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玉器图集

中国古代玉器图集一．玉圭玉圭《说文》中称的“剡上为圭”指的是上部尖锐下端平直的片状玉器。

圭来源于新石器时代的工具石铲和石斧，因此今天古学界将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许多玉铲及方首长条形玉器都定名为圭。

真正标准的尖首形圭始见于商代而盛行于春秋战国。

玉圭是上古重要的礼器，被广泛用作“朝觐礼见”标明等级身份的瑞玉及祭祀盟誓的祭器。

《周礼》记载圭有多种形制、多种用途，现在考古实证材料还不能予以证实，不少问题有待研究。

战国以后圭在社会上就不再流行，各代帝王在遵循古制、点缀朝廷的威仪时曾制造过，但绝大多数没有流传下来。

今日所见玉圭基本上是商周至战国的作品。

清代伪古玉中有少量圭形作品。

圭的形制特点因时代不同、种类相异而存在较大的差别，新石器时代的“玉圭”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真正的圭。

这种长条形、平首带穿的玉器多见于龙山文化，以素面为多，少数在下端饰有阴线弦纹，精美者刻有兽面纹。

纹饰系用利石刻成，有明显的刻划痕迹。

真正的玉圭见于商代，有两种形式，一种平首，圭身饰双钩弦纹，另一种尖首平端，近似后代的圭。

周代玉圭，以尖首长条形为多，圭身素面，尺寸一般长1 5至20厘米。

战国时期出土的圭数量较多，其中不少是石制的。

圭身宽窄大小不一，现今所见的均为光素。

山西侯马盟誓遗址所出的盟书均书写于不规则的石圭上。

汉代玉圭己从社会日常生活中消失，只有王公贵族为了显示其地位，才特别雕造了少量的玉圭。

宋以后，历代都有不少仿制品。

明代玉圭呈尖首平底状，有的器表满布浮雕的谷纹或蒲纹，有的阴刻出四山纹，寓安定四方。

战国玉圭附：玉圭的用法周天子为便于统治，命令诸侯定期朝觐，以便禀承周王室的旨意。

为表示他们身份等级的高低，周王子赐给每人一件玉器，在朝觐时持于手中，作为他们身份地位的象征。

比如，通过不同尺寸的圭，显示了上至天子、下到侯位的不同等级；同时不同尺寸的圭加以不同的名称(如镇圭、桓圭、信圭、躬圭)等，也显示了周室安邦理国的信念。

不同名称的圭是赋予持有不同权力的依据，如：珍圭——召守臣回朝，派出传达这个使命的人必须手持珍圭作为凭证；遇自然灾害，周天子派去抚恤百姓的大臣所持的信物，也为珍圭；谷圭——持有者行使和解或婚娶的职能；琬圭——持有者行使嘉奖的职能；琰圭——持有者行使处罚的职能。

