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原因及对策电子教案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原因及对策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中国社会、经济和城市的发展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我国城市贫困现象随之凸显，因此就现阶段来说，对该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应对策略的研究尤为重要。
关键字：城市贫困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
我国现阶段的城市贫困应当是缺乏基本的生活资料以及发展的物质条件和资本条件的生活状态，是生存意义上的绝对贫困和发展意义上的相对贫困的综合体。无庸讳言,城市贫困问题已成为我国改革和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治理城市贫困关系到社会稳定大局,关系到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一、我国城市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是由许多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它既包括宏观的社会制度因素，也有微观的贫困人口家庭结构及自身因素，但其中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的变革是导致城市贫困的主要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体制转型及结构调整导致职工下岗和人员流动
1. 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下岗失业者剧增
经济转制过程中对国企的改革和调整导致部分职工失业、下岗，进而因生活困难进入贫困行列。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是我们对国有企业改革和调整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在我们为盘活国有资产，对国有资产以资产为纽带进行兼并重组时，必然要求改变过去那种人力资源在资本营运中，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资本与劳动力的结合方式，而转变为以效率为基础，这必然会导致大量冗员的剥离和低素质劳动力的退出。这样一来，以前广泛存在的隐性失业显性化、公开化，从企业退出的职工因收入锐减直接影响生活质量和水平，部分适应能力差、自身条件差的职工因而进入城市贫困人口行列。[1]
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要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从产业发展规律看，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在全部就业人数中比例将越来越大。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仍不发达，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较低，吸纳劳动力就业的比例也低。从现代产业分工规律来看，产业结构布局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大城市、特大城市主要发展服务业、高科技产业，中小城市、乡镇企业主要发展普通制造业，而我国长期受计划体制影响，没有遵循这个“产业分工”规律，加入WTO后，我国产业分工将必然遵循这个普遍规律。因此，经济转型期产业结构调整导致失业是造成城市贫困的直接原因。
2.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使城市贫困问题复杂化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早于城市，在80年代初就开始启动，并取得显著成效。农村改革后，生产力空前解放，农民有了较大的自主权，大量劳动力流入城市，寻求新的发展。由于二元经济制度的限制，农民进城在80年代并没有对城市就业产生很大压力。但进入90年代后，由于城市企业有了用工自主权，可以招收农民工，而农民工的低成本对企业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从而形成了农民工与城市工的竞争。在用工需求量有限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量的增加，无疑增大了就业的难度。这样，一方面是城市企业需要清理大量冗员，另一方面又有大量农民工想挤进企业，因此就导致了城市下
[1]城市贫困人口及反贫困对策——以武汉市为调查个案
岗、失业人员的急剧增加，使贫困问题凸现出来。[2]
可见，我国城市贫困主体表现出多元性，不仅有下岗失业人员还有涌入城市的农民工。下岗人员越来越多，劳动力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与此同时，城乡间对就业岗位的争夺日益严峻，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劳动力供给逐渐增加，使得再就业渠道狭窄，部分下岗人员不得不从事一些临时、不稳定和低收人的工作，导致生活陷入贫困状态。因此说，我国目前的城市贫困既有城市发展不足方面的原因，也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方面的原因，进而表现出城市下岗、失业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相交融的特点。
（二）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加大了收入差距
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原因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为部分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一些有开拓创新意识的人纷纷下海，并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从而成为高收入阶层的一部分;相反，改革和体制转型却使一部分效益不好或在市场竞争中失利的国有企业职工失业或部分失业，收入水平下降，成为城市中低收入阶层的一部分。第二个原因是部分掌握实权的领导干部利用改革开放和体制转型时期的一些可乘之机，大肆贪污掠夺，侵吞国家和集体的财产，并迅速成为高收入阶层的一部分。他们的行为还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部分企业的亏损和破产，使一部分企业职工收入下降，陷入贫困。此外，单位制问题也是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原因。在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和效益好的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机关工作的人一般来说收入稳定，生活不成问题，而效益不好的企业职工却有可能陷入贫困。
[3]
收入分配不公平可以国际上通行的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为例，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有关数据统计，2000 ~2004年我国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4089、0.4031、0.4326和0.4387，而且2006年和2007年的基尼系数曾一度达到0.5左右。根据国际衡量标准，基尼系数高于0.4属于差距过大，超过0.45则属于极度不平等。并且近几年的收入差距扩大是富有者越来越富有，贫困者越来越贫困的两极分化。
（三）社会保障制度滞后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滞后弱化了社会对城市贫困人口的救助。社会保障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安全网和稳定器，并且关系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更重要的是能调节贫富差距，但我国社会保障还难以起到稳定和调节作用。从下表中可以看出我国社会保障覆盖面低，特别是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其比重仅有12.29%和9.53%。另外，目前我国虽然已建立低保制度，但医疗、教育、住房等专项救助还不健全，相互不配套，应保尽保工作进展很不平衡，由于社会失业保障、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的体制和机制发展滞后，使得下岗、失业者得不到有效
以上三点原因把贫困归因为社会制度结构等客观因素，例如权力、财富以及其他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实际上迫使一些人处于贫困。如明焦内(Mingione)
[2]转型期我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的对策探讨
[3]城市贫困问题和对策探讨
则指出，贫困是一个被剥夺充分的权力和资源的过程，贫困人口的行为方式异常，是因为被社会剥夺、排斥被所致。总而言之，西方从结构视角解析新城市贫困成因的观点，形成了包括“二元劳动市场论”、“福利制度论”、“制度论”等在内的多种理论。[4]
（四）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
