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医生考略
北京东正教教堂寻踪
北京东正教教堂寻踪在俄罗斯传教团的北馆（今天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修建北京教众致命堂（又称殉道者教堂）体现了传教团诸传教士们的思想：让东正教信仰而牺牲的中国殉道者们，以及他们的精神导师——英诺肯提（费古洛夫斯基）都主教和西蒙（维诺格拉德夫）大主教，第十八和十九届传教团团长，都得以在此安息。
但是，这一远离俄罗斯的教堂，令人无法想象地在历经革命之后，命中注定地成为俄罗斯殉道者——1918年被害于乌拉尔的、罗曼诺夫家族的临时避难所。
这样，命运所展现的传教团与罗曼诺夫家族的关系，绝对出人意料。
俄罗斯绝对的故事在俄罗斯绝对一无所知。
我试图在本文中，以一些信件来源为基础，其中主要是《中国福音报》以及最后一任俄罗斯在中国的传教团团长维克多都主教（斯维亚金，1893－1966）亲属的回忆，为再现俄罗斯历史上这悲剧性的一页做个初探。
俄罗斯北京传教团，在建立十年之后被彻底摧毁：义和团运动不仅烧毁了教堂、钟楼，还有传教团的住所和办公室。
几十年来收藏的最珍贵的图书也付之一炬。
北馆化为灰烬。
传教团居无定所，被政府安排来安排去——从北京迁到通州，从通州搬到天津，再从天津转到别地。
在如此严峻的情形下，圣公会总检察官致俄罗斯驻北京公使的建议迁走传教团的函件便一目了然了——假如它不能在西伯利亚或者阿尔杜港使中国蒙福的话。
然而事态说明，在义和团起义和对基督徒行凶之时，传教团有222名中国基督徒遇害，他们因为东正教信仰而罹难，使得传教团成为伟大圣地。
将这一圣地弃之不管是耻辱和犯罪。
第十八届传教团团长英诺肯提（费古洛夫斯基，当时教衔是修士大司祭）于1901年10月11 日，向圣公会提交222名中国东正教信仰殉道者的名单，并申请在为纪念他们，在被摧毁的北京传教团教堂废墟上修建北京教众致命堂。
圣国家公会之全俄罗斯国王陛下，1902年4月22日签署2874号令，恩准在北京修建纪念带安葬遇难中国东正教教徒遗骸之棺椁墓室的北京教众致命堂，并且钦定每年6月10－11日（新历6月23－24日），为中国东正教社团在东正教徒遇难地举行宗教游行的庆典日。
1715年至20世纪初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研究
1715年至20世纪初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研究肖玉秋2013-2-27 22:51:09 来源：《世界历史》2004年第5期在中俄两国关系史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我国史籍中亦称俄罗斯馆)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确切地说，要研究中俄关系史，就离不开考察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问题。
自1715年开始的200多年里，俄国向中国一共派遣了20届东正教传教士团。
由于东正教的特殊性以及俄国对华政策的需要，这个传教士团实际上是一个兼有宗教、外交、商务、文化等多重职能的机构。
尤其是19世纪60年代以前的中俄关系，无论外交、贸易，还是文化联系，几乎事事通过驻北京传教士团。
俄国学者自18世纪50年代以来就以历史档案为基础，对驻北京传教士团进行了不间断的研究。
在长达250年的时间里，俄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各具特色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初的“帝俄时期”，或者“作为教会史研究的阶段”。
第二个时期是从十月革命到1991年苏联解体的“苏联时期”，抑或“作为汉学史研究的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联邦时期”，也可称之为“全面研究阶段”。
本文拟勾玄提要，对俄国学者的主要学术论著作一简单的回顾与评价。
一、帝俄时期——作为教会史研究的阶段在1715年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抵京的30多年后，即有俄国人开始了对这段历史的研究。
第四届传教士团司祭斯莫尔热夫斯基利用往届传教士团成员遗留下来的档案资料以及流传下来的趣闻逸事，完成了俄国第一部关于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历史的著作《驻北京传道团之我见》。
斯莫尔热夫斯基祖籍波兰，曾随耶稣会士学习科学，来华前是基辅神学院的教授，是这一届传教士团成员中知识素养最高的一位。
作者采用编年体例，以辛辣的笔调记录了第一至第四届驻北京传教士团中发生的形形色色的事情。
斯莫尔热夫斯基在1751年1月22日，即35岁生日那天完成了书稿的写作。
