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内好对鲁迅和幻灯事件的理解——以《藤野先生》的翻译为中心
竹内好对鲁迅和幻灯事件的理解——以《藤野先生》的翻译为中心————————————————————————————————作者：————————————————————————————————日期：竹内好对鲁迅和幻灯事件的理解——以《藤野先生》的翻译为中心-汉语言文学竹内好对鲁迅和幻灯事件的理解——以《藤野先生》的翻译为中心刘小霞摘要：竹内好作为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人，在其作品《鲁迅》中对《藤野先生》里鲁迅思想的形成做了详细的分析，表示鲁迅离开仙台的动机不只是幻灯事件；幻灯事件和弃医从文并没有直接关系。
他认为将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这些都拨净了以后，才有鲁迅文学。
这引起了很多鲁迅研究者的探讨。
大多学者以竹内好的作品《鲁迅》为中心对竹内好进行解读和思想分析。
笔者在把握竹内好对鲁迅的理解的基础上，主要以竹内好《藤野先生》的翻译文本为中心进行探讨和分析，旨在了解竹内好的翻译是怎样具体表现其对鲁迅的理解的。
关键词：竹内好《藤野先生》幻灯事件翻译引言《藤野先生》在1963年载入了日本的高中国语现代文课本。
日本学生读的鲁迅作品都是竹内好的翻译作品，可以说，作为译者的竹内好是将其自己对鲁迅的理解反映在了翻译的文本里。
竹内好在其著作《鲁迅》中对《藤野先生》中的幻灯事件和找茬事件做了自己的理解和分析。
他指出，鲁迅当时并不是抱着要靠文学来拯救同胞的精神贫困这种冠冕堂皇的愿望离开仙台的，恐怕是咀嚼着屈辱离开仙台的。
他认为鲁迅当时还没有那种心情上的余裕，可以从容地去想弃医从文这样的事。
竹内好判断，幻灯事件和立志从文没有直接联系。
[1]因此，围绕竹内好对于《藤野先生》这样的理解，鲁迅研究者们进行了褒贬不一的探讨。
他们主要是从两方面展开讨论：第一，赞成或是中立，反观竹内好对于《藤野先生》中的鲁迅的解读[2]，认为其还原了鲁迅的文学性；第二，认为竹内好的这种解释是一种误解[3]，主要围绕竹内好的著作《鲁迅》进行其思想形成的解释，并将其对于《藤野先生》的这种解释看作是竹内好自己思想体系中的一个环节。
而笔者主要以《藤野先生》的翻译文本为中心，结合其著作《鲁迅》，从《藤野先生》的翻译上把握竹内好对鲁迅和幻灯事件的理解。
一、竹内好对鲁迅和幻灯事件的理解在竹内好的著作《鲁迅》里有以下论述：对于中国文学，我是个旁观者。
（略）我只想从鲁迅那里抽取出我自己的教训。
对我来说，鲁迅是一个强烈的生活者，是一个彻底到骨髓的文学者。
（《关于传记的疑问》）他的从医学转向文学，通过《藤野先生》等文章是知道的（这也是个被传说化了的例子）。
（同上）鲁迅在仙台医专看日俄战争的幻灯，立志于文学的事，是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
这是他的传记被传说化了的一例，我对其真实性抱有怀疑，以为这种事恐怕是不可能的。
然而这件事在他的文学自觉上留下了某种投影却是无可怀疑的。
（《思想的形成》）幻灯事件本身，并不是单纯性质的东西，并不像在《呐喊自序》里所写的那样，只是走向文学的“契机”。
这里的问题是，幻灯事件和此前找茬事件的关联以及两方相通之处。
他在幻灯的画面里不仅看到了同胞的惨状，也从这种惨状中看到了他自己。
（略）他并不是抱着要靠文学来拯救同胞的精神贫困这种冠冕堂皇的愿望离开仙台的。
我想，他恐怕是咀嚼着屈辱离开仙台的。
（同上）以上是竹内好在《鲁迅》里的几个小篇章里提到的对鲁迅和幻灯事件等的理解。
从中可以看出，首先，竹内好是要在鲁迅的身上寻找自己的“教训”。
他认为鲁迅是一个生活者、文学者且并不把鲁迅看作是功利主义。
虽然认为鲁迅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但这些都是其次。
这些并不足以支撑鲁迅的文学。
所以要首先抛开这些，还原鲁迅生活者、文学者的身份。
因为抱着这样的观点，他在谈及《藤野先生》时，认为幻灯事件和弃医从文并没有直接关系，认为幻灯事件带给鲁迅的是和找茬事件相同的屈辱感。
而且正是鲁迅自身的屈辱，鲁迅怜悯的不是同胞而是不能不怜悯同胞的自己。
这是一种屈辱又是一种无奈。