二．玉玦玉玦玉玦玦是我国最古老的玉制装饰品，为环形形状，有一缺口。

在古代主要是被用作耳饰和佩饰。

小玉玦常成双成对地出土于死者耳部，类似今日的耳环，较大体积的块则是佩戴的装饰品和符节器。

新石器时代玉玦制作朴素，造型多作椭圆形和圆形断面的带缺环形体，除红山文化猪龙形块外，均光素无纹。

红山文化猪龙块(又称兽形块)形制特殊，形体普遍较大，有的块上有细穿孔，当是佩玉。

考古发掘已经证实，该文化的大型块多出土于死者胸前，可以确定它不是耳饰。

商代玉玦呈片状，尺寸一般在5至10厘米，分两种类型。

一种是光素的，环窄；另一种为龙形玦，作卷曲龙形，龙张口露齿，背饰扉棱，龙身饰勾撤云雷纹，俗称“假阳文”，线条转角方硬，图案化风格强烈。

周代玉玦仍作片状，肉部明显宽于商代，中孔较小，并出现椭圆形块。

玦身多为光素，部分饰弦纹、云雷纹，纹饰与商代相比有简化趋势。

龙形玦很少，且多无脊齿。

春秋、战国玉玦数量最多，此期玉玦形体较小，一般直径在3至5厘米。

玦体作扁片状，普遍饰有纹饰，素面的很少。

纹饰主要是当时流行的细密风格的蟠螭纹、蟠虺纹。

用双钩阴线或宽阴线隐起加发丝线方式饰纹。

动物形块简化成阴线刻交尾双龙、双兽纹玦，少数精品在两端透雕兽首形象。

汉代玉玦不多，风格沿袭战国，小玦不及战国时精致。

此时出现了一些较大的玦，直径在10厘米以上，应是佩玉或符节器。

宋以后出现仿古玉玦，主要仿春秋战国造型。

宋仿纹饰多不合古制，块体比战国厚重。

明、清两代伪古玉玦，纹饰处理和雕刻刀法很难达到战国时自然流畅、锋利健劲的效果，往往徒具古形，缺乏古意。

附：美玉的传说相传盘古死后，他的呼吸变成风和云，他的肌肉化成土地，而骨髓就变成玉石和珍珠，因此玉器被视为吉祥物，具有驱邪避凶的魔力。

从古到今，不少人把它作为家传之宝或定情信物，甚至认为是君子的象征。

《礼记》曾记载：“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忆力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

”而《说文解字》亦称玉是“石之美者”，因此人们对玉器的崇高情操可见一斑今天，玉石已成为深受欢迎的装饰品与艺术品，传说玉器具定惊、趋吉避凶之效，能保佩带者平安吉祥、富贵长寿，有深远寓意。

中国人认为玉器可令佩带者凝神聚气，而圆形的玉更代表天地之司的和谐圆满，所以玉环、玉扣及玉厄等圆形饰物都非常受欢迎。

补充：古玉器名。

玉饰的一种。

玦通决。

形如环而有缺口。

新石器时代、西周晚期和春秋战国墓葬中，常有发现，多放置于死者的耳旁。

作耳饰玉器。

到汉代，主要作佩玉用。

玉玦用途，古今说法甚多，概括起来有五种：一作佩饰；二作信器，见玦时表示有关者与之断绝关系；三寓意佩戴者凡事决断，有君子或大丈夫气质；四刑罚的标志；犯法者待于境或一定地方，见玦则不许还；五用于射箭，使用时将玦套戴在右拇指上，以作钩弦。

三．玉璜西周玉璜玉璜，在中国古代与玉琮、玉璧、玉圭、玉璋、玉琥等，被《周礼》一书称为是“六器礼天地四方”的玉礼器。

六器之中的玉璜、玉琮、玉璧、玉圭等四种玉器，历史最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

在良渚文化中，它是一种礼仪性的挂饰。

每当进行宗教礼仪活动时，巫师就戴上它，它经常与玉管、玉串组合成一串精美的挂饰，显示出巫师神秘的身份。

且每一个上都刻有或繁或简的神人兽面图象。

玉璜的形体可分两种，一种是半圆形片状，圆心处略缺形似半璧；另一种是较窄的弧形。

一般玉璜在两端打孔，以便系绳佩戴。

商周以后，玉璜逐渐形成具有礼器和佩饰的两种作用。

新石器时代的玉璜流传至今极为罕见，大都只能见到一些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时期玉璜，往往兽面大于玉璜、饰纹已有多层次的浅浮雕兽面纹，兽面周围饰有精细的复杂阴线，河姆渡文化的玉璜体积小，厚度大，石质也远逊于良渚文化的玉璜。

商代起玉璜成为人们流行的佩带物，原来一般的玉璜无法显示出佩带者美化自己的意愿，又不能区别佩带者的地位、身份。

因此，商代起的玉璜在饰纹和式样上出现多样化，以满足各层次爱玉者需要，人形璜、鸟形璜、鱼形璜、兽形璜等，就是商代玉雕艺人所创新品种。

战国时期出现镂雕玉璜，多为变龙纹，唐代以后玉璜渐渐消亡，取而代替的是各种玉佩饰品。

玉璜玉璜玉璜在国际艺术品市场上，与玉佩同样赢得收藏家们的偏爱，尤其在台湾、新加坡市场行情看好。

四．玉琮玉琮玉琮之王玉琮1、玉琮的用途与功能作为良渚文化代表性器物的玉琮及其纹饰具有一定的神秘性。

学术界关于玉琮的用途和功能的认识纷繁复杂、莫衷一是。

安克斯认为“玉琮上驵纹近似坤卦”，“象征地母的女阴”；高本汉以为“琮是宗庙里盛‘且’（男性生殖器象征）的石函”[1]；研究中国天文学和数学观念的先驱者贝索德·拉佛在《玉——中国考古与宗教研究》中指出：“打孔的圆形玉璧代表天、立方体包围的玉管代表地……”著名的东方艺术史学家，瑞典学者柏伟能在专著《洛书之秘》中进一步发展了贝索德·拉佛的观点，并结合考古学、美学、古文献、古文字语言提出“琮的造型是以‘洛书’为基础的”，“琮是古代一种表示方向的象征物，与未成熟的阴阳观念一起表达了它的基本含义——神圣大地的真正象征”[2]。