令人感兴趣的是，作者对驻北京传教士团的阴暗面进行了详尽的描绘，对前几届的领班及成员的种种劣迹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批判，这为我们认识俄国传教士团的早期历史及其在传教布道和学习满汉语方面少有建树的原因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素材。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医生考略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医生考略⊙ 郭文深内容提要：在早期中俄关系史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扮演了文化使者和外交机构双重角色。
自1820年起，俄国定期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团随团医生。
这些医生除具有传教士团成员所共有的特性外，由于本身的职业特点，在随传教士团驻北京期间的活动又各有千秋。
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随团医生及他们来华的原因、在华主要活动，进而由点及面，透视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在中俄关系史上所起的特殊作用及深远影响。
关 键 词：俄国 东正教 传教士团 医生作者简介：郭文深，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副教授。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早期中俄关系史上特殊的历史现象。
在早期中俄文化交流中，传教士团起了重大而特殊的作用。
其中，随团来华的医生，则扮演了文化使者这一角色。
在中俄早期的医学交流中，写下重要一笔。
一、随团来华的几位医生17世纪，俄国在赴华使团商队中常配备医生。
目的是“在这些国度里找寻可以入药的根颈、草和种子。
”(1)18世纪初，康熙帝在准许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来华时，曾要求俄国派一名医术高明的外科医生随同前来。
1715年，哈尔文奉彼得大帝之命随团前往中国，两年后返回俄国。
在此之后，俄国政府又于1719年派遣医生约翰・贝尔随使团前往中国；派遣医生弗朗茨・叶拉契奇于1747年和1753年两次随同俄国商队来到中国。
俄国定期向中国派遣医生始于1820年，这些医生均作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随团医生来到中国，期满后，就随其他成员一起返回俄国。
先后随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一起来中国的医生共有五名。
奥西普・沃伊采霍夫斯基（1793～1850）是随传教士团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俄国医生。
他生于基辅省，在基辅神学院毕业后，进入彼得堡医学院，1820年作为传教士团医生前往中国。
沃伊采霍夫斯基抵京伊始，无人上门求医。
直到他治愈了一位被中医诊断为不治之症的患者，情况才有了改变。
后来，他治好了礼亲王的病，名声大噪，上自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求医问药者络绎不绝。
中国外语教育史
中国外语教育发展史“中国外语教育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其独特地位。
中国第一所学校是外语学校, 1862 年办的京师同文馆。
中国共产党早在其成立前办了一所外语学校, 1920 年的上海外国语学社, 学生有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柯庆施、曹靖华⋯.等。
外语教育是我国和世界各国交往的桥梁工作。
”其历史可上溯到元朝。
元朝(1280～1368) 是我国以蒙古贵族为统治核心的封建王朝。
元朝政府将其统治下的人民分成四等: 一等是蒙古人; 二等是色目人(包括回回、哈剌鲁、钦察、斡罗思) ; 三等是汉人(包括契丹、女真、高丽等族,) ; 四等是南人(也就是南宋遗民) 。
元代将中央学校分为三类:一为“国子学”, 主要教授儒家学说, 创立于元世祖至元九年(公元1269 年) 。
二为“蒙古国子学”, 创立于元世祖至元十一年(公元1271) 。
规定蒙古学生70 人, 色目学生20 人, 汉族学生60 人, 共为150 人。
以学习蒙文译为《通鉴节要》为主, 兼学算学。
学成考核, 精通者量授官职。
三为“回回国子学”, 创立于元世祖到元二十六年(1289 年) , 学生人数定为50 人。
限公卿大夫及富民子弟入学。
所学的不是蒙古文, 而是亦思替非文(即波斯文) , 以培养官衙译史人才为目的。
学科授以回回文文字为主, 专以培养诸官衙译史人才为目的“亦思替非为波斯古代都城之名, 亦思替非文字者, 波斯文字也。
回回国子学者, 教习波斯文字者也。
元时所谓回回文字,实波斯文字。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 元代以后, 明代教习外语的学校主要是“四夷馆”。
