能发生的事情”（注：亚里士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35页。）。至18、19世纪，欧洲诗人为了对抗以城市生活和工业文明为标志的理性主义的世界扩张，发展了一种反启蒙的浪漫主义立场，浪漫主义诗人诉诸肇始于民族感性传统的神秘主义传统(尤以德国浪漫主义为最)，将感性自我的生活进行本体化的超验处理，使之上升到“想象力”的绝对高度。这种想象力的实质是将主体精神从经验的、散文的历史世界中脱离出来，依照诗的绝对原则来构建世界图景，这使“自我显现”成为绝对可靠的本体意识。 这一诗学想象层面上的“自我”的独立存在依据导致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发生，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规定了现代性的“我”的认识论前提，即只有依靠绝对的、主体性的“我思”作为本体，成为与一般的经验现象区别的自我存在。而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则为美学的现代性转换在哲学逻辑方面作了最充分的论证。康德指出，快适或善的愉悦是与利害相联系着的，与此相反，审美判断是无利害关系的，是无目的而又合乎目的性的，它通过审美愉悦发现自己是自由的，因而它不是宗教、道德或认知的工具，它自身即是目的，这构成了西方文学审美现代性过程的认识论基础。至19世纪下半叶之后，西方总体社会的分化使个体写作急需退出经验世界，现代主义者将文本本身视为一个中介性的客观对应物，以此抵抗布尔乔亚工具理性的侵袭，于是浪漫主义的特殊感性的“自我”便转化为抽象形式结构的“文学自我”——“在资产阶级艺术中，对资产阶级自我认识的展现出现在一个位于生活实践之外的领域。在日常生活中被限制为部分功能(手段与目的的活动)的公民，这时能够在艺术中被发展为‘人类’了。在这里，人们可以展现自己丰富的天才，尽管这是以该领域与生活实践严格分开为先决条件的，从这方面看，艺术与生活实践的脱离成为资产阶级艺术自律的决定性特征。”（注：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19—120页。）就像约瑟夫·弗兰克评论艾略特的想象模式：“历史的想象转化为神话的想象——一种时间已不存在的想象。”（注：引自Eysteinsson,Astredur.,TheConceptofModernism,CornellUniversityPress,p.204.）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自我”试图超越感性自我的含混迷茫，它不是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来感知世界，而是以文本主体的超越精神获得与一体化的现实相对峙的个别性。 而汉语传统语境中的“我”或者“个人”从来就缺少西方式的自我规定，安敏成曾断言：“对于中国人来说……无论作者如何高超地使用(他或她的)技巧，私人主体的影响微乎其微；诗歌更应该被看作是能够被分享、被公共化的情感激流的透明载体。作为一种普遍的、可交流的人类感情(而非私人激情)的表达。”（注：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在五四时期对于现代的“我”的专注中，很少有对艺术自主性所反映出来的真理性内容的关心。所谓现代的、具有个性的“我”在文学中的披露，往往体现为抵抗既成的政治、经济等压抑力量的盾牌。譬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的文学对于建立新文学发出的口号均以对比方式出现：“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6号(1917年2月1日)。）在这里，文学对自我声音进行书写的目的是在促成某种公共的文化、社会价值的转变。我们看到，中国现代文学的核心问题——“自我”或者“个性”的归依之地究竟在何处，经历了不断的阐释过程：从徐志摩式的主情主义到郭沫若式的自我爆发到王独清式的“世纪病”以至何其芳、郭沫若“转向”之后对自我意识的湮灭。所有的这些“自我”都同样证明了当东西方发生面对面的文明遭遇之时，传统的自我意识始终不能成熟到拥有一个自足自律的基础空间，其在文学上的构造因受到社会现代性的挤压，总是象征性地被转化为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建构力量，每当这个现代性国家出现新的方向时，“自我”作为一种语言策略的表达就会应时而变，甚至最后达到自我消灭(融入“大我”)亦在所不惜。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中国新诗人对于外国作家的追摹往往采取一种随机的、任意的态度，像郭沫若崇拜的诗人就包括雪莱、惠特曼和歌德，而他仿佛从未想过这几个作家彼此创作个性之间的巨大差异。鲁迅在其杂文中讽刺那个时代的文学论争是：“尽先输入名词，而不介绍这名词的涵义”（注：鲁迅：《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7页。），便是说明语言主体内涵的匮乏。除了周作人等少数头脑缜密的作家之外，很少有作家对超越性的“文学自我”与日常化的“人格自我”之间的差别作出学理上的讨论。 以上的概括固然简洁，但它付出的代价是以绝对的西方理论预设来笼罩复杂多变中国现代化历程。我们要承认这一做法并不公平。即使在西方，纯粹超越意义上的“文学自我”也并未获得过完全的胜利，它只是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模式”，行动者作为实践目标努力趋近的一种逻辑假设。就历史层面而言，现代中国的文学实践只可能基于其本土资源以及独特的历史际遇方能展开，因而呈现出来的具体的审美现代性的情境以及经验内容也必然与逻辑层面的西方审美意识大不相同。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我们就可以不局限于“文学自我”在西方语义上的规范定义，而得以对其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流变进行探索。 