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直接导致部分居民的减收和实际购买力的下降。物价上涨时，部分家庭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可能会掩盖一部分收入增长低于物价上涨幅度的家庭生活水平的下降，表面上整体生活水平仍在上涨，但实际上，物价上涨因素冲淡了收入增长对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作用程度。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实际生活水平的影响不同，对工资收入增长弹性较大的群体而言，收入增长高于物价上涨速度，实际生活水平仍有提高；但对工资收入增长弹性较小的群体而言，其工资收入增长低于物价上涨速度，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则会出现下降，所以物价上涨因素可能因上涨幅度高于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而导致原来的非贫困人口变为贫困人口，还会使贫困人口的实际收入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使其贫困程度加深。从下表中可以看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不断上涨，并且目前我国存在着住房难、医疗难、教育难等问题，高昂的物价加剧了城市贫困的恶化。
（五）贫困人口自身素质和家庭结构的影响
影响城市贫困的个人和家庭方面的因素很多，但最本质的因素是家庭结构和家庭主要成员的文化程度和素质。从家庭结构来看，城市贫困居民家庭人口多，就业人口少，就业面小，每一个就业者需要负担、赡养的人口较多，所以生活压力大，常常入不敷出。而国家给予城市居民各种补贴时，一般是按照职工人头发放的，如果家庭就业面大的高收入家庭收入更多，家庭就业面小的低收入家庭收入则更少。另外，城镇中某些特殊类型的家庭也易于产生贫困人口。一是“农转非”家庭，原以农业为主，转入城镇后，因各种原因，工作不稳定，收入少，生活陷入贫困。二是所谓“半边户”家庭，即在家庭中既有城镇户口成员，又有农村户口成员，往往一人工作，生活负担沉重，处于贫困之中。三是“有缺陷”家庭，包括残疾人家庭、长期病患家庭、丧偶离异家庭、不良家庭（家庭成员好逸恶劳、打架斗殴、违法犯罪）等。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资本的技术构成总是在不断的提高，在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数量之间的比例构成中，生产资料的数量不断增多，劳动力的数量相对或绝对减少，用工容量下降。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科技发展迅速。信息工程、生物技术、新材料、激光技术、航天技术、海洋科学、新能源不断涌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科技有了较大的发展，科技广泛应用于企业生产，带来了设备、工具、技术的更新换代，相应地要求劳动者素质有所提高，当一部分劳动者不能适应这种变化了的情况时，就会在科学浪潮的冲击下沉淀下来，形成失业。从目前失业队伍来看，在自身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技能单一，跨行业就业能力偏低;二是文化素质偏低，难以适应社会对劳动者文化素质的高要求;三是思想素质不适应。许多职工等靠懒的思想严重，有的对再就业期望过高，对工作挑肥捡瘦。有的职工下岗后不从自身找原因，把责任
[4]国内外新城市贫困问题研究述评
归于他人和社会，而且被动地等待社会安排再就业，还有的下岗职工在实现了再就业以后，依旧没有危机意识，对主动学习专业技术知识和掌握更全面的就业技能的积极性不高，长期下去，思想更加保守、僵化，难以适应形势发展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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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决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对策分析
（一）以政策为导向，实行就业促进机制
力争经济适度增长，增加就业岗位。扩大就业是解决城市贫困的最有效途径，经济增长率如能再高一些，对就业和再就业自然更加有利。为此，应该尽快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培育消费热点，使内需尽快升温，在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同时，应重视经济增长方式对就业的影响，根据中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的特点，政府应将创造就业放在重要位置，要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实行就业导向的策略。具体来说应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充分发挥市场的引导作用，积极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鼓励劳动者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促进多种形式就业，强化政府促进就业的公共服务职能，健全就业服务体系，建立和实施就业援助制度，实施再就业扶贫。同时，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使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途径。公共产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领域，要把竞争机制引入这些领域，提高这些领域中企业的竞争能力，使这些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为创造就业机会做出贡献。
另外，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业对劳动力的吸纳力。稳住农村，保持和发展农村经济，首先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经济的投入。在水利设施建设、乡镇企业的发展，荒山、荒水、荒地、荒滩的治理和开发以及扶助贫困方面，国家应拿出相应的政策。同时要加强对农村各种资源及相关产业的开发利用工作,开辟新的就业渠道,不仅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可以适当吸纳一些城镇的下岗、失业劳动力到农村搞开发,国家应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这样既能解决就业问题,又开发资源,绿化山川,改善生态环境,促进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二）完善收入分配机制，促进社会公平
改革的实质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有一部分社会成员在改革中获益，而另一部分社会成员却未能享受到改革的成果，反而为改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大多是社会的底层人员，是经济承受能力非常脆弱的群体。将改革全社会的重担和社会转型的代价让社会底层的成员来承担，显然是不合理的，有悖于社会公正原则。只有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才能防止贫富的两极分化，让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促进社会的公平。（当前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也能达到调节收入再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目的，它的基本要求是增加职工的社会保障感，让下岗、失业职工能够依靠社会保障的作用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境地。一是应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以人为本将城镇各类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全部纳入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二是加强社会保险费征缴，改革社会保险费的差额征缴机制，全面推行税务机关征收社会保险费的办法，并研究开征社会保障税。三是全面推进养老金社会化发放工作，不再委托企业发放，从体制上杜绝拖欠养老金现象的发生。四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
[5]对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思考
（四）以人力资源开发治理贫困
城市贫困的原因表明，个人因素也是致贫的一个方面。因此，加强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劳动力素质也成为治理贫困的一条重要途径。劳动者个人素质主要取决于其所受的教育。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竞争加剧，各行业对低素质人才的需求不断降低。从长期看，这部分职工在剧烈的就业市场竞争中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此，通过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增强他们的再就业能力，就显得非常重要。
另外，要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使其形成积极的择业观念，以良好的心态去面对外界的环境和压力。
我国城市反贫困问题研究
