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集体化和1959-1961的农业危机
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
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1959年至1961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一个人口死亡高峰期。
这段时间内，中国的人口死亡率急剧上升，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
本文将探讨1959年至1961年中国人口死亡的成因，并分析其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影响。
1958年，中国政府推行了大跃进政策，旨在加快国家经济建设和农业发展。
然而，由于政府在目标设定和政策执行上的错误决策，导致了很多严重的问题。
首先，政府实施了大规模集体农业化运动，农民被迫加入大型的人民公社，农业生产被过度集中和规模化，这导致了农民个体劳动力的浪费和农业生产的低效率。
同时，灾害性的自然条件，如洪水、旱灾和虫害等也对农业生产产生了不利影响。
这些因素导致了农业生产的大幅度下降，粮食供应紧张。
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下，政府大规模实施了农村人民公社化，推行集体化的大规模农业，要求农民集体耕种，同时实行人民公社的农业补贴政策。
然而，由于缺乏管理经验和技术支持，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效益非常低下。
此外，政府在大规模实施农村人民公社化的同时，也忽视了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和农业生产的发展问题。
这导致了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和农林牧渔业产量的锐减。
作为农业主要供应区的农村地区特别受到了影响，并且人口死亡率在这些地区显著上升。
人民公社化使得农业生产大规模失败，粮食短缺侵蚀了人民的生存需要。
由于政府控制了粮食的生产和分配，农民无法从市场上获得足够的食物，这导致了严重的饥荒。
大量的人口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尤其是儿童和老年人。
此外，政府征集过高的农业税和粮食配额，使农民面临巨大的压力。
农民被迫交出大量的农产品和粮食，导致他们自己的食品供应严重不足。
同时，政府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收缩和土地改革，这使得农民无法获得足够的土地进行种植和养殖。
这些因素导致农民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再加上极度恶劣的天气条件，使得农村地区成为人口死亡的中心地带。
除了农村地区，城市地区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和人口死亡的打击。
大跃进与中国农村经济危机
大跃进与中国农村经济危机中国历史上的大跃进是一个极具争议的时期，其对中国农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危机。
大跃进是从1958年开始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农业和工业的快速发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然而，在实际的推行过程中，大跃进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对农村地区的影响最为明显。
首先，大跃进期间的农村集体化政策导致了农业生产的下滑。
在大跃进初期，农村地区被要求实行高度集体化的农业生产，土地被合并，个体经营者被迫加入集体农场。
然而，这种过度的集体化政策破坏了农民对土地的积极性，导致了农田的怠工和浪费。
农民不再像个体经营时那样努力种植作物，因为无论他们付出多少努力，产出都归于整个集体，没有明确的个人经济收益。
因此，农田的产出大幅下降，农村地区的粮食供应出现了严重的短缺。
其次，大跃进时期实行的高指标计划也对农村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
政府设定了过高的粮食产量指标，远远超过了农村地区的实际产能。
为了完成这一指标，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提高粮食产量，导致了一系列不可持续的做法。
例如，农田被过度耕作，土地的肥力大大降低，导致了农作物的减产和土地的退化。
此外，政府还动用了农民的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如修建大型水库和引河等。
然而，这些工程往往缺乏科学规划和合理利用，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对农民的劳动和资源耗费也是一种不必要的劳动和浪费。
第三，大跃进时期的政治运动也对农村经济构成了巨大的影响。
在大跃进的激进思潮影响下，政府号召农村地区开展大规模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取消家庭经济和私人生产。
这导致农村经济的组织和管理出现混乱，生产资料分配不均、管理混乱等问题相继出现。
农民没有了自主权，农业生产的决策和安排完全掌握在政府的手中。
不仅如此，政府还要求农村地区大量向城市输送粮食和其他产品，以支持城市化进程。
这种对农民的强制性要求，进一步削弱了农村经济，使其处于瘫痪的状态。
大跃进时期的农村经济危机不仅在当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且对中国的农村地区产生了长期的影响。
浅析1959-1961年大饥荒发生的原因及反思
浅析1959－1961年大饥荒发生的原因及反思
1959-1961年大饥荒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次重大灾难，是由一系列人为和自然因素共同导致的。
以下是其原因分析：
1.集体化运动引发的农业生产危机
