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并不规范

“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并不规范

许多年来，我国一直流传着“中国和埃及、巴比伦、印度并称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但查阅了权威的世界历史著作，如《世界史纲》[英]赫·乔·韦尔斯著，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等译；《全球通史》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世界文明史》[美]爱德华·伯恩斯等著；……都找不到“四大文明古国”的正式说法。看来这种说法只在我国流行，并没有得到世界范围的历史学界的公认。

通常公认的说法是：“人类文明最初的根基在西南亚和北非；欧洲文明发源于希伯来、希腊、罗马……。此外，印度的影响、最终还有中国的影响，也起了作用。”

20世纪是人类各文明全面交流、沟通、融汇为一个整体的全球化（地球村）世纪。200多年以来国际考古学、历史学获得惊人的发展，所有国家的历史教科书对于“文明与文化”的基本观点逐步趋于一致。但是，全世界没有一部历史著述采用“中国和埃及、巴比伦、印度并称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

因为这个说法并不规范，缺乏科学论证和史料的根据。

公元前2500年的印度河文字与印章

“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从何而来？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是在梁启超写于1900年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最初创始“四大文明古国”之说。这首七言长诗写道：

初为据乱次小康，四土先达爰滥觞：

支那印度邈以隔，埃及安息邻相望，

（梁启超自注：侯官严氏考定小亚细亚即汉之安息，今从之。）

（梁启超自注：地球上古文明祖国有四：中国、印度、埃及、小亚细亚是也。）

梁启超的这首七言长诗抒发了一种爱国的感情，但在学术上的确凿根据不足。我们还是考察一下学术界的论点。

历史学家汤因比长期担任伦敦大学教授。他的12卷本巨著《历史研究》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著作，具有代表性。在《历史研究》一书的开头就指出，以往历史研究的一大缺陷，就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这大大限制了历史学家的眼界。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立地说明自身的历史问题。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

文明是具有一定时间和空间联系的某一群人，可以同时包括几个同样类型的国家。文明自身又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

公元前2500年

汤因比把6000年的人类历史划分为21个成熟的文明：

埃及、苏美尔、米诺斯、赫梯、巴比伦、古印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古中国（商代）、安第斯（南美洲）、玛雅（中美洲）、中国（唐以后）、天竺（兴地）、朝鲜、日本、拜占庭、俄罗斯、墨西哥、育加丹。

另外还有5个中途夭折停滞的文明：玻里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斯巴达和奥斯曼。

如果要说“古国”之“国”，那么古代“苏美尔、米诺斯、赫梯、巴比伦、希腊、伊朗、叙利亚”都是不同的“国”，都是比古中国更早（或几乎同时）的“文明古国”。

实际上小亚细亚或两河流域不止一国，古代印度更不止一国。哪里来“四大”、又从何说起呢？事实上难以成立。

公元前2580年

一般说来，古代文明最早起源于公元前4000—3000年的西南亚和北非（地中海及波斯湾周围地区的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扩展到以色列、希腊群岛（克里特和迈锡尼）、伊朗、叙利亚等地，由考古证明：这些地区的文明都早于中国（已经得到考古证实的是公元前1500年商代文明，而公元前2000年左右夏代的证据尚嫌不足，还没有发现“文明”的首要因素——文字、青铜器工具、商业城市等。夏文明究竟如何？有待进一步考古发掘。）

只有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吗？

多年以来，我国还广泛流传一种“所有的文化都中断了，只有中华文明还在延续”的浮夸虚骄的“观点”，这不仅是“戏说”、简直是信口开河的“胡说”，是不懂装懂、妄自尊大的集中表现。

2000年1月12日，中新社报道说：“长途跋涉了两万余里、途经四大文明古国、三大宗教发源地的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摄影车队，昨天在万里长城西端起点的嘉峪关举行了隆重的入关仪式。……余秋雨说，亲眼目睹几个与中华文明一起繁荣，甚至更早成熟的古老文明，都灭亡了，或者衰败了，只有中华文明还在延续，还在生机勃勃地发展，……。”

2003年04月01日余秋雨发表谈话：《深入反思中国文化》。他断言：“我走完全世界的一些文化的发祥地之后，我的反思更多的是考虑中国文化未灭亡的原因，唯一就它没有中断，所有的文化都中断，唯一它没有中断原因何在，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不知道余秋雨对于这个问题想得怎么样啦？