我国城市反贫困问题研究 作者：郝亮来源：陕西省资本论研究会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制度的转型和各种经济、社会政策的变化，我国城市人口在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城市贫困问题开始显现出来，且规模扩张速度令人吃惊。本文将针对现如今我国城市所呈现出来的贫困问题的现象及特征，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原因分析，在着重考虑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反贫困策略。 一、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及特征 城市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产物，城市也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但是，长期以来，单一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虽然促成了城市的一时繁荣，但市场经济的高效率也严重破坏了城市社会的公平和公正。随着城市人口数量的剧增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贫困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说，城市的贫困问题将成为21世纪“最引人注目、政治上最为敏感的问题”。 城市贫困（Urban Poverty）指的是城市社会的贫困问题。对于贫困来讲，是指在物质资源方面处于匮乏或遭受剥夺的一种状况，其典型特征是不能满足基本生活之所需。贫困主要包含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层含义。绝对贫困（Absolute Poverty）是指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相对贫困（Relative Poverty）是指个人或家庭获取的劳动所得和合法收入不能维持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通过努力，人类可以消除绝对贫困。但是由于贫困的相对性，消除相对贫困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我国现阶段城市贫困概念的定位总体上是指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的缺乏，即指人的衣、食、住、行、医、教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生活状况。 1 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 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03年3月31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2140.3万人。另外学术界认为中国城镇贫困人口的规模应在1500万至3100万人之间，占中国城镇人口总数的4%—8%。这些城市贫困人口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类:一是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的“三无”人员(占贫困人口总数的6%)；二是贫困的失业者(占贫困人口总数的17%)；三是领取基本生活费、离退休金或养老金后，家庭人均收人仍低于当地贫困线标准的在职职工、下岗人员和离退休人员(占贫困人口总数的54% )；四是其他贫困人员(占贫困人口总数的23%)。其中，第一类是社会长期救助和保障的对象，第二类和第二类是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主体，占总数的70%以上。
贫困山区农村教育现状调查报告
贫困山区农村教育现状调查报告 摘要：学生是学习和发长的主体，教育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如何提高贫困山区农村的教育质 量是我国当前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贫困山区农村教育的发展对我国的全面发展有重要的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就贫困山区农村的教育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教育现状；课程体系；教育现状 要发展贫困山区农村，必须首先要诊断农村即穷困地区教育的症状。农村教育在诸多方面都 处于不利地位，如师资、设备、经费等都是贫困山区农村教育发展的大障碍。“城市中心”的教育 现象更使山区孩子远离了山区农村这一特定环境，更加大了贫困山区学生的学习难度，山区农村教 育呼吁：键构符合农村山区教育的教育模式或课程形态。现行教育既不利于贫困山区学生参加当地 的生产劳动，更为加大城乡贫福差距埋下根源。 一、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农村教育状况虽然有了明显改善，但仍存在着很多问题。总的看来，我国农村教 育的整体发展水平低，与城乡教育存在着巨大差别。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1、家庭环境影响。一些离异、单亲家庭，孩子从小就失去家庭温暖，无论是心理还是身心都 留下阴影，使孩子性格变成冷漠、孤僻。特别是有的父母离异或丧偶后再婚更是对孩子不闻不问， 祖辈人只是对孩子怜爱，照顾好孩子的生活已经吃力，何谈帮助孩子学习，一旦学习成绩不理想， 孩子自动放弃求学，尽早打工独立生活，以图改变生活环境。近几年，大学生上学成本的不断提高， 大学生毕业就业难问题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所以许多贫困家庭主动放弃子女上大学，有 些孩子只上到初中毕业就到工厂打工挣钱。由于有了读书无用的思想，也就更谈不上家庭教育了。 当我在富东中学实习时，遇到一些这样的家长。在家访时，我把几位孩子学习不认真的情况 向他们家长反映，家长坦言他们从未过问孩子的学习情况，特别不主张孩子在夜晚花时间学习，认 为既影响孩子的身体又浪费电。他们也不责怪老师，认为孩子的学习能力是天生的，是由“八”字 排定的，与后天的培养没有多大关系，有出息的不用教育也会有出息；没有出息的就算再花多少功 夫也是白费劲。 2、教育经费短缺。投入少，经费短缺是农村教育发展中面临的首要问题。由于经费短缺，现 有农村教育的办学条件只能满足学科教学的基本需要，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要求相去甚远。农村 中小学教师学历层次偏低，教师工资待遇不能保障，学校的教学设施简陋，教学基本仪器不足等也 是不争的事实。这些现实问题都严重影响了农村教育的质量。 3、农村学校硬件设施落后。富东中学占地面积为2925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4470平方米， 教学辅助用房为1252平方米，行政办公用房为255平方米，生活用房为2936平方米，绿化面积约 700平方米，建成计算机、多媒体教室，共有35台计算机供教学使用，有藏书5500册的图书阅览 室一个，有60平方米的实验室一个。 与城市相比，学校教学设施陈旧，教学设备缺乏，严重地限制了教师教学，从而影响教学质 量，阻碍学生拓展知识面。学校图书陈旧，试验、电教仪器不完备，多媒体设备缺乏，学生计算机 比例远远低于城区学校，计算机和多媒体教学设备更为不足。有些学校，虽然配备了少量多媒体教 学仪器，但由于缺少必要的维护和仪器的落后，不少课程都无法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所谓现代化
中国当前的贫困状况分析
中国当前的贫困状况分析 1.1 贫困与中国的贫困群体 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给“贫困”下的定义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状况，我国的贫困群体可以归纳为无法合法地获得基本生活条件并参与基本的社会活动的人的集合。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务院扶贫办对全国6万农村人口的消费支出情况进行的入户调查，确定农村贫困标准2003年为人均年收入637元，按照这一标准统计，目前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有2 900万，城市中有2 000～3 000万的贫困人员需要救助。这两部分人口属于绝对贫困人群。 这一贫困群体主要由以下两类人员组成：一是计划体制下的贫困群体。一般是城市中的三无人员， 即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人；农村中的五保户，由集体经济负担的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孤儿保教）的农村无依无靠的老、弱、孤、寡、残疾人员。二是市场体制下的新贫困群体，城市下岗、失业、半失业而造成生活困难的人员；以及在农村中因城市化，而“上班无岗、种田无地、劳保无份”，生活陷于贫困的失地农民，以及流动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部分农民工。除了这一绝对贫困人群外，我国还有近2亿的农村人口的年均收入是在850～950元之间，以及一些因灾返贫和因病返贫的人群。 1.2 中国的贫困现状 1.2.1 计划体制下的贫困问题得到了基本缓解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基本上走的是一条由农村补贴城市，农业补贴工业的发展道路，因此在计划体制下，贫困主要集中在农村，表现为“普遍性的区域贫困与极端贫困”。但是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首先在农村中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一些自然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迅速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在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国家财力得以能够进行一系列大规模的扶贫运动，使一些贫困地区摆脱了绝对贫困的处境，取得的扶贫成就举世瞩目。