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锦华 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创新,实现市场环境治理

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创新，实现市场环境治理逄锦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22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提出“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

在新的宏观经济治理要求下，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成为当前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调整的重要方面。

在总结和继承已有供给侧、需求侧调整的宏观调控经验的基础上，立足新发展阶段，聚焦高质量发展，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找准完善宏观经济治理的发力点，需要树立“市场环境治理”的新路径，对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工作指导具有重要意义。

一、创新市场环境管理，构建有效协调机制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要以促进高质量发展和协调政府各项职能为目标，以财政、金融、就业、科技、产业、区域、营商环境、信用体系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为重点，强化各项调控制度建设，完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统筹各项政策手段应用。

2022年8月下旬，新一轮稳增长政策相继出台，例如5000多亿元专项债结存限额、LPR下调利率、房地产市场回暖措施等。

北京大学苏剑教授创新宏观调控新机制，在供给管理、需求管理之外提出“市场环境管理”理论，认为应该通过调整市场环境来稳定经济的政策，其目的主要是消除市场失灵，恢复市场机制的功能，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

当前，虽然新冠疫情已经常态化，但是疫情的不确定性仍是最大风险，加之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人口老龄化、房地产市场债务风险、中美关系等内外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供需两端恢复承压，增长压力较大。

刺激企业和居民的信贷规模进一步提高，不能空喊口号、空耗资源，搞空心架子。

财政政策援企纾困、兜底民生的作用突出，应加快落实。

要更好发挥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支持作用；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更好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要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制度和组织体系，加强国家创新体制建设，健全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要完善产业政策体系，推动产业政策向普惠化和功能性转型，强化对技术创新和结构升级的支持。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发挥民生政策的兜底功能。

同时，还提出要更加重视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公共服务和生态建设，更加重视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为人民提供全方位的美好生活体验。

强化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协同。

在这里强调竞争政策有重要意义，能够进一步强化市场及时有效淘汰竞争失利企业的功能，优化产业结构和企业构成，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高水平的需求。

特别是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产品和服务质量以及安全健康保障的要求更高，需要更加严格的市场监管、质量监管、安全监管。

以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疫苗安全为重点，健全保障人民生命与健康安全的全过程监管体系，满足人民群众的更高需求。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是提高宏观治理体制效能的基本要求。

要更多采用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进行治理；要推动货币政策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变；要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创新攻关，更多支持企业承担科研任务，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科技创新绩效。

强调改善营商环境问题，要求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精简行政许可事项和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学者杨新铭认为我国政府在坚持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大方向上，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政策支持，进行了系统化的制度建设。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过去几年我国营商环境排名快速上升。

今后要将重点放到更多地区营商环境的可持续制度化改进方面，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完善诚信建设长效机制，推进信用信息共享，开放政府部门信用信息，特别是要完善失信主体信用修复机制。

同时，要加强市场监管改革创新，健全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

关键是要把好的理念落实到具体行动上，不做华而不实、劳而无功、人民不满意的事情。

2022年，中国大概率继续采取以扩张性需求管理为主、扩张性供给管理次之、扩张性市场环境管理为辅的政策组合，打破区域限制和行业壁垒，实现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加速布局也是重要工作抓手。

加快建立体现市场环境管理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政策体系、决策协调体系、监督考评体系和保障体系；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货币、就业优先政策为主要手段，其他各项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完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健全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和金融监管协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构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新机制，完善重大区域战略推进实施机制，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切实建立干部容错纠错机制，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不让吃苦者吃亏、流汗者流泪，使广大干部在责任和使命面前心无旁骛挺身而出。

二、有效运用数字技术，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充分利用新技术手段是增强宏观治理体系时效性、精准度的重要手段。

网络和数字技术日新月异，渗透到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引领生产消费和生活模式变革，也深刻影响着宏观调控的客体行为和主体能力。

宏观调控的市场环境管理建设，可以全面有效地运用数字技术，是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的时代要求。

三、优化经济治理基础数据库，强化经济监测预测预警能力从市场数据公开管理的发展趋势看，经济监测能够显示新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反映可持续增长和绿色增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指标。

对传统统计指标体系，要应用大数据等新技术，通过多种数据交叉复现更精准、更及时地展示事态真实状况。

市场环境管理需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建立重大风险识别和预警机制，加强社会预期管理。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也为市场监管和信用体系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深入开展“互联网+政务服务”。