1950年代，中国实行了大规模的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运动，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但是，在运动过程中，许多地区的农村生产组织被迫解散，农民失去了自由操作土地的权利，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
此外，由于国家调拨粮食定价低，导致农民缺乏积极性，不愿意投入劳动力和资金来增加粮食生产。
2.天灾引发的粮食短缺
1959年至1961年，中国经历了多次严重的天灾，如干旱、洪水、风暴、虫害等，导致农作物生产大量减产或损失，粮食供应严重不足。
3.政策错误导致的资源浪费
上级政府对于各级政府的生产指标虚高、大包干制度不当、粮食征购政策严厉执行以及过于追求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大跃进等方面的错误决策和政策，都导致了庞大浪费的资源和食品。
反思：
大饥荒造成数百万人死亡，是中国人民不可磨灭的伤痛。
这一悲剧告诫人们，不能盲目追求经济发展，不能忽视农业生产的基础地位。
还需重视季节性减产和节约粮食的重要性，加强农村经济改革，鼓励农民种植高效益作物，打造农村公共服务系统。
同时，政
府要加强监管，保证资源合理利用，实现精细化管理，以预防大饥荒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1961年大饥荒的原因
1961年大饥荒的原因
1961年大饥荒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刻的一次饥荒，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大跃进运动的推行是导致大饥荒的主要原因之一。
1958年，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超英赶美”的目标，推行了大跃进运动，以农村人民公社为基本单位，大力发展农业、工业和国防建设。
然而，在没有充分准备和科学规划的情况下，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试验导致了大量的农作物死亡和损失。
此外，政府过分强调“高指标、多报喜”，忽视了实际情况，使各级干部为了完成指标而不惜牺牲农民利益。
这些因素导致了农业生产的大幅度下降，使得农民的生存条件更加恶劣。
其次，自然灾害是造成大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
1960年至1961年，中国发生了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包括不断的旱灾、水灾、病虫害以及其他的自然灾难。
这些灾害造成了大片的农作物死亡，使得农村的生产条件更加恶劣。
最后，政府的错误决策和管理也是导致大饥荒的原因之一。
政府在面对灾害时不能及时提供救济，而是采取了不合理的政策措施，例如限制农民的自由流动、强制征集粮食等等。
这些错误的措施使得农民无法自我解决问题，从而加重了饥荒的程度。
总之，1961年大饥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主要是由于大跃进运动、自然灾害和政府的错误决策和管理所造成的。
这次饥荒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也使得政府在农业生产
和社会管理方面反思和改进。
从集体化到新型集体化关于中国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研究文献的综述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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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伟大成就。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解 决“三农”问题的现实选择，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的客观要求。农业改革特别是生产组织形式研究一直是政府 和学者关注的热点领域，并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本文尝试 在梳理和归纳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大体勾勒出我国农业 生产组织形式的演变进程，力求理解我国农业生产组织形式 变迁的实质，发掘这一变迁背后的推动力量。 本文主要内容安排如下：首先分析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 化生产组织形式，介绍从监督成本过高、退出权缺失和产权 不完备等不同角度对集体化生产组织形式低效率的原因解 释；其次是围绕家庭承包责任制，从不同的产权要素角度解
读其效率和稳定性问题，并梳理该生产组织形式下的土地流
转问题研究；然后主要介绍我国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发展趋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７—２９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提升问题的理论与政策”（１０ＢＪＬ０２３）；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基金项目“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保护与发展研究”（０９ＸＪＡ７９０００９）
三、家庭承包制农业生产组织方式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我国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发生变革， 实现了由以共有产权（集体产权）为中心向以限制性私有产
八次危机大事年表
八次危机大事年表摘要：一、前言二、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1950 年代，土地改革与三大改造四、1959-1961 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五、1966-1976 年，文化大革命六、1978 年，改革开放七、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八、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九、2020 年，新冠疫情十、结语正文：一、前言自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我国已经经历了多次重大的危机。