2004年10月17日，“国际消除贫困日”中国宣布：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3年底的2 900万，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30.7%下降为3%左右。 1.2.2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贫困问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城市中除了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三无人员外，基本上不存在贫困群体，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许多国家给予的优惠，比如就业、上学、住房、医疗等福利待遇，通过户籍制度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区分开来，逐渐形成以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为依托的城市经济体制。随着市场化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下降，从而使职工的生活状况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目前，城市中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和集体单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在转轨过程中普遍表现出对市场的不适应，造成了自身的经营困难，部分企业破产、倒闭，减发、停发职工工资，造成城市“新贫困群体”的出现。 从收入分配制度上来说，由于规范和调节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法律、法规、经济杠杆、行政措施等存在许多缺陷，从而导致了部分城市居民的收入非透明化、非制度化，同时由于对高收入群体的调节不力，对低收入群体又保护不足，使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造成相对贫困现象。 2 当前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2.1 非政府组织的基本含义及基本特征 非政府组织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不以盈利为目的，且具有正式组织形式，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 由于非政府组织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因此它具有和政府与企业相区别的特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莱斯特?萨拉蒙教授提出了著名的五特征法，只要是符合这5个特征的社会组织都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原因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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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公开化，从企业退出的职工因收入锐减直接影响生活质量和水平，部分适应能力差、自身条件差的职工因而进入城市贫困人口行列。[ 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要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从产业发展规律看，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在全部就业人数中比例将越来越大。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仍不发达，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较低，吸纳劳动力就业的比例也低。从现代产业分工规律来看，产业结构布局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大城市、特大城市主要发展服务业、高科技产业，中小城市、乡镇企业主要发展普通制造业，而我国长期受计划体制影响，没有遵循这个“产业分工”规律，加入WTO后，我国产业分工将必然遵循这个普遍规律。因此，经济转型期产业结构调整导致失业是造成城市贫困的直接原因。 2.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使城市贫困问题复杂化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早于城市，在80年代初就开始启动，并取得显著成效。农村改革后，生产力空前解放，农民有了较大的自主权，大量劳动力流入城市，寻求新的发展。由于二元经济制度的限制，农民进城在80年代并没有对城市就业产生很大压力。但进入90年代后，由于城市企业有了用工自主权，可以招收农民工，而农民工的低成本对企业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从而形成了农民工与城市工的竞争。在用工需求量有限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量的增加，无疑增大了就业的难度。这样，一方面是城市企业需要清理大量冗员，另一方面又有大量农民工想挤进企业，因此就导致了城市下岗、失业人员的急剧增加，使贫困问题凸现出来。[ 可见，我国城市贫困主体表现出多元性，不仅有下岗失业人员还有涌入城市的农 [1]城市贫困人口及反贫困对策——以武汉市为调查个案 [2]转型期我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的对策探讨
中国城市反贫困中社会工作的使命和角色
中国城市反贫困中社会工作的使命和角色 中国城市反贫困中社会工作的使命和角色 中国城市反贫困中社会工作的使命和角色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与管理系副教授孙莹 如果说对于致贫的因素有“个人归因”和“结构归因”两种解释的话，中国城市贫穷问题的发生，主要是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有关。具体表现为：一是经济转轨导致国有企业向股份制和私营企业市场化迈进的过程中，传统的单位制解体，大批产业工人下岗失业；二是失业群体的特征相对统一，如年龄偏大、技能单一、文化水平不高，即使找到工作，也属于非稳定性，低技术、低收入、无保障的一类；三是在失业群体中还存在着一批弱劳动能力者，他们因身体疾病或精神疾病，在激烈的竞争中几乎不可能找到固定工作，以至社会心态、消费习惯和社会地位都处于委琐低微状态，处于边缘状态。（杨团，2002）因此，社会工作在中国城市反贫困中的助人活动，主要应聚焦于贫困者的社会环境的改变，倡导公平、合理的政策，帮助贫困者改变贫困状态。具体的角色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利益维护与需求评估――参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设计、修订与实施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目前维持城市贫困人口最基
本生活水准的主要社会政策。政策的目标是使贫困人口得到必要的基本生活资料，体现国家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同时也实现社会稳定的政治期待。社会工作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关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在政策制定和制度的设计环节表现为贫困者利益的维护者。社会救助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体现了多个学科和专业力量的整合与共同努力，经济学关注的是需求与资源的平衡；社会学关注的是缩小收入差距，减低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冲突；而社会工作主要关心的是贫困者如何通过这一政策受惠。由于社会工作长期从事的是基层服务工作，与弱势群体和贫困者有着密切的接触，所以最了解他们的需要和遭遇的问题，且在立场上也最维护这一群体利益。而任何一个社会政策的制定都必须从需求出发，社会工作也因此成为贫困者需求与问题的最主要的表达者和诠释者。由此对于社会救助政策的建议，社会工作往往强调的是除了经济帮助以外，还应考虑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实际需要；如何从法律上清楚地将贫困者获得政府应有的社会救助界 定为一种公民福利权力；如何建立分家庭人口类别（高龄老人、儿童、残疾人）的救助补贴制度，保障非就业人口的利益，提高社会救助的效率；如何在实施救助的过程中减少社会标签和烙印，使贫困者能更好地融入社区生活等等。（熊跃根，2002）
我国城镇贫困现象的现状及对策