据《明史》卷七十四《志》第五十载: “自永乐五年(公元1407 年) , 外国朝贡, 特设蒙古、女直(女真———笔者注下同) 、西番(西藏) 、西天(印度) 、回回、百夷(傣族) 、高唱(维吾尔) 、缅甸八馆, 置译字生、通事, 通译语言文字”。
但此时八馆是以翻译语言文字为主, 因而还不是真正的外语学校, 而是翻译机构, 如翻译局。
19世纪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在华自然科学考察与研究
19世纪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在华自然科学考察与研究何玉丹
【期刊名称】《西伯利亚研究》
【年(卷),期】2024()1
【摘要】19世纪初,面对西欧强国的扩张,俄国一方面采取对抗的守势,另一方面则试图寻找自己新的势力空间。
彼时,俄国政府对驻华传教团先期传回的中国国情信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遂开始借传教团驻华之便在中国进行“科学考察”与研究。
19世纪上半叶,俄国对中国的自然科学考察处于探索阶段,为清代中国与沙皇俄国进行学术交流创造了条件。
19世纪中叶,俄国在华修建了北京地磁气象台,此举为其在华进行现代科学考察奠定了物质基础。
前两个阶段的积累为后来传教团成员在中国更大范围地开展实地考察提供了信息、技术和设备支撑。
19世纪俄国传教团的在华自然科学考察及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当时俄国对中国的认知,增加了俄国的中国动植物藏品数量,甚至帮助俄国从中国获得了很多权益,同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清代中俄之间的自然科学交流。
【总页数】13页(P83-95)
【作者】何玉丹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N8
【相关文献】
1.1917年前俄国驻北京传教团办学活动研究
2.试析中俄《恰克图条约》对俄罗斯驻北京东正教传教团的影响
3.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在华的教育行为
4.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特殊性
5.19世纪俄国驻北京传教团的医事活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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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俄罗斯侨民与俄文学活动
2008年第4期理论观察N o .4,2008 (总第52期)T heo retic O b servati onSerial N o .52 [收稿日期]2008-06-16[基金项目]该论文为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1522162[作者简介]苗慧(1965-),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
教授,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中国俄罗斯侨民与俄文学活动苗 慧,刘洪波(齐齐哈尔大学外语学院,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 [摘 要]侨民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由来已久。
侨民浪潮往往与历史变动紧密相连。
由于中俄两国之间交往历史悠久,特别是由于“中东路”的开工和十月革命的爆发,又有大批俄侨来到东北,其中不乏作家、诗人。
他们带来了俄罗斯文化,以此丰富了中国文化。
他们用自己的创作活跃并繁茂了哈尔滨等城市的文化生活,并增进了中俄两国文化界的沟通和了解。
[关键词]侨民;文学活动 [中图分类号]I 109.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08)04-0140-02 一、中国俄罗斯侨民中国和俄罗斯两国之间的交往历史悠久。
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朝,当时中国的史书称俄国为“斡罗思”。
据《元史》记载,至顺元年(1330年),就有大批斡罗思人为元朝戍边、屯田。
朝廷给他们耕牛、种子和农具。
到1715年至1860年,俄国先后派遣13批东正教传教士来到北京,神职人员共达155人。
这些俄国传教士和商人组成了在中国的早期俄国侨民。
〔1〕(p 6)从19世纪60年代,随着清王朝的衰落,俄、英、法、德、日、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不断侵略中国,列强在中国实行了被称为“合作政策”的联合侵华政策。
在这一政策下,列强一面承认清政府为唯一的合法政府,并在镇压人民革命的血腥事业中继续给予清政府以支持,一面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义务”。
