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材料2：新中国50年代农业集体化运动、苏联农业集体化

高三历史补充材料2：新中国50年代农业集体化运动、苏联农业集体化新中国50年代农业集体化运动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旧中国农业生产方式极其落后，再加上长期的战争，农业生产凋敝，粮食及其它农副产品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改变农业落后的面貌，中共领导人选择了一条农业生产关系变革的道路。

首先是土地改革，然后是进行农业集体化运动。

到1956年几乎所有的农民都被卷入到集体化的洪流中。

1958年在全国范围内又展开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形成了“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

农业集体化的道路，根据制度变迁的形式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1953年统购统销政策实施以前，这是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阶段。

土地改革后，农民虽获得了土地，但是由于牲畜、生产工具的普遍缺乏，依靠农民的独立的家庭经营，很难完成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为了不使农业生产中断，在中国政府的倡导下，农民进行互组合作，使农业生产互助组这一组织形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第二阶段，是从统购统销政策实施之后到1958年人民公社体制形成。

1953年之后，新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这样使农业与工业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

为了迅速实现我国的工业化，政府极力压低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工业化建设的成本。

与这一政策相适应，中共选择了从农业合作化到集体化的道路，这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阶段。

旧中国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个体农民由于生产力低下，为了维持生产历来就存在劳动互助的习惯。

中国旧有的劳动互助合作，根据一些现存的资料反映，在西北、华北、东北、东北、华南等地区都广泛存在。

旧时的互助合作特点是规模小、临时性和不固定性。

同时互助合作组织是农民自愿、自发组织起来的。

这一章还回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互组合作运动，党领导的互助合作运动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随着土地革命发展起来的。

这种互助合作弥补了劳动力不足的缺陷，并保证了不违农时。

新中国的互助组是在解放区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发展的动因：(1)土地改革后，农村的生产资料普遍缺乏。

(2)土地改革后，虽然农民经济地位上升，出现中农化倾向，但部分农生活贫困。

(3)优秀互助组的示范效应。

(4)互助组充实新的内容。

(5)国家对于互助组的扶持。

正是以上原因导致了全国解放后互助组快速发展。

从单干农民到农业互助组的制度变迁，是单个农民响应当时制度不均衡条件下的获利机会，而自发进行的制度安排。

这一制度变迁是以一致同意为前提，是在所有参与者预期新的制度安排能够给他们带来获利机会，或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新的制度安排。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农民的经济福利都有所提高。

因而从单干农民到互助组的制度变迁是帕累托改进型的制度变迁。

1952年底，随着国民经济大规模建设的展开，工业人口和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工业原料作物种植地区扩大了，工业用粮比过去增多。

同时，土改后农民生活有所改善，农民的消费粮食也比过去增多。

一方面，粮食需求量猛然上升；另一方面，农村粮食总产量增加的同时收购量反而下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不应求必然引起物价上涨，这样便导致了粮食购销危机。

农业是当时工业化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粮价的上涨将产生一系列的反应，最终导致工业建设成本的上升。

为了稳定粮价，降低工业化成本，迫使政府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从而保证粮食的收购和供应。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中国后来所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

统购统销制度形成以后，国家为了农产品低价收购政策，就必须强制地取消农产品自由市场，由国家垄断市场。

同时，为了确保在低价统派购条件下，农民仍然能把资源投入到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农产品生产中，就要求做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使国家能够以行政力量直接控制农业生产。

实行对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之后，农业集体化运动不断加速。

中国在1953和1954年分别通过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导致了当时制度环境的改变，进而引起了其它制度安排变革。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改变了经过一个完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再实行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一贯思想。

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或者说，成为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

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当时党所提出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安排，它是进行其它制度安排的基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对农业合作社的步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54年宪法实质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法律化，而总路线的实质是实现“一化三改”，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我国唯一的经济基础，1954年宪法规定了农业集体化运动发展的方向，剔除了家庭经营继续长期存在的可能性。

进而言之，它缩小了国家对农业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集合。

上述方针政策的实施，中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

1954年春兴起的办社热潮，很快引发出急燥冒进的倾向。

主要表现在：(1)盲目追求办社数量，互相攀比，急于求成。

(2)在盲目贪多的同时，一些地方又出现了追求大社的倾向。

(3)办社中的盲目贪多求大倾向，引发一些干部的强迫命令、简单粗暴的作风。

1954年秋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是同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同时展开的。