邓淑萍先生在《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玉器篇·一》中推测“琮在典礼中套于圆形木柱上端，用作神袛或祖先的象征”[3]。

车广锦教授在《玉琮与寺墩遗址》中提出玉琮是“象征王权、神权和整个统治阶级的重器”[4]。

有学者提出了“良渚神像‘鸟首龙身’伏羲说”[5]。

汤惠生教授在《对立与统一：原始文化中的二元逻辑》一文中结合萨满教理论证实“玉琮外方，象征地；中间圆形柱状，象征通天的‘地轴’、‘天柱’”；“昆仑山上的天神和太阳神也就是玉器上的人面像”，“在中国古典文献中称作‘黄帝’”，进而提出“饕餮纹即太阳神之传承”等等[6]。

许多学者对此表示赞同，“在凌家滩遗址发现的神（人）像形纹戴的冠的外形，与反山神像形纹戴的冠相类似，都与纳西族的东巴文中的太阳文的形象相似，有可能是作为太阳（或太阳神）的象征”[7]，“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神徽上面的人脸可能就是天神的代表。

有人说是太阳神也不错，但是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埃及、美洲不一样，不是一个简单太阳崇拜，而是已经抽象化了。

河姆渡文化中的图像就已经把日月连到一起，既有太阳也有月亮，把太阳和月亮抽象化为天。

[8]”各家所说分歧杂陈，观点不一，据林华东先生统计，相关解说多达23种[9]，但至今对玉琮文化内涵的认识仍然是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

其中有较大影响力的观点主要有“祭祀天地的礼玉”、“玉敛葬”和“中国古代宇宙观和通天行为的象征”三种学说。

A．“礼地的玉神器”说早期对玉琮的研究主要是根据《周礼》“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的记载，如清末吴大澂的《古玉图考》以及后来那志良先生的《古玉鉴裁》对玉琮的考证。

然而，《周礼》作为战国晚期的一部托古著作，以其记载的“六器”说来阐释良渚文化玉器的文化内涵，无论在时空位置还是在文化系统上并不是合适的，仅以此为依据加以论断是缺乏说服力的。

根据上文的分析，瑶山墓地的玉琮、钺、冠形器等同出，却不见璧。

反山的琮、璧也没有某种固定的共存关系。

同时，琮、璧主要出土于墓葬中，而并非出现在明确的祭祀遗迹中。

故而，以琮、璧配套礼天地之说来解释良渚文化玉琮的文化内涵还缺乏坚实的依据。

并且，良渚文化遗址还未出土“六器”中的玉璋、玉琥，也未见到所谓的赤琥、玄璜，因此，许多学者对该观点提出了异议，认为“六器”绝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制度，并且可能是战国时期人们受天圆地方学说的影响（璧圆象天，琮外方象地），“主观虚构的理论”[10]。

B．“玉敛葬”说。

该观点是汪遵国先生在《良渚文化“玉敛葬”述略》一文中提出的。

作者同样从《周礼》的“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璧琮以敛尸”出发，用“玉敛葬”来称呼随葬琮、璧的良渚文化墓葬[11]。

对此，王明达先生提出了质疑并予以反驳[12]。

上文已经阐述了以《周礼》来解释良渚文化玉琮理由是不充分的。

虽然寺墩M3的肢骨和随葬的部分玉器有火烧的痕迹，但仅以此来解释良渚文化随葬玉器的墓葬即为“玉敛葬”，证据似乎还比较薄弱。

事实上，良渚文化出土玉琮的绝大多数墓葬（包括寺墩遗址在内，除寺墩M3之外的其他墓葬）的随葬玉器没有发现经过火烧的痕迹。

若以此为据，那么除寺墩M3以外，并不能以“玉敛葬”来称呼随葬琮、璧的良渚文化墓葬。

况且，寺墩M3也只是随葬的部分玉琮、玉璧和石斧有火烧的痕迹，而其他多数随葬玉器均未发现火烧的痕迹，故而“玉敛葬”之说似乎无从说起。

C.“中国古代宇宙观和通天行为的象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