其中,中俄先后签订了伊犁条约、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天津条约、北京条约。
中俄关系史2 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
受到世俗政权管理控制
传教团的终结
新中国宗教政策：宗教自主
1956年，中华东正教会成立，俄国东正教驻北京教权服从于世俗政权的原则
不向中国统治阶层发起挑战 传教范围有限，吸引力不足
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研究
派遣留学生
图书交流 艺术交流
语言教学
学术研究
传教士中的汉学家
亦学亦商，亦官亦教
百科全书式人物
第一部中国文学史
王西里（瓦西里耶夫）著
问世于1880年 内容无所不包
广阔的文学内涵
传教事业不见起色的原因
俄籍战俘数量逐渐减少
俄人后代被环境同化 中国人对宗教缺乏虔诚
圣尼古拉教堂
位于北京东直门胡家园（圈） 中国人称“罗刹庙”
今天俄罗斯驻华大使馆
《恰克图条约》
1728年签订
以恰克图和鄂尔怀图山之间的第一鄂博为起点，东自
额尔古纳河，西至沙毕纳依岭为界线，南归中国，北 归俄国 俄商每3年来京一次，人数不超200，不征税 允许俄商在边境进行贸易 在京为俄人建教堂，中国承担费用
第一届传教士团
1715年4月30日，第一届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抵京
彼得一世企图在华传播东正教，与中国建立联系 列扎伊斯基担任领班
传教团内部的权力斗争
排挤、倾轧、欺生、专权
传教？间谍？
彼得一世指令：尽一切可能收集中国情报资料
俄国外交部多次下令为“国家的荣誉”而努力
沟通中俄商贸、文化的桥梁
第二讲 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
罗斯接受东正教
公元988年基辅大公率众受洗
走向西方文明的开端
东正教是俄国接受西方文明的第一步
产生了自己的文字 “第三罗马”思想：普世情结
19世纪俄罗斯帝国基督教东派东正教与欧美基督教西派新教在华活动情况比较
禁止 基 督 教 的 条 款 甚 至 写 入 了 大 清 律 （ 直 到
1870 年才从大清律中删除） 。雍正时， 清政府规定除留京 效力的传教士外， 其余各省教士俱安置澳门， 令其附舶回 国。可见， 当时除澳门仍准天主教传教外， 其余中国各地 是禁止传教的。自此直至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前， 天主教、 新教传教士在华活动的地域基本限于澳门 、 广州等华南 一隅，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秘密性质 。 因此， 新教第一 个来华的传教士马礼逊 1807 年来华时， 只能化装成广州 “新客” 潜居下来进行当时清政府所不允 外国商馆里来的 许的活动。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列强最终强迫清 收稿日期： 2009 － 01 － 07
2010 年 6 月 第 37 卷 第 3 期 ·历 史·
西伯利亚研究 SIBERIAN STUDIES
Jun． 2010 Vol． 37 No． 3
19 世纪俄国东正教与欧美新教在华活动情况比较
李
摘
浩， 仲
浩
一、 所处环境比较
1692 年康熙皇帝曾经正式敕准天主教在中国传教， “礼仪之争” 。“继位者雍正 但因 他又于 1720 年朱批禁教 帝在 1724 年收回了这道敕令（ 即康熙 1692 年的敕令） ， 因为他越来越怀疑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动机 。 接着， 中国 基督教教徒被勒令放弃信仰； 外国传教士除任职北京钦 天监以外， 都被要求离开中国； 天主教财产被没收， 充做 非宗教用途。在此后 120 年间， 基督教被官方定为异端， 在中国人看来它与经常威胁皇朝安定的秘密会社很少差 ” 别。
［ 6］ 287
。 而为了争取俄国对清朝征讨准噶尔叛
， “向 雍正帝于 1731 年派托时率使团出访俄国 乱的支持， 俄枢密院首席大臣戈洛夫金等提出希望俄国协助中国平 定准噶尔叛乱等四点建议， 并说如果清军在中俄边境地 区有所行动， 请俄国不要有任何怀疑 。 俄方认为中国这 种事先通 报 的 方 式 是‘愿 意 维 护 持 久 友 谊 与 和 平 的 标 ， 志’ 同 意 今 后‘就 从 俄 国 方 面 交 出 逃 人 一 事 友 好 协
试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文化与外交活动
On the Cultural and Diplomatic Activities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Mission in Beijing 作者： 肖玉秋[1]
作者机构： [1]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天津300071出版物刊名： 世界历史
页码： 66-75页
主题词： 俄国;传教士团;文化;外交