是年夏季，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和河北省，雨量集中、持续时间长，发生了数十年罕见的水灾，再加上当年旱灾、霜冻灾，由于受灾面积较大，造成当年农业生产未能完成计划。

而1954年统购粮食的任务却超额完成了，多购了47亿公斤；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量也在迅速翻番，然而，这都引发了一场后来被毛泽东称为“生产力暴力”的严重危机。

1954年冬农村出现大量出卖或宰杀牲畜的现象，农民生产积极性明显下降．农村关系的全面紧张的状况，是对农业合作社化进程要求过急过快的反应。

中共中央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对此非常重视．1955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通知指出：“整顿和巩固这四十几万个社，已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

”在1955年春耕前后立即进行了对合作社的整顿和巩固工作。

全国整顿的结果，全国原有67万个社，经过整顿巩固下来的有65万个社。

1955年下半年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以后，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推动下，各地农业合作化运动先后掀起热潮。

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制度安排，国家是这一制度安排的供给者，它没有取得农民的“一致性同意”。

政府虽利用合作社这种农村经济组织形式，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获得了农民的大量的经济剩余，支持了重工业的发展，但是大大降低了农民应获得的经济福利水平。

因而，初级社的制度安排属于典型的非帕累托改进。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刚结束，人民公社化运动即席卷全国。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超英赶美的一再提前的高速发展战略指导下，发动起来的，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具体化。

因此，伴随着“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推动，浮夸风、瞎指挥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也就刮遍中国大地，形成“五风”泛滥，导致1959--1961年中国陷入粮食危机，进而给人民生活、社会主义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和影响。

正是由于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农业生产，给整个国民经济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中共中央领导开始反思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的弊端，并调整政策纠正实际工作中的“左”的偏差。

1962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是低级形式的所有制，虽然不能再退了，但却给“进”留下了空间，其方向是逐步向大队和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

因为生产队毕竟不是独立的一个经济组织，在当时越大越公越优越的指导思想下，它的地位并不稳定。

当时认为，生产资料基本社有制优于生产大队所有制，而大队所有制也优于生产队所有制。

并且认为，当生产发展，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壮大后，这种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将逐步向以大队乃至以公社为基本核算的所有制过渡。

苏联农业集体化1927年－1928年，由于苏联国家规定的粮食价格太低，农民并不急于卖粮，使粮食收购出现短缺。

斯大林认为造成危机的原因是富农阶层的蓄意破坏，他不顾布哈林等人的反对，一方面采用特殊手段打击富农，强迫他们按指定价格卖出余粮；另一方面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

1927年12月，斯大林又提出了“消灭富农”的口号，命令没收富农的财产并将他们放逐，不准他们加入集体公社。

由于对“富农”概念缺乏准确界限，集体化开始时国内“富农”占农户总数不到3%，而最后被剥夺的农户却达到农户总数的6%－8%，部分中农和贫农也被当作富农剥夺。

1929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开始全盘集体化，从此集体农庄的规模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两个月内集体农庄的比例从15%增长到59.3%），执行过程中，底层执行者经常采用威胁、恐吓等手段强迫农民入社。

1930年3月2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了《胜利冲昏头脑》一文，批评全盘集体化运动中违反农民自愿原则的过火行为，于是引发了大规模退社的浪潮。

1930年6月，集体农庄的比例已经由60%降到了23.4%，斯大林不得不在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再次改变态度，赞扬全盘集体化的成就并批评反对者是“和共产主义的敌人勾结在一起的人”，又一次掀起了集体化运动的高潮。

到1933年底未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仅占0.2%，至此全盘集体化的目标基本实现。

农业集体化政策引起了很多农民的不满，他们在入社前屠杀和出售牲畜，到了1933年，苏联的牲畜总量将近损失了50%。

部分农民在绝望中毁坏工具、焚烧谷物，还时常参与纵火、暗杀等破坏活动。

全盘集体化也没有给农业生产效率带来明显提高，1932年－1934年之间，苏联出现了严重的饥荒，农业总产值下降了23%。

而且在1936年－1940年集体化完成后，农业总产值也只是维持在1924年－1928年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