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楚辞·离骚》之研究
近百年来出土文献与楚辞研究综述
近百年来出土文献与楚辞研究综述但仅仅过了数十年，我们今日却可以有信心地说，我们已掌握了可靠的资料，能够对楚史、楚文化及楚文学研究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
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有了比较扎实的资料作为依据，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靠推测或想象来作为讨论和判断的基础。
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当然是受赐于大量楚文物与各种文献资料的出土。
我们确实很幸运，生活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看到一批又一批先秦简帛的出土，而这些先秦简帛，竟然都出土于古楚国的地域。
20世纪初，当国学大师王国维为甲骨文、西北汉简和敦煌遗书的出现而欢欣鼓舞的时候，楚地的文物和文献还只是零星地呈现在人们眼前，那就是历史上出现过的一些带有铭文的青铜器，如楚公逆镈等。
直至20世纪40年代(1942)湖南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的出现，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楚帛文字。
那是一幅带彩绘图像的帛书，四周有12尊神像，中间有墨书文字900余字，据考证应为战国中期楚国数术家所使用的佚书。
20世纪50年代，在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座战国中期楚墓中出土的一批竹简，被称为“最早的战国楚竹书”，其中有28支“遣策”(即记载随葬品的竹简)和数十支写有“周公”与“申徒狄”对话的佚文。
关于这些佚文，李学勤以为是《墨子》的佚篇，而廖名春认为其中还有属思孟学派的儒家著作，李零则认为是周公与申徒狄问对中的一种。
长台关一号楚墓出土的竹简虽数量有限，但却开启了此后半个世纪大批楚简出土之先河。
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迄今，已先后出土了30多批先秦竹简，总字数达10万字以上。
有意思的是，它们均属楚简，尤以湖北这一原楚国核心区为多，湖南次之，河南又次之。
出土的这些楚简中，从其内容来区分，最重要的有3类。
(一)古代书籍目前竹简所见先秦古书主要出土有4批。
1.郭店简1993年冬湖北荆门郭店一号墓出土804支竹简，其中有字简730支，共13000余字，后经整理并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为《郭店楚墓竹简》。
此墓葬时间约为公元前300年左右，其中既有道家著作也有儒家著作。
《楚辞》简介及屈原《离骚》
把现实与神话境界、神话人物融为一体，
构成变幻多彩的情节和诡奇的意境，具有
浓厚的浪漫色彩。
屈
原
《离骚》的艺术成就
• 3、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运用众
多比喻构成一连串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
离 骚
象，创造出一种寄托遥远，耐人寻味的意
境，开拓了我国诗歌以“香草美人”寄情
言志的表现手法。
• 4、《离骚》中自始至终奔涌着火山爆发
楚文化
①中原与南方文化的融合；
②信巫鬼，重淫祀： 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
乐鼓舞，以乐诸神。
楚
辞
二、 “楚辞”的文体风貌
1.句式：灵活自由，参差错落， 较多部分采 用六言，亦参杂四言、五言、七言等形式
2.语言：
大量采用楚国民间的口语和方言，
大量使用虚字作语气助词，如“兮”；
词采缤纷华美。
楚
辞
二、 “楚辞”的文体风貌
屈 • “ 屈原至于江滨，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 原 形容枯槁。”
• ——感受人生的痛苦
•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 ——为世界承担苦难
屈
•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原
【屈原的文化人格】
• ②恋美情结的执著者
• 自恋：
屈 原
• 对自身高洁人格的自信与坚守。
• 他恋：
• 美人之恋、美政之恋、美物之恋。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 名，可怜白发生！”
积累整合
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僵卧孤村不自哀， 尚思为国戍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 铁马冰河入梦来。
离
骚 一首体制宏伟、富有 深度、充满想象与幻 想的政治抒情长诗。
屈原研究报告
屈原研究报告
屈原研究报告
一、研究目的
本报告旨在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离骚》的作者屈原进行综合研究，了解其生平、作品特点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通过收集和整理相关文献资料，对屈原的生平和作品进行梳理和比较分析。