而这种自觉才使鲁迅成为了文学者、生活者，没有了这些根底上的东西，也就没有了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鲁迅。
竹内好对鲁迅的这些理解是：他带着屈辱离开得仙台，而这种屈辱感或是怜悯又是对不得不怜悯同胞的自己。
生活者、文学者鲁迅的这种屈辱感、无奈感，又是怎样体现在竹内好翻译的《藤野先生》的文本中的？笔者主要从其翻译风格和主要事件的翻译来分析。
二、竹内好翻译《藤野先生》的风格（一）直译的翻译策略从《藤野先生》的译文整体来看，竹内好采用的是直译或是表面上的异化的翻译策略。
下面从译文的用词和句式来看。
1.用词的直译：从以上竹内好的译文可以看出，在用词上也是尽量按照原文来直译。
如上文中的“芋梗汤”在“石九鼎汉诗馆”的译本里译为：“芋ずる入りの味噌汁”。
这种译法更符合日本人的认知和习惯。
但竹内好为了接近原文采用了直译的方法。
2.句式相同：从译文和原文的对照中，可以看出描写在东京看到的那些清国留学生们的滑稽像和描写初次见到藤野先生的第一印象时，在句式上竹内好的译文是按照原文采用小而短的句式，基本一一对应。
在最后怀念藤野先生时的感叹，译文的句式也是同原文相同。
（二）意译的翻译策略不管从用词还是句式上看，竹内好的译文的整体风格都可以看作是直译或者是表面上的异化。
但是，细读译文和原文，会发现译文中其实有很多细节并不只是竹内好的直译而是在深入了解原文的意思和作者后采用了意译的方法进行处理的。
1.用词的不同：从翻译来看，竹内好采用的是能让日本人能理解的词汇来代替了原文。
比如，漢典里的胶菜（膠菜）是指：山东出产的白菜。
胶，古胶州，今山东省胶州市，以产白菜著名。
而竹内好翻译的「山東菜」的解释是：日本山东大白菜。
十字花科叶菜类植物。
明治初期由中国引入日本。
（略）爱知县特产。
（《日汉大辞典》上海译文出版社讲谈社）在这里，竹内好的翻译就会让读者首先反应是日本的“山东菜”而非中国的“胶菜”。
对此，“石九鼎汉诗馆”的译文是“膠菜”。
另外，“还可以坐坐”“状况也无聊”并非真的指的是具体的“坐”和“无聊”，而是像竹内好翻译的一样，表示“不会那么糟糕”和“并不令人满意”。
这些都需要译者在充分理解作者的心情和境遇的情况下才能准确把握的。
2.数量词的统一：3.副词的添加：此处，原文只是用了一个“但”字，表示转折。
而竹内好在翻译时用“あいにく”（不凑巧地）这个表示心情的副词，一种失落、扫兴的情绪包含了在里面。
可以看出竹内好是把自己放在了鲁迅所处的当时当地，带着自己理解的感情进行翻译的。
4.时态的不同：原文是一篇回忆性散文，全文应该用过去式来叙述。
但是从译文可以看出，竹内好在翻译鲁迅遇到的实际事件时，用的是过去时；当表示鲁迅当时的心理反应时用的是现在时，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感。
语气也更强烈，更有共鸣。
从而表明竹内好在翻译时身临其境的感受。
三、《藤野先生》中主要事件的翻译分析（一）找茬事件的翻译首先，这里的“すぐに”表示“马上、很快”的意思。
而原文中作者并未表示这样急切的心情。
另外，结尾的“ケリがついた”表示“事情结束了，有了着落了”的意思。
这在原文也并没出现。
这表明译者竹内好在翻译时是将自己融入了当时当地的鲁迅，去体验当时鲁迅被找茬时受辱的心情。
想尽快让事实澄清，等事情结束时才会发出“事情有着落了”这样的感叹。
前后是相互照应的。
从这里的翻译不难看出，竹内好认定和理解的鲁迅此时此地在找茬事件中受辱的心情和想尽快澄清事实的急切心理。
另外，将他对“中国是弱国”这段翻译，和“石九鼎汉诗馆”的译文对照可以看出，在句式上，竹内好采用的是短句：“～である。
～である。
”结尾，没有用过多的连词。
这样的语气显得强烈而有力，这是鲁迅当时的深切体会和感受，一种强烈的无奈和有力的斥责包含在了这短句里。
承接上文，是鲁迅写完找茬事件后发出的一种无奈的感叹。
竹内好用短句强烈地想表示的无非也是他理解的当时鲁迅的那种无奈中的斥责和反省。
作为弱国民族的一员，找茬事件带来的是沉痛的打击和个人的、民族的屈辱感，只能以这种强烈又无奈的语气表示感叹、反省和斥责。
（二）幻灯事件的翻译译文：ところが、ひよつこり、中国人がそのなかにまじつて現われた。
（略）取囲んで見物している群集も中国人であり、教室のなかには、まだひとり、私もいた。
