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形式美及其潜在审美价值的美学阐释

汉语形式美及其潜在审美价值的美学阐释作者：叶忠明来源：《中学语文·教师版》2013年第06期对汉语形式的美学阐释，就是着重考察语言形式本身的美以及语言形式在突出和强化其表现内容美上所具备的审美价值。

懂得汉语音、形结构的形式美，广大教师就会重视汉字的书写和课堂上的美读。

一、汉语形式美的美学阐释汉语形式美指语言材料的音形结构和篇章结构等形式的美，它独立于语义内容。

审美对象的形式本身为什么会美？为什么能够引起人们的美感呢？首先构成形式的材料及其组合符合整齐、对称、均衡、比例、节奏、多样统一等形式美的规律，而这些规律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发现和总结出来的，有着普遍意义。

其次审美对象的形式与审美主体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内化了的某种形式感相吻合。

也就是说，形式美需要主体形式感的确证。

（一）字形结构的美：整齐对称从语言直接可感的形式上看，由于汉字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在字形上是个八方点画、四隅相招的空间单位，所以“形”的特征非常突出，不仅在人们视觉中是个稳定的平面构造，而且往往体现着整齐、对称、均衡、合比例、和谐等形式美的规律。

如“田”字，外形上表现出整齐的美，如果将中间的一横挪上或移下，就破坏了这种形式美。

如“林”字，外形上呈现对称的美，如果将其中一“木”放大或缩小，就会使人看着觉得不舒服。

又如“芸”字，上下两部分的安排合乎比例，如果使这两部分占据同样大小的空间，反而会失去外形美。

语言字形上的形式美，源于汉字遵循形式美规律的创造和发展，也与汉字的习得（识字、书写等）所塑造的民族的语言形式感密切相关。

应当注意的是，字形的形式美建立在汉字既定的间架结构上，如果在书写时将之艺术化，就离开了语文美而成为书法艺术的美了。

（二）语音结构的美：抑扬顿挫在语言直接可感的形式中，语音结构是最富于审美价值的。

构成语音的声、韵、调三因素，都能在语音结构中表现出特有的形式美，并能体现出多种形式美的规律。

如连绵词“凛冽”、“芬芳”、“窈窕”等，相同声母和韵母的反复形成了语音上整齐一律的形式美。

又如“快马加鞭”“得心应手”等词的读音在声律上仄仄平平或平平仄仄地对称呼应，使人听了便感到快适。

再如“绿油油”“暖洋洋”“喜滋滋”等迭音词，均为仄平平的声调结构，仄声字为中心字平声二字重迭并修饰中心字，从而体现了均衡、多样统一的形式美的组合规律。

除了因为汉字是单音节以及有声、韵、调三因素等语音特点之外，还因为具有形式美的语言语音结构符合中国人的心理节奏，与长期的言语交流和语言习得所铸就的民族的语言模式相吻合。

著名的语言学家雅可布逊认为：民族的语言心理模式是衡量语音形式美的内在尺度，对该民族语音结构的形式美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据此也可以推测，如果听到音量、音质、频率和间隔相等的四声悦耳的音响，对于中国古代文人或古典诗词修养深厚的现代人来说，他会觉得是“平平—仄仄”或“仄仄—平平”的节奏；如果是七声这样的声响，他会做出类似“平平—仄仄—平平—仄”或“仄仄—平平—仄仄—平”这样的心理反应。

但语音结构抑扬之美和顿挫之美不等于语言的音乐之美。

尽管语言语音有声、韵、调及其变化的多样性，但远不如乐音丰富，更不能直接表达感情内容。

所以，抑扬顿挫的语音形式只有和语义传达的感情内容做到有机统一，才能构成语言的音乐美。

（三）篇章结构的美：跌宕起伏在语言直接可感的形式方面，文章作品的结构或章法也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

主要表现在传统的抒情结构和叙事结构两个方面。

传统的抒情结构崇尚起、承、转、合的模式。

这种结构模式由于符合民族传统的语文欣赏习惯和文化心理，便有了形式美的意义。

如王昌龄的《闺怨》：闺中少妇不曾愁，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这首诗起首一句不凡，故意违背题意而写少妇不知愁。

第二句承接上句，将“不知愁”做了形象化的描写。

第三句因景生情，笔锋逆转。

第四句则扣题收合，点示怨之所在。

可见，传统的抒情结构起承转合的形式美正是语言的抑扬顿挫之美在篇章结构形式上的表现。

传统的叙事结构本身也具有抑扬顿挫之美，不过它的抑扬顿挫是由叙述过程造成的。

这种典型的叙述过程有二：一是以主人公命运的顺逆穷达为基本线索，最后以主人公苦尽甘来、富贵显达作结，从而形成结构上的曲折。

我们可以称之为“苦乐穷达结构”。

二是以男女主人公爱情的圆缺离合为基本线索，最后以有情人终成眷属作结，从而形成结构上的曲折。

我们可以称之为“悲欢离合结构”。

于是，苦乐穷达的命运线和悲欢离合的爱情线成为作品生动性和感染性的源泉。

这是因为，穷达之际和离合之间可有无限的张力，可以制造种种悬念和转折，可以充满必然性和偶然性；苦乐变化和悲喜交织能够扩展情感的落差，就能够形成强大的情感冲击力。

并且，围绕基本线索叙事，就有了繁简显隐，就有了行文的顿挫，节奏的顿挫。

另外，这种能够产生生动性和感染力的典型的叙事结构，在其形成和延续的过程中，还培养了民族成员特定的文学阅读心理，久而久之就铸造了民族心理上与之相应的形式感。

这就是传统的苦乐穷达结构本身具有审美价值的重要依据之一。

至于“合”的结尾或大团圆式的结局还有更深的意味，那就是切合了我们民族祈望和谐、完满的文化心态和审美理想。

如：从唐宋传奇到明清小说，从元代杂剧剧作到清代地方戏脚本，这两种结构形式很普遍，也最典型。

长期的沿袭和流传，使之成了“有意味的形式”，具有了形式美。

二、语言形式潜在的审美价值阐释语言形式潜在的审美价值指：在语言材料中，一些形式因素本身不构成形式美。

但是在增强语文内容的美与读者审美心理方面，它们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

因此在对语言形式进行美学分析时，探讨汉语形式——形和音——潜在的审美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一）汉语“形”的潜在审美价值在语言的音、形两个要素中，形的地位相当显著，它对读者视、知觉的影响很大。

