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发端_严复的自由思想评介
庄子政治思想论证：道家思想的最高峰
庄子政治思想论证：道家思想的最高峰庄子思想经历了千年流变之后，在现代中国面临着新的挑战。
如果说古代庄子思想在理想人格培养方面贡献巨大，那么，进入现代之后，庄子思想在认识论、政治哲学方面，试图与西方的知识成果相衔接，小编在这里整理了相关资料，希望能帮助到您。
庄子：道家思想的最高峰道家是最早的个人主义者。
冯友兰先生说"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
这帮人大都离群索居，遁迹山林。
但也不是普通的隐者，他们退隐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个思想体系，为自己的退隐行为辩护，赋予其意义。
相当于说，老子不跟你们玩，那是有理由的。
道家最早的代表人物杨朱说，如果拔我一根汗毛就能救天下，我干不干?当然不干咯!就是这么屌。
杨朱被后世的人唾骂，说他自私，一毛不拔。
其实杨朱的意思是，要尊重个人，一切站在个人的角度。
杨朱的思想没有可考的记载，都散落在别人的著作里，可惜了。
老子继承了杨朱的思想，老子著《道德经》，说到底，还是一部政治哲学，是入世论。
老子说"道"，用今天的话说，"道"是"自然法"，或者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老子看透了先秦时期各国战乱的根源，所以警示统治者要无为而治，要尊重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别瞎折腾。
可是没什么用，除非大家达成一致意见喊一二三，一起停止折腾，否则谁先放手谁被灭。
道家理论发展到庄子这里，才达到最高峰。
《庄子》一书共33篇，有多少是他自己写的，不知道。
因为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庄子》，是郭象重编的，郭象也没告诉我们哪几篇是庄子本人所写。
不过没关系，谁写的不重要，把问题留给史学家，我们只谈庄子的思想。
庄子最牛逼的地方，在于他比杨朱和老子都超脱。
如果说杨朱和老子还在试图跟其它各家的思想作比较的话，那么庄子显然已经爬到更高的地方了。
这就好比杨朱和老子还在操场上跟其它的同学一起玩泥巴时，庄子已经坐在教学楼天台上了，他冷冷地看着操场上的人，内心充满了怜悯。
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课件
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市场经济的倡导
自由主义思想提倡市场经济和 私有化，鼓励个人和企业创新 和竞争，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产生重要影响。
社会公正的关注
自由主义思想关注社会公正和 平等，呼吁政府采取措施缩小 贫富差距，提高弱势群体的福 利保障。
对外开放的推动
自由主义思想支持对外开放， 主张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与交流 。
革的重要思想资源。
中国社会政治的变革
20世纪初，中国社会政治发生了剧烈的变革，包括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 华民国，以及军阀混战、国共内战等。
这些变革为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和政治环境，使得人们开始更加重视个 人权利、自由和民主。
同时，这些变革也暴露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问题，如专制、等级制度等，进一步 促使人们寻求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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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案例分析
案例一：中国社会的网络自由问题
总结词
网络自由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在中国，由于国家对 网络内容和行为的严格监管，使得网络自由受到一定限制。
详细描述
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强了对网络信息的监管力度，实施了一系列 法规和政策，对网络内容进行审查和限制。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公众的网络自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争议和讨论。
自由主义主张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认为这 些制度可以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实现社会公正 和平等。
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包括自由、民主、平等、法 治、市场经济等，这些价值观对于现代社会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自由主义的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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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自由
自由主义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拥 有自由，这种自由包括思想自 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
严复的自由观和法治观
严复的自由观和法治观作者：冯国泉张洪来源：《理论与现代化》2009年第02期摘要：严复受西方自由观的影响，力倡以法律保障自由，促进民智、民德、民力，实现国家富强；受西方法治观的影响，反对极权专制，主张民权与君权分立、司法与行政分立。
严复的自由观和法治观对树立自由观念、建设法治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严复；自由观；法治观中图分类号：D9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02(2009)02－0107－05严复是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和著名翻译家，在对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实地考察和对达尔文、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学术著作的翻译和研究中，形成了他有别于传统的自由观和法治观，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政治法律制度的腐朽落后，从而积极投身于变法维新运动。
严复曾于1880－1900年寓居天津，译书立说，宣扬其思想。
一、严复的茸由观1.中西方之间的自由差异严复比较了中西方之间的自由概念，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恕”和“絮矩”是与西方的自由概念最相似的，但究其实质，二者有很大的不同，原因在于：“中国恕与絮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也。
”按照严复的观点，中国人并不是不讲自由，中国人讲自由，讲“恕”和“絮矩”，主要是针对他人而言的，是以限制自己自由的方式来给予他人自由，所谓克己待人、克己待物都属于这类情形，结果是每一个人的克己待人、克己待物造成了每一个人的不自由。
而西人之自由是在他人的自由中实寓自我的自由，是以个体自由为本位的法律保障下的自由，结果是每一个人都享有自由，且每个人的自由都是均等的。
中西方之间的自由差异造成了其他许多方面的差异，“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
”其中涉及到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的差异，君本与民本的差异，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差异。
毛概课件第六讲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四大要素
自由 民主 容忍 和平渐进的改革
胡适的老师白尔：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殷海光的自由主义
殷海光（1919-1969） 原名殷福 生,湖北黄冈团风县人。中国著 名逻辑学家、哲学家。曾从师 于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金岳 霖先生。西南联大毕业后，进 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并曾在 金陵大学(原中央大学)任教。 抗日战争爆发后，加入青年军。 1949年到台湾，同年8月，进入 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