（略）その後、中国へ帰つてからも、犯人の銃殺をのんきに見物している人々を見たが、彼らはきまつて、酒に酔つたように喝采する──ああ、もはや言うべき言葉はない。
だが、このとき、この場所において、私の考えは変つたのだ。
“石九鼎汉诗馆”的译文：（略）こういった喚声は一枚ごとにあがるのであったが、しかし私にとっても、犯人が銃殺されるのを暇つぶしに見物する人々を見かけたが、彼等も酒に酔いしれたように喝采するではないか。
ーーああ、如何ともし難い！しかし、その時、其処で、わたしの考えは変わったのだ。
原文：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略）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略）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首先，在翻译幻灯事件中，竹内好翻译用了两个“も”[6]。
在原文中，从上文“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开始，鲁迅的羞耻感、愤慨感油然而生。
接着而来的就是“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一种无奈、沮丧之意，无以言表。
最后，“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我”也是中国人，“我”也正在“围着看”，这种无言以对的悲痛和屈辱是生活者鲁迅最真实的感受，只能用讥讽或自嘲来与这份屈辱对抗。
这就是竹内好理解的当时鲁迅的心情。
因此，两个“も”既表示了鲁迅在说自己是中国人，自己怀着这份屈辱在进行着无奈和沮丧的对抗，又在强调着“我”对同胞、对自己的怜悯，强调着“我”在感受到这份屈辱后还得默默承受这份双重的怜悯。
另外，这种强调的语气还能从当时鲁迅所处的环境得以体现。
经历了找茬事件的屈辱又来了幻灯事件的刺激，这些事件都和藤野先生的超民族超国家的“伟大”进行着对比。
藤野先生对“我”寄予厚望，小之是为中国，大之是为学术。
而“我”所受到的屈辱既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这“不安”和双重的“屈辱”正式这里的两个“も”才能体现。
其次，译文中“ああ、もはや言うべき言葉はない”，直译为“啊~，直到如今已经没有言语了。
”这是表示一种悲痛和绝望的哀鸣和叹息。
似乎日文的翻译比原文的语气更加强烈。
而这正是竹内好理解的当时鲁迅的心情，让自己接近作者在进行着翻译，用自己理解的鲁迅在进行翻译。
最后，译文里用的是“このとき、この場所”，直译是“这时这地”。
原文是“那时那地”。
“石九鼎汉诗馆”译文是“その時、其処”。
从翻译和原文对比来看，似乎是“石九鼎汉诗馆”的译文更符合原文，应该翻译成“その”才合理。
但是，这正说明了竹内好是在鲁迅中寻找自己的“教训”，是把自己置换成鲁迅在当时当地体验着那些沮丧、无奈，感受着那份屈辱的心情在进行着翻译。
竹内好笔下的鲁迅形象——以《藤野先生》的译文为媒介
Lu Xun＇s Image in Takeuti Yoshimi＇s Works—— A Cas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of Mr. Fujino
作者： 吴光辉;余祎延
作者机构：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出版物刊名： 学术月刊
页码： 130-137页
年卷期： 2013年 第7期
主题词： 竹内好;《藤野先生》;鲁迅
摘要：1944年出版的《鲁迅》，是竹内好研究鲁迅的标志，也是日本鲁迅研究最深刻的著作。
呈现在竹内好笔下的鲁迅形象，作为日本人确认自我身份的“镜像”，带有双重性的意义
与内涵：一方面，竹内研究视角下的“文学者的鲁迅”或者说“竹内鲁迅”带有与日本“转
向”的文化立场截然不同的“回心”之觉悟，是一个持续抵抗的“中国人”式的形象；另一方面，竹内翻译视角下的、即《藤野先生》之译文所体现出来的“鲁迅想象”，则被刻画为了一
个深受外部刺激、不得不选择内在“转向”的“日本人”式的形象。
作为日本的鲁迅研究的第
一人，竹内好的这一充满了悖论的鲁迅形象也持续地影响着日本人的中国认识与中国想象。
从影像到文字：东西方视角下的鲁迅文学道路转向——从“幻灯片”事件谈起
