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歌

清代诗歌

清代，无论通俗文学还是正统文学，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可将课程分为通俗与正统两部份来讲）。

清诗是古代诗歌的光辉总结，是古典诗歌的再度辉煌。

清代268年，出现了众多诗人及诗派，作品数量极大，仅据徐世昌1929年编的一部大型的清诗选集《晚晴簃诗汇》所收，就有6,168家诗人，27,669首诗，清代诗人之多、创作之富，是历朝所无法比拟的。

而且，清诗成就也较突出，与唐诗、宋诗一道成为我国诗史上的三大高峰。清代诗人善于继承前人成熟，兼师众长。从诗学上讲，不出宗唐、宗宋两大途径，“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唐诗以风神情韵擅长，宋诗以筋骨思理见胜”（钱钟书），宗唐、宗宋与人之气质秉性相关，然而宗唐者不独尊唐而排宋，宗宋者亦不专主尊宋而斥唐。他们善于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同时也能在继承基础上努力创新，形成自己的风格和流派。除此而外，他们也注重从理论上对古典诗歌进行分析与总结，致令清代诗歌理论宏富，后世之人若学唐诗或宋诗，可从清人诗论入手，不失为一捷径。

清诗课题愈来愈受到后人的重视。

第一节清初诗歌

清初指顺治、康熙两朝，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为中叶。

清初诗歌是有清一代重要的转型期、过渡期，它直接承袭明诗传统而来，

受传统影响很大，但诗人们能认真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以其理论和创作矫正了明代七子复古派的偏狭和公安、竟陵的空疏浅陋，为清诗的发展廓清了道路。因此，清初诗歌在清诗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和重要的意义。

清朝在入关后的一段时期，诗坛主要为遗民诗人和由明入清并仕清的“贰臣诗人”所占据。

前者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杜濬（浚）、吴嘉纪、屈大均等人，后者有“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

1、顾炎武：

1613—1682，初名绛，字宁人，号亭林，昆山人。明末诸生，少年时参加复社，后从事反清斗争，入清不仕，晚年定居华阴。

兼学者、诗人、抗清志士于一身。有《亭林诗文集》六卷，存诗400余首。其中不少写得激昂慷慨、沉雄悲壮，以抒写强烈深沉的民族情感为主题，或直接抒写不忘国仇、力图恢复的怀抱，或写时事、哀悼为反清斗争而呕心沥血、以身殉国的民族英雄，或借历史人物和事件寓现实情感。

2、钱谦益：

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人，世称虞山先生。

他生身书香门第，家境饶富，祖上皆在明朝取得功名，自己也于29岁时入仕，立朝为官，尝筑绛云楼以藏书数千部，藏书富甲江南。

富才思，六岁时始读书，早年受七子派影响，对李梦阳、王世贞文集烂熟于胸，欲与驱驾并超过之，后潜心唐宋古文、佛家典籍及各朝诗法，撰《列朝诗集》八十一卷（选录明代约二千人的诗作，并附诗人小传，小传中有生平事迹、著述及牧斋的评价）。又受到李贽、公安的影响，诗学由宗唐转向宗

宋。另有《钱注杜诗》。

人品不高，一生有两大污点，一是投阉党，一是降清。历来颇受人訾诟，广泛受人批评和唾弃。早年属东林党，后又依附宦官阉党集团，南明时投马士英、阮大铖，清兵南下攻南京，又带文官降清，由此入仕清廷，仕清五个月后隐居不仕。晚年思想有所转变，和抗清活动有关联，秘密联络、支持当时的抗清力量。

但在文学界，他为一代宗匠，执诗坛牛耳、主持诗坛近五十年。诗学上反对摹拟形似，尝激烈地抨击明七子、公安、竟陵等，倡宋元诗，崇苏轼、元好问，主张写诗须有“本”，既要有性情，又要有学问，对纠正明代诗风及引导清诗发展直到了推动作用，为清诗发展的关键人物。