市场环境管理需要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完善网络市场规制体系，促进网络市场健康发展，健全对新经济的包容审慎监管制度。

数据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推进政府数据共享，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培育数字经济新产业，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等，也是宏观经济治理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

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是有效履行调控职责的基本保障。

全面履行职责、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要求政府行为依法规范、决策和执行过程科学民主。

这就要求政府必须不断加强自身改革与建设，不断提高治理能力。

下一步就是要攻坚克难，在多年推不动、改不了的问题上下功夫见实效，在利益制约错综复杂的领域排除阻挠切实推进。

健全改革推进机制，完善改革激励机制，确保改革措施有效实施。

现实操作中，政府是方案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要防止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域出现有利益的权力不愿放弃、无利益的责任不愿担当的倾向，避免改革在执行中变形走样。

科学认识“宏观调控”与“宏观经济治理”。

信息技术的正确使用对于破除官僚主义有助益，但是使用不当也可以助长官僚主义。

网络办公本身是为了高效率地为人民服务，但是一些干部玩起了“小心思”，利用它制造出了现代化的“电子衙门”。

一些正常可以办理的业务，借口网络问题不办理；工作出现问题，不从自身找原因，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技术问题；明明可以通过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快速汇报的工作，为了显示权威，非要自上而下层层传达，造就了信息化背景下新型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造成“脱实向虚”现象，浪费了行政资源。

信息化、智能化的快速发展，与政府治理相结合，产生了“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等工作模式，提升了政府服务的人本化、人性化和人文化水平。

但是，信息化、智能化的运用，一旦背离了“技术赋能”的初心，反而会对工作作风建设带来新问题。

目前，仍有大量“群上安排、群上指导、群上培训”的现象存在，领导遥控基层干部，基层干部隔空开展工作，很多干部成为“云上干部”“牵线木偶”，造成民情不明、民情不查，对群众的呼声失去了回应能力。

信息形式主义与智能官僚主义还会衍生“层层加码”问题，给一线干部增加负担，给服务对象带来烦恼，最终损害了政府形象。

简单的工作汇报，层层加码之下，搞多媒体、视频短片都从“自选”变成“必答”，导致很多基层干部变成了“材料干部”；为了宣传“政绩”，投入大量财政资金重复开发APP，强制群众安装客户端，滥建公众号，并且以下载人数、关注人数来进行考评。

这些“层层加码”的“假作为”，引发群众反感，影响那些低调干事的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综合来看，传统宏观调控的提法侧重于刻画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中各类工具的特性与功能，关注这些工具在熨平经济波动中的作用。

相较之下，“市场环境管理”变成了宏观政策组合工具包。

“由于现实经济中往往无法完全消除市场失灵，应该尽量用需求管理政策应对需求冲击，用供给管理政策应对供给冲击；最后，在一个失衡出现时，往往不能单纯应用某一种政策，可能需要供给管理、需求管理，甚至还有市场环境管理三者的适当组合。

”更侧重于刻画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制度特征，将“市场环境管理”的宏观经济方法创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局中加以系统谋划。

四、坚持宏观调控，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其外部属性，价格机制和其他要素共同影响供求关系，在公共产品提供上单一的市场定价无法满足市场需要，会出现基于庇古公共产品外部性等理论，出现市场失灵的状况。

在对公共资源的监管方面，奥斯特罗姆认为介于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存在特定的市场经济制度模式，在特定的环境下政府与市场结合效率更高。

而市场经济本身也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固有的弊端。

所以，政府的精准宏观调控，成为特性情况下的市场之外的另外一种资源调配方式。

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使国家宏观调控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国家运用计划、法规、政策、道德等手段，对经济运行状态和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和调整，以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地发展。

精准调控的过程中将发挥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的同时，调节经济结构平衡。

宏观调控可以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实践城乡协调，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实现区域共同发展的机制；宏观调控也可以应用于跨国企业的境外市场竞争中，防止国内企业海外恶性低价竞争，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建设开放的现代国际贸易体系；精准的宏观调控可以优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落后的治理模式中的官僚作风，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能够促进相关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宏观调控在就业市场上还能稳定就业率，通过对不同行业的国家投资和再教育的国家计划，实现收入分配和行业分配的调整，并基本保障就业人口总数，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