BUSINESS REVIEW 商业经济评论 经济导刊58 2011 / 05 贫困并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的普遍问题。就算在美国这样的世界第一强国也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贫困中。对于不同的国家贫困也有不同的定义，在我国是用绝对贫困来定义的。 所谓绝对贫困就是指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取得维持仅仅是物质生活所必备的需要，那么该家庭就处于贫困状态。因此，绝对贫困也叫生存贫困，是指收入难以维持最低限度生活水准的状况。 之所以采用绝对贫困这个定义，是因为绝对贫困具有一定的使用范围。对发达国家而言，由于人们生活水平普遍较高，处于绝对贫困状况的人很少。即使由于突发事件或 其它原因使有的人陷入绝对贫困，也能很快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救济，这种绝对贫困是暂时的。但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有一部分人的温饱问题没有得以解决，政府也不能短时间内解决，实际上我国目前实现的小康是一个低水平的小康。尽管贫困根据不同的思想体系、不同的学科可以划分为很多类别，但绝对贫困的概念更具有现实性，它能更加准确地概括这些贫困者的生活境况，为此，这里就采用绝对贫困的定义。 现阶段我国城镇中存在的 贫困问题 社会学家划分为了新的十大阶层，其中【关键词】 中国,城镇,贫困,贫困阶层,贫富差距 我国城镇贫困现象的现状及对策 文 | 陈锡萍 可以看到一般工人、农民、失业者和半失业者排在了最后，这些也正好是贫困阶层的主要人员。贫困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形势严峻。在我国，又把贫困阶层分为农村贫困阶层和城镇贫困阶层两种。贫困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各方面都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首先，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差距问题的实质是贫富差距扩大。我国社会的收入差距主要表现为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城市居民之间的差距、农村居民之间的差距以及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消除。据媒体报道，我国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差距已达15倍之多。在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地区收入差距不 断扩大的同时，城镇居民收入的差距也在日趋拉大。 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城乡还是地区之间，收入的差距都在逐年拉大。而且由于灰色收入的大量存在，实际的收入差距可能还要更大，并且财富的收入差距更远高于收入差距。 其次，城市出现大量新的贫困阶层。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城市中出现了以失业、下岗无业和困难企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他们的赡养人口为主体的城市贫困群体。这些贫困者在社会生活中面临着许多问题。 第一，城镇贫困群体的人口规模庞大。我国城镇贫困群体的成员包括：失业人员与下岗职工，效益欠佳企业的职工，许多退休者、 低收入或无劳动收入的残疾人和长期患病
反贫困
农村反贫困法律制度设计 农村反贫困法律制度完善和创新仍应以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为主，同时应对逐渐显现的相对贫困问题予以重视。 （1）推动经济增长的法律制度完善和创新。首先，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土地经营法律制度，探索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创新。其次，实现乡镇企业制度向现代公司治理模式转换的法律制度创新。第三，完善开发式扶贫法律制度。 (2)，改善经济分配的法律制度完善和创新。首先，完善农产品最低保护价格法律制度。其次，完善财政和信贷扶贫法律制度。第三，改革农村税费法律制度。第四，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和城镇反贫困法律制度设计 城镇反贫困法律制度完善和创新。城镇反贫困法律制度完善和创新仍是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为主。 一，改善经济分配的法律制度完善和创新。第一，实现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向失业保险法律制度转轨。第二，完善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第三，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第四，完善财政资金安排制度。 二，推动经济增长的法律制度完善和创新。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的制度完善和创新需要关注如何更好地利用WTO机制增加外贸出口，如何利用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加国内投资并努力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如何利用好金融制度繁荣国内消费市场拉动内需。这当然都需要一系列适当的制度设计和
安排做支撑。例如鼓励居民消费以拉动内需。 农村贫困地区信贷制度 1，小额信贷。小额信贷指对低收入的人群“包括贫困人口” 和微型企业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必须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准许各类小额信贷机构的进入并获得合法地位。 2，贫困农户贴息贷款。开展小额入户扶贫贷款由地方财政或龙头企业全额贴息，可以解决农户产前投入大、短期内无 收入、利息负担过重的问题，切实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 达真扶贫的效果。 3，贷款信用担保制度。目前农村信贷市场的信用担保制度安排与农户及农村中小企业的实际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根 据当前我国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户的实际情况，必须构建一 个以反贫困为目的的农村信用担保体系。 农村贫困地区保险制度 农业保险是一项准公共产品，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性。我国必须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安排可以这样考虑: 1 加快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建设。加大对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制建设的力度，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法律法规，规范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行为，明确政府在开展农业保险中应发挥的职
我国贫困问题和治理对策
我国贫困问题及治理对策 摘要：贫困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各国政党、政府和社会各界对贫困问题一直相当重视消除贫困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政府的奋斗目标。但是中国目前的农村贫困问题与城镇贫困问题呈现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因此，必须要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贫困现状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 关键词：贫困；农村贫困；城镇贫困；治理对策；制度保障 一、中国贫困问题的现状 贫困线的标准因各个国家发展水平、社会文化和制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而绝不能用别国的贫困线标准作为我国的衡量标准。中国国家统计局对贫困线下的定义是：所谓贫困线，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条件下，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贫困线又叫贫困标准。现阶段我国把把每人每年收入低于2300元的低收入人群定为贫困人群，2017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统计资料：2016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4335万人，比上年减少1240万人。我国贫困地区的教育、医疗、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也得到长足发展，基础设施状况明显改善，毋庸置疑，中国扶贫开发工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不仅为13亿中国人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推动全球反贫困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中国贫困人口还很多，而且这些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特定区域国务院扶贫办表示，在14.8万个贫困村当中，绝对贫困和低收入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33%；在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和地方病高发区、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以及42个沿边境的扶贫重点县，这个数字超过40%。在贫困人口总量不断减少的情况下，这些地区需要移民的农户比例明显提高。此外，革命老区发展相对滞后，全国237个革命老区目前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7%。 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城市岗位竞争日益激烈，我国城镇失业率也处在较高的水平，经济结构改革和转型使部分城镇职工失去了工作岗位。，在农村
