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级的认同及其整合
当前我国社会中间阶层的现状分析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JOURNAL OF GUANGZHOU INSTITUTE OF SOCIALISM 2010年第4期(总第31期)No.42010(Serial No.31)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
二十余年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原来相对封闭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分配制度的合理化、法制的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以及新的劳动、人事、教育制度的确立,使中间阶层悄然崛起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一、当前我国中间阶层的划分及其对象1、中间阶层的概念对“中间阶层”(或称“中间阶级”、“中产阶层”、“中产阶级”)的界定,由于侧重的角度不同,理论界有不同的表述。
由此形成的各种界定虽无实质性的区别,有的还互相兼容,但不同的界定必然导致中间阶层所指对象的差别。
马克思关于中间阶层的思想,集中体现在《资本论》中,散见于他的著作及手稿中。
虽然他没有明确地给出中间阶层的定义,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间阶层分析的基本思路。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中间阶层是其社会地位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层和社会集团。
中间阶层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都不是统一的整体,因此中间阶层属于社会过渡阶级范畴,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而只是一个社会阶层。
我国理论界的划分目前主要有三类:一是从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对中间阶层进行界定。
根据职业分类,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认为中间阶层是指就所拥有的各种资源而言,“处于社会的中间等级位置,属于社会中间层。
”二是侧重从经济角度对中间阶层进行界定。
比较多的是以收人和财产为标准。
有的则强调经济生活的状态,如马得勇认为,中间阶层是介于贫困阶层和富有阶层之间的一个阶层。
有的将收人、财产与生活状态结合起来加以界定,如李强认为,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是指生活水平、财产地位处于中等层次的社会群体。
这样的界定比较普遍,有合理的成分,但从纯经济的角度或生活状态,不仅很难有清晰的衡量和操作标准,而且现实生活中收人、财产状况和生活水平与阶层位序错位的情况并不少见。
秦始皇四大历史功绩

秦始皇有四大历史功绩:一是统一中国。
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扫平六合,结束了封建诸候割据状态;强力开疆拓土,使南蛮、东夷、北狄、西戎的广土众民,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奠定了中国基本版图。
统一中国是秦始皇的伟大历史功绩,此后法家政治权力思想和儒家意识形态的高度联镇整合维持了国家大一统的局面。
二是创立政制。
废分封、立郡县,实行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对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深远,千载犹行秦法政;建立以能力和贡献为主要依据的选贤任能机制,以“无功不受禄”摧毁了“世卿世禄”的血缘宗法制,打开了底层平民向上跃升的通道和空间,出现了其父富有天下而子弟为匹夫的现象,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不幸的是,随着秦王朝的灭亡,贵族制死灰复燃,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上的一个可怕的赘瘤。
三是厉行法治。
秦国借鉴西周和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法治建设的经验,根据本国的实际,以李悝的《法经》为蓝本,以韩非的《韩非子》为重要的法治扩源思想,通过商鞅变法和李斯定法,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果。
秦始皇时期,法律相对完善,依法规范人们的行为以及经济社会生活,事决于法,法治已是活生生的实践,成为治国之具。
虽然,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和统治者个人价值偏好的影响,秦律重义务、轻权利,除害有余、兴利不足,工具理性发达,但统治者的治世理念和法治思想,是极其宝贵的。
时至今日,依法治国仍然是人类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
四是文化整合。
推行法同壹、车同轨、书同文、度同制、币同值、行同伦,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创造了文化认同、文化支持的基本条件,从根本上避免了国家分裂,使统一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
然而,秦却国祚短促,何也?后世皆认为,商君之法,使秦食足兵强,以威力吞并六国,成就帝业;秦政之失,在于严刑峻法,吏治深刻,赋敛无度,仁义不施。
对此,诸史家之言,繁衍丛脞,常常辞虽小异而大旨则同。
岂知历史不忍细看,细看历史,秦始皇被严重丑化和抹黑了。
后世诟病秦始皇,荦荦大端者为严刑峻法。
中产阶级富人划分标准

中产阶级富人划分标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概念也在不断演变。
在中产阶级的定义中,我们通常会关注收入、资产、教育水平以及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