有《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等。《初学集》作于明亡之前，《有学集》、《投笔集》二集为入清后所作。他的诗词藻华美，才气纵横，能熔铸唐、宋于一炉，尤以老杜为宗，形神兼备，为历代学杜中罕见。其诗以七律最为出色。但缺乏积极的社会内容，晚年尝写过一些缅怀故国、诋毁清朝、自我忏悔的作品，前人多以为文过饰非，但平心而论，诗中的故国之思有真情实感，不能一概斥为“矫饰”。连排满情绪极高的章炳麟读其《投笔集》后，也深感其诗“悲中州之陆沉，与犬羊之俶扰，未尝不有余哀也”。如公元1661年，南明永历帝朱由榔被吴三桂追杀于缅甸，诗人感慨时事，步杜甫《秋兴》之作，写成《后秋兴》组诗（124首，七律），抒写其胸中悲愤哀痛之情。并慨然投笔，为其诗集取名“投笔”。

3、吴伟业：

1609—1671，字骏公，号梅村，太仓人。

崇祯时进士，受帝宠遇，为复社成员，在晚明复杂多变的政治时局中仕途多舛，入清后，被迫仕清，一年后辞归，不再复出。由于他出仕两朝，名节有亏，故常以诗自怨自艾，抑随凄苦之情溢于言表，如北上仕清途上中写《过淮阴有感》，表明仕清的精神苦痛：“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即以淮南王鸡犬自比，表达不能以身殉故主、反而仕清变节的深悲。临终遗命以僧衣敛，墓碑仅题“诗人吴梅村之墓”，可见其临死犹苦痛不已。

有《梅村集》、《梅村家藏稿》。

他诗学尊唐人，是当时宗唐派的领袖。其诗内容丰富，大都追怀往事，感叹平生，抒写浓郁的家国兴亡之恨，后人誉为“诗史”。《四库全书提要》评云：“及乎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暮年萧瑟，论者以庾信方之。”尤长于歌行，其歌行“胎息初唐，不囿于长庆”（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对初唐四杰及元、白歌行加以继承和创造，形成“梅村体”。“梅村体”代表了吴伟业对中国古代诗歌体裁的创新与拓展，发展了中国古代歌行体与叙事诗的诗歌体制。其名作有《圆圆曲》、《永和宫词》、《鸳湖曲》、《楚两生行》等。《圆圆曲》全诗79行，以陈圆圆与吴三桂的悲欢离合故事为线索，展现了明末清初的广阔历史画面，寄托了诗人的兴亡之感，同时对民族败类吴三桂表达了极大的愤慨和辛辣的嘲讽，将之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钱、吴与龚鼎孳并称为“江左三大家”。龚才力远逊二人。而钱、吴二人均居于诗坛领袖地位，身后都有一大批追随者。钱开创了虞山派，吴创立了太仓派。钱宗宋诗，吴主唐调，二人各立门户，皆清代首开风气的大家，以后清诗的许多流派，皆不出宗唐宗宋两条诗学途径，都不出他们两人影响的

笼罩。

钱、吴之后，诗坛上出现了号称“南施北宋”的两位诗人。

施闰章，1618—1683，宣城人，所作呈南国温柔之风。宋琬，1614—1674，山东莱阳人，所作具有北方刚健之气。二人于当时名气不小，但对清诗影响不大。

这时的许多诗人，多喜宗宋元，但成就不大。直至王士禛出，独宗唐人，标谤“神韵”之说，认为作诗以“妙悟”为主，对当时影响极大，为清诗一大宗派。王亦获“清代第一诗人”（谭献《复堂日记》）之称，继钱牧斋之后成为诗坛盟主近五十年之久。

4、王士禛：

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晚号渔洋山人，新城（今山东桓台）人。顺治进士，本名士禛，雍正时避讳为士祯，后官至刑部尚书。有《带经堂集》九十二卷。另有《池北偶谈》、《居易录》、《香祖笔记》、《渔洋诗话》等笔记多种。

王诗学主张经历了三个阶段，早年学诗之初即以规模唐人入手，后越三唐而事两宋，之后复宗唐诗，标举神韵。

“神韵”说，清初时期重要的诗歌主张。此说的理论渊源，近可推及前七子的徐祯卿、后七子王世贞之弟王世懋等人的理论主张，远可推及司空图、严羽。以“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作为诗的最高境界，提倡一种淡远清新、含蓄蕴藉的诗风。他编《唐贤三昧集》，选录王维、孟浩然以下四十二人诗作为范本，实际上表明他推重王、孟、韦、柳一派的诗风，主要着眼于境界的淡远和语言的含蓄，是以神韵为编选标准。