这些危机不仅考验了我国的政治稳定性，还对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回顾这些危机及其对我国发展的影响。
二、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 年10 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从此，我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三、1950 年代，土地改革与三大改造1950 年代初，我国展开了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
随后，我国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三大改造。
四、1959-1961 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1959 年至1961 年，我国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大跃进”政策带来的后果，导致经济困难，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五、1966-1976 年，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其目的是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然而，这一运动导致社会动荡，对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六、1978 年，改革开放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这一政策使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七、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
然而，在政府的积极应对下，我国成功渡过了这一危机，并在此后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增长。
八、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压力。
在政府的刺激经济政策下，我国经济逐渐恢复，并继续担任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用退出权假说解释我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答案
用退出权假说解释我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答案
危机酝酿，显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农业合作社的大锅饭分配机制严重影响了各地农民的种田积极性，所以产量应该是下降的，并且产量年年递减。
但为什么危机发生当时统计数字变化不大呢？显然是当时的统计方法的问题，由于中国骨子里升官的人性导致，不能让上级知道自己治理不力，所以数据上可以波动，但决不能呈现下跌趋势。
激励机制不合理，农民没有积极性，对诚实守信的种田农民也形成打击，形成了一个负反馈。
上级领导派人过来指挥大家种地，用人不当。
这些人大都没种过地，缺乏实践经验，并且自信心爆棚，认为打仗都能打赢，种地这种小事，会处理不了？所以在实践中面对环境的诸多变化，根本无从下手，最后听天由命，找诸如赵贞吉类人借粮，混到自己升迁，就可以把锅甩给别人。
解读中国经济读后感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优质的文档，谢谢阅读/双击去除解读中国经济读后感解读中国经济读后感（一）《解读中国经济》是林毅夫世界银行卸任归来带回的三本著作之一。
全书的主脉络是纵横双向解码中国经济，还原给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鲜活画卷。
纵向看中国经济的沉浮，从19世纪前的辉煌到近现代的衰落，再到如今的兴起，在历史长河中辨析演变的原因、存在的问题、机遇与挑战；横向按城乡或部门剖析，由于推行重工业化战略，造成了城乡分割的经济体制，这个体制的由来与改革按照两条线索讲述：一条线是农村的改革，关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探讨改革后相关的问题如粮食安全、农业劳动力转移，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另一条线则聚焦城市改革问题，分析了1978年前后城市改革的不同方式及其影响，城市改革的难点和出路。
然后分专门章节回顾国企改革、金融体系改革；最后讨论了时下人们关心的热点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性、新农村建设、公平与效率等，并总结反思了经济学界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的各种看法。
了解经济学理论的人，大多都有这样一个困惑：为什么经济学理论用来解释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是如此合适，可面对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失灵”了呢？林毅夫说：“理论应该能够用来解释和预测现象，若不能如此，则说明这个理论有根本的缺陷。
”他提出应修正经济学隐含的假设——企业具有自生能力。
不能假定企业具有自生能力，而是在发展和转型问题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制定时，必须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具体考虑变量，这样，经济解释就会迥然不同。
“经济理论的作用就像一张地图，地图不是真实世界本身，而是帮助我们了解周遭的环境以及下一步如果往前、往后、往右或往左会遇到什么样的新景象，地图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抽象和简化，但如果把重要的地标忽略了或画错了，经常会造成人们行动的失误。