到底“想”出什么名堂来没有？

公元前2500年

还不过是故弄玄虚的空想、梦想、幻想、狂想？

数年来，余秋雨先生不知厌烦地再三鼓吹：“只有中国文明得以延续，而其它古代文明都中断甚至烟灭了。”他所谓的“千禧之旅”是“补上了中国文化研究很有价值的一个空缺”。

这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是不懂装懂、不学有术、自作聪明、迎合某些人自大心理的肆意编造。

历史考古是严格、严谨、严肃的学问，不是像黄梅戏那样可以随心所欲编造神话而“戏说”的！

余秋雨再三重复的、毫无新意的断言，并不符合事实。他又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而不作更正，以至于以讹传讹、误人子弟。

一些学者、报刊媒体和科研教育机构，长期以来频繁地重复鼓吹“只有中国文明得以延

续”的不正确说法，在社会上造成严重的误导，必须加以澄清。

20世纪集大成的经典巨著《历史研究》里面，有一章对各个文明的考察（第九章）列出了图表。从汤因比的权威性图表可以看出，至少希腊文明和印度文明都一直延续至今，而并非“只有中国文明得以延续，而其它古代文明都中断甚至烟灭了。”

如果说：古埃及、苏美尔、米诺斯、赫梯、巴比伦……等古代文明没有延续到今天，如果说：安第斯（南美洲）、玛雅（中美洲）文明已经灭绝，玻里尼西亚文明、爱斯基摩文明、游牧文明、斯巴达文明和奥斯曼文明等5个文明中途夭折停滞了，那么还说得过去。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居民，如今变成阿拉伯人了；古代美洲的原住民，后来被欧洲殖民者取代了。可以说，这些地区的古代文明中断湮灭了。

但是，实际上希腊文明和印度文明这两大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加古老，却没有中断湮灭，而是一直延续到今天。

至今居住在希腊的还是古希腊人的后代，一脉相承使用的还是希腊语、希腊文，保存和发扬光大了悠久的希腊文明；

至今居住在印度的还是古印度人（达罗俾多和雅利安人）的后代，一脉相承使用的还是印度各语文和方言，信奉古老的印度教，保存和发扬光大了悠久的印度文明；

他们何曾“都中断甚至烟灭了”？

余秋雨如此信口雌黄，要是希腊人和印度人（还有伊朗人、叙利亚人等等）一起来质问你余秋雨，那么你何以应答呢？

公元前2500年

对于世界文明的初步看法

根据今天我们对于人类文明史的认识，应该承认：过去流行的“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并不规范。

首先，不该说“国”而应该称为“文明地区”——考古研究表明：年代最古老的几个文明地区是：西亚：两河流域（苏美尔、亚述等许多国家）、北非：尼罗河流域（古埃及各王朝、各国）、以及印度河流域，等等。这三大地区，首先出现了文字和青铜器，这是文明的最重要标志。它们可称为“三大最古老的文明地区”。

而事实表明：中国古代的甲骨文字，年代远远晚于尼罗河流域象形文字和两河流域楔形文字。事实表明：夏商文明的年代，比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的（有文字可考）的文明，要晚2000—3000年。不过，这西亚北非等“三大最古老的文明地区”后来由于外族入侵和其他原因而中断了，但是三大最古老文明的成果实际上并没有“湮灭”，它们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和影响，一直保留下来了。例如世界通行的拼音字母、各种工具、建筑格式等，就是从它们那里继承下来的并发扬光大的。

接下来，影响重大深远而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文明地区，是希腊文明（后与犹太以色列的基督教文化融合）、印度文明（印度教、梵文经典等）和中国夏商文明（汉字等），这继起的

三大文明，都一直延续发展到今天。

如此“三大最古老的文明地区”和“延续至今的三大文明地区”的提法，或“人类文明的五大发源地”（西亚地区、北非地区、印度地区、希腊地区、华夏地区）就是我学习体会的初步结论。建议由此代替“四大文明古国”的不规范提法。

世界文明史，乃是以考古发掘和史料记载为根据的实事求是的学问。我们中华民族，既不应该妄自菲薄，也不应该妄自尊大。

“四大文明古国”说法的再考察

从前我在《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并不规范》一文中，探寻“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从何而来？根据文献资料，最早是在梁启超作于1900年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首次提出“四大文明祖国”之说。这首七言长诗写道：

“初为据乱次小康，四土先达爰滥觞：支那印度邈以隔，埃及安息邻相望……”

梁启超自注：“侯官严氏（按即严复）考定小亚细亚即汉之安息，今从之。”

梁启超又注：“地球上古文明祖国有四：中国、印度、埃及、小亚细亚是也。”