本文将探讨中产阶级富人的划分标准,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个群体。
一、经济实力首先,中产阶级富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他们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
一般来说,他们的年收入在几十万到几百万之间,这是他们在生活中能够自由支配的重要基础。
此外,他们的家庭财富也是衡量其经济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包括房产、股票、基金等投资。
如果一个人同时具备高收入和高净值家庭的特征,那么他很可能是中产阶级富人。
二、社会地位和社交圈层其次,中产阶级富人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也是他们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他们的职业通常都是公司的高级管理层或成功的企业家,这也让他们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他们也会活跃于各种高端社交场合,与相同的社会阶层交朋友。
通过这种社会互动,他们能更深入地了解彼此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和社会地位。
三、生活品质和享受作为中产阶级富人,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去追求高品质的生活。
这可能体现在他们对生活的精致追求上,比如美食、旅游、健身、艺术欣赏等方面。
另外,由于他们有着较强的购买力和多样化的消费渠道,因此可以随时随地进行高档购物或者尝试新的娱乐项目。
所以当一个人的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周围的人时,他也很有可能会被归为中产阶级富人这一类。
四、精神需求满足程度除了物质上的富有外,中产阶级富人也非常注重精神需求的满足。
他们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充实自己,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
这不仅包括在职场上的专业技能提升,也包括个人兴趣爱好的培养和学习新知识的能力的提高。
一个在生活中能够不断地汲取新知并不断提高自身素养的人很可能被认为是中产阶级富人。
五、教育背景和职业发展中产阶级富人通常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成功的职业生涯。
他们可能在名牌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高素质的教育经历。
中国阶层及消费习惯

中国阶层及消费习惯这十大阶层包括:(一)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指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中,行使行政职权的领导干部。
(二)经理人员阶层:指国有大中企业,城乡各种股份所有制大中型企业、大中型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中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三)私营企业主阶层:指拥有私人资本,雇用八人以上的企业主。
(四)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指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各种经济成份的企业中从事科学技术的专业人员。
(五)办事人员阶层:指协助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处理日常事务的专职业务人员。
(六)个体工商户阶层:指拥有少量资本,从事小规模生产、经营活动的小业主、工商户。
(七)商业服务人员阶层:指在第三产业中从事体力或非体力劳动的员工。
(八)产业工人阶层:指在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中从事直接或辅助性生产的体力、半体力劳动的员工,其中农民工占大多数。
(九)农业劳动者阶层:指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并以此为收入主要生活来源的农民。
(十)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包括失业、失地、待业的人员。
有关专家认为,就结构形态而言,目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还只是一个中低层过大,中上层有所发育但还没壮大,最上层和底层都比较小的“洋葱头”型结构。
国家有关部门应创新和制定恰当的经济社会政策,推进户籍、就业、人事、社会保障等改革,调整城乡、区域和就业结构,引导培育形成一个合理的开放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中产阶级消费特征:1.消费结构转型:生存必需性消费的“非必需化”,在目前消费的变化中,最主要的是整个消费结构在发生明显的变化。
这在不同阶层的消费中表现出来。
在日常各类主要消费项目中,中产阶层家庭的消费按重要性排列分别是:饮食:62%;服饰:34%;子女教育:31%;购房:28%;文化娱乐:20%医疗保健:13%;社交应酬:4%购车:6%个人继续教育:1%。
而其他非中产阶层的家庭消费主要项目的顺序依次是::饮食:72%;服饰:24%;子女教育:29%;购房:13%;文化娱乐:12%医疗保健:12%;社交应酬:4%购车:2%个人继续教育:4%。
《玲珑》杂志与上海中产阶级女性身份认同开题报告

《玲珑》杂志与上海中产阶级女性身份认同开题报告背景与简介:女性杂志在中国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以《玲珑》杂志在上海市场上的影响力尤为突出。
作为一本大型综合性时尚生活类女性杂志,《玲珑》杂志旨在提供一系列的时尚新闻,生活建议,美容贴士,以及各种文化资讯。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品质的提高,上海地区中产阶级女性群体的身份感和消费观念也在逐渐转变。