”相应地，与企业的自生能力相联系的还有比较优势。
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产业、技术结构，如果一个国家的目标被领袖或精英定位为短时间建立与发达国家比较优势一样的产业，那么实现这个目标的载体——企业——必然没有自生能力，在开放竞争市场中将无法生存，如果要强行实现这个目标，政府就必须靠强大的有形之手，扭曲价格信号，干预资源配置来补贴、保护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进而导致寻租、预算软约束、宏观不稳定、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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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集体化和1959-1961的农业危机摘要集体化运动最初虽然获得成功，紧随其后的却是1959-61年农业危机导致的3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我试图运用博弈论来理解灾难的主要原因。
由于对农业活动监督的困难，农业集体化运动取决于自我实施的合约，在这样的合约中，每个人承诺约束自己的行为。
而自我实施(self-enforcing)的合约，只能在重复博弈中保持平衡。
1958年秋，农业集体化运动由自愿变为强制，也即，集体化从重复博弈变成一次博弈。
结果，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维续，农村生产力土崩瓦解。
实证分析支持我们的假设。
1、介绍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是当时中国经济的研究者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始于52年的集体化的成功让人印象深刻：农业产出在52-58年持续增长。
运动没有遭遇农民的积极抵抗，得到比较平稳的实施。
其时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避免了与苏联1929年集体化运动1相伴随的破坏性结果，为欠发达高人口国家的农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模式（Robinson 1964）。
结果，学习中国经验的观点在许多国家盛行（Eckstein 1966, p.35;p259）2。
不过，这种观点很快烟消云散。
1959年起连续三年，农业产出突然大幅下降。
1959年，谷物产量下降了15%，到1960、1961年，只有1958年水平的70%。
对新近解密的人口统计数据的仔细研究可以发现，1958-1961年，危机导致3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同时大约有3千3百万人推迟出生（Ashton et al 1984）3。
毫无疑问，这是人类史上最惨重的灾难。
集体化运动的最初成功之后农业生产却突然崩溃，这由于中国统计数据的缺失4并未得到很好的理解。
普遍承认的假设是：1）连续三年的恶劣气候；2）运动中的错误政策和不当管理；以及3）规模过度的集体化带来的激励问题（Perkins and Yusuf 1984,p.79; Marshall, p.66; Eckstein 1966, p.37, 1977, p. 59; Wu 1966, p. 151;Chinn 1980; Aston et al 1984）。
5在这篇论文中，我将表明，以上假设与经验研究并不一致，并提出新的假设，即59-61年的崩溃主要是由于1958年秋集体化运动由自愿转为强制。
从博弈论的观点来看，组织形式的此种转变使集体化运动的性质由重复博弈变为一次博弈。
生产崩溃，是因为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成功取决于自我实施的合约（成员承诺约束自己）而自我实施的合约在一次博弈中不能持久。
论文结构如下。
第二部分简要回顾了中国的集体化运动和相关的农业发展战略。
其他假设以及检验这些假设的相对有效性的讨论放在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将这些假设和经验证据进行比较。
第五部分是结论。
2、集体化运动和农业发展的回顾1949年，中国政府取得政权时，中国经济被战争破坏地满目疮痍。
89.4%的人生活在农村，工业产值只占国民收入的12.6%（国家统计局1987，p.50, 89）。
1952年，经济刚从战争的破坏里喘过气来，政府就本着迅速重塑国家力量的意图，采取了斯大林主义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6这导致了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迅速增长的需求。
7由于短缺的外汇储备主要用来进口资本品，对农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只能由国内生产来满足。
因为农业停滞和歉收对工业扩张具有迅速直接的影响，8集体化运动便作为实现工农业协同发展的战略而提出。
农业发展战略的两个核心是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劳动密集型的投资项目，譬如灌溉、洪涝控制和土地开垦；以及通过像密集种植、除草和施加更多有机肥等的传统方法和投入来实现单位产出的增长。
9独立的家庭农场是1949年共产党掌权以前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的传统组织形式。
农田不仅少而且分散。
革命时期，农村大约一半的土地属于地主，然后出租给农民种植。
租金通常高达主要作物的产出的50%。
四十年代开始，土地改革计划在解放区实施。
根据这项计划，地主的土地被无偿没收，分给佃农。
革命成功以后，土地改革计划继续实施，到1952年完成。
表一表明，即便土地改革计划完成前，就开始实验多样的合作化形式。
1955年以前，三种主要的合作化形式中，最普遍的是互助组。
农忙时，4或5家邻里暂时或者永久地共享劳动力、农具和挽畜。
这样资源所有权并没有发生变化，种植决策依然是每个家庭的责任。
第二种形式是初级合作社。
20到30户家庭根据统一的计划联合资产。
合作社的净收入通过两种形式共享：土地、挽畜和农具的红利分配，和劳动报酬。
土地、牲口（挽畜）和农具依然属于个人。
第三种形式是集体农场，即高级合作社。