摘要：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1917年以前中俄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中俄间举凡宗教、哲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教育、图书、医学和美术等领域的交流无一不是以传教士团为主要媒介.由于东正教教权依附于政权的特性,传教士团更多的是代表了俄国政府的利益,而非俄国教会的意志,甚至直接参与了沙俄的侵华行动.在中俄关系史上,传教士团扮演了文化使者和外交机构的双重角色,其所进行的文化交流事实大多是其实现外交功能的手段或客观结果.。
18世纪北京的东正教传教士及其生活
Orthodox Missionaries in Beijing and Their Life in
the 18^th Century
作者： В．Г．达齐申[俄][1] 郝葵（译）[2]
作者机构： [1]俄罗斯西伯利亚联邦大学 [2]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出版物刊名： 俄罗斯学刊
页码： 15-24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2期
主题词： 俄国 东正教 传教士团 18世纪
摘要：18世纪初，随着东正教传教士团的到来，俄国旅华传教士开始了在北京的侨居生活。
这个特殊的俄侨群体，相对于商贾、佣兵、囚俘等，对早期俄中关系的影响最为显著。
18世纪共有八届东正教传教士团来到北京。
在评价俄国传教士的特点时，大都指出他们酗酒、粗暴、懒惰，这些问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主要是由于他们身处一个完全异样的国度所经受的肉体和精神上的重负所引发的。
俄国传教士与祖国的联系长期中断，不少人都客死他乡。
尽管批评声较为普遍，但还是有过半数的传教士团团长在后来得到了认可。
在18世纪，作为宗教传教士团成员的俄国旅华传教士在俄中关系史上写下了重要而有趣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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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医生考略⊙ 郭文深内容提要：在早期中俄关系史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扮演了文化使者和外交机构双重角色。
自1820年起，俄国定期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团随团医生。
这些医生除具有传教士团成员所共有的特性外，由于本身的职业特点，在随传教士团驻北京期间的活动又各有千秋。
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随团医生及他们来华的原因、在华主要活动，进而由点及面，透视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在中俄关系史上所起的特殊作用及深远影响。
关 键 词：俄国 东正教 传教士团 医生作者简介：郭文深，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副教授。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早期中俄关系史上特殊的历史现象。
在早期中俄文化交流中，传教士团起了重大而特殊的作用。
其中，随团来华的医生，则扮演了文化使者这一角色。
在中俄早期的医学交流中，写下重要一笔。
一、随团来华的几位医生17世纪，俄国在赴华使团商队中常配备医生。
目的是“在这些国度里找寻可以入药的根颈、草和种子。
”(1)18世纪初，康熙帝在准许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来华时，曾要求俄国派一名医术高明的外科医生随同前来。
1715年，哈尔文奉彼得大帝之命随团前往中国，两年后返回俄国。
在此之后，俄国政府又于1719年派遣医生约翰・贝尔随使团前往中国；派遣医生弗朗茨・叶拉契奇于1747年和1753年两次随同俄国商队来到中国。
俄国定期向中国派遣医生始于1820年，这些医生均作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随团医生来到中国，期满后，就随其他成员一起返回俄国。
先后随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一起来中国的医生共有五名。
奥西普・沃伊采霍夫斯基（1793～1850）是随传教士团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俄国医生。
他生于基辅省，在基辅神学院毕业后，进入彼得堡医学院，1820年作为传教士团医生前往中国。
沃伊采霍夫斯基抵京伊始，无人上门求医。
直到他治愈了一位被中医诊断为不治之症的患者，情况才有了改变。