当代诗人郑敏在谈诗歌创作时说：“在形式感中，还应当注意一点用字的错落。

一个字就像一幅画，把几乎相同的字形放在一起，将会引起人们产生一种偏颇、单调的感觉……比如在一首诗中“氵”太多，人家打开一页，一片白汪汪的水，呆板、平庸，无法体现诗味。

”（《郑敏谈诗》）她指出了汉语字形及其组合对诗歌的形象性和情感表达的影响，以及对读者的感觉、情绪、联想、想象等审美心理的作用。

其实岂止写诗，凡文字表达都强调以最经济的笔墨表现尽可能丰富的生活内容，因而字形在加强形象性和感情性上的作用都是为人们所重视的。

不仅于此，基于文字排列的分行、分节、分段所显示的篇章的外形，也能够作用读者的审美心理，尤其是影响读者的情绪。

如朱自清的《春》分节分段频繁，外形上就给人以欢快活跃的感觉。

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序》等分段很少，外形上给予读者凝重沉稳的感觉。

最值得重视的是汉语的字形能直接唤起读者的形象感，从而使得语言文字材料极富于形象性。

朱自清先生就认为汉字字形产生的影像能直接作用于读者的感觉。

他说：“梁启超先生说过李义山的一些诗，虽然不懂得究竟是什么意思，可是读起来还是很有趣味（大意）。

这种趣味大概一部分在那些字面儿的影像上，……字面儿的影像引起人们奇丽的感觉……”朱自清所说的这种情况可以用李斯的《谏逐客书》一段为例加以说明：“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

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

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

”阅读这样的文字，确如朱自清所说，在理解语义之前就能直接获得“字面儿的影像”和产生“奇丽的感觉”。

那么这种琳琅满目、富丽珍奇的视觉直感从何而来的呢？首先当然是因为文中以铺排的方法列举了大量的宝物，并注重了词采的修饰。

然而，文中的宝物源于语义的指称，词采也主要是由语义造成的。

显然，读者阅读上述文字在视觉上迅速产生的映象和色彩，实则是一种从字形到物象的直觉，或者说是一种具有直觉性的视觉联想。

汉语字形能够迅速导引读者获得某种形象感的作用，这就是汉字“形”的潜在的审美价值的重要表现。

由此可见，汉语字形本身具有迅速调动我们民族读者的视知觉经验，唤起形象感和色彩感的功能。

如果文章作品像《谏逐客书》、李商隐的诗那样重视色彩和物象的铺写等，那么语言字形的这种功能就能有效发挥，语言的“形”在这方面的潜在的审美价值也便得到了充分实现。

（二）汉语“音”的潜在审美价值汉字的语音结构富于描摹性和表情性。

最显见的是拟声词和感叹词的读音。

如“坎坎”“唧唧”，虽与现实中事物的声音有点距离，却能引发人们的形象联想；又如“呜呼”“嗟乎”，既能使人体会到感叹的情绪，又能使人想象感叹者的神情。

最具表现性的则是一些迭音形容词的重复音节。

刘勰说过：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

“皎日”、“彗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

“灼灼”“依依”等词虽然不能代替“桃花”“杨柳”等指称主体形象的词，但其重迭的音节却能描摹事物动人的情态面貌，使读者在诵读时获得对形象的鲜明生动之感。

它们之所以具有如此潜在的审美价值，一是因为“五蕴（指眼耳鼻舌身所造的色、受、想、行、识）异趣而可同调，分床而亦通梦，此官所接，若与他官共，故…声‟能具…形‟”。

二是因为作者在用重迭音节描摹时“随物以宛转”，“与心而徘徊”，即贴近事物的情态，切合作者自己的感受和心情。

可见“灼灼”“依依”等乃主观之摹写，可增强文章作品的表现性。

至于像“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佳句，由于李清照是通过主人公内心视角进行描写的，音节重迭本身在增强作品感染性上的作用便更加突出了。

当然，“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句语音上的作用不仅在音节的重迭上，还与诸字的声、韵、调中包含的阴柔之气有关。

有学者认为汉字的声、韵有阴性和阳性之别。

一般说来，b、p等声母的发音动作冲动，带着爆发力，而q、x等声母的声音动作滞塞，带着压抑感。

韵母中，含有a、o、e的有较多的热烈、饱满、突出的意味，含有i、u、ü的则有较多的冷寂、阴柔、欠缺的意味。

另外，语言的声调也具潜在的审美价值。

唐释神珙引《元和韵谱》中的话说：平声者哀而安，上声者厉而举，去声者清而远，入声者直而促。

就是说，四声调的轻重高低强弱升降也能配合感情的表达。

如岳飞《满江红》一词中的韵脚为入声韵，“直而促”，正适应和突出了岳飞豪迈与压抑之情的抒发。

声调的运用增强了文章情韵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