三、研究过程与结果
1. 屈原的生平
屈原（约公元前340年－前278年），字平原，楚国人，中国战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
屈原曾为楚怀王的重要官员，但由于与贵族内斗和政治斗争，被流放至沅、湘流域。
2. 《离骚》的主题和特点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主题围绕着他对楚国陷入困境和自身流亡的悲愤之情。
它以抒发情怀和表达思想为主要目的，风格辞章华丽繁复，运用了大量比兴手法和象征意象。
3. 屈原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离骚》被誉为中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的语言艺术和情感表达方式在后世文人中被广泛借鉴和模仿，成为了经典文学作品中的重要参考。
四、结论
通过对屈原的生平和作品进行研究，可以发现他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
他的《离骚》不仅代表了战国时期楚国文化的精髓，同时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屈原的创作风格和思想观念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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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孰信修而慕之”中“慕之”义探析摘要：对于《离骚》中“孰信修而慕之”句，自东汉以来, 注家们所作解释一直存在歧义, 至今尚无定论。
本文主要概述了影响较大的几种训诂观点，并对其提出自己的看法。
通过对前人观点的探析，加深自身对于《离骚》及其《楚辞》文学特征的理解；亦将训诂学应用于文学之中，加强自身综合学习的能力。
关键字：离骚慕之探析《离骚》：“索琼茅以筵篿兮，命灵氛为余占之。
曰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对于“孰信修而慕之”句的解释，古有疑问。
朱熹《楚辞集注》解为：“占之、慕之，两之字自为韵”，朱熹认为两“之”字叶韵，现大部分学者并不认同此种说法。
张德纯谓“篇中唯此韵不知所从，考古亦无据。
朱熹以为两之字自相叶，又无此例，今仍缺之。
”(《离骚正音》、《离骚本韵》) 闻一多先生云：“按慕与占不叶，义亦难通。
”姜亮夫先生在《楚辞通故》第四辑中有言：“占之于下句慕之当为韵而实不相协。
朱子遂以两之字为协说之，此在《诗经》中有此例，而在屈原赋中则无之，仍以占慕为韵为是。
然自来说者皆不甚可通。
”正由于现认为“占之、慕之”两之字并不相协，“于是此二韵乃成为注家聚讼之点。
”（郭在贻《楚辞解诂续》）对于“慕之”条列的解释，历来说法颇多。
王泗原先生将“慕”理解为“慕恋”之义，认为在楚地方言中“占”“慕”协韵，赞同朱熹的说法，“慕”字不宜改。
今人刘永济教授谓“疑占本作卜，卜慕为韵。
”姜亮夫先生言：“占字当为卜字之误，而慕字为莫字之误，二字皆衍字形之下部。
……。
信修者犹言真美，真美而莫之之字为代辞，指上文两美必合之事，言两美必可得合，岂有怎美而不得可者乎？莫字用法与《庄子·人世间》‘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之莫相同，其句法又与下文‘孰求美而释汝’亦通，是莫之较慕更为可通。
莫在入声铎韵，卜在屋韵，尤侯在鱼模本可合韵也。
”（《楚辞通故》）。
郭沫若认为“慕”当为“莫□”二字。
因下一字缺，写者不慎，致与莫误合为一而成“慕”字。
据出土文献校读《楚辞·九章》四则
据出土文献校读《楚辞·九章》四则作者：徐广才来源：《北方论丛》2020年第02期[摘要]根据出土文献用字情况，“憎愠惀之脩美兮”中的“脩”古本当作“攸”“”或“卣”，今本作“脩”或“修”乃是后人改动所致;“愿荪美之可完”中的“完”不必从一本作“光”，古代元阳二部关系较近;“蹇吾願兮”中的“願”当读为“前”，前行之义;“易初本迪”之“本”当为“不”字之误，“不”读为“背”。
[关键词]出土文献《楚辞》校读[作者简介]徐广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哈尔滨 150025）[中图分类号]I2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20）02-0115-07《楚辞》中的疑难问题，经过历代学者的不断努力，能用传世文献解决的问题，前人基本上都已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如果没有新材料的发现，也难以有实质性的进展。
近年来，随着出土古文字材料的不断发现公布，尤其是战国时期楚国材料的不断发现，我们看到了与屈原生活时代大致相同的文字材料，这些新材料为我们解决《楚辞》疑难问题提供了基础。
一、《哀郢》：憎愠惀之脩美兮脩，洪兴祖引一本作修。
“脩”“修”多形成异文，如《离骚》“夫唯灵脩之故也”，黄省曾本、朱多煃本、庄允益本“脩”作“修”;《天问》“东西南北，其修孰多”，朱熹本、黄省曾本、明翻宋本、朱多煃本、庄允益本、毛晋本“修”作“脩”。
关于“脩”与“修”的关系，洪兴祖在“恐脩名之不立”下曰：“脩与修同，古书通用。
”[1]12姜亮夫在《楚辞通故》脩、修条下说：《楚辞》脩字，皆修字借，无用脯修一义者。