《自由中国》
1949年11月，他与胡适、雷震等人在台北创 办影响巨大的综合性半月刊《自由中国》， 任编委兼主笔。这个杂志的发行人虽为胡 适、雷震，因胡适不在台湾，雷震以负责 行政事务为主，真正的灵魂人物却是殷海 光。
五四传统与自由主义
一、自由主义有道德倾向，而非单纯中立 性的。自由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尊 严等。
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
一、群己权界。 学者必明乎己与群之权界，而后自繇之说
乃可用耳 。 二、自由的实现。 但自入群而后，我自繇者人亦自繇，使无
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 曰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 。
三、中国近代自由的倾向。
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 急，而所以去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 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 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群己并生，则 舍己为群。
二、自由并不能排斥社会担当意识。
西方自由主义的三大基点
个人 民主与法律：制度 多元主义
三、学术与信仰的独立。
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 提出就任历史所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 “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 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 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在中国最早最大的社会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谁
在中国最早最大的社会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谁中国最早的最大的自由主义的代表是严复。
人物介绍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县人，近代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新法家代表人。
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
在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教期间，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并翻译了《天演论》、创办了《国闻报》，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清末极具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生平经历1854年1月8日咸丰三年十二月十日严复出生于今福建候官县盖山镇阳岐村一中医世家。
1866年同治五年严复父亲病逝，学馆中辍，严复放弃走科举“正途”。
1867年同治六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改名宗光，字又陵。
1871年同治十年福州船政学堂毕业，为该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先后在“建威”、“扬武”两舰实习5年。
1872年同治十一年取得选用道员资格，改名复，字几道。
1877年3月光绪三年二月赴英国学习海军，与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结为忘年交。
1879年6月光绪五年五月毕业于伦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Royal Naval College，回国后，被聘为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教习。
1880年光绪六年到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所属驾驶学堂“洋文正教习”，学生中有后来因辛亥革命而出名的黎元洪。
18光绪十五年报捐同知衔，以知府选用，派为北洋水师学堂会办。
1890年光绪十六年升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但因与李鸿章不合，有意退出海军界，另谋发展。
1891年10月8日光绪十六年严复获得候选道的官衔。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主张变法维新、武装抗击外来侵略。
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从而增进社会经济的繁荣。 严复将斯密的 “ 利己心 ”观点同中国传统的义利论相结 合， 提出 “ 义和利 ” 。东西方传统的观点都是把义和利割裂开 来， 彼此对方。严复认为这大可不必， 甚至非常有害。因为实 际上义和利是可以统一的：一方面小人所要求的利如果是长 久真实的利的话， 那就必然同君子一样， 这样的利也就是义； 另一方面， 无所谓利的义， 也不成其为义。所以他提出了 “ 义 利合 ” 的观点， 主张把义和利统一起来。
%’ & 是而全非 ” 。结合英国废除谷物法前后的情况， 严复指出国
严复认为这会影响生产力的自由发挥，从而影响财富的生 产。 # * $ 从平抑物价出发对生产和流通进行干预，严复驳斥 说， 政府通过行政干预平抑物价， 如同在半山修水库拦不， 库 水虽平，但并非真平，所造成的水面其实远远高出自然形成 的水平面。 # ! $ 行业垄断虽然可以使该行业在短期内获利丰 厚，但却有损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在世界各国相通 的时代，国外货物低廉的价格必定会将该行业的产品挤出市 场， 从而使本国该行业无法生存。中国加入 +,- 日近， 汽车 业、电信业、邮政业等原先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正逐步引入 竞争机制，积极迎接外交的挑战，可见行业垄断行为不可能 长期存在。 # 三 $ 在 国家 必 须干 预的 行 业同 样要 引 入 自由 竞 争机 制。严复在宣传经济自由主义的同时，承认有些领域的国家 干预不可完全取消，否则反而对经济发展不利。这些行业就 是现代经济学所说的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行业，由于其非 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国家必须介入， 如电力、 自来水、 煤气、 铁 路运输、 教育等行业。这些行业进入壁垒高， 但并不意味着不 能竞争，相反，这些行业有较竞争的引入会使居民得到实实 在在的好处。 当然，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并不是毫无条件的，他认为 提高民办、 民智、 民德是重要的前提。民力不强， 民智不开， 民 德不新， 自由只能导致混乱， 而这三者， 又取决于教育， 取决 于正确的引导，所以实行经济上的自由竞争和大力发展教育 是密不可分的。上述观点在现今仍有启发意义。 %参 考 文 献&
自由的含义：严复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起源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49 - 2009Book Reviews519 The Meaning of Freedom: Yan Fu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iberalism. By Max Ko-wu Hua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xxviii + 408. $55.00.The most satisfying studies of individual thinkers reveal major conceptual themes of an entire era. A case in point is Huang Ko-wu’s study of Yan Fu (1854–1921), China’s premier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of Western social thought. The starting point is Yan’s apparent failure to grasp some of J. S. Mill’s central concepts in On Liberty (1859). Why did Yan’s translations fail to grasp some central Millian ideas about the essential role of liberty for human progress? Huang’s answers become the basis for a wide-ranging exploration of Chinese liberalism from Yan’s day to the present. The hinge connecting the book’s argumentation is a line-by-line analysis of Chapter 1 of Mill’s On Liberty, as translated by Yan. From it emerge three questions:(1) What were the sources of Yan’s intellectual difficulties with Mill’s thought?