其诗字句精新，深入浅出，言外有意，富有飘逸的风神与含蓄不尽的余韵。如《秋柳》四首，即如此：

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

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

愁生陌上黄骢曲，梦远江南乌夜村。

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

这是其中一首。据作者《菜根堂诗集序》：“顺治丁酉（1657）秋，予客济南。诸名士云集明湖，一日会饮水面亭，亭下杨柳千余株，摇落之态。予怅然有感，赋诗四章。”可见作者见眼前杨柳在秋风中萧瑟摇落之态，于是怅然若失，心有所感，因物起兴（物感），不由自主地由秋联想到秋，由明湖联想到遥远的江南和西风残照的故明都城南京（白下门：位于南京西北近郊），诗中抚今追昔，对往事的追怀罩着一层低回不尽、排遣不去的淡淡哀愁，追悼故明之意隐隐现出。在艺术上，含蓄蕴藉，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四首诗一时传遍大江南北，和作甚众，足见其盟主风流。

另如《秦淮杂诗》：“年来肠断秣陵舟，梦绕秦淮水上楼。十日雨丝风片里，浓春烟景似残秋。”亦如此。此诗为组诗十四首之一，作于顺治十八年（1661），时作者有事至南京，住近秦淮，因咏秦淮及金陵旧事以寄托其兴亡之感。以“雨丝风片”和似残秋的“浓春烟景”的意象表达出作者低回不尽的今昔盛衰之感。

如果说这些诗寄寓了作者感伤时事、缅怀故国，较有现实情感的话，那么他的大多数诗就显得缺乏深刻的现实内容，停留于批风抹月、模山范水上，这种诗尽管缺乏现实内容，但在艺术上却写得精致、玲珑剔透，确有可取之

处。

王士禛为康熙诗坛泰山北斗，主盟诗坛五十年，开一代诗风。他的神韵说及神韵诗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反映出清政权日趋巩固、民族矛盾渐趋缓和对人们的审美的变化。神韵说的倡导，无疑会助长诗歌脱离现实的倾向，对统治者而言，正好可以点缀升平，正好可表现“治世之音”，适应其统治者的统治需要而得以大力提倡，冠以“一代正宗”之称（清中叶袁枚讥云：“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另一方面，由于神韵说可以使诗成为忘怀世事、嘲弄风月的工具，因此也大受一般文人的欢迎；同时，神韵说又可以让诗成为不忘民族痛苦的文人委婉含蓄抒写深隐民族情感的工具，故又受这些人的欢迎。因此神韵说及神韵诗受欢迎是必然的。

5、朱彝尊：

在创作上，能与王士禛齐名的即朱彝尊，二人当时号“南北两大诗人”，至有人比为杜、韩。

1620—1709，字锡鬯，号竹垞，晚号小长芦钓鱼师、金风亭长，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早年曾参与抗清活动，失败后由于生计艰难，长期奔走四方，寄食于人。康熙十八年（1679）应试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入直南书房。曾参与修撰《明史》。康熙三十一年（1692）罢官归田，从此游山玩水，著书立说，以迄终年。此人博通经史，擅长诗词古文，著有《曝书亭集》、《经义考》、《日下旧闻》等，编有《词综》、《明诗综》等。

其成就主要在词，其诗也自成一家。综观其全部诗歌，大体上可以仕清为界分为前后两期。从内容上看，前期作品或悼念故国沦亡、反映抗清斗争，或揭露现实现实黑暗、描写人民痛苦，或抒发羁旅乡思、表现怀古之情，大

多与时代社会和个人身世不幸相联系，富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而后期却渐趋空泛肤廓，应制、颂圣、酬答、流连光景、模山范水者比比，苍白空洞，单调乏味。从格调上看，前期作品蕴含着一股慷慨不平之气，苍凉沉郁，时见激越。后期却变得心平气和，恬淡闲适，一副与世无争之状。从师法上看，朱彝尊前期学唐，后期学宋。

朱彝尊对后来的浙派诗人影响很大，被奉为浙派诗的开山鼻祖。

6、赵执信：

1662—1744，字伸符，号秋谷，晚号饴山老人，山东益都人。为王士禛甥婿。

此人为宗唐派作家，尝写《谈龙录》，以批评王士禛的“神韵”说。他对王士禛的“神韵”说攻击最甚，主张诗以意为主、言语为役，其《谈龙录》载载诗话若干则，皆针对渔洋诗论和创作而发（渔洋论诗，尝云：“诗如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或云中露一爪一鳞而已，安得全体？”执信大不以为然，认为“龙之首尾完好”，只不过是“恍忽望见者，第指其一鳞一爪而已”。“谈龙录”由此得名，意在讥讽渔洋不知龙，即不知诗）。