从影像到文字：东西方视角下的鲁迅文学道路转向——从“幻灯片”事件谈起原平方【摘要】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的文学道路选择始终是众说纷纭的热门话题。
传统文学史认为，鲁迅弃医从文的直接原因是“幻灯片”事件。
但悖论在于，相比传统的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学创作，鲁迅应该切身体会到了以幻灯片或电影为代表的视觉传播的巨大普及传播效果，但鲁迅却最终选择了传统的文学写作。
以文本梳理为出发点，分析鲁迅所具有的现代性悖论，并推断正是基于对以影像为主的大众消费文化的清醒认识，并在中国传统精英主义的影响和尼采超人哲学的合力下，鲁迅的文学道路才最终以传统的文字为中心，建构了对中国国民性的深刻批判。
%As the founder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Luxun＇s choice of writing is still discussed by many scholars today.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t is the ＂ incident of the slide＂that directly led to Luxun ＇s turn of writing. But ironically, it is possible to infer that Luxun was supposed to know the great widespread communi- cation effect of the visual culture. By way of the text analysis, the paper tries to conclude that Lunxun＇s writing has centered on words on the grounds of Luxun＇s awareness of the modern consuming culture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lite consciousness and Nietzsche＇s Philosophy of Superman. In this way, Luxun has greatly criticized the national weakness of Chinese.【期刊名称】《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1(010)010【总页数】4页(P1051-1054)【关键词】精英主义;超人哲学;现代性;视觉文化【作者】原平方【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北京100024／山西农业大学文理学院,山西太谷03080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206一、鲁迅的最初文学道路选择在《呐喊·自序》出版的1922年，鲁迅提到其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弃医从文的转变过程。
鲁迅“弃医从文”转因研究述评
鲁迅“弃医从文”转因研究述评王志蔚【摘要】“弃医从文”是鲁迅早期思想研究的重点，其转因研究一直存在争议。
多年来，围绕争议，学界从社会环境、主体心理、日本文化等各个视角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提出了“思想启蒙说”、“民族屈辱说”、“文学自觉说”、“兴趣爱好说”、“日本文化影响说”等多种观点，其中“思想启蒙说”融合“民族屈辱说”成为现行教科书的通行看法。
但是，历史地具体地看，有些观点也存在着片面性与逻辑性等问题，需要理性分析，以达到客观认识鲁迅、准确理解鲁迅、还原鲁迅之目的。