脩字凡四十余见，在屈、宋赋中，皆作脩，无作修者，汉人赋中则多作修，惟《天问》“东西南北，其修孰多”作修。
依屈、宋用字例之，则亦脩之误。
其义大抵不出修长、修美、修饰三义……《楚辞》修字凡十余见，皆在汉人赋中。
《楚辞》修字多训修饰，此字之本义也。
然屈、宋赋，皆以脩脯字为之，惟汉人赋乃作修……则吾人谓修乃汉人字法，而脩则屈宋字法也。
《离骚》与屈原诗歌创作的历史背景
离骚与屈原诗歌创作的历史背景1. 屈原简介屈原（约公元前340年 - 公元前278年），是中国战国时期楚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
他被誉为古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匠之一，他的诗歌代表了战国时期楚国的文化精神。
2. 文化背景：战国时期离骚所处的历史背景是中国战国时期，这是一个五雄争霸、割据混乱的时代。
当时各个诸侯国之间进行着频繁而残酷的战争，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社会秩序动荡不安。
3. 《离骚》与政治境遇《离骚》是屈原在流亡途中写下的一首长篇抒怀辞。
在楚国陷入重重危机并将要灭亡之际，屈原以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笔触描绘了自己内心世界中对故土、对政治现实以及对人性善恶等问题的思考。
4. 环境因素对创作的影响在文化背景和政治境遇的双重影响下，屈原在《离骚》一诗中融入了大量的政治典故、自然景观描写和个人情感抒发。
这些元素深刻地反映了屈原对于时代困境和他个人命运的痛苦感受。
5. 离骚中所表达的情感《离骚》中流露出作者对即将丧失权势、土地和荣耀的沉痛失落之情，同时也透露出作者内心对于最高理想世界的渴望与追求。
屈原在诗中以极其细腻动人的描述，借助自然景观来寄托着他心灵深处的痛苦与希望。
6. 离骚对后世影响《离骚》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之一，它不仅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也成为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声。
总结：离骚与屈原诗歌创作的历史背景紧密相关。
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使得屈原创作时表达出痛苦与希望的情感，流亡途中写下《离骚》这首抒怀辞。
通过充满想象力和独特笔触的描绘，屈原抒发了对国家、政治现实以及人性善恶等问题的思考。
《离骚》不仅在当时起到情志宣泄的作用，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离骚》文学评价
《离骚》文学评价《离骚》文学评价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张正明《楚文化史》：老子学派的发展有两个趋向：其一是发展为庄子哲学，其二是发展为稷下精气说。
稷下精气说在南方的代表是屈子哲学。
郭沫若：“伟大的爱国诗人”，一颗闪耀在“群星丽天的时代”，“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
闻一多评价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毛泽东说：“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
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
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
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
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陈志岁《屈原》：“浩气干霄汉，沉湘忠佞分。
材堪佐明主，无计事昏君。
”(《载敬堂集·江南靖士诗稿》)《中国文学史》作者龚鹏程评价屈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
《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主编胡乔木评价评价屈原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屈原负面评价班固：“与日月争光云云，斯论似过其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
杨雄：过于浮、蹈云天。
拓展内容:关于《离骚》赏析宋代著名史学家、词人宋祁说：《离骚》为词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
这就是说，《离骚》不仅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文学领域，而且是中国诗赋方面永远不可企及的典范。
《离骚》作于楚怀王二十四、五年（前305、前304）屈原被放汉北后的两三年中。
汉北其地即汉水在郢都以东折而东流一段的北面，现今天门、应城、京山、云梦县地，即汉北云梦。
怀王十六年屈原因草拟宪令、主张变法和主张联齐抗秦，被内外反对力量合伙陷害，而去左徒之职。
后来楚国接连在丹阳、蓝田大败于秦，才将屈原招回朝廷，任命其出使齐国。