因此,研究《玲珑》杂志与上海中产阶级女性身份认同的关系,不仅有助于了解这部分人群的价值观和需求,也为杂志的品牌建设和业务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目的: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玲珑》杂志与上海中产阶级女性身份认同之间关系的探究,探讨在当代中国社会背景下,个体主体性、性别身份、家庭角色、职业意义、价值理念、文化信仰等因素对消费者的影响,并分析杂志业务的经营策略。
通过对样本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我们旨在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1. 《玲珑》杂志对于上海中产阶级女性的身份认同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否存在一致性的价值观念以及情感体验。
2. 以消费者视角分析《玲珑》杂志内涵的塑造、产品推荐与广告反应在读者身上的效应。
3. 研究上海中产阶级女性在享受消费乐趣的同时,他们的个体主体性、身份认同、生活方式、文化素养等方面是否存在与《玲珑》杂志产生“反差”的现象。
方法:本研究将采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相结合,包括问卷调查、深度访谈以及文本分析。
问卷调查将通过构建量表和选择通讯渠道的方式进行。
深度访谈将使用半结构式和非结构式的方式,对受试者的消费行为、价值观、文化信仰、家庭角色以及杂志阅读体验等方面进行详尽的探讨。
文本分析则将对《玲珑》杂志目录、文章、广告和产品推荐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预期成果:通过对样本数据的分析和研究,我们的研究将产生以下预期的成果:1. 描述《玲珑》杂志与上海中产阶级女性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分析杂志在塑造消费者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念方面的作用。
2. 剖析《玲珑》杂志中产品推荐和广告反应在消费者身上的效应,探究杂志业务的经营策略以及其在读者身上的实际效果。
当代中国之阶级状况

当代中国之阶级梁自存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总结认为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分析模式,即阶级、分层和利益群体。
前些年占主导地位的是分层模式,近几年有一种从分层模式向阶级模式转变的趋势。
在前两期的讨论中曾经讨论了农民工世袭化问题和中国的特权阶层,都牵涉到如何认识当下的中国社会,本期,我们通过三本社会学著作的介绍来继续讨论中国的社会结构。
“断裂社会”:阶级状况的当代表述“断裂社会”是孙立平在《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
他使用断裂社会来指称这样一种社会状况:社会的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而且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
主要表现在:首先,下岗职工和失业者,他们不但被排斥在就业结构之外,也被排斥在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的保护之外,而且这种状况有可能是永久性的,而非暂时性的,即他们的状况不会随着再就业创造出来的新职业而有所好转。
其次,断裂社会出现在城乡之间。
农业的小规模经营使得农业无法实现产业化,农民的农业收入仅够买农业生产资料的费用,因此无法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成为一体,农民成为被甩到工业化社会结构之外的群体。
农民进城之后,只能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却因为城乡二元结构只能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的劳动力市场之外;而且,进城农民因为所谓的城市容纳能力,虽然已经在城市中进行劳动就业却不被承认为城市市民,他们既也不能享受城市居民享受的社会福利,子女不能在城市学校上学。
城乡断裂发生的一个巨大的社会背景是中国已经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城市越来越多地与国际市场发生交换,反而与农村不在一个交换体系,城乡之间以前的那种相互依赖减弱了。
而中国加入WTO与世界接轨无疑成为拉断的力量,越是与外部接轨程度越高,就越与本社会没有关系。
在断裂社会中,中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一个巨大的悖论:即使经济有一个较为快速的增长,但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不能从中受益;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会从经济停滞中受害。
最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读后感

12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有感34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回答了中国革命提出的许多重大疑5难问题,辨明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
毛泽东在文章里面开宗明义地指出:“谁6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7为什么要对中国各阶级进行分析呢?因为只有分析清楚中国纷繁复杂的8各阶层,才能分析敌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一切需要打击的敌人。
9使得在艰难的革命斗争中,不错把敌人当成朋友,给革命的队伍和国家的前途造10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阶级分析方11法,将复杂的中国社会群众分为五大部分: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12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