农村贫困问题的现状及对策
农村贫困问题的现状及对策 在看完《上学路上》这部影片后，我对农村的贫困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在影片中，主要是以主人公王燕没有钱上学来体现农村生活的，通过她的挣学杂费的经历让我看到了农村小孩上学的困难。也看到了在农村生活、养家、上学需要付出多少艰辛。 一、我国农村贫困问题的表现 首先，农村贫困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农业基础薄弱，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一遇天灾人祸，会导致很多的不幸。也正是这个原因，农村没有发展为城市，各类工厂、产业、医院、学校都不会来到农村，也导致农村生活条件的进一步恶化。第二，具体表现为人口增长过快，教育、卫生等基本社会服务水平跟不上农村的需要。相信大家也看过“放羊-攒钱-结婚-生娃-放羊”这个故事，正是由于缺少教育，农村家长认为越是穷越要生更多的孩子来当劳力，来养活家。也正是因为这个观念，导致农村更加贫困。传统、落后的生育观念，导致生育行为与计划生育政策相悖。由于诸多主观、客观因素的综合影响，长期以来逐渐形成农村独特的、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生育观念。例如，在农村以“传宗接代”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落后生育观念，驱使农村计划外生育普遍存在，超生数量增加，从而导致盲目的实际生育行为。这些都是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相矛盾，无法减轻人口与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无法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第三，财政收入水平低，缺乏公共投入和基础投入。由于长期处于公共收入水平低下的阶段，贫困县无力增加投入以改善贫困社区的公共设施、基础社会服务的低水平状态，形成恶性循环。 二、改善农村贫困现状的对策 1、加大农村公共设施投入力度，增加财政投入。农村反贫困应针对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而贫困的认识不足问题，努力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实现农村公共供给扶贫。这就要求政府根据公共产品对农村社会、经济所起的作用不同，将农村公共产品分类，其中可持续发展类公共产品，如大江大河的治理、污染、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计划生育、基础教育等应由政府承担起主要供给人的责任，这是其不可推卸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角度出发，政府要逐渐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的投入力度，即便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效率损失。另一方面，也应该贯彻落实三农政策。 2、加强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大力普及义务教育制度。贫困的根源在于愚昧，所以教育是治国之本更是扶贫之本。贫困地区往往有很久的贫困与灾难大的历史，尽管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基础教育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与发达地区及社会平均水平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使贫困地区的人口素质长期处于社会平均水平之下，长此以往就在经济和社会的差异中显现出来。由于这个状况，我国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扶持力度，主要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出资兴办中小学校，对贫困地区的学生免除学杂费，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采取政府购买的方式向学生免费提供教学辅导材料和学具以及统一购买校服、卧具。此外，还要严格按照国务院文件规定，规范收费行为，坚决杜绝各种形式的教育乱收费，严禁挪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及教育专项资金。 3、适当地减少农村税收。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的取消，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减轻农民负担。但是，从我国近几年农村经济发展的情况看，很多地区的农业
九十年代末中国城市贫困的增加及其原因
九十年代末中国城市贫困的增加及其原因 李 实 一、前 言 贫困一向被看作是中国农村的一种现象。然而自1995年以来由于公有制企业的重组，中国的城市贫困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问题。根据官方统计，1999年失业和下岗的职工人数已达1200万（NSB ，2000）。这一问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中央政府对此也日益关注。 城市贫困是九十年代后期出现的新问题，也被称为“新贫困”（Knight，2000）。人们认为这与城市职工的失业和下岗有关。对此，政府的主要政策是给失业和下岗职工提供资金支持，但这一政策在各省市的执行情况并不令人满意。大量的下岗职工并未能从地方政府和企业得到他们应得的资助款项（劳动科学研究所，2000） 这种情况下，研究中国城市的贫困规模以及失业和贫困发生率的关系就是很有意思的题目。为研究这些问题，我们计算了样本城市和分组数据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强度指标，然后用probit模型分析了个人陷入贫困的概率和下岗失业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贫困发生率并不像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那么高，但是高于官方发布的数据。我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贫困和失业有着很强的相关性，城市贫困主要的原因就是城市职工下岗失业的人数增加了。 本文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二部分是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有关研究文献。第三部分说明本文所采用的贫困线。第四部分是数据情况。第五部分是贫困发生率的分析结果以及按家庭和个人特征的分组分析。第六部分着重分析了城市家庭贫困增加的原因。第七部分提出了贫困的新概念，即“自愿贫困”，这是与长期贫困和暂时贫困相联系的。实证分析说明了城市贫困有别于这三种贫困。第八部分以模拟分析为基础，对缓解城市贫困的政府政策进行了评价。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研究结果及其政策含义。 二、文献述评 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决策者和学者均未把城市贫困看作是一个大问题。因此，与农村贫困的大量研究文献相比，在此领域可参考的文献不多。但是尽管各种估算的的结果差别很明显，有些研究仍值得一提，。根据基本生活消费的假设和统计局公布的收入分配的分组数据，世界银行对1978-1990年间中国的贫困状况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World Bank，1992）。他们的估算显示中国城市的贫困问题很小，八十年代的城市贫困人口不到1％。阿齐兹卡恩（1988）利用中国社科院的两次调查数据估算了1988和1995两年中国城市的贫困发生率。他发现如果采用经调整的标准的贫困线[2]，这两年的贫困发生率分别是6.7%和8.0%.更有意思的是，他的估算显示，如果采用极端贫困线，这两年间的贫困发生率将有较大的提高。采用同样的1988年的数据，以及国家的相对贫困线，这一贫困线相当于个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古斯塔夫森和李实（1997）估计中国城市的贫困发生率不到1％，和中国农村的数字相比非常之低。古斯塔夫森和魏众（2000）重新计算了1995年全国的相对贫困线，据他们估算，城市贫困率相当于1988年的46％[3].国家统计局的课题组在九十年代初期提出了中国城市贫困发生率的另一种估算。
反贫困与政府干预