至怀王二十四年秦楚合婚，二十五年秦楚盟于黄棘，秦归还楚国上庸之地，屈原被放汉北。
刘昌思：屈原的《离骚》浅析
刘昌思：屈原的《离骚》浅析一文学常识部分《离骚》是战国时期著名诗人屈原的代表作，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
诗人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表现了诗人坚持“美政”理想，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
《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共373句，是中国最早的长篇抒情诗。
关于离骚命题之意，据统计有66种说法，现举出有代表性的五种：①班固认为：“离，犹遭也。
骚，忧也。
明已遭忧作辞也。
”即离骚，遭忧。
②钱澄之认为：“离为遭；骚为扰动。
扰者，屈原以忠被馋（ch án），志不忘君，心烦意乱，去住不宁，故曰骚也。
”③游国恩认为离骚即楚国古曲名《劳商》。
④林庚认为离骚即“牢骚”，“离”“牢”是双声字。
⑤司马迁认为是遭受忧患的意思，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离骚》者，犹离忧也。
”因其距屈原年代未久，且楚辞中多有“离忧”或“离尤”之语，以此说法最可信。
《离骚》是战国时楚国诗人屈原晚年的作品。
屈原（前340年－前278年），汉族，芈姓屈氏，名平，字原，中国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zǐ）归，新考古发现可能实际为龙阳，今湖南汉寿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
中国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之一。
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就是创立了“词赋”这一文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他留下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记录共25篇。
主要作品为《离骚》，《九章》，《九歌》，《天问》，《哀郢（yǐng）》，《怀沙》。
20世纪，曾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广泛纪念。
二《离骚》原文与译文1层家世生平原文译文帝高阳之苗裔（yì）兮（xī）：我是古帝高阳氏的子孙，朕（zhèn）皇考曰伯庸：我已去世的父亲字伯庸。
摄（shè）提贞于孟陬（zōu）兮：摄提那年正当孟陬啊，唯庚寅（yín）吾以降：正当庚寅日那天我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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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与《楚辞·离骚》之研究摘要：20世纪以来，在楚辞研究的几次热潮中，《离骚》既是研究的热点，又是争论的焦点。
众多地下考古文物与文献资料的发现，为楚辞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第一手材料，从而使以往争议不休的问题得到了有说服力的结论。
出土文献与《楚辞·离骚》关系最密切者有五个方面：1、《离骚》的作者；2、楚国的族属；3、屈原的生年；4、巫文化内容及人物形象研究；5、关于龙凤意象与图腾崇拜。
关键词：出土文献；《离骚》；研究20世纪以来，在楚辞研究的几次热潮中，《离骚》既是研究的热点，又是争论的焦点。
研究中提出的众多问题，如仅由传统的传世文献资料来讨论，往往难以说服对方。
新方法的运用，如民俗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新的研究视野，却往往有隔靴搔痒之感。
然而，众多地下考古文物与文献资料的发现，为楚辞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材料，从而使以往诸多争议不休的问题得到有说服力的结论。
可是，由于这些研究成果散见于众多论著之中，读者往往难以窥见全貌。
为此，本文将广搜各种研究成果，分题作一综述，俾使读者可获得较为完整的信息。
出土文献与《离骚》关系最为密切者，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离骚》的作者2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思潮在我国学术界盛行。
胡适在《读楚辞》中认为，屈原是一个“传说的”、“箭垛式的人物”，否定屈原的存在；而继后的许笃仁在《楚辞释疑》一文中进一步提出，《离骚》并非屈原所作，其作者是西汉的淮南王刘安；其后有何天行的《楚辞新考》、卫聚贤的《(离骚)的作者——屈原与刘安》以及建国初朱东润的《离骚底作者》、《淮南王刘安及其作品》等文章，均赞同许氏之论，将《离骚》的著作权判为刘安，从而影响到日本学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了“屈原否定论”。
认为刘安为《离骚》作者的人，其根据主要是荀悦在《汉纪·孝武皇帝纪》中将汉武帝使刘安“为《离骚传》”(据《汉书·淮南王传》)写成“为《离骚赋》”，而此后高诱也在《淮南子·叙》中将《离骚传》写成《离骚赋》。