(2) What do these difficulties reveal about Chinese social thought around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Did Yan’s failure to pick up Mill’s subtle argumentation suggest broader features of Chinese culture, presuppositions that made Mill’s scepticism inaccessible or distasteful to Yan and perhaps to others of his time?(3) If there was (is) a distinctive “Chinese” liberalism, how is it related to Yan’s problems with Western doctrines of individualism and creative freedom?First, consider Yan’s translation of On Liberty:Translations notoriously betray. Perhaps the most fascinating cases of betrayal arise, not from incompetence or from intent to distort, but from failure to penetrate the target culture. Ironically, the more conscientious the translator, the more revealing the deviation. Such is the case of Yan Fu, as Huang shows him wrestling with the subtleties of Mill’s logic and with the European intellectual contexts in which Mill was writing.How well equipped was Yan Fu to mediate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s? Huang approaches this question from the bottom up: the deepest strata of social and philosophical awareness seem to have caused the most difficulty. However firm Yan’s command of English, Huang shows that it was not subtle enough to grasp the crucial links in Mill’s logical arguments or to render them into accurate Chinese equivalents. Yan was apparently unable to grasp Mill’s central rationale for free discussion of moral,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ideas, unconstrained by society’s prejudices or taboos. Mill believed that in advanced societies, such as Victorian England, thought and hence human progress were more likely to be impeded by societal pressure than by state persecution. To protect original thinkers from “the tyranny of the majority” required a staunch determination to preserve “liberty” in the form of unfettered debate over social, political and moral issues, debate in which every man’s (or woman’s) opinion would be confronted by the opinion of others for verification or falsification. No opinion was, of itself, a reliable statement of “truth,” but rather a provisional reach for it, subject to rigorous challenges from the opin- ions of others. Mill believed that human progress depended upon such searching exami- nation of new ideas, put forward by innovative thinkers, undeterred by majority opinion.520Book ReviewsMill saw human reasoning as inherently fallible; hence the search for provisional truths required a resolute scepticism. This “epistemological pessimism,” deeply rooted in European thought, stemmed from “a widespread impression that moral norms lack any basis in objective knowledge.” Hence the need for endless testing of such norms through free discussion. Such was Mill’s “liberty”—to be limited only by the possibility of its doing actual harm to other people.In comparison, Huang believes (along with his mentor, Thomas A. Metzger, who wrote the Foreword for this book) that Chinese social, moral and political reasoning “remained epistemologically optimistic”—that is, inclined to believe that such truths were not only absolute but humanly accessible through reason or faith. This cultural constant, Huang suggests, prevented even as talented an intellectual as Yan Fu from understanding key points of Mill’s argumentation, to say nothing of rendering them accurately in Chinese. Completely overlooked by scholars of Yan’s translations, this fact is proven, to my satisfaction, by the author’s comparison of Mill’s argumentation with Yan’s translations. (Examples of these translations, with Mill’s original followed by Yan’s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its English equivalent, are offered in Chapter 3. The entirety