８０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反贫困行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反贫困措施以往主要靠单纯的生活救济，变为以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身生产能力为主要目的的开发援助；反贫困的组织和传递系统也从以民政机构为主转变以为专设的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以及其下属机构为主，形成了有２７个国家部委参加的广泛的反贫困组织结构。七五和八五初期的反贫困实践取得了成效是明显的，贫困人口从１９８５年的１２５亿人减少到８０００万人，与同期世界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状况不断恶化形成鲜明对比。然而，与８０年代初期相比，中国贫困人口的下降速度已明显变慢，部分贫困人口的反贫现象恶化，农民收入增长停滞，贫困地区由于地理和资源条件的限制不能参与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所造成的；另一方面也与政府的反贫困政策和措施的不完备以及执行的偏听偏信差相关。由于中国目前的绝对贫困几乎完全发生在资源贫乏的偏僻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为使这１亿左右的人口在本世纪末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实现全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各级政府必须对因各种因素的限制不能跟上全国发展的步伐的贫困地区承担更多的责任，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更广泛的干预。 一、反贫困：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 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总是不平衡的。由于各个地区和各个阶层在国家和 。 等国际机构的帮助下，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将反贫困作为政府的重要目标，先后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反贫困政策和计划，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１９８４年９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１９８６年国人民代表大会六届四次会议将扶持老、少、边、穷地区尽快摆脱经济文化落后状况，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入国民经济七五计划（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０）。为此，国家从上到下成立了专门的机构负责扶贫工作，制定了贫困标准，确定了国家和省区扶持的贫困县。中央和地方政府每年拨出专项资金用于贫困地区的开发。从此，中国的农村贫困问题被真正提到议事日程，反贫困成为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职难。 三、反贫困政策的调整 为了在本世纪末基本解决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达到确定的目标，中国有必要根据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经验和自己的反贫困实践适当调整现有的反贫困政策。在继续强调物持救济、区域发展和基层设施建设援助的基础上，重点加强贫困地区的教育和卫生等社会服务，同时对特贫群体实施一些有针对性的反贫困计划。 １贫困地区的社会服务 贫困者利用非农就业机会、新的农业技术和其他可能增加收入的机会的能力完全取决于他们的营养、健康的教育状况。这些和其他方面的人力资本的开发部发地通过社会服务实现的，这在世界各国已被确认为缓解贫困工作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近年来扶贫工作取得很大成就的墨西哥将扶贫资金的３２％用于社会服务领域，１９８９年以来已投入８０多亿美元，在全国新建了７万多所学校，使６０％需要建设的学校得以重建；新建了５万多个教育机构，为贫困地区５０万失学儿童发放了奖学金；新建了６００多家医院，目前在每天增加５０００人拥有医疗设施的速度向前发展；兴建了７０００多处自来水设施，受益７００多万人；
上海城市贫困问题和反贫困对策研究
上海城市贫困问题与反贫困对策研究 【摘要】：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城镇贫困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问题。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也历史性地从农村贫困转向从主体上研究城市贫困。本论文试图将城市贫困问题与反贫困对策研究纳入全球化和经济、社会、地理学更广阔的研究框架中,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分析上海城市贫困问题形成的机制和反贫困的政策效应,从而为目前我国的城市反贫困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和依据。基于以上研究目的,本篇论文是基于统计数据和社区调查为基础的关于转型期上海城市贫困问题和反贫困政策的实证研究,在对城市贫困和反贫困的基本概念进行诠释以及对国内外城市贫困与反贫困相关研究综述的基础上,充分运用数据和社区调查资料,全面分析上海城市贫困问题的现状、结构特征、产生机制和空间分布,并据此探讨上海城市反贫困政策措施及其效应,对上海反贫困提出政策建议。第1章是绪论。介绍论文选题依据和来源,提出本论文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指出相对于全国来说,上海的城市贫困问题出现得早,研究上海的城市贫困问题并寻求解决对策,不仅仅对上海自身制定更加有效反贫困政策具有实践意义,而且对全国无疑有现实借鉴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论文的研究目标、思路和方法。第2章是对城市贫困和反贫困理论综述。具体研究探讨了城市贫困的概念、城市贫困理论、特征、反贫困理论和有关政策、国外反贫困政策及其借鉴。指出贫困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能力不足,社会政策和环境等社会能力是造
成一些地区和群体贫困的重要因素。从长期来看,贫困问题不可能完全消除,但从个体来分析,贫困现象可能存在长期性、过渡性和短期性。从西方发达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反贫困政策来看,以促进就业取代一定期限的物质救助,针对特定人群实施专项援助,建造大量廉租房解决贫困人口居住问题,这些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借鉴。第3章是对我国城市贫困问题与反贫困政策进行评析。重点对我国城镇居民的贫困规模与特征、城市贫困问题的主要成因、反贫困政策的主要内容与成效、城市反贫困面临的主要挑战进行了分析研究。指出我国贫困人口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空间分布普遍化与集中化并存、长期化和稳固化的态势以及以选择性贫困为主的特征,反映出分配制度、经济制度转型、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和社会保障体系等多因素综合影响。实证表明,社会保障制度为主的扶贫政策的实施,有效保障了城市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为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现行的城市反贫困政策由于处于起步阶段,总体上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系统性、衔接性和目的性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第4章是研究上海城市贫困群体现状与结构特征。重点对上海城市贫困群体的规模、结构特征、宏观和微观产生机制、经济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对上海城市贫困群体的规模进行了测算,多角度分析了具有“结构型贫困”和“阶段型贫困”的特征。从宏观层面分析,上海城市贫困的产生机制主要可以归纳为经济体制转轨,企业重组与产业结构调整,收入分配不公与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方面。从微观层面分析,受教育程度、家庭就业面、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亚行专家组 1．背景 直到90年代初期，中国的贫困问题仍然被认为主要发生于农村地区。因此，中国政府在制订有关政策时，主要着眼点依然是如何消除农村贫困。当然，当时在城镇地区也同样存在贫困问题，但其涉及面只是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主要是“三无”人员（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的赡养人、扶养人和抚养人）。然而，到了上个世纪的最后10年，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凸显，相当多的城镇人口陷入其中。 中国城镇中的“新”贫困人口与“老”贫困人口相比，有三点明显的差别： ⑴．城镇中“新”贫困人口在数量上远比“老”贫困人口要多。 ⑵．新城镇贫困的出现同时伴随着城镇地区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这种贫富差距是前所未有的。 ⑶．城镇中的“新”贫困人口与“老”贫困人口不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有工作能力并且愿意工作的，但是他们没有工作机会。 在上述三点中，前两点是相互关联的。提出城镇贫困问题，部分原因是由于人们对贫困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许多人从前不会被认为是贫困人士，而按现在的标准则会被认为是贫困人口。在此之前，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工作，而政府有责任为他们安排工作岗位，虽然有时报酬很低而且不能及时发到他们手中。 从1994年以来，中国城镇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企业的工作岗位在过去几年中以极快的速度锐减。从1996年以来的三年中，国有单位已精减了2700万名职工，相当于1996年国有单位总人数的25%。城镇国有单位和集体企业削减人员的趋势预计将会继续下去。非国有部门虽然也创造了一些新的工作岗位，但是在数量上远远不足以抵消国有部门缩减的工作岗位。缩减工作岗位与创造就业机会之间的“时间差”导致了下岗、失业问题，而下岗、失业问题便是近期出现的城镇贫困的主要原因。 2000年，城镇失业人口为595万，这意味着中国的城镇失业率相当低，只有 3.1%。然而，这一数字仅仅包括“登记失业人员”，而为数甚多的本应列为