生产的一切方面都被集体化。
报酬只基于劳动贡献——通过拿工分。
家庭收入依赖于其成员获得的工分以及工分单位收益，而工分单位收益反过来取决于集体农场的净收入。
起先，高计合作社规模约30户，后来发展到囊括村庄的所有家庭——150到200户不等。
官方本来谨慎而渐进地进行集体化，鼓励甚至积极诱导农民自愿参加多种集体化形式。
然而，1955年夏集体化运动的支持者赢得了党内辩论。
1955年末，只有500家高级合作社，而到了1957年冬，包括1亿1千9百万户家庭的753000家高级合作社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表1）。
起先，集体化运动出奇的成功。
它没有遇到农民的积极抵抗，执行相对平稳（Eckstein 1975，p. 251）.虽然人口在1952至58年间增长了14.8%，同一时期，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7.8%（以52年为基准年），谷物产出增加了21.9%（表2）。
这极大振奋了共产党内的领导们，致使他们采取更加大胆的行动。
集体化基于如下理念：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动员能增加农村的资本构成，从而增加产出。
然而，150户家庭的集体农庄虽然能够为集体内工作计划提供劳动力动员的基础，但还是无力为大型工程——灌溉渠、水坝等——动员足够的劳动力。
大型工程一般来说需要几十个农庄的协同参与。
更大规模的劳动动员的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把20到30个150户规模的农庄合并成更具规模的单位。
10因此，1958年，新的作为工业大跃进的一部分的政策出台。
1958年8月底到11月初，在仅仅3个月时间里，753000个集体农庄合并成24000个公社，覆盖一亿两千万户家庭，高于其时中国农村总户数的99%。
公社的平均规模为5000户家庭，1万劳动力以及1万英亩土地。
11报酬主要基于生存需要，部分考虑到劳动表现。
经营自留地或在集市上交易——存在于其他合作形式中——是被禁止的。
不出所料，几十亿人工作日被动员起来。
然而，公社化运动导致1959-61年出现严重的农业危机。
农业总产出在1959年下降了14%，1960年下降了12%，1961年下降了2.5%。
更致命的是，1959年谷物产出缩水了15%，1960年继续减少16%，到61年仍保持低水平（表2）。
和森（1981）所谓“食物权”（entitlement to food）导致的许多其他的严重饥荒不同，大约有3千万人在这场危机中死于非命，食物短缺是直接原因（Ashton et al 1984）。
危机过后，公社体制并未被废止。
不过，它的功能被限于管理和协调。
1962年开始，资源所有权，生产管理以及基于工分的收入分配转移到约20-30户家庭组成的更小的生产组织。
新的组织形式，本质上，是50年代初级和高级合作社的混合体。
基于所得工分的报酬，类似于高级合作社的补偿机制；规模和生产管理则和初级合作社一样。
1962年后，开展过一些完善工分评价的实验，然而生产队系统作为基本农业制度直到1979年家庭承包制度改革12（household-based farming system reform）——到1983年末，94.4%的家庭采纳这种新的制度，现在又被称为家庭责任制——才被废止。
（中国农业年鉴1984，p.69）。
危机过后，更加现实的农业发展路子被接受。
农村集市在1959年秋重新开放，1960年夏，自留地也得到恢复（Perkins 1966, p. 91）。
1961年，国家粮食收购价平均提高了28%（国家统计局1988，p.777）。
同时，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战略变成农业优先发展战略。
13工业现在定位于支持农业发展。
现代农业技术和投入的引进不断加快。
譬如，1962年以后化肥的使用大幅上升，14与化肥消费上升伴随而来的是适合施肥的现代高产作物的传播：新的短株稻和小麦。
它们由60年代早期引进，到70年代晚期基本取代了所有传统品种。
15类似的，新品种的玉米、棉花和其他谷物在六七十年代引进并推广16。
灌溉面积在62年后也逐步上升。
而且新的灌溉区大部分是机械灌溉而不是利用传统的重力系统。
17与此同时，1962年后尤其是70年代，机械化进程不断加快。
50年代，机械化被认为是集体化运动的依据，危机过后观点并没有改变。
（译注：集体化才能机械化。
没有改变的是对于机械化的醉心）70年代末，农田耕种的完全机械化作为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再次提出，政策制定者希望在1985年实现这一目标。
虽然在农村，常常只能用拖拉机作为卡车的替代品（perkins and yusuf 1984, p.60），机械化确实使得多熟作物的推广成为可能，18机械化解放出来的部分劳动力可以用来加强农田管理的强度。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机械化对过去20年的农业增长有所贡献。
总之，1979年家庭承包制改革开始前，农业发展战略可以归结如下：集体化一开始是自愿性的运动，但到1958年秋开始强制执行。
1959-61年农业危机前，集体化首先是作为动员劳动力进行劳动密集型工程和加大传统要素投入的手段。
危机过后，人们更加强调现代技术和现代要素投入。
3、假设在集体化运动最初的成功之后，农业突然崩溃，通常人们认为有以下原因：连续三年的恶劣天气，错误政策和不当管理，以及和公社规模过大相关的激励问题。
恶劣气候起先是官方用来解释大饥荒的借口（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委员会，1981）。
虽然在像中国如此幅员辽阔的国家的每处地方都出现连续三年的恶劣气候不太可能，但考虑到农业对于气候变化的敏感性，这种解释并非毫无道理。
然而，如果气候确实是农业崩溃的主要原因，那么当气候恢复正常时，农业生产力应当迅速恢复到恶劣气候前的水平。
19表面来看，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公社化运动中政策错误并在公社内管理不善的假设似乎可信。
事实上，地方干部完全没有准备好去处理公社如此巨大的农场中的复杂的行政事务。
严重但出于好意的，生产的错误计划，资源的错误配置以及集体产权的错误对待，都将导致生产的巨大破坏。
20雪上加霜的是，公共食堂计划为社员提供免费的伙食，导致运动初期的过量消费。
更重要的是，虽然1959年谷物产出下降了15%，强制的国家粮食收购定额那年却增长了14.7%。
21由于这些问题，农村的可用食物在危机中显著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