13在这些关系相互缠绕,行动相互影响的阶级里面,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中产14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中国革命15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在夹缝里艰苦发展和求生存时16无比的渴望和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革命运动在17国内有无产阶级的积极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时,由于其欲达18到大资产阶级的发展要求受到威胁,他们又会怀疑革命。
因而中产阶级的革命性19是不高的,甚至有时候是负面的。
中国共产党只能以思想政治教育部分革命性较20强的中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这对革21命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22半无产阶级主要包含:绝大部分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五23种,他们的革命性都不尽相同。
革命性的强与弱的原因在于不同阶级在旧中国社24会中生存的难易程度,很显然,生活越艰难的阶级,其革命的要求和愿望越浓烈,25其革命性也就越强。
这点在当今社会也是存在的,尽管不能说成是革命性,但可26以说成是对体制改革的迫切希望,也就是对中国现有的体制进行革命,尽量减少27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的巨大的区别的要求。
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悖论的社会形态

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悖论的社会形态作者黄宗智发表2008年06月30日16:00:00 文章访问量 864来源: 载《领导者》,2008年6月,总第22期。
亦载《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韦伯中间阶层“旧”、“新”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美国模式摘要:中国的社会形态不应简单地套用“中产阶级”占最大多数的“美国模式”来理解,也不应等同于“无产阶级”占最大多数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模式。
中国的社会实际与两大模式的关键差别在于其小资产阶级。
“旧”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和工商个体户,今天仍然占据中国社会从业人员的一半以上。
至于“新”的小资产阶级,亦即“白领阶层”/“中产阶级”,在经济收入上确实远高于“旧”小资产阶级,但他们只占中国社会的较小比例。
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结构中,低收入的旧小资产阶级,加上低收入的工人阶级,明显占绝大多数;也就是说,从经济收入来考虑,中国的社会结构明显仍然是金字塔型的,而不是橄榄型的,并且将比较长时期如此,绝对不应混淆于美国模式。
但是,如果从政治意义上来考虑,中国社会则确实具有相当庞大的“中间阶层”。
正如马克思和韦伯同样指出,面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歧,新旧小资产者同样是个“中间阶层”。
在当今中国,两者合起来要占到全国从业人员的70%。
这个占70%的政治意义上的“中间阶层”,绝对不可混淆于只占15%的经济意义上的“中产阶级”。
把两者等同起来,等于是抹杀了旧小资产阶级大规模存在的现实,等于是在建构一个完全不符合中国实际的美国模式或“中产阶级”“神话”。
使用“新”、“旧”小资产阶级的范畴则既能表达两者在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上的不同,也能表达两者在政治意义上的共同。
正是小资产阶级占大多数的社会现实,反映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多元性和政治不确定性;如此的不确定性可以看作弱点,也可以看作创新的机遇。
中国的社会形态既有其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美国中产阶级理论两大经典模式的一面,也与它们十分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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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社会分层,我们便可以发现,一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关系总是可以分成所有者与劳动者,比如,在当代社会中,我们依然可以明确地区分出老板与打工阶层。
而从拥有资本(社会权力)的角度来看,现代社会中的新中产阶级的产生,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所导致的社会权力再分配直接相关。
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经济关系相对简单,整个社会也很容易区分出资本家与工人两大群体,而随着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管理、知识、技术等要素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社会权力不再完全集中在资本家手中,而是为管理阶层所分享。
由于现代社会中的管理和技术阶层群体不断壮大,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这就导致了新中产阶级的诞生。
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这个新兴的社会阶层并不掌握生产资料,所以不属于资本家阶级,但他们又不同于传统的、从事体力劳动、仅仅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阶级。