%“Abandoning medicine for literature” is a focus of the study of Lu Xun’ s early thought, and there has been considerable controversy for the reasons of transformation for a long time.Over the years, a-round the controversy, the academia has engaged in extensive research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like social environment, the subjective psychology and Japanese culture.“Enlightenment doctrine”, “national humilia-tion doctrine”,“consciousness of literature doctrine”,“interest doctrine”,“Japanese cultural influence” and o ther types of views have been put forward, among which the fusion of“enlightenment doctrine” and“national humiliation doctrine” even becomes the prevailing view of textbook.However, viewed historically and con-cretely , the above viewpoints also have the problems of one-sidedness and logicality which need rational analy-si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Lu Xun objectively and accurately, thus restoring an authentic Lu Xun.【期刊名称】《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5(000)002【总页数】6页(P36-41)【关键词】鲁迅;弃医从文;转因;述评【作者】王志蔚【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连云港校区人文与美术学院，江苏连云港222006【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6“弃医从文”是鲁迅人生的重大转折，也是鲁迅文学创作的源头和鲁迅思想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竹内好
竹内好：鲁迅(摘录)从民国七年三十八岁发表《狂人日记》，到民国二十五年留下未完成的《死魂灵》译稿，五十六岁殁于上海，在大约十八年间，鲁迅从未退出过中国文坛的中心位置。
然而，人们明确地把他认作文坛的中心，却是在他死后。
虽说生前褒贬相半，但说到底，还是孤立的时候居多。
十月十九日未明，他死了。
但在死的瞬间，他还仍是文坛的少数派。
他顽强地恪守着自己，直到死。
此时他和多数派的对立，与其说因他的死而变得毫无意义，倒不如说是他的死拯救了毫无意义的对立，并由此而在他死后实现了他生前作为启蒙主义者最想实现、而他的文学家气质又最难于容忍的文坛统一。
十月二十二日，有数千人参加了他的葬礼，其运作形式出人意料，竟是中国首次“民众葬”（巴金）。
他的灵柩上裹着一面白布，上面写着“民族魂”。
一群文学青年把他的灵柩掩埋在薄暮下的万国公墓。
或许是伴随着葬礼的昂奋罢，事实上抚柩慟哭的中坚作家是不在少数的。
翌月各文学杂志同时出了悼念专辑。
这是自文学革命以来，首次出现的没有论争的文坛。
制造这个没有论争的文坛的，是他的死。
死对于鲁迅来说，不只是肉体的静谧。
生前的他，文坛生活的很多部分都是在论争中度过的。
除了翻译和文学史研究的业绩之外，大半都是论争文字。
就连小说，特别是晚年取材于神话的诸篇，也都带有论争性质。
论争是鲁迅文学支撑自身的食粮。
把十八年的岁月消磨在论争里的作家，即使在中国也是不多见的。
旁观者将此批评为病态，也并非不可思议。
学匪、堕落文人、伪善者、反动分子、封建余孽、刻毒者、变节者、堂·吉珂德、杂感家、买办、虚无主义者，这些专为尅定鲁迅而发明的数目繁多的嘲骂，其丰富多彩，和鲁迅所使用的笔名相比毫不逊色，亦暗示着论争的激烈程度和性质。