后来，他治好了礼亲王的病，名声大噪，上自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求医问药者络绎不绝。
礼亲王兄弟全昌，曾向其敬赠匾额“长桑妙术”。
1820～1821年北京流行霍乱，沃伊采霍夫斯基利用西医技术为百姓治病，制止疫情蔓延。
他在北京生活了十年，于1830年同回国，被任命为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医生。
波尔菲里・基里洛夫（1801～1864）是随团到中国的第二名俄国医生，他于1830年俄国彼得堡外科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到中国。
基里洛夫成功治愈了一位少女长达11年之久的呼吸困难症，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尊敬，他的医术从此闻名京城。
1836年，经基里洛夫治愈的达官显贵送给他两方谢匾：“惠济遐方”、“道行中外”。
他还因治愈了广济寺员外郎奕纪母亲的顽症而被正白旗汉军都统奕绘冠以秦代名医“秦缓”的美名。
基里洛夫居北京十年，于1840年回国。
(1) ［法］加斯东・加恩著，江载华、郑永泰译：《彼得大帝时期俄中关系史（1689～1730年）》，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77页注23。
036俄国东正教驻北京 医生考略 传教士团037亚历山大・塔塔里诺夫（1817～1886），俄国医学院毕业，于1840～1850年间任传教士团医生在华工作十年。
他撰写的《中医》刊载于1855年出版的《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著作集》第二卷。
《中医》内容十分全面，包括中医的起源、中国医生的地位及其所受教育、中医诊所、中国医生行医条件、太医院及其与医生的关系、太医以及中国医生的解剖学概念。
塔塔里诺夫将歧伯的名著《本草》首译成俄文，他还是最早关注中国针灸的俄国人之一。
斯特凡・巴济列夫斯基（1822～1878）于圣彼得堡外科医学院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后，被任命为传教士团医生于1849年来到北京。
他除行医外，还翻译中医著作，如《本草纲目》、《四库全书》中的医书目录、名中医传记以及关于针灸和法医等方面的论文、关于北京保健事业和疫病状况的描述文章等。
彼得・科尔尼耶夫斯基（1833～1878）1852年毕业于契尔尼克夫传教士学校、外科医学院，1857年作为随团医生来中国。
科尔尼耶夫斯基留下在北京时的多篇日记手稿和中医论文。
其日记长达587页，主要记述了1858年底至1862年初中国的政治、外交、太平天国运动和北京的日常生活，关于医学的记述仅占1/5。
二、随团医生来华的缘由从1715年至1917年，俄国派遣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共有18届，其中定期派遣随团医生始于第十届，止于第十四届。
他们来华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应清政府之邀清康熙年间，中国对西方医术已有一定了解。
康熙帝本人就“很注意研究欧洲的医药”。
(1)特别是1692年康熙帝有一次患疟疾，高烧不退，御医束手无策，耶稣会士洪若翰和刘应神父用金鸡纳霜治愈了他的病，从此康熙帝对西方医学愈益好感，曾主动请求俄国派遣医生来华。
1711年，俄国政府请求清朝理藩院准许俄国派司祭来接替年事已高的列昂杰夫，以此作为俄方同意中方图理琛使团过境的交换条件。
清朝政府同意并表示：俄方若有良医，希望届时能与司祭同来。
1713年8月，图理琛使团抵达俄境，在此将“康熙皇帝希望有一个欧洲医生”的意向，再次告知西伯利亚总督噶噶琳。
(2)噶噶琳当即告称：“医生此处无良者，已差往莫斯科洼调取，尚未曾到，天使回国时，可以到此。
”(3)1715年，噶噶琳给清廷来函写道：“贵国大臣遣回我商务专员彼得・胡佳科夫时，曾寄语请选派良医。
我商务专员返回后即报知本总督。
再，贵国派往阿玉奇地方之使臣等亦曾告请本国选派良医遣往贵国等语。
故本总督照尔大臣所请，遣我俄罗斯国昂格利（指英国）良医托玛斯・哈尔文，由未入我俄罗斯教之劳连斯・郎格及五名俄罗斯人陪同前往。
”(4)哈尔文在中国尽心履行职责，“发觉皇帝身体十分健康”。
他在华的工作，清廷评价为“业已熟识药房及内廷”，“其人善良”。
(5)2.探索中医奥秘自18世纪以来，俄国社会对中医中药日益产生浓厚兴趣。
1758年9月俄国《益乐著译》刊载了《中国人的接种术》一文，文中介绍中国人很早就已经开始实行接种。
东正教驻华传教士团第8届学生、第10届领班卡缅斯基译有长达14页的《脉理歌诀》，强调诊脉的特别意义。
把中医诊脉理论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传达给俄国人，满足他们对中医的需求和好奇心。
(1) 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页。
(2) 加斯东・加恩著，江载华、郑永泰译：《彼得大帝时期俄中关系史（1689～1730年）》，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05页。