of Mill’s Chapter 1 of On Liberty,along with Yan’s Chinese version, is provided in Appendix II. Readers can get the flavour of the discrepancies by careful attention to these passages, which are to my mind the most revealing sections of the book.)Yan’s difficulties can be illustrated, first, by his failure to understand Mill’s use of “opinion,” meaning a judgement not fully attested by evidence. Mill’s subtleties are lost, for example (emphasis added):Mill: “We may, and must, assume our opinion to be true for the guidance of our own conduct” [acting according to an idea we accept provisionally, even though its ultimate value is far from certain.]Yan: “But when [on the spot] decisions in human affairs have to be made, there are permanent standards” 則固有其常經[implies that we must select among well-attested and enduring moral formulae.] (p. 137)Yan had similar difficulties rendering Mill’s hypothetical treatment of how he might publicly oppose what he classed as anti-social ideas:Mill: “and it is assuming no more when we forbid bad men to pervert society by the propagation of opinions which we regard as false and pernicious.” [Here we see Mill falling back on his one exception to complete liberty of discourse—the case in which ideas do demonstrable harm to others—arguably not one of his finer moments.]Yan: “I do no more than attack perverse doctrines邪說 . . . so as to protect the world from falling into confusion.” 使不至於惑世誣民[here resorting to standard imperial terms for heresy (xieshuo)denoting a malign denial of a doctrinal absolute,a capital crime under the Qing regime and earlier.] (p. 137)Book Reviews521 Such examples may seem captious; nevertheless they are supplemented by many more in Huang’s passage-by-passage scrutiny of critical philosophical points in Mill’s argumentation. Yan consistently misses what Mill believes is the provisional and falsifiable nature of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the relativity of human behaviour. Could such anti-scepticism (which could be labelled “naïve” rather than optimistic) really characterize the thought of an entire people? Did Yan purposely misrepresent Mill to appeal to what he believed a classically-educated Chinese readership could absorb? It is just as likely that Mill and his translator were negotiating such bumpy philosophical ground that, in the process, one party’s failure to penetrate the intellectual depths of the other was only to be expected. Yet Huang leaves us wondering whether or not Yan’s off-key translations could have been expressed in Chinese, in terms that did full justice to Mill’s thought. If Yan had found that they could not, because the appropriate expressions did not exist in the classical Chinese lexicon, then that would have said more about Chinese thought in general, than about Yan’s translations of them. This point Huang suggests but does not firmly establish.In another instance, however, Huang does point out how Yan clearly rejected or substantially modified certain of Mill’s basic ideas, evidently out of conviction that they were not consistent with Chinese values. Take Yan’s conscientious substitution (in a second version of “On Liberty”) of a homonym for the you of ziyou “liberty”(繇 for 由) which delivers a more generous, less selfish tone; and an alteration of the title itself to reflect the idea of a moral “boundary between self and group.” Huang explains that this latter alteration was a reference to Xunzi, who used “boundary” in the sense of preventing conflict. Clearly, Yan’s choice of words was bending Mill’s “liberty” in a more socially empathetic and unselfish direction (p. 95).With respect to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humans’ individuality, Mill’s meaning again evades Yan’s translation:Mill: “In propor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his individuality, each person becomes more valuable to himself, and is therefore capable of being more valuable to others.”Yan: “Therefore, one with a distinctive personal character and style can achieve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both himself and all other things, making virtue clear to all and renewing the people. Making myself good and so helping others become increasingly good thus depends on morally independent action, as opposed to