这个新兴的社会阶层大部分从事的是脑力工作,而且穿着体面、收入丰厚,从他们身上已经看不到早期无产阶级一无所有的状况。
这个新兴社会阶层的阶级归属问题,曾引发了第二国际内部的理论纷争。
对于伴随着德国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新型熟练工人、经营辅助人员、经理及工头、白领阶层、公务人员等薪金雇员,卢森堡等人认为,虽然这些薪金雇员工作体面、身着西装领带,与传统绅士有几分相像,但他们仍然不占有生产资料,是无“产”者,所以仍然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
考茨基与卢森堡的立场比较接近,他把薪金雇员称为“硬领无产阶级”,认为他们虽然工作体面、收入颇丰,但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化的阶级格局。
而从考茨基所称的“硬领”概念中,我们却依稀可见后来“白领”概念之雏型;因为所谓的“白领”,指的便是穿着硬领白衬衫,系着领带、领取薪水的非体力劳动者。
作为社会民主党右翼的伯恩斯坦认为,阶级的分化主要体现为贫富之间的分野,而不是所有权争夺。
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是瓦解这个社会,而是要不断努力使工人从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向“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上升。
在伯恩斯坦看来,白领雇员数量的增长和多样化反映了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经济地位的改善,工人阶级正向着他所说的“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上升。
从第二国际内部对薪金雇员阶级归属问题的讨论来看,其关键点还是在于管理阶层到底有没有资本。
然而,资本本身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呈现出多样化的表现形式。
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资本主要体现为生产资料。
后来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复杂化,科学技术、管理、文化等成为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成为了“第一生产力”。
在此背景下,技术、知识、文化等构成新的资本形态,以致在知识经济时代出现了“知识资本家”。
考茨基与伯恩斯坦所争论的深层次问题在于对现代社会中的资本形态的不同认识。
考茨基实际上是坚持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实物资本的观点,认为薪金雇员不拥有实际的生产资料,所以仍是无“产”者,但他没有看到薪金雇员已掌握了一种新的资本形态——文化知识资本。
伯恩斯坦将分析的焦点从生产关系转换到财产(分配)关系,无意中却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即,薪金雇员所构成的中产阶级为何可以获得一部分剩余价值的分配权,传统的工人阶级为什么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中产阶级虽然不拥有实物资本,但拥有文化资本,他们通过这些文化资本分享到一部分剩余价值,而工人阶级由于没有任何形式的资本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
从这一现象来看,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的形态由传统的单一的货币资本、实物资本发展到现代社会的文化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多种形态的资本,使得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不再简单表现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两极对立。
与这种资本形态变迁相对应的是,“股份制”在资本主义企业组织形式中悄然兴起。
现代社会的股份制企业大规模地采取股权激励的方式,使许多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分享到了丰厚的剩余价值,他们通过拥有文化资本主而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资本的权力。
由此看来,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资本形态的历史性变迁。
从福柯所说的社会权力结构的角度看,生产资料所有权由于代表了一定的权力,故而成为“资本”。
在现代知识经济的社会中,由于知识与文化成为一种权力,所以也就成为布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
古尔德纳在提出其“新阶级”理论时,特别强调他所提出的由“知识分子和知识匠”所构成的新阶级在“占有生产资料的问题上,有着明显的共同征性,具体来说,共同拥有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
由此看来,所谓的新中产阶级,指的便是在现代知识经济社会中掌握了一定文化知识资本权力的人,这似乎是培根的那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的社会学诠释。
中国中产阶级的认同及其整合□沈晖,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不管在什么国家在什么时代,中产阶级都是一个异质性较大的群体,因此凡是谈到中产阶级的认同,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这一方面由于中产阶级的认同是动态的,它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时代的变迁而改变,如19世纪50 ̄60年代英圆桌会议16圆桌会议国早期中产阶级创业阶段的传统价值观是:自立、敬业、勤奋、节俭、认真、坚毅、耐心和责任感等,但到了维多利亚中期,中产阶级价值观已经蜕变成为达到目的而对财富不择手段的追求。