他不仅攻击旧时代，也不宽恕新时代。
很多嘲骂是来自他所爱的下一代青年。
对此他是不肯退缨的。
由于他为人之善良，有着众口一致的评价，因此这些论争也就应当从他的文学侧面来说明。
通过论争，他获得了某种东西，或者说，抛弃了某种东西。
太宰治《惜别》中的鲁迅人物形象批评
太宰治《惜别》中的鲁迅人物形象批评作者：张如意来源：《河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年第05期摘要：自日本作家太宰治的小说《惜别》问世以来，作品中的鲁迅形象问题一直是研究的热点，日本研究界的批评观点基本上呈现出了批判→剥离→重塑的发展脉络。
这与日本当代文学批评方法论从“作家论”到“作品论”再到“文本论”的发展脉络趋于一致，体现出了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
新的批评方法论不断改变着《惜别》中的鲁迅形象认知，也促使我们从多个维度去重新审视作为作家的鲁迅和太宰治。
关键词：太宰治；《惜别》；鲁迅形象文学；批评方法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378（2017）05-0016-05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7.05.003《惜别》是日本作家太宰治的一部长篇小说。
它以实际的历史人物、中国著名作家鲁迅及其作品《藤野先生》为基本素材，以一位老医师“我”的回忆形式，述说了主人公“周”（鲁迅）在日本仙台医专求学时代的故事。
该小说于1945年9月5日由日本朝日新闻社出版发行，其封皮正面、扉页和封皮背面分别印有“传记小说/惜别”“惜别/医学徒时代的鲁迅”“惜别/医学徒时代的鲁迅”的字样。
之后，“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于1947年4月15日和1948年7月20日相继两次对其进行修订和收录。
关于该小说的写作过程和完成情况，《太宰治全集》第7卷（1990年筑摩书房版）的解说中有详细记载，在此不再赘述。
《惜别》可以说是太宰治的小说中最为特殊的一部。
因为它发表于二战日本投降之后，虽然太宰治本人也极力否认其创作动机是为了政治需要，但摆脱不了二战期间（1944年）接受日本内阁情报局和右翼文艺组织“日本文学报国会”的委托为宣传“大东亚共荣”“亲善”而创作这一事实。
再加之以中国著名作家鲁迅为人物原形，塑造的是青年鲁迅的人物形象，所以颇受战后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关注，太宰治的战争观、日本观、中国观、鲁迅观等成为研究的重点，而其中太宰治的鲁迅观，即鲁迅的人物形象塑造问题不但是研究的焦点，而且时至今日仍然存在着很大争议。
鲁迅对于日本的意义——以“竹内鲁迅”为中心
２ ０ ，２ ０ ６ １
南京 师范 大学 文学 院学报
Ｊｕ ａ ｏ ￣ ｈｏ ｏ ｈｎｓ ａｇａ ｅ ｎ ｕ ｕｅ Ｎ ｎｉｇＮｏｍａ Ｕｎｖｒｉ ｏ ｒ ｌ ｆ ｏｌ ｆ ｉ ｅＬ ｎｕｇ ｄＣ ｌ ｒ ａｊ ｒ ｌ ｉ ｓ ｙ ｎ Ｃ ｅ ａ ｔ ｎ ｅ ｔ
Ｄ ｅ ．０ ６ ｅ．２ ０
在竹内好以前 ， 关于鲁迅 的研究主要有两种： 一是将鲁迅作为一位“ 东方型的文人 ”也即“ ， 东洋虚无 主义者” 来加 以理解 ， 代表人物有佐藤 春夫 、 正宗白鸟 、 太宰治等 ； 另外一种把鲁迅 看成 “ 左翼 文艺 家” 、 “ 共产主义者” 即无保 留地接受瞿秋 白和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 ， ， 持这种意见的一般是 １ ３ 本无产阶级文学 运动的参与者。与战后对鲁迅的实证主义研究相比较 ， 这一时期的鲁迅研究无疑带有实用主义和简单 化 的色调。而且 ， 研究者与鲁迅大都是同时代的人 ， 中有些人 ， 山上正义和鲁迅还有过交往。和中 其 如 国不同阵营的知识分子一样 ， 他们往往只看到鲁迅 的一个侧面 ， 他们 笔下的鲁迅 ， 由此形象各异 。如 也 清水安三写于 １２ 年的《 氏三人》 ９２ 周 ：
传》不是如同一时代 日 “ 本的所谓无产阶级小说 （ 当然指早期） 那样 ， 是一种英勇斗争的记录 ， 也不是那种