becoming corrupted by convention.”Huang notes that Yan’s trite teli duxing(morally independent action) embedded in yi duxing er teli 以獨行而特立 did not fully realize Mill’s “the development of his individuality” which for Mill was the mainspring of progress. And Yan’s use of the classical tag mingde xinmin明德新民(making virtue clear to all and renewing the people) calls to mind “the Confucian way of synthesizing the worth of the self and the group,” diluting Mill’s primary focus on the unique individual (pp. 152–53).In sum, “Yan was influenced by the Confucian vision of the ideal person, that is,522Book Reviewsthe ideal of the sage or individual distinguished not by his originality but by his ability to embody eternal principles and overcome egotism” (p. 142). Yan also had trouble with the concept of “inherent rights,” which in some instances he simply declines to translate at all (pp. 155–57). The consistency of this Confucian bias makes it unlikely that language problems were the only underlying cause. Instead, Huang goes on to demonstrate how Yan consciously sought accommodation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ese values; and most of the book proceeds toward that conclusion.Yan’s “accommodation,” as Huang describes it, was far from a mere variant of the “essence” and “function” paradigm (Chinese learning for the essence [ti體: Confucian morality and social structure], Western learning for the function [yong用: machine technology, industrial production]) that underlay nineteenth-century efforts to resist foreign aggression. “Accommodation” meant a deeper, more integral blending, by which the foreign element was tempered and enriched by Chinese values. In fact, argues Huang, a “harmonious juxtaposition of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can be found throughout Yan’s life” (p. 108). Yan saw Confucian morality as the social glue for a modern society; and an accommodationist version of modernization as the best hope for China’s survival (p. 244).In Huang’s enlightening historiographical account (Chapter 1), he takes issue with the work of the first Western historian to deal seriously with Yan: Benjamin I. Schwartz (unaccountably missing from the Index), whose influential book,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focussed on the “Faustian-Promethean” energy which fuelled European civilization through its all-powerful nation-states, as the primary value that Yan derived from reading Adam Smith, Mill, Spencer et al. Huang states accordingly that Schwartz“depicted Yan Fu as motivated primarily by nationalism” (pp. 28, 182). Despite Schwartz’s provocative title, this is an oversimplification of his findings. If one examines the decade beginning in 1895 (a crucial one for Yan’s thought) from a broad perspective, “national wealth and power” (while important) expresses only narrowly the range of urgent projects facing Chinese reformers. The main point was the survival of China as a civilization, which would require not only building a defensible modern state, but also “renovating the people” to a point where China’s inherited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could be reshaped to serv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needs of a modern society.As an example of one such reshaping project in the 1900s, consider “local self-government” (difang zizhi地方自治) a movement in which élite activists were busily instituting provincial and town assemblies to mobilize resources and services, often in competition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benefit their home regions and communities. Yan Fu knew about this movement and (encouraged by Mill and Montesquieu) approved of it as wholesome preparation for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affairs (p. 239). Competitive or not, local political and entrepreneurial self-help was not considered by its proponents as irrelevant to national strength, any more than Mill’s concept of individual self-enhancement was irrelevant to the larger interests of state and society. That does not, however, mean that the value of such projects was considered as significant mainly, let alone only, for “wealth and power of the nation-state” toward which the self-governmentBook Reviews523 crowd entertained considerable