“屈原否定论”者置《史记》、《汉书》、班固《离骚序》等可靠的文献资料于不顾，而强为说词。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古籍的竹简残片，其中涉及古籍十余种，如先秦的典籍《周易》近600片，《诗经》170余片，《吕氏春秋》40余片，《楚辞》作品中的《离骚》残文4字，《涉江》残文5字。
据考古工作者考证，此墓出土文物上有“女(汝)阴侯”铭文，其漆器铭文纪年最长为汉文帝“十一年”等资料，可推知此墓墓主为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
夏侯灶父亲是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
夏侯灶卒于汉文帝十五年(前165)。
这一情况表明，《楚辞》应在西汉初期业已成书，并在社会上流传，这也与王逸在《楚辞章句序》中所说的“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而当其去世之后，“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的说法相一致。
而后，“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刘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
”(《楚辞章句序》)这段话，本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得十分清楚，《离骚经章句》也即《离骚传》，两者名异而实同。
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离骚》残片以无可辩驳的铁证说明，《离骚》早在汉武帝让刘安作传之前已存在并广为流传。
夏侯灶人葬的公元前165年，刘安(前179一前122)年仅14岁，而史籍所载的汉武帝让刘安作《离骚传》，则是发生于武帝建元二年(前139)的事，时间晚了26年。
因此，所谓淮南王刘安作《离骚》的说法，因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离骚》残简的出土而告终结。
汤炳正先生在《求索》1984年第2期发表了《(离骚)决不是刘安的作品——再评何天行(楚辞作于汉代考)》，对此作了有力的辨正。
二、关于楚国的族属问题古今中外的研究者大都认为，《离骚》第一部分中所描写的现实，应与屈原的生平事迹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正则”与“灵均”不过是屈原名字“平”与“原”的隐义。
因而有关楚国的先世族源以及屈原之生年，均可从《离骚》作品中探索。
作品一开头写道：“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
”高阳帝即五帝之一的颛顼。
屈原为楚王族，这就说明楚人出自中原的华夏族。
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也是如是记载的：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
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
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
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
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
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
吴回生陆终。
陆终生子六人……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日鬻熊。
鬻熊子事文王，蚤卒。
其子日熊丽。
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
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
我们从这段记载中可知，楚国的世系是比较清楚的。
但是19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有学者开始对楚人的族源表示怀疑，这可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为代表。
他认为，楚为苗族，“苗族被禹战败后，退出黄河流域，据战国时人说，三苗曾在长江中游建立起一个大国。
这个大国当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是许多部落的集合体，其中较大的是荆楚。
……周文王时，周势力到达汉水流域，一部分苗族归附周国，接受周文化。
武王伐纣，有髳(苗)人参加周军作战。
成王封文武以来功臣后嗣，熊绎得封子爵，居丹阳。
熊绎的祖先，就是归附文王，从武王伐纣的髳人酋长”。
范氏在这里提出了楚国为三苗成员的观点，这是一个与传统古史记载完全不同的新论点，然而他却没有提供任何支撑这个新论点的依据，这实在不能说是慎重的。
比较一下《史记》的记述，我们知道，司马迁在撰写这部通史时掌握了大量自古至汉的史料，是在反复斟酌与筛选之后写成的。
在他的记述中，楚人的祖先祝融是黄帝族十分重要的成员。