花俏的论争体会。它是描述了‘ 国民革命 ’ 这一运动 ， 在农村中如何被传统势力所打败 ， 如何妥协 ， 如何 欺 骗 。 ［ （ ４ ”ＩＰ ４ ］３ ）
出于同样的理解 ， 山上将他翻译 的《 Ｑ正传》 列入“ 阿 ， 国际无产 阶级丛书” 中出版。林房雄更是从 鲁迅作品中看到“ 作家不能不是忧国愤世的志士 ， 真正的国民代表 ， 而且要生就剔除市民的根性 ， 具有 国 土的自信 、 斗志和责任。这是借鲁迅来引起其他文学家的共鸣”… ） 。
浅谈竹内好笔下的《鲁迅》
浅谈竹内好笔下的《鲁迅》作者：李新雨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2年第08期摘要：《近代的超克》中，竹内好看到的鲁迅，仿佛去掉了先觉者的帽子，只是作为历史中存在的一个人，与泯泯众生一样的个体，只因为对于现实生活中那些“微小举措”所包含的原理问题有高度的敏感性，便能真实的记录了历史中存在的一个时代。
关键词：竹内好；鲁迅；孤独战士；自我否定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3-0014-01《近代的超克》，这里的鲁迅扮演的思想家和启蒙家的角色不再是以高高的凌驾他人的方式，而是作为与中国的现代史共同摇摆，共同生存的人出现，他不断抵抗，又始终有绝望，敏感使他孤独。
这样的鲁迅，不再是遥不可及的，而是亲切的；不再是束之高阁的，而是鲜活生动的。
一竹内好在一九三四年与武田泰淳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文学研究会，其中竹内好的主体意愿通过他对于翻译的选择性体现出来，他特别关注的中国文化人有三位：王国维、蔡元培、鲁迅。
对于一个作家的偏爱，总是会基于这作家在某些特性上与自身的吻合性，在通读整本书得过程中，总会觉得竹内好在鲁迅身上寻找自己的影子，鲁迅身上的孤独，同时也出现在竹内好的身上，这些共通性使得竹内好在描写鲁迅的过程中，多了一点感性的成分，鲁迅不再是诸多人笔下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的鲁迅，而是活生生的具体的人，少了些匕首般得尖锐，多了些人生体验“挣扎”。
（一）相通的孤独“战士”竹内好是大学教授，但是一生的精力却倾注于学院之外的著述、翻译、编辑等工作，而非学院体制内部的教学工作。
在创办《中国文学月报》后，竹内好与当时处于学术巅峰的优秀支那学家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论战的经历规定了此后竹内好思想发展的方向，并且锤炼了他对于学院派操作方式的高度警觉。
对于学院知识生产体制的根本性怀疑，使得竹内好的知识立场彻底的非体制化了，由此，竹内好对于在这一体制内形成的诸多“前提”跟“起点”的真实性怀疑起来，并试图加以追究。
竹内好：凭藉鲁迅的文化反思
作者： 靳丛林[1];李明晖[1]
作者机构： [1]吉林大学文学院
出版物刊名： 文学评论
页码： 135-140页
年卷期： 2011年 第5期
主题词： 鲁迅精神;文化反思;竹内好;日本文化;鲁迅研究;人道主义;思想家;反省
摘要：竹内好是日本战后反省本国文化的思想家之一。
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始终以鲁迅的精神高度作为反省日本文化的标杆,因此也始终把那场失败了的战争作为日本文化的本质表现来进行反省。
本文着眼于竹内好笔下鲁迅精神与日本文化的交锋展开讨论。
首先,以竹内好战后的鲁迅研究文章中涉及反省日本文化的篇章为材料,分析竹内好如何凭藉鲁迅的看似＂失败＂的坚实与＂绝望＂来反思日本的＂优等生文化＂和＂无绝望的人道主义＂。
其次,考察竹内好在紧张复杂的安保反对运动中怎样把鲁迅的精神与智慧化为自身的力量,以运动为契机亲身深入日本的文化中,研究、解剖,分别好坏,努力利导、改进,为乏力的战后宪政注入绝望与反抗的生命力,在震荡的历史风云中显现了一个受益于鲁迅而成熟起来的思想家真挚稳健的风范。
最后,聆听竹内好倾力译介鲁迅之际的心声,特别是其＂鲁迅毒性强烈＂这一独特的赞誉和期许所传达的凭藉鲁迅与日本文化的惯性作战之决心。
竹内好对鲁迅和幻灯事件的理解——以《藤野先生》的翻译为中心