(3) 何秋涛编撰：《朔方备乘》，卷十二，《考六・俄罗斯馆考》，第2页。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380页。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380页。
0382012年第６期世界 文化宗教THE WORLD RELIGIOUS CULTURES 俄国政府对中医也非常重视。
康雍年间，很多俄国使臣、商贾都曾接受中医中药的救治，如1720年俄使臣伊兹马洛夫和1728年缔结《恰克图条约》的俄使萨瓦。
在俄国赴华使团商队中配备专门医生，其主要任务之一便是了解中医中药的成就。
如俄国药剂师克利斯多夫・卡尔斯坦斯，于1693年随团到北京，就是为了找寻可以入药的根茎、草和种子。
传教士团中的医生们一到北京，便着手搜集和阅读中国医药学典籍，在俄国报刊上发表文章，介绍中国的医书、医术、名医、中药和针灸，以及各种药用植物等。
3.改变传教士团在中国人心中的不良印象前几届传教士团成员留给中国人的印象不是很好，他们奢侈腐化，吃喝玩乐。
如第一届传教士团团长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就是一个私财甚厚，酗酒无度的人，“他每次外出都有两个人骑着马在前面开道，马车两侧还各有一人骑马护卫。
此外，每次出行他还带上好几名教堂辅助人员……因为这种气派的马车在中国人那里是颇受尊敬的。
”(1)第八届传教士团团长修士大司祭格里鲍夫斯基也说过：“我在到达北京后，发现原来的俄国传道团人员完全处于混乱的状态。
属下人员都不听自己上司的话，不守秩序，酗酒、挥霍浪费，还与中国人打架。
”(2)传教士团内讧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如第二届传教士团成员司祭约翰“严重地砍伤了修士大司祭安东尼的手。
”(3)传教士团中有一些成员因酗酒无度而命丧北京。
(4)鉴于传教士团成员的恶劣行为，格里鲍夫斯基在呈文中建议：“倘若其中有人懂得医学，那怕只懂得某一门医学，这对达到传教士团目的也不无好处，因为医生在那里（北京）是很受尊敬的。
”(5)因此，为了改变传教士团在中国人心中不好的印象，吸引并取悦中国清政府官员，进而达到其政治和外交目的，俄国政府派遣医生随传教士团来到中国。
4.履行外交职能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又是俄国政府驻华的非正式外交机构，中国清政府与俄国政府的某些交涉，有时通过理藩院和传教士团之间进行。
马克思直接称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是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俄国和中华帝国的关系是很特殊的”，当英国人“连跟两广总督进行联系的特权都得不到的时候”，“俄国人却享有在北京派驻使节的优先权”，传教士团“使俄国外交在中国……有可能产生一种绝不仅于外交事务的影响”。
(6)随团医生由于本身的职业特点，使得他们在清朝上层官僚中受到一致好评，无形中取悦了政府官员，为其更好的履行外交职能创造了条件。
对于俄国政府而言，东正教传教士团是它研究中国的工具，俄国政府通过它可以得到有关中国的各种情报。
18世纪20年代，俄国政府对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进行改革，进一步将其变为俄国政府的外交工具。
鸦片战争爆发后，传教士团受俄国政府旨意积极参加到俄国的侵华活动之中。
1860年后，俄国在北京设立领事馆，传教士团总归俄最高宗务会议管辖，其外交职能表面上被解除了，但它作为俄国政府侵华帮凶的角色并没有改变，一直持续到俄国十月革命。
(1) ［俄］尼・伊・维谢洛夫斯基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俄语编译组译：《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37页。
(2) ［俄］尼・伊・维谢洛夫斯基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俄语编译组译：《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58-59页。
(3) ［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17页。
(4) 尼・伊・维谢洛夫斯基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俄语编译组译:《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78，第38、46、53页。
(5) ［俄］尼・伊・维谢洛夫斯基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俄语编译组译：《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98页。
(6) 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