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级语文上册2.6阿长与山海经还原法分析和关键词解读──解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阿长与〈山海经〉素

还原法分析和关键词解读──解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

《阿长与〈山海经〉》

【关键词语】

乐园无限的趣味宿儒阿长特别的敬意伟大的神力

中学语文教学最大量的时间花在作品分析上，但是，分析的有效性却令人悲观，原因在于，第一，流行的文学和语言学的观念，在根本上是落伍的，远远落在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成就之后；第二，方法，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实际上是从表面到表面的滑行，造成大量的庸人自扰。目前的任务的严峻性不仅仅是观念更新，而且在于把哲学的分析方法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方法。

大家都反复声言要对作品进行分析，但却往往满足于作品与对象之间的同一性。分析的对象是矛盾和差异，如果连矛盾都没有，没有揭示矛盾的具体办法，还谈什么分析呢？还原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揭示矛盾，然后才是如何进行分析。

从宏观理论上谈问题，肯定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本文仅以两篇鲁迅作品的“分析”来展示这种方法。

一、《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解读

首先提出一个问题，在这篇课文中，有什么东西是有可讲性的，也就是值得分析分析的。许多时候，在中学语文课堂上，我们都不知道要讲些什么。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该讲的，不讲，不该讲的，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没有难度的，大讲特讲，有时更无谓地制造难度，把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白白浪费了自己的和学生的生命。为什么会对明明有可讲性的地方，视而不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忽略了语言的人文性。没有把语言和人物、作者的精神生命结合在一起来解读。许多教师对于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这个经典命题并不太陌生，但是，并不真正理解“存在”是什么意思。存在，在英语里，就是 being，也就是人，人的生命。没有弄清楚这一点，难怪在教学实践中搞得稀里糊涂。我们读懂作品不能满足于字、词、句、段、篇的解释，因为阅读不光是为了文字，也是为了读懂作者和人物的生命，他们内在的精神和情感。这一切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在非常具体、非常灵活的语言中的。我们的中学语文教学最大的弱点，往往是读懂了文字，却没有读懂作者在特殊语境中的心灵，因而，从根本上来说，也就谈不上可分析性。

从哪里找出可分析的矛盾性？

应该是从语言出发，甚至也可以说是从语词出发，这没有争议，但有两种可能：一是，纯粹的工具性，讲字词句段篇。当然不能说这没有必要。但是光停留在这一点上，则可能画地为牢，得言忘意。

另一种可能是，从语言的工具性上深入一步，对语义进行分析。要注意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科学性的，语言的工具性，讲究用词的准确和规范，字典语义是共通的、稳定的。另外一种，是超越字典语义规范的，表面看来，甚至有可能是违反了语言规范的。因为它带着非常强烈的个人的、临时的感情色彩，这种语言的性能和语义不象字典语义那样是共通的，而是在具体的语境中，个人化的。正是这种个人化的运用中，我们能够辨认出作者和人物的

个性和深层的、潜在的情感。我们所说的语言的人文性，大体说来，就是人的精神的载体，不是一般的、抽象的人，而是个别的、特殊的人、以超越常规的语义，表现自己丰富的精神。

１、找到关键词语，抓住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差异和矛盾，看特殊的心灵奇观：

并不是在所有的语句中，都充满了这种超越常规的、瞬时的语言。如果所有的词语都是个人化的，都富有作者临时的、在特殊语境中赋予的意义，读者就很那理解了，作者和读者之间就很难沟通了，就像我们在一些前卫性很强的诗歌中看到的那样。在经典散文里，这种超越常规的情况，只是在一些局部的、关键的词语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正是在这种地方，隐藏着作者和人物的心灵密码，也正是在这里，显示出语言的精妙。

比如，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乐园”这两个字，在许多教师那里，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可讲性，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它只有一个含义，那就是写在字典里的那种意思，这样就没有什么矛盾可以分析。但是没有矛盾，没有差异，就无法进入分析的层次。关键不在于要有矛盾，而是如何把矛盾揭示出来。因为，一切经典文本都是天衣无缝的，矛盾不在表现，不是现成的。得有一种具有操作性的方法把矛盾揭示出来。

我们在分析《荷塘月色》和《再别康桥》的时候，曾经提出一个方法，叫“还原法”。

首先要从文学语言中“还原”出它本来的、原生的、字典里的、归法的意义，其次把它和上下文中，也就是具体语境中的语义加以比较，找出其间的矛盾，从而进入分析的层次。

按原生语义，乐园，令人想到美好的天堂，至少是风景极其精彩的地方吧。如果是一个荒废的园子，“只有一些野草”，把它当作“乐园”，可能回给人以用词不当的感觉。但是，鲁迅在开头第一段却强调说：百草园，“不过只有一些野草，但那里却是我的乐园”。这里关于“乐园”的特殊理解和运用，正透露了一个孩子的通信，离开了孩子天真的心灵是不能得到解释的。这里的乐园，具有双重含义，一重和字典里的含义有关，肯定是一种美好的场所，但同时还有另外一重含义，用来形容一种并不美好的场所，但可以和读者分享童年美好的回忆。

从符号学的理论来说，这就是所谓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矛盾和转移。关于符号学，也许有些教师并不陌生，有些理论家讲起来，更是滔滔不绝，但是，一到具体文本，我们有些同行就有点捉襟见肘了。

福州市有一位小学生，写了一篇作文，题目叫做《过了一把当班长的瘾》。写的是他们班主任想出来的一个很好的主意，让每个同学都当一天的班长。全文就是他当班长的兴奋和趣味。但老师却在评语上说，当班长的“瘾”，不妥。“瘾”，是贬义词，和烟瘾、酒瘾联系在一起。轮值当班长是为同学服务，也是锻炼自己。老师建议小作者要正确用词，应该先查查字典。最后还批评小作者的文章“缺乏童趣”。这真实有点滑稽了，“过瘾”，恰恰是最有童趣的地方，你把人家批了一顿，又回头来问人家要童趣，这不是骑在马上找马吗？语义，尤其是在抒情性语境中，具有无限潜在的能量，日常交往和写作的最佳效果就是对这种潜在量的发觉，学生凭着语感和直觉，并不那做到。教师的任务，是帮助学生发挥自由直觉，而不是扼杀。

这个批语，在理论上的根源就是单纯工具论的流毒。工具论把语言当作客观事物的本质反映，当作思想的“物质外壳”，这就难免造成一种错觉，以为语义是本质的唯一表现，这就必然把语言的人文性、文学语言的个体性忽略了。我们的汉语，字典意义和具体语境中的语义（或者所指），并不完全重合。字典里的意义非常有限，而在具体上下文（语境）中的语义，却因人而异，因事而即时生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无限多样的语境和人物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