竹内好对鲁迅和幻灯事件的理解——以《藤野先生》的翻译为中心————————————————————————————————作者：————————————————————————————————日期：竹内好对鲁迅和幻灯事件的理解——以《藤野先生》的翻译为中心-汉语言文学竹内好对鲁迅和幻灯事件的理解——以《藤野先生》的翻译为中心刘小霞摘要：竹内好作为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人，在其作品《鲁迅》中对《藤野先生》里鲁迅思想的形成做了详细的分析，表示鲁迅离开仙台的动机不只是幻灯事件；幻灯事件和弃医从文并没有直接关系。
他认为将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这些都拨净了以后，才有鲁迅文学。
这引起了很多鲁迅研究者的探讨。
大多学者以竹内好的作品《鲁迅》为中心对竹内好进行解读和思想分析。
笔者在把握竹内好对鲁迅的理解的基础上，主要以竹内好《藤野先生》的翻译文本为中心进行探讨和分析，旨在了解竹内好的翻译是怎样具体表现其对鲁迅的理解的。
关键词：竹内好《藤野先生》幻灯事件翻译引言《藤野先生》在1963年载入了日本的高中国语现代文课本。
日本学生读的鲁迅作品都是竹内好的翻译作品，可以说，作为译者的竹内好是将其自己对鲁迅的理解反映在了翻译的文本里。
竹内好在其著作《鲁迅》中对《藤野先生》中的幻灯事件和找茬事件做了自己的理解和分析。
他指出，鲁迅当时并不是抱着要靠文学来拯救同胞的精神贫困这种冠冕堂皇的愿望离开仙台的，恐怕是咀嚼着屈辱离开仙台的。
他认为鲁迅当时还没有那种心情上的余裕，可以从容地去想弃医从文这样的事。
竹内好判断，幻灯事件和立志从文没有直接联系。
[1]因此，围绕竹内好对于《藤野先生》这样的理解，鲁迅研究者们进行了褒贬不一的探讨。
他们主要是从两方面展开讨论：第一，赞成或是中立，反观竹内好对于《藤野先生》中的鲁迅的解读[2]，认为其还原了鲁迅的文学性；第二，认为竹内好的这种解释是一种误解[3]，主要围绕竹内好的著作《鲁迅》进行其思想形成的解释，并将其对于《藤野先生》的这种解释看作是竹内好自己思想体系中的一个环节。
【课外阅读】十年隐默的鲁迅论鲁迅的“第一次绝望”
【课外阅读】十年隐默的鲁迅——论鲁迅的“第一次绝望”鲁迅与绝望，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话题。
但学界谈到鲁迅的绝望，受《〈呐喊〉自序》等自述性文章的影响，多指向日本时期弃医从文的挫折，并以北京绍兴会馆的六年为其标志。
其实在笔者看来，鲁迅的一生经历过两次绝望：一次如上所述，开始于日本时期，以北京绍兴会馆六年的沉默为标志；一次形成于《新青年》解体，以1923年的沉默为标志。
对于鲁迅的第二次绝望，笔者已有专文论述，本文基于对鲁迅第二次绝望的发掘，回顾和重新梳理鲁迅的第一次绝望，意在把它放到鲁迅整体的精神结构和心路历程中来重新把握，连接起两次绝望的内在逻辑线索，并就其对于鲁迅的意义作出新的评判。
一1909年，鲁迅提前中断了留学生活回国，广采博收、激扬文字的日本时期结束了。
从是年回国到他发表《狂人日记》的1918年，约十年时间，鲁迅在国内辗转于杭州、绍兴、南京和北京，经历了从教员、中学堂监督到教育部官员的频繁转换的生涯，其间1912至1918六年，鲁迅只身寄居于北京的绍兴会馆，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寂寞”的S会馆时期。
这十年，与他频繁转换的生活轨迹相比，笔述生涯则暂显停顿，比较于其前的慷慨激昂的日本时期和其后的“一发而不可收”的五四时期，显然独自构成了一个“心声”隐默的十年。
《鲁迅全集》所收这期间所著文字，仅见1912年的《〈越铎〉出世辞》、《辛亥游录》、《怀旧》，1913年的《儗播布美术意见书》，另有1915年一篇、1916年一篇、1917年四篇、1918年两篇，除了1916年者为文牍“签注”，其它皆为据手稿编入的短篇金石、文献考订手记，写作月日不详。
通观这些文字，1915至1918年者多为学术札记，是作者思想论战和文学创作之外的学术研究及个人爱好的文字遗留；1913年的一篇为发表于教育部部刊的带有行政呈文性质的文章；1912年之《辛亥游录》是日记性质的生物考察的记录，署名“会稽周建人乔峰”，《〈越铎〉出世辞》为《越铎日报》创刊绪言，《怀旧》为文言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