梁启超的这首七言长诗抒发了一种热烈的爱国情感，但在学术上根据不足。他所谓：“地球上古文明祖国有四：中国、印度、埃及、小亚细亚”，其中这个“小亚细亚”指的是“安息，即波斯或伊朗”，可见当时梁启超对于世界古代历史并没有深入的考察。

实际上，考古发掘证实：公元前2 千纪以前世界上的文明古国至少有20几个，大致集中在北非和西南亚一带，如：尼罗河谷（上埃及）的布托、尼罗河三角洲（下埃及）

的孟菲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阿卡德、依兰、哈拉巴、巴比伦、亚述、地中海沿岸的腓尼基、犹太、克里特岛的米诺斯……它们有文字可考的历史都比殷商早（传说中的夏朝尚未发掘出确凿的文字遗迹），全世界的“文明古国”何止“四大”？而“安息即波斯或伊朗”却是后起的，比两河流域诸国晚得多。

两河流域文明时代最早的居民是苏美尔人

梁启超宣传“亚洲中心主义”

此后20多年间，梁启超关于“几大文明古国”的说法，一变再变。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又曾宣称：“世界文明之祖国有五：曰中华，曰印度，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国亡，其文明与之俱亡。……而我中华者，屹然独立，继继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就是予以补充而增加墨西哥（玛雅文明）成为“五大世界文明之祖国”。这个说法没有得到普及，不了了之。

当时梁启超并没有认识到：国家虽然灭亡了，其文明并不一定“与之俱亡”。因为“文明”乃是超越国家和民族的，自有它独特的传承性和融合性。

如古希腊化地区各国、古印度各王朝、宋皇朝、明皇朝都曾遭到入侵而灭亡，但是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都并没有因“亡国”而随之灭亡。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自古一直传承至今。

梁启超一直有意识地抵制、对抗西方即欧洲文明，在他的历史观里，一味弘扬东方的精神文明，而排除西方物质文明及其源头——古爱琴海希腊文明。

当然，如墨西哥的玛雅文明是被殖民主义者灭亡了，没有传承下来……。总之具体情况必须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再后来，梁启超引据日本人志贺重昂《地理学讲义》一书，宣称“亚洲为世界各古文化的发源地”，不仅排除了古代爱琴海希腊文明，甚至排除了古代埃及文明。

梁启超说：“尔来绝代之伟人，如释迦，如孔子，如耶稣，如阼乐阿士打（按：即琐罗亚斯德），如摩诃末（按：即穆罕默德）相接出现于此土。全世界所有之宗教，如婆罗门教，如佛教，如儒教，如祆（xian）教，如基督教，如回教，如马尼教等，无一非此土之产物也。号称世界最古之国，如印度，如中华，如犹太，如亚西里亚（按：或译作亚述），无一非此土之肇建也。而泰西一切文学、哲学、美术、巧艺，其渊源大率自印度、中华、亚西里亚（亚

述）、巴比伦尼亚、腓尼西亚（按：即腓尼基）、波斯、阿刺伯等国而来，无一非此土之子孙也。”（梁启超：《亚洲地理大势论·小序》，载《饮冰室合集》，第2册，第69—70页。）梁启超又写道：“当希腊人文发达之始，其政治学术宗教卓然笼罩一世之概者，厥惟亚西里亚（亚述）、巴比仑、腓尼西亚（腓尼基）诸国。”

在这里，梁启超又认为：“号称世界最古之国”并不止于“四大”或“五大”，而是包括印度，中华，犹太，亚述，巴比伦，腓尼基、波斯、阿刺伯等亚洲古代国家，数一下，梁启超文中举出了八个文明古国。人称梁启超观点多变，学问广而不精，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显然，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的文明史观，宣传“亚洲中心主义”来跟“欧洲中心主义”相抗衡。

“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何时定型？

后来我国通行的“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将原先梁启超提出的“小亚细亚”去掉，换上了“巴比伦”。

那么，是在什么时候“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定型的呢？本文加以考证。

根据我所查阅到的文献资料，“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逐渐定型的。

1924年，陆懋德在《中国第一篇古史之时代考》（载《清华学报》，1924，2）一文中，

评论韦尔斯(Wells)的《世界史纲》时写道：“吾国为东方最古之民族，此为世界所公认者也。……此书（按指韦尔斯《世界史纲》一书）于中国上古文化之开始，虽未能详定其时代，然已明言‘当阿利安人(Aryan) 语言生活传布东西之时，其他文化甚高之民族，已存在于埃及、米索怕土迷亚，或中国及印度’。此于中国虽用疑词的‘或’字，然固已不能不承认中国之文化与埃及、嘉尔地、巴比仑同一远古也。”