他的理论依据是“诗当指事切情，不宜作虚无缥缈语，使处处可移，人人可用”。他较重视诗的思想内容，提出“文以意为主”。在他看来，诗不能写得半吞半吐，欲说还休，无关痛痒。这对于忽视思想内容的神韵派诗，是一个很大的纠正。

他的诗作现实性较强，在艺术上却有不足之处。气势较窄。

7、查慎行：

在清初诗坛尊唐诸流派每况愈下之时，能以清新空灵的诗风在尊唐诸家

诗人之外独树一贴者，当推尊宋诗人查慎行。

1650—1727，字悔余，号初白，原名嗣连，后改名。因观《长生殿》而罹罪，后中举，赐进士出身，尝为翰林，入值南书房，有《敬业堂集》，诗4,600多首。

诗宗宋，受苏轼、陆游、杨万里影响较大。但学宋诗，注意学其精华，反对形式模拟。其诗情意绵远，恬淡清新，状物叙事，纯用白描，但又工稳慰贴。为当时宗宋派中成就较高者。

第二节清代中期诗歌

就诗歌的成就而言，不如清初。但诗歌理论呈现繁荣的局面。

诗歌开始脱离现实主义道路，向着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方向发展。这时，出现了许多游派，如格调派、肌理派、性灵派，大体沿清初尊唐、宗宋路子。其中影响最大者沈德潜、袁枚、翁方纲等，各代表一个流派。而郑燮诗无所依傍，自成一家，也很有特色。

1、沈德潜：

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长洲人。乾隆时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著有《归愚诗文集》、《说诗语》，另编有《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国朝诗别裁》。

他为王士禛后的诗坛大家。据其师叶燮《原诗》中理论，创“格调说”，提出“诗贵性情，亦须论法”的观点。所谓“性情”，即诗中表现的诗人个性，须合乎儒家温柔敦厚诗教，“发乎情，止乎礼义”，用封建道德充实诗之内容，

以弥补神韵派忽视内容之不足。所谓“论法”，即讲究格律、声律，重视体制法度规范。

他也主张复古，认为“诗不学古，谓之野体”，但不能摹拟古人。古体学汉魏，近体宗盛唐。

其创作，分早、晚期。早期诗作现实性强，指斥时弊，同情民瘼。后期随着个人地位、思想的变化，诗多歌颂粉饰之作。

2、翁方纲：

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大兴（今北京大兴县）人，乾隆进士，官至内阁学士，诗文之外，又精金石考据之学。有《复初斋诗文集》。

他论诗喜“神韵说”，但又嫌其过于肤浅空疏，对“格调”之说，又以其食古不化，故倡“肌理说”以补二者之弊。

因而认为“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言志集序》）、“考订诂训之事与词章之事未可判为二途”（《蛾术编序》）、“诗必研诸肌理而文必求其实际”（《延晖阁集序》），可见其“肌理”，即以学问为作诗之根底，以考据来充实其内容，使义理与文理统一，做到外表空灵，内容质实。无疑，这理论会把创作引向故纸堆，在纠正诗坛上神秘主义、形式主义的流弊时又走向另一极端，使诗成了令人生厌的学问诗。

其创作无多大成就，但影响甚大。

3、袁枚：

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钱塘人，乾隆进士，作过江宁等地知县，中年后辞官，筑随园于江宁之小仓山，过闲适生活。有《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以及笔记小说《子不语》等。

论诗标举性灵，是性灵派代表。

反对神韵说、肌理说、格调说等理论。主张诗须创新，不能摹拟古人，尝云：“阮亭一味修饰容貌，所谓假诗也”；针对“格调说”认为，“温柔敦厚”的诗教，仅是孔子诗教的一部份，不足以代表孔子的整个诗教，因而不是唯一的准则。

他认为，“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作诗不可以无我”、“诗有性情而后真”（《随园诗话》）。主张诗须表现诗人自己的个性才情和亲身感受。