suspicion. Schwartz emphasizes Yan’s conviction that enlightened self-interest, liberty and democracy “are all part of one syndrome,” of which patriotism is but one beneficiary.1Rather than “nationalism,” I suggest that Schwartz (with respect to the On Liberty project) is rather close to Huang’s point of view, finding in Yan’s translations a more tenuous balance between individual and the larger society, canted more steeply in favour of the social group than Mill would have it, yet not primarily in favour of the ruling state. Though Yan’s balance sometimes tips toward the state (e.g. p. 154), his deviations from Mill are more often in the direction of a vaguely large-scale social group—guoqun國群(which is, wrongly I think, translated as “group and nation” [p. 206]. Grammatically guo, or country, modifies qun, society, meaning “a society within a country”—that is, more socially than nationally relevant). Yan uses the term guoqun even more vaguely to translate Mill’s “collective opinion” (perhaps in Yan’s view, though not Mill’s, the social component of a national entity) (p. 279). Consequently, I believe Schwartz’s view of Yan’s passion should not be represented as anything so simple as “nationalism,” though it properly stresses Yan’s primary concern with the claims of society alongside, or even superven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individual.Yan’s idea of “liberalism” owed part of its depth to his Western learning; but not all, or even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Huang’s treatment of this theme lasts throughout the book, being discussed under every major division. A summary would include a balance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and group, a fusion of Western and Chinese values underlying a modern worldview, a loathing for extremism (particularly as evinced in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and a preference for gradual (evolutionary) progress. The “freedom” aspect was to be upheld by solid foundations in empirical as well as spiritual awareness, and the Chinese component of “Chinese liberalism” was an essential counterpart to Western scientific thought. In fact, “Chineseness” was best appreciated by having Western ideas around for comparison, for without the old learning, “the new learning will not be established on solid ground” (pp. 243, 245). The question of “freedom,” however, is not so optimistically framed in Yan’s thought. What Isaiah Berlin later termed “negative freedom” (immunities from pressure or persecution) and “positive freedom” (the encouragement to make the most of one’s abilities) are not well balanced in China, whether contemporary or earlier. “Positive freedom” facilitates (at worst) self-aggrandizement and (at best) powerful positions of social, economic or political leadership. No question, the positive variety has been stronger in modern China than the negative, which is perennially dismissed, by those in power, as culturally unsuitable. Yan Fu was able to finesse the issue by clinging to the possibility of conscientious, talented and learned élite leadership during China’s transitional journey to modern nationhood.1Benjamin I.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elknap Press, 1964), p. 169.524Book ReviewsWas Yan, by virtue of these qualities and convictions, an élitist? Certainly, if one adopts the usual measures. Yet his evaluation by later scholars is not so simple. He is praised as a scholar of the West who merged Western and Chinese ideas, a kind of intellectual middleman who saw the mutual relevance of the two cultures and strove to bring the best aspects of them together. He is celebrated as a gradualist who renounced revolution, and attacked as a conservative or “feudalist” for the same reason. Yet the academic Marxist Li Zehou李澤厚 believed that Yan was actually beyond conventional class categorization: though Yan was never a true progressive, he instead was an intellectual leader operating on a “totally new level” (zhanxin jieji 嶄新階級) who opened an authentic world of scientific and social thought to “generations of young Chinese patriots and revolutionaries.”2Finally, a word about the title of this rich and learned book: The Meaning of Freedom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the question of how “freedom” for the individual should be balanced against “freedom” for the collectivity—particularly but not exclusively the nation; this is presented repeatedly as the main axis of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Yan’s European sources and his own orientation toward a Confucian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subtitle, Yan Fu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iberalism refers to the ongoing debate within China, from Yan Fu’s day until the present, about how, and whether, Chinese moral values can be concerted with modernization to produce what might be called “liber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 hilip A. K uhnHarvard University2Li Zehou, “Lun Yan Fu 論嚴復” (On Yan Fu), in Li, Zhongguo jindai sixiang shilun 中國近代思想史論 (Historical Essays on Modern Chinese Thought)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人民出版社, 1982), p. 250.。
试论严复自由观
其更是大量地引用中西对比从中国传统的归纳演 义出发来阐述西方的逻辑。严复提倡文化自由，他 在西学中译的过程中也大胆创新，认为中西思想应 融会贯通，他在翻译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时，采 取意译的自由发挥，并通过西学释义的方式来表达 自己的思想，他释义突破文字的禁锢但却不信马由 缰，他的自由体现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情况下进 行论述。鲁迅曾评价说，严复不是译，而是作了一 部《天演论》。“在这方面，《天演论》并不是个案，严 复 的 所 有 翻 译 著 作 都 遵 循 着‘ 作 ’代 译 的 方 式。”[4](p266)他通过国学的方式来阐释西方的义理，在 保留中国国学的成分上来宣扬西方的自由思想，使 国人更容易接受和通晓其义理。可以说，严复在翻 译上的中西会通具有很大的开创性，其开创了中国 近代翻译史上的革新，他提出信、达、雅的翻译宗旨 对后世影响很大，在其翻译的诸多著作中，我们都 能看到其以中学传统思想和方法对西方译作的后 期加工和整理，在这些译著中他的主观色彩很浓， 但这一过程也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使一些没 有接触过西方思想和文化的传统学者更容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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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岂可束缚驰骤于经式仪度之中，令其不得自 由、自化？”[1](p1118)严复的政治自由体系很大一部分是 其主观勾勒出来的一个理想化的政治体系，他看到 人有种统治阶级赋予中国 民众的自由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统治阶级的腐朽 是不会让这种民众自由得以实现。
的角度阐述自由的重要性，“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 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 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 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 能 自 治 而 自 由 者 ，皆 其 力 、其 智 、其 德 诚 优 者 也。”[2](p27)严复认为一个国家的富强归根到底是民众 的自利自由，想要富国，先要利民，如何利民，需给 予其自由，自由是国家富强的根基，那么民众如何 得到这种自由，严复认识到了民智在自由中的重要 作用，同时也意识到自由必须有一个政治前提作保 障，于是他提出了政治的民主，在《〈原富〉按语》中 其主张民主之制，认为民主之制乃民智，是最深民 德之最优时事。民主制度是开启民智最好的时代 产物。严复揭穿清廷专制的假维新，他不认为这种 维新具有民主效用，在他的译著和按语评论中有大 量思想表达对民主政治的向往和对清廷的不满，他 指出：立宪民主应是“民权和军权，分立并用焉”“使 法立矣，而其循在或然或不然之数，是则专制之尤 者耳”。[2](p940)他特别提出思想言论应当自由，如果 以刑章加以干涉，“问则其治沦于专制，而国民之自 由无所矣。”[2](p973)他所推崇的自由又并不是一味的 放纵式的自由，而是在有所约束的政治规范中的自 由，自由与约束并存，民众在规范内自由，人民的自 由才能发挥。“纯乎治理而无自由，其社会无从发 达 ；即 纯 乎 自 由 而 无 自 理 ，其 社 会 且 不 得 安 居 ”。 [2] (p1279) 严 复 渴 望 统 治 阶 级 给 民 众 以 自 由 的 权 利，渴望通过民众自由来激发社会的活力和创造 力，但其也过分地夸大了自由在社会发展中的作 用，他认识到政治自由需要一定的法制约束和民主 意识作为其基本运行的客观框架，却没有注意到当 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当时的中国还不具有实现这种 政治自由的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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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收稿日期:2010-01-15中国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发端:严复的自由思想评介李 鹏(厦门大学政治学系,福建厦门,361005)摘 要:严复是中国自由主义的鼻祖,但是/自由0一词却并非始于严复。近代中国传统话语的转变过程中,/自由0语词的生成为严复译介和阐释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提供了前提条件。严复对自由概念的诠解,对自由之基础和条件的分析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由于严复自由思想中存在的一些话语转向,又使他在学界备受争议。关键词:严复;自由;自由主义;工具主义中图分类号:D69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681(2010)02-0062-05作者简介:李鹏,男,甘肃天水人。厦门大学政治学系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自由主义政治理论。
一、近代中国/自由0语词的生成从发生学的角度讲,不管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0概念探讨还是对中西自由观念的比较,乃至当代学人对自由主义的分析与探讨,都应当是西方自由主义观念得以传入中国之后才能够进行的事情。而近代中国知识界是在西学和东学(主要指源于日本的近代学术观念)的共同影响下,首先从语言的表达的转向开始,许多不为人所重视的传统词汇,在知识界对译西学与东学的过程中被赋予全新的含义,并逐渐成为近代知识界思考问题的核心概念。其中,用于对译/lib-erty0和/freedom0的/自由0一词就是在这一话语转向的过程中诞生的典型代表。但是,这一过程中,中国思想界对自由概念理解并不是同步的。传统文化框架对自由的界定与西译文献(主要指外国来华人士的中文著作和通晓中西文的译著者完全按照西文语境所做的对译)对/自由0的理解和看法就明显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语境中是不存在独立的/自由/语词的,类似于/自由0意涵的一些词汇(如严复所引之/自繇0)基本上都被解释为各种/不良倾向0而不具备本体的特征,时至今日,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一些人仍然把自由理解为一个修饰词汇。那么,在西方语境之下的/自由0概念缘起于何呢?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证,我们可以发现,西文语境下的/自由0一词的含义是通过两条路径获得的,一条是一些来华传教士在华生活多年以后,根据自己对汉语的掌握直接对自己的母语进行对译;另一条是中国知识分子直接借用长期使用汉字的日本知识分子对西语的翻译和理解。这第二条路径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用/自由0对译/liberty0和/freedom0的影响最为直接。从/洋务运动0、/戊戌维新0到/辛亥革命0,/自由0、/民主0、/革命0、/宪政0、/无政府主义0等影响整个中国近代的政治运动和思潮,无一不是和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对日本近代文化的研习中,相当一部分中文词汇直接受惠于长期使用汉文写作的日本知识分子对西文的对译。1877年开始,清政府派人出使日本,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开始广泛接触日本知识分子。黄遵宪就是其中之一,他在1884年完稿的5日本国志6中,把/自由0一词解释成:/自由者,不为人所拘束之