另一方面是由于中产阶级群体内部的异质性而导致的价值多元甚至对立。
如英国维多利亚中期的专业人员——中产阶级中的职业阶层,Perkin,H.认为:“他们有着自己独立的社会理想,虽然有时只是下意识的。
他们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建立在专业知识和根据才能选择人才基础上的社会。
”因此,他们不认同正统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有时甚至还公开批判这些观点。
相比于西方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年轻的中国中产阶级的价值认同显得尤为模糊。
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当前中国中产阶级群体在内部构成上,不仅表现出周晓虹所称的“新中产阶级和老中产阶级(新资产阶级)同时增长”的格局,而且即便在新中产阶级群体中,也有着“本土化”和“西化”两条生发途径。
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的不断加快和我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深入,传统社会的价值体系受到严重的冲击,整个社会呈现出多元价值倾向。
这个多元价值倾向同样表现在中国中产阶级群体身上。
尽管如此,当我们从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的行为表现去反观,我们依然可以发现他们较为一致地奉行着消费主义价值观。
我们不难发现,近年来媒体与广告宣传的一个严重倾向就是消费主义,而其主要的目标群体定位就是中产阶级。
在那些经典策划的广告案例中,“中产”总是与“品位”和“格调”相伴随,这一方面迎合了一部分中国新生中产阶级急于展现一种全新的生活理念与生活方式,彰显他们独特的符号标签与身份意义;另一方面,铺天盖地的消费宣传也不断刺激并催生着中产阶级的消费主义情结。
打开报纸,上面有关汽车、房产的广告,图片都特别大,色彩也特别引人注目,主题鲜明地向中产阶级发出邀请。
还有许多服饰报道也都采用大图片,亮色调,同样激发着中产阶级的购买冲动。
网站上的时尚文章,以细腻的笔触描绘着中产阶级的生活情趣,各种小资情调充斥着都市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还有一些应景之作也频频现世,《向中产看齐》、《情爱小资》、《你中产了吗?》、《中产线路图》、《中国中产者调查》等,无一不在刺激着当前浮躁心态的人们的脆弱神经……俨然“奋斗”、“赚钱”、“享受”就是中产阶级的人生三步曲。
受雇于外企的高级白领阶层,是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坚定实践者。
由于长年在西方跨国公司工作,他们无论是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还是在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上,都打上了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的深深烙印。
他们实际上成为西方消费主义嫁接到中国的一个中介载体,并通过他们的行为表现,对中国中产阶级的价值认同造成冲击。
如卢风所论,消费主义在西方已经遭到有识之士的批判,因为它要求人们把消费当作人生的最高意义,激励人们拼命赚钱,及时消费。
但它却使人们的欲望总处于激发状态,而无法产生真正的幸福感。
再如赵小鸣所言,更严重的是,它会给人类带来极其深重的生态危机、精神危机以及价值观念的迷失。
因此,年轻的中国中产阶级在为自己光鲜亮丽的外表和卓尔不群的品位自我陶醉的时候,他们的内心世界却同时充斥着某种程度的空虚、浮躁、不安全和缺乏归属感。
他们为了自己的目标努力工作,并且还必须更加努力,以便保持自己的经济水平和成就,从而获取更大的成功。
他们有着与一般大众或已经富有的人不同的风险和选择。
在他们的生活中,总存在矛盾的双重性:既渴望享受自己所得,同时又不安于现状,总是急不可待地投入到更加努力的工作中,以期能够巩固自己的地位,并且更加丰富自己的资源。
在他们的生活中,总是交织着来自不同方面的压力和冲突……尽管如此,中产阶级的奋斗充其量也只是在追求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和突破,因此他们很难获得群体层面的共同而明确的政治目标和自觉行动。
因而在社会政治倾向上,他们是消极后卫的。
在中国强大的国家力量控制之下,中国中产阶级相比于西方中产阶级似乎更加难以主宰自己的命运。
又加之他们的个人职业奋斗本质是排他性的,所以中国中产阶级从某种意义上讲,缺乏寻求群体合作与共赢的意识。
中国中产阶级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至少说当前的条件还不具备。
约翰・斯梅尔在《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一书中提到:“一个群体的阶级认同,依赖于一种其成员共同享受的文化,一种包含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在内的具有共同世界观的文化。
”在他看来,文化是一个社会集团理解其经历的方式,而文化建构又是一个持续的历史过程。
“当那些个人和集团先是通过经历,最终通过意识,造就使自己处于社会等级某一位置的结构时,阶级认同便产生了。
”中国中产阶级要想获得自我意识和团体凝聚力,首先要获得一个具有共同价值观的文化。
只有靠文化这种无形而潜移默化的作用,才能逐步使得中国中产阶级“一盘散沙”的格局获得某种整合。
然而中国中产阶级是一个没有历史的阶层,他们的群体规模还不够大,同时也缺乏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的经历。
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依靠的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制度安排以及全球化的时代潮流的需要,其本身还没有一种自发的或自觉的阶级意识或利益目标。
就这些因素而言,我们可以暂时断言,中国中产阶级的认同整合之路将是极其漫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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