差不多同时，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引证日本学者浮田和民《西洋上古史》论迦勒底、亚述、巴比伦、埃及的兴衰年数，柳诒徵得出这样的看法：“世界开化最早之国，曰巴比伦，曰埃及，曰印度，曰中国。比而观之，中国独寿。”

柳诒徵此文，是迄今我所见到关于“四大文明古国”的最早的定型说法。

稍后，王正颜做了历史比较研究，认为“巴比伦文化距今八九千年，中国自伏羲至虞舜二千年，自虞舜至今五千年”。他划分世界文化为“发源之国”与“非发源之国”两种类型，称埃及、巴比伦、中国为“文化发源之国”，而希伯来、以色列为“非文化发源之国”。（王正颜：《国学原理考》第12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

但是王正颜对于世界文明史的年代划分，根据不足，更没有确切考证；神话传说是不足为凭的。

历史最久远（公元前3000年代）的文明摇篮地区

中外历史学家并不公认这“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

然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历史学家对于古代世界文明的学术观点，并不公认这“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例如——

20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一书里面，将中国历史跟世界历史作一比较，说道：“读上古之史，则见至高深之理想，至完密之政治，至纯粹之伦理，灿然大备，较之埃及、迦勒底、印度、希腊，无有愧色。读中古之史，则见国力盛强，逐渐用兵，合闽、粤、滇、黔、越南诸地为一国，北绝大漠，西至帕米尔高原，裒然为亚洲之主脑，罗马、匈奴之盛，殆可庶几。此思之令人色喜自壮者也。”（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6页。）他认为中国上古历史，较之埃及、迦勒底（两河流域）、印度、希腊，“无有愧色”也就是足以相提并论。实际上历史学家夏曾佑已经默认“古代世界五大文明——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希腊，中国”的观点，而并不认为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为“世界开化最早之国”。

1930年历史学家张星烺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将与西方的文化加以比较，他把中华文化上溯到神话传说时期，认为自黄帝、唐虞、三代至汉武帝重通西域，“全世界各国，皆混沌鸿濛，惟我中华，开化最早。……史学发达，郁郁乎盛矣！西方诸国，如埃及、迦尔底、亚述利亚、巴比伦、波斯、腓尼基、犹太、希腊等，皆瞠乎我后”。（引自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1页，北京辅仁大学图书馆印，1930年）。

张星烺认为“惟我中华开化最早”的情绪化说法，并不符合历史真实：因为“埃及、迦尔底、亚述利亚、巴比伦、印度”的文明史实际上早于华夏，而“腓尼基、犹太、希腊等”跟华夏几乎同时（公元前2000年左右）进入文明时期。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承认“埃及、迦尔底、亚述、巴比伦、波斯、腓尼基、犹太、希腊等”都是文明古国，他并没有遵从“四大文明古国”的专断说法，而是采取了“古代文明多元化”的观点。

据我所见，五四以来的大学者中，如胡适、陈独秀、鲁迅、顾颉刚、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著述里面，几乎都没有采用“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唯有少数学者如钱穆先生在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里面提到这“四大文明古国”；此外许倬云也提到：“古代的几个主

要文化——两河、埃及、中国及印度河流域”（许倬云：《论雅斯贝斯枢轴时代的背景》，见《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101页）

五大文明摇篮——尼罗河流域（埃及）、两河流域（苏美尔）、

印度河流域、爱琴海地区（古希腊），黄河长江地区（华夏）

应该称为“五大文明摇篮”

目前世界各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们通常公认的说法是：“人类文明最初的根基在公元前3500年的西南亚（两河流域）和北非（尼罗河流域）；欧洲现代文明发源于古希腊希伯来和罗马……；公元前2000年以来，印度的影响、还有中国的影响，也起了伟大的作用。”

20世纪是人类各文明全面交流、沟通、融汇为一个整体的全球化（地球村）世纪。200多年以来国际考古学、历史学获得惊人的发展，所有国家的历史教科书对于“文明与文化”的基本观点逐步趋于一致。但是，全世界没有一部正规的历史著述采用“中国和埃及、巴比伦、印度并称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因为这个说法并不规范，缺乏科学论证和史料的根据。因此，我曾建议：在普及历史考古读物以及中小学教科书里面，实事求是地采用“人类五大文明摇篮（地区）——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爱琴海地区、黄河长江流域”的科学说法，代替不科学的“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即“以五代四、以地区（摇篮）代古国”，以正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