二、寻找历史变革的负载主体 在中国“五四”一代的作家那里，“自我”的定义总是蕴涵了对公共集体价值的关注，即使是创造社浪漫主义式的自我表现也希图以某种方式推动广泛的民族复兴，像郭沫若的《女神》赞颂的就不只是个体的涅槃，也是中华民族的再生；而郁达夫的《沉沦》中，个人的羞耻也只有民族未来的强盛才能治愈。“自我”的解放意味着从旧的、麻木的社会结构中释放出来，这一存在与个体和传统背景之间紧张关系之上的自我概念实际上与启蒙现代性的历史意识相关联。历史意识意义上的现代性表现为一种与传统判然有别的时间意识，这一新的认识论塑造出了“五四”一代要担当历史变革的负载主体的“英雄自我”，将个人英雄般的精神和正在上扬的历史力量相结合，当“自我”从“旧时代”的黑暗中脱离，投身于全新民族国家的建立时，“自我”首先被当成即将来临的社会革命的先驱。 对于这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成为中国总体历史变革的承担者的命运，我们可以从中国“市民公共领域”之不得建立解释其社会根源。哈贝马斯认为古典的“代表型公共领域”和狭小阴暗的“私人领域”之间应有一个缓冲区域的制衡，而这个区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市民公共领域”，市民公共领域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建立起了一块“文学公共领域”(咖啡馆、沙龙和文学团体)，文学公共领域作为一种文化机制执行了强大的社会功能，一方面可以启蒙公众，另一方面在批评的过程中培养了现代社会的中坚力量——市民阶层。这就是说，文学艺术不能仅仅作为现代社会变迁的一种工具，它自身就是现代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起到了缓冲“代表型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尖锐对立的巨大作用，“通过阅读小说，也培养了公众；而公众在早期咖啡馆、沙龙、宴会等机制中已经出现了很长时间，报纸杂志及其职业批评等中介机制使公众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他们组成了以文学讨论为主的公共领域，通过文学讨论，源自私人的主体性对自身有了清楚的认识。”（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而中国由于本土很难出现与现代西方的市民社会类型相似的社会构造，要完成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转换就需要新兴知识分子对社会成员重新加以组织，知识分子应该突破自怨自艾的私人领域，深入到城市街头和农村作广泛的政治动员，教育社会成员应该为一个新的、现代的“共和国”(民族国家)的建立而组织起来。而“组织”却需要强势的价值理念支撑，这样，“文学”即成为社会启蒙运动的趁手工具，而某种历史中的意识形态在逻辑上就可能被赋予进步性。（注：参看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94—397页。刘小枫认为，欧美政党的出现以工业社会的新阶级分化为前提，群众社会先行形成，促成政党政治，在中国情况则不一样：在政党出现和政党政治形成之时，群众社会并未形成，所以中国的群众社会“是由知识人群体组织的政党动员、组织而结集起来的”。） 漂泊无依的自我转化为历史变革的负载主体，这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内在紧张感，在此背景下就不难理解何其芳、郭沫若等前浪漫主义诗人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意识形态的突然转向。他们倾向于服从独断的价值理念，把浪漫美景寄托在一种新的历史阐释观点上，文本在他们那里只是起杠杆的作用，帮助他们再现某种“进步性”的价值理念，达到社会变革的迫切需要。这使得“文学的革命”蜕变为“革命的文学”。 可以说，对在现代中国完成历史变革的负载主体的寻找，便是中国知识分子现代“自我”的寻找。先在价值理性的存在价值恰当地说明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人格形成时与民族国家需求的互动关系。无论如何，依靠强力价值理念的文化同一性符号，整合各种依附于传统的、自发的、本能的自我意识并使之意识形态化远非理想的策略，没有中间层的市民公共领域的缓冲，由外在的民族国家意识直接掌控民众心理，这仍然会堕入“代表型公共领域”的言说方式。 意识形态化后的价值理念的最大益处，就是把传统的“自我”向着蕴涵了民族、民主观念的现代价值生成，这一现代性方案最终获胜完成了19世纪以来西方民族国家观念西渐本土后的最重要的阐释和创造性转化。但是，现代性在哪里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艺术自主性的诉求在中国并非毫无回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因为阶级压迫与反压迫形成的国内紧张形势暂时让位于外来的军事压力，反而使得作为后方的中国西南地区(尤其是荣膺“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精神文化状态为之一缓，“战争的发生以及由此引发的整个社会的生活和人们的生活阅历、经验与思想的巨大变动，虽然给人们的现实物质生活带来的是一场空前的劫难，但是对于要求通过多方面的、自由的探险和尝试来丰富、发展新文学的愿望来说，提供的却未尝不是一次有利的机会。”（注：范智红：《世变缘常——四十年代小说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而此期在《中国新诗》和《诗创造》两本杂志发表诗歌的现代诗人(九叶派)身上体现出的现代性的抵抗，恰恰既回应了世界范围内对美学自指的吁求，同时又并不堕入任何回避困境中的历史现实的任何形式上的安慰。他们以自己带有现代主义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