义也,其义谓人各有身,身各自由,为上者不能压抑之、束缚之也。0[1](P393)随后,1879年士人黎庶昌在5西洋杂志6中也使用/自由0一词,主张改革弊政以求国人之/自主自由0。旅英、旅美华人开也广泛采用/自由0一词对译/liberty0。1885年,北洋大臣所写官方文件中首次
出现/自由党0一词。从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自由0开始成为一个具有独立含义的词汇。尽管
当时,国人对/自由0一词的理解尚不能说完全反映了/liberty0的内涵,然而,无论当时留学或是出使西方的知识分子还是国内学人,都开始普遍采用/自由0用以对译西文的/liberty0、/free-dom0。这标志着西文语境下/自由0对译/liber-ty0和/freedom0地位的确立。这就为1880年留英回国的严复在十余年后准确理解和宣传/自由0这一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译介西方自由主义经典文献,乃至此后中国自由主义的形成和发展都提供了前提条件。二、对/自由0概念的理解近代中国比较成型的自由主义是从严复开始的。如果说洛克是近代西方自由主义的鼻祖,那么严复则是中国自由主义之父。1895年初,严复
#62#在天津5直报6上连续发表5论世变之亟6、5原强6、5救亡决论6和5辟韩6等一系列文章,完整地提出了自己救亡图存、富国强民的设想,逐步开始系统地介绍和阐述西方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思想。何谓自由?自由的概念应当如何界定?从严复开始,围绕着独立的自由概念,中国自由主义开始逐步系统化,理论化。严复一开始就是从西方天赋自由的观念来认识自由概念的。他说:/彼西人之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0[2](P3)如是观之,自由是人作为人天生就具有的禀赋,君主不能因其是君主而侵犯民众的自由,民众之间也不能相互侵损。在5主客平议6一文中严复指出,/自由者,各尽其天赋之能事,而自承之功过者也。,,故言自由,则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后有自主之权;合自主之权于以治一群之能事者,谓之民主。0[2](P118)其次,严复比较了中国古代类似自由的思想来说明西方语境下的自由与中国传统自由观念之不同。在严复看来,自由之神圣不可侵犯是符合天理人道的。相对而言,中国传统古圣先贤都不以自由为教。那么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有没有可谓自由的东西呢?严复认为中国古代类似自由的思想是有的,/中国道理与西法自由最相近者,曰恕,曰絜矩。然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何则?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以存我者也。0[2](P3)既然中国道理中所谓/恕0和/絜矩0是依附于人之行动,教化民众宽于待人,通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0,但是从根本上讲,所谓/恕0和/絜矩0并没有表达自由的内容,更是没有说明一个自由的人应当是什么样的。因此,/恕0和/絜矩0是从道德教化的角度教人去做什么,告诉人们个人的道德操守,如果牵强地说/恕0和/絜矩0就是自由,那么它只是从客体角度表达了自由障碍中的部分内容,而更为重要地从个人角度表述自由的内容和自由的目标在/恕0和/絜矩0中是找寻不到的。因此,从本质上讲,中国古代的所谓类似自由的思想,仅仅存在于个体与他者的关系之中,远非西语语境中的自由。严复正是在比较中西语境自由意涵的基础上,清晰地向后人传达了所谓自由,实则为/个人0之自由的观念。5原强6一文中,严复从个体角度论述了自由的内容:/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蔽,人人得以行其义,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0[2](P11)第三,既然个人自由才是/自由0意涵的核心,那么当国家、群体的诉求与个人自由发生冲突的时候,个人自由又当如何呢?在严复看来,西方国家/政教之施行,以平等自由为宗旨。0[2](P24)这表明,严复对自由的本体性、目的性是有着准确把握的。在严复看来,个人自由才是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本源,他评价穆勒的5论自由6一书/所重者,在小己国群之分界。然其所论,理通他制,使其事宜任小己之自由,则无间君上贵族社会,皆不得干涉也。0[2](P134)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像5原强6等一些著作的主张无法掩盖严复要求引进西方自由主义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愿望,但是国家富强、民族独立这些群体自由的要求并没有掩盖个人自由的重要性。在区分个体与群体、国家关系的时候,严复曾运用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和达尔文的社会有机体学说进行解释:/一群之成,其体用功能,无异生物之一体,大小虽异,官治相准。知吾身之所生,则知群之所以立矣;一身之内,形神相资;一群之中,力德相备。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生之与群,相似如此。0[2](P17)此义看似把国家、群体和个人相提并论,但是却为个人自由留下了空间,仍然是对个人自由优先性的确认,因为由个体到群体再到国家的逻辑决定了个人自由乃是群体和国家自由的基础,/处大通并立之世,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家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0[3](P917)因此,/善为国者不惟不忌其民之自由也,乃辅翼相劝,求其民之克享其自由,积其民小己之自由,以为其国全体之自由。0[4](P119)个人自由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且个人自由是群体和国家自由的前提和基础。这一方面解释了/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0[2](P3)的原因所在,也昭示了/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由0[2](P1082)对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重要意义。三、自由的基础和条件自由如此重要,那么在时局艰难的近代中国又如何实现西人之自由呢?在严复看来,自由须以自治能力为前提。而自治能力之有无取决于民之德、智、力的水平。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人人得以自由、国国得以自由0,从根本上讲,乃是由于其民之德、智、力皆优而足以自治,反是且乱。因此严复认为要使中国走向富强之路,必须分清/标0和/本0。所谓轮船、机器、邮政、学校、海署、铁路、矿物等虽然是西方国家走向富强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是/自吾人行之,则淮橘为枳,若存若亡,不能实收其效0[2](P26),因此自然也就不能实现富强。此凡因近代中国重西学之/标0而不重/本0:/民力以苶,民智以卑,民德以薄,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0[2](P26)在严复看来,正因为西方国家之政教致力于促进民力、民智、民德的发展,并且建基于民力、民智、民德之上,所以尽管西方社会还存在诸如贫富差距悬殊的状况,但是从总体上讲,由于西方国家普遍国民素质较高,因此自治不仅可欲而且可求,自由也就能够得以保障。严复依照西法自由所备的条件论定/中国今日之所宜0的逻辑:/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乎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63#
李 鹏:中国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发端:严复的自由思想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