“城市贫困群体”现状 成因及对策
“城市贫困群体”与社会保障 城市贫困已经并越来越成为影响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主要矛盾。如何解决“城市贫困群体”的生活问题，保证这些人群的基本生活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积极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提高贫困人员的就业质量，加强就业保障，帮助其脱离贫困和贫困边缘。可以说，对城市贫困群体来讲，就业是最大的社会保障。 一、城市贫困群体的主体及现状 当前“城市贫困群体”的主体是下岗、失业人员和企业退休人员中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城市居民生活最低保障线”的人员。 “城市贫困群体”现状不容乐观，主要体现在： 1．贫困人数逐年增加。近年来，享受低保人数出现逐年上升趋势。 2．贫富差距逐渐加大。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虽然建立起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调整机制，但市场规律带来的无情竞争、优胜劣汰，造成经济体制转型期的贫富悬殊，差距加大。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增幅逐年下降与社会平均工资标准增幅的逐年提高形成反差。 3．多种困难类型组合造成家庭更为贫困。据调查，贫困群体中单一困难的是少数，而大多数为多种困难类型组合造成的家庭，我们暂且称为“多元贫困家庭”。他们中有的是双下岗、双失业或一下岗一失业，其子女未成年，正在上学；有的本人下岗或失业，其爱人是农村户口，并带有未成年子女；有的家庭有残疾或重残、重病人等等。 二、城市贫困群体的成因 “城市贫困群体”的问题，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之一。人们对“城市贫困群体”成因的认识与理解，必须引起管理层的足够重视。 一是不能陷入认识误区。误区之一：有些人把城市贫困归咎
于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看成是改革和发展市场经济之过，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城市贫困群体的出现是诸多错综复杂的综合因素造成的，改革和市场经济，尤其是竞争机制的引进是出现城市贫困群体的原因之一，但绝非根本的、唯一的原因。恰恰相反，没有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只能带来整个国家的落后。改革发展是缓解直至逐步缩小、消除城市贫困的必由之路和治本之举。误区之二：混淆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不分贫困程度，把收入相对较低，生活水平相对不高统统视为贫困者。城市贫困人员应该指低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中的绝对贫困者。 二是应历史、全面、客观地分析。从宏观上分析：一是在经济体制转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法规、政策滞后，造成了部分人群贫困。二是市场经济供求关系、价值规律作用，尤其是竞争规律作用的发挥，优胜劣汰、效率优先、收入分配、利益调整的立足点向竞争机制倾斜，而不是向平等理念倾斜。三是国家规定的工资制度、市场决定收入制度与部分企业实际用人、分配的不合理制度的差别；以及资本收入、劳动收入的差别，成为高收入富裕人群与低收入或困难人群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 从微观上分析：一是多年来计划经济体制使长期工作在“全民”、“集体”企业的人们，固化在平均主义大锅饭的观念中，下岗、失业后抱着陈旧观念，不愿参加力所能及的再就业工作。二是这部分人员年龄大、身体弱、技能低、缺乏竞争就业条件。三是部分人员因种种原因丧失或部分丧失再就业能力，难以取得其它收入。四是政策的不完善，造成部分享受低保且有劳动能力人员，宁吃低保也不愿再就业；或者隐性就业。五是低保只是收入的标准，而本人或家庭成员因重症、难症或发生特殊事故造成贫困的救助制度刚刚制定或尚未提出解决办法。六是部分企业因不景气拖欠在职、退休人员医药费，造成退休人员名义上有退休金，而实际用于生活上的费用却寥寥无几等等。
贫困的本质及反贫困对策
统计与决策2010年第20期（总第320期） 作者简介：冯 瑛（1970-），女，四川成都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及开发。 陈建东（1967-），男，安徽合肥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收入分配。 贫困的本质及反贫困对策 冯 瑛1，陈建东2 （1.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成都610031；2.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成都610031） 摘要：基于有关贫困定义的主要英文文献，文章回顾了贫困研究的早期成果，特别是对贫困的 定义。评述了贫困和贫困线定义的演化；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各种定义的优缺点；介绍了中国的贫困现状以及关于中国贫困问题的研究。最后根据上述讨论，提出了我国反贫困战略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贫困；贫困线；定义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487（2010）20－0074-04 0引言 贫困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和技术上的问题，而 且在某种意义上，贫困线的变更和贫困的定义是社会公平和效率平衡的过程。进一步地说，贫困定义的演进及其相应的贫困线反映了社会文明的发展过程，不仅如此，它还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短期和长期的平衡过程，特别是在社会稳定受到贫困威胁的时候。对贫困线划分的决策和对贫困的定义是与政府以及社会帮助穷人的能力相联系的。贫困的标准决定需要三个要件：其一，必须选择贫困的相应维度和特征；其二，决定贫困线，即在此线之下的家庭和个人被认为是穷人；其三，选择用于报告全体居民和部分居民的贫困标准。 国内有关研究贫困的问题始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对于贫困定义的研究鲜见于国内的文献。直到90年代，研究的深度和范围仍不及国外的相关文献。因此为了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的贫困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国外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评述，了解国外贫困研究的成果和目前贫困研究的趋势。本文主要介绍国外一些影响较大的相关文献，我们在给出主要的不同论点的同时，将详细分析主要的几类贫困的定义、相应的贫困线和中国的贫困状况。对这些文献的回顾，有利于加深我们对贫困概念和中国贫困现状的认识。 1贫困的本质 在使用适当的方法分析评估贫困之前，应该首先批判地 分析对贫困定义的方法，然而有关贫困问题的学术争论大多是关于贫困的定义。因为贫困总是根据其发生的社会习惯来定义的（Hobsbawn,1968）。 19世纪末，Charles Booth 和Seebohm Rowntree 对贫困 的定义和标准做出了主要贡献(Holman,1978)。Booth 的贫穷 是指那些没有能力支付“生活必需品”的人。Rowntree 以必须满足“生理效率”的收入作为分界线，以此划分贫困和非贫困。这个定义主要以食物消费为主。根据Rowntree 的“一篮子法”，基本营养被转化为具体的食物量并以现金表示，然后再加上支付房租、最低量的衣物和杂用（MacGregor,1981）。1965年，美国社会保险局的经济学家Qusanski 改进了Rowntree 的方法并建立了美国的贫困线。其方法要点如下：第一，Qu - sanski 利用和Rowntree 相类似的方法确定了最低食物支出， 然后以特定的恩格尔系数（如60%）以区别贫困和非贫困；第二，最低食物支出除以恩格尔系数就得到了贫困线。这种从人类基本需求不足的角度来定义贫困的方法直到现在仍然被许多学者和国际组织广泛应用，如世界银行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就是运用该方法来评估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状况。很多发达及发展中国家也是应用这种方法测算他们自己的贫困线。 至此，贫困是由收入的多少来检验的，即拥有一定数量的货币用以购买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Holman,1978）。Qu - sanski 的贫困定义因为比较容易，所以被很多国家采用。然 而，基本需求在不同社会条件下以及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存在很大不同，他们还取决于个人生活的经历（Mingione,1996）。事实上，人们不仅受生理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该定义的困难之处还在于“最低需要”的含义和满足这些需要所需的货币数量（Ansel 和Sharp,2002）。通常这些需要用一定的货币量来衡量，这要求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穷人应具备一定的持家管理能力，否则很容易突破最低需要的控制。同时提供给人们必须的最低营养和卡路里的食物需求量一旦设定，相应的食品种类也就确定了，这意味着穷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必须容忍给定的菜单。Gordon (2000)进一步指出这样的方法是没有科 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