而《国语·楚语》中在谈到楚人与三苗关系时，有这样一段话：及少皋之衰也，丸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
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
……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
以至于夏、商。
重黎即祝融，他是奉命来纠正九黎、三苗的“乱德”行为的。
因而，把楚人说成是三苗集团的成员，岂非缺乏考虑?过去，有些学者提出：楚人是南方土著民族，而楚人记载自己来自中原、是黄帝族的后裔，这是楚人有意抬高自己的身份而造作出来高贵的世系。
这种说法实在缺乏依据。
楚人奉颛顼、祝融为始祖，是有充分文献记载的。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夔子(楚之封君)不祀祝融与鬻熊，楚成王派兵灭了夔国；出土文献也表明，在楚人的祭祀中，祝融一直列于楚先祖的祭祀之首。
1965年以来，在原楚郢都纪南城附近相继出土了三批祭祀竹简。
它们分别是：(一)1965年在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竹简166枚，商承祚先生在《战国楚竹简汇编·江陵望山一号楚墓竹简疾病杂事札记摹本》中对其作了考释。
该墓墓主为邵固，是楚悼王的曾孙、楚王的侍者，位居大夫，其下葬年代应为“楚威王时期或楚怀王前期”。
(二)1977年在江陵天星观一号墓出土的一批祭祀竹简，墓主人为楚邸殇君番(乘力)，位居上卿、上柱国之属，其下葬年代“应晚于公元前361年，而在公元前340年前后，即楚宣王或威王时期”，惜该墓的竹简文字至今未见整理出版。
(三)1987年出土的荆门包山二号楚墓，墓中出土约50枚保存较为完整的卜筮祭祷记录的竹简。
文物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了《包山楚墓》一书，对简文作了考释。
该墓墓主为邵(力它)，其生前为楚国主管司法的左尹，是令尹的重要助手；其下葬年代“为公元前316年，而且下葬时其年龄约为四十岁左右”。
这三批祭祀竹简都记载了楚人对祖先的祭祀。
天星观一号楚墓墓主生前地位虽较高，但似非楚王族，其“祷告的祖先有‘卓公’、‘惠公’”等。
而望山一号楚墓与包山楚墓墓主均为楚王室成员，因此它们祭祀的祖先神就是楚国的先人。
望山一号楚墓祭祀的祖先为：楚先(当为楚族祖先之统称)、老童、祝融、柬大王、邵王等。
包山二号墓中祭祀的“先人包括远祖和近祖。
远祖有老僮、祝融、媸啻、熊经、武王等”。
这两座楚王室的祭祀竹简所记录的楚族先人从老童(又作僮、撞)，到祝融、鬻熊(即媸盦)、熊绎、武王，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楚先人系列。
其中最早的先祖老童，即《史记·楚世家》中的“卷章”。
《史记》注引徐广曰：“《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吴回。
谯周曰：老童即卷章。
”从上述祭祀竹简所载之楚先人系列，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楚人对于自己先祖在祭祀方面是十分严谨恭敬的，绝非像有些人所想象的是故意抬高身份。
这些祭祀竹简所载内容，也与《史记·楚世家》中的记载相同。
除楚墓祭祀竹简载有楚人祖先世系外，宋代曾出土西周晚期楚器——“楚公逆鎛”，其铭文中有：“佳八月甲申，楚公逆自作吴雷镩……逆其万年又寿……孙子其永保。
”楚公逆即楚国早期首领熊号(前800一前791在位)；“吴雷”即“吴回”，也是楚人先祖祝融。
可知此鎛具有纪念楚人先祖的意义在。
祝融的后裔有八姓，大多分布于中原，这也为楚人来自中原说提供了佐证。
三、关于屈原的生年屈原的生年，《史记》和其他先秦史料均无记载。
推断屈原生年的资料，主要依据《离骚》开头所写的“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句诗。
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注云：“太岁在寅日摄提格。
……言己以太岁在寅，正月始春，下母体而生。
”但朱熹不同意王逸的说法，他认为“盖摄提自是星名……‘摄提贞于孟陬’，乃谓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太岁在寅之名也。
必为岁名，则其下少一格字，而贞于二字亦为衍文矣”。
这样，屈原的生年便难以考知。
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观点，历来争议不休。
1976年，陕西临潼县出土了一件“利簋”，器内有铭文4行，32字，记叙了周武王伐纣的过程。
铭文中有“岁贞克闻”几个字，文字学家考释意见不一。
汤炳正先生写了《历史文物的新出土与屈原生年月日的再探讨》一文，以他深厚的古文字学功夫，对此作了考释，指出“岁鼎克”三字是记述时间，“‘岁’指岁星，古人或称‘摄提’，即现在的木星……‘鼎’即贞字……‘克’与‘辜’同字，为月名，即《尔雅·释天》‘十一月为辜’的辜字……总地说，‘岁贞克’这句话是说：岁星正当十一月展出东方。
”汤先生比较了建国前长沙出土的战国楚帛书，发现其中所标的十二月名，与《尔雅·释天》完全一致，不过文字的形体略殊，“如《尔雅》以正月为‘陬’，帛书则曰‘取’；《尔雅》十一月为‘辜’，而帛书则日‘姑’。
”因而，他指出：“称正月为‘孟陬’是楚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