其“性灵”说继承了公安派的文学观而有所发展，又吸收了神韵派重个性的特点，既反对形式主义，又反对拟古主义，在当时是一种较进步的诗论，对封建正统文学观是一种有力的冲击。但“性灵”说在忽略诗之社会性方面，可谓沿袭了公安“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的偏颇。

袁枚之诗，空灵、流利、新巧，确也体现了他的文学观，表现了诗人个性。如《马嵬》（见朱东润作品选P40）。

4、郑燮：

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出身贫寒，乾隆进士，尝任知县一类小官，在任上能为民作主，同情民生疾苦。晚年鬻画于扬州。

诗上主张“自树旗帜”、“直抒血性”，重视体现诗歌的社会性与现实意义。诗作多如是。

如《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又如《题竹石画》：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清词

清词在中国词学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清代号称“词的中兴”。词自宋代时入高峰，而元、明两代，急遽衰落，到清代，词的创作呈现出鼎盛局面。词人纷起，流派纷呈。无论是作品创作，还是词调研究、词籍整理、理论的构建，都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超过元、明，直接两宋。从整个词中外看，不愧为振作复兴的时代。

词人之众、词作之多，超过了以往的各个朝代。清词总集，旧有王昶的《国朝词综》和黄燮清的《国朝词综续编》，而叶恭焯编选有《全清词钞》，入选词人共三千一百九十六人，超过两宋词人两倍以上，入选词作八千二百六十多首。不仅数量多，在质量上也达到相当水平。朱孝臧认为清词“独到之处，虽宋人也未必能及”（《全清词钞序》引）。

第一节阳羡派、浙西派和清初期词清初诗人大多能词，故词作者极多。如王夫之、吴伟业、屈大均、宋琬、龚鼎孳、尤侗、王士祯等人，皆有词集。其中以王夫之的《潇湘怨词》、吴伟业的《梅村诗余》和王士祯的《衍波词》较有名。清初词人，师承关系也很复杂，多出入于“花间”及北宋诸家，至朱彝尊改宗南宋，他浙西词派，词坛风气始变。与朱彝尊并峙的，有陈维崧与纳兰性德。

陈继承苏、辛的豪放作风，纳兰性德则受南唐二主的影响，表现出凄婉

风格。此三人号称清初三大家。

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宜兴（今属江苏）人。五十岁以前客游四方，后来应博学鸿词试，由诸生授翰林陆院检讨。著有《迦陵词》三十卷，存词有一千六百二十九阕，共用小令长调四百一十六调。创作之富，为历代词人之冠。

其年为明末四公子陈贞慧之子，学有家传，才华富丽，兼工诗文。尤以骈言语称一代名手。他的词，师法苏、辛，受辛词影响更深，风格豪放，颇有气魄，才思纵横如意，吴梅云其“气魄之壮，古今殆无敌手”。除豪放而外，他的词有时又有清真娴雅的一面，陈廷焯云其“情词兼胜，骨韵都高，几合苏、辛、周、姜为一手”，言其融苏、辛、周、姜于一炉，评价颇为不菲。其独创之处，在于他能在小令短调中寄托无限感慨，而前代词人，凡作壮语，多用长调。

但其年词亦有其弊病，一方面是制词既多，不免有些应酬敷衍、粗制滥造之作，另一方面，也存在雄爽豪放有余而沉郁不足之弊，殊少余味。

其年是清代豪放词派的领袖，因宜兴古称阳羡，故世称其派为阳羡派。派中词人有曹贞吉、蒋士铨、沈雄、陈崿等。其中曹贞吉（1634—1698），词风“雄浑苍茫”（王炜《珂雪词序》），有《珂雪词》，是唯一被收入《四库全书》的一家清词，有一定影响。

阅读[点绛唇]“夜宿临洺驿”、[醉落魄]“咏鹰”、[满江红]“樊楼”（见朱东润《作品选》p58 —p60）。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秀水（今浙江嘉兴）人。五十岁应博学鸿词科考试，授翰林院检讨，入直南书房。他能诗工词，有《曝

书亭集》八十卷，其中词七卷，其五百余首。

曾选辑唐宋金元各家词为《词综》三十六卷，共六百六十家，二千二百五十余首。

他的词，以南宋姜夔、张炎为宗，首创浙西词派，为一代词宗，影响近百年。与浙西词人龚翔麟、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岸登相互唱和，称浙西六家。浙西词派成了清乾隆以前词坛的主要流派（朱彝尊有理论，故能开宗立派，影响较陈其年为大）。词之有浙西派，犹诗之有神韵派，为康乾社会承平之局的反映。

他的词，标举张炎在《词源》中所云“清空”境界，以“清空”为宗，力避熟俗，有古雅峭拔的格调和疏淡清远的境界。但总体而言，内容显得贫弱，格调低沉，过分追求声律，有伤雕琢。

阅读[桂殿秋]（见朱东润《作品选》P65）。

纳兰性德（1655—1685），本名成德，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明珠之子，康熙时进士，官侍卫。著有《侧帽集》和《饮水词》，后来道光年间汪元诰合刻为《纳兰词》五卷、《补遗》一卷，共存词三百四十二阕。

其词以李后主为宗，词风似后主，人生亦如后主，多才而短命，虽贵为公子，却有不尽的哀怨愁恨。他的词，多写个人生活中的闲愁与哀怨，抒写命运无常、人生如梦之悲，相思离别之恨，着重抒发内心的感受与情绪，凄婉哀伤。语言白描，风格纯朴自然，内容真切，颇有艺术造诣，其词历来受人推崇。王国维《人间词话》称之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况周颐《蕙风词话》亦称其为“国初第一词人，……其所为词，纯任性灵，纤尘不染”。

其词当时流布甚广，曾“家家争唱饮水词”（曹寅语）。但是，情绪过于

低沉哀伤，“容若词一种凄惋处，令人不忍卒读”（顾贞观语）。

如[蝶恋花]：

又到绿杨曾折处，不语垂鞭，踏遍清秋路。衰草连天无意绪，雁声远向萧关去。不恨天涯行役苦，只恨西风，吹梦成今古。明日客程还几许？霑雨况是新寒雨。（注萧关：古关名，是关中通向塞北的交通要冲，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东南。）

第二节常州派与清中期词坛

清中叶后，拟古之风日盛，浙派词盛极一时，流弊日盛。同治年间谭献说：“自锡鬯、其年出，本朝词派始成。顾朱伤于碎，陈厌于率，流弊亦百年而渐变。锡鬯情深，其年笔重，固后人所难到。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二家中，浙派词更有影响。浙派词往往以词调圆转浏亮、修辞工稳精美为胜，但内容较贫乏。这一特点在以后继起的浙派词人厉鹗创作中也体现得更加突出。浙派词后起的词人中成就最大者当推厉鹗，在理论上他绍述朱彝尊，成就较其他的浙派词人更大，当时人对他《樊榭山房词》评价甚高，至有人评其词“生香异色，无半点烟火气。如入空山，如闻流泉，真沐浴于白石、梅谿而出之者”（《清词综》徐紫珊）。其词清疏细巧，字句工炼，审音叶律，清幽淡雅过于朱而沉厚不如，境界较朱更为狭窄。故陈廷焯云其词“色泽甚饶，而沉厚之味终不足也”（《白雨斋词话》）。

这一弊病在浙派后起者中是显著的，以致成了浙派词共有之弊。文廷式云：“自朱竹垞以玉田为宗，所选《词综》，意旨枯寂。后人继之，尤为冗慢。”（《云起轩词钞序》）。厉鹗之后，浙派末流，更是一味模拟，寄兴不高，形成饾飣靡弱之习（饾飣，为供陈设的食品，比喻文辞堆砌），词格转为卑下。嘉

庆时，常州人张惠言与其弟张琦及周济等人所立的常州词派崛起，取浙派词而代之。

张惠言尤重词的比兴寄托，反对琐屑饾飣之习，主张“意内言外”、“意在笔先”。为了矫正阳羡派的粗犷、浙派词的靡弱，提倡词要“深美闳约”（《词选序》），厚重质实，要求“以国风、离骚之情趣，铸温、韦、周、辛之面目”。无非即要求词的创作要题旨宽广，意蕴深厚，格调遒上。

为宣传此理论，他特选《词选》二卷，选录了唐宋四十四家词共一百一十六首，着重选了辛弃疾、张孝祥、王沂孙诸家，对于柳永、黄庭坚、吴文英等人则一首不选，以表明他标准之严格。

张惠言一生写了四十六首词，词不多，却写得气势雄健，风格俊朗。较之浙派词，自成一面目，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有《茗柯词》。

阅读[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掞”（见朱东润《作品选》P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