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大学精神尺度的

作为现代大学精神尺度的“哲学之士”
葉雋
一七八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十八點，在耶拿大學，年及而立的席勒進行他為人師表的首次演說，題為：“何謂普遍歷史及普遍歷史何為？”有關“普遍歷史”的概念涉及到整個現代世界形成過程中的“德國理念”，關係重大，這且按下不論；此處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在這場演講中，席勒提出了針鋒相對的一組概念：“利祿之徒”（Brotgelehrter）與“哲學之士”（philosophischer Kopf）。

這一區分向度，提示了現代學術形成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命題，這不僅富含德國意味，而且具有普遍意義。

對當代世界來說，尤其如此。

在歌德的推薦下，席勒出任耶拿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無薪）。

這在當今功利時代之中近乎難以想像，雖說“為稻梁謀”并非那個時代的主流，但如此不介意收入狀況，仍需要一種勇氣。

沒有一種理想者的姿態，確實很難做到。

正是這樣艱難坎坷的處境中，席勒堅持著自己的人生之路，並發展出自家的大學理念，不但對“德國精神”有所闡發，也是日後成為世界典范的德國古典大學觀的重要組成和源泉。

因為，洪堡在耶拿時，就曾與席勒過從甚密，深受其影響；而洪堡的大學理念，也深刻影響到後來德邦的莘莘學子，包括二十世紀初留德的蔡元培。

其實，早在二十世紀前期的中國，蔡元培就已明確提出：“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

……諸君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

入法學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

”（《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實際上，這一說辭就是要求學子明確自己的位置，不可做“利祿之徒”。

所謂“天下滔滔，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在求官致富的時代潮流中，仍固執地堅持自己的原則，雖說未免近於迂腐，但也真正地顯示出人之為人，原來可以有自己的價值與尊嚴。

在我看來，
“哲學之士”乃是具有普遍意義的現代大學之精神尺度。

它不但適用於昔賢的自我激勵，也同樣適用於當代的大浪淘沙。

當世界學術場域都幾乎無一例外地以美國為標準的時候，我們有必要重溫德國古典一代的精神理念，包括其現代大學理念。

滔滔天下，袞袞諸公，試問有幾人敢面對席勒的追問，慨然曰：“吾乃哲學之士。

”
第一流的學者，是否可以直面這樣的問題？而舍卻求官致富的目標，人類的普遍生存是否還可能有別樣的意義？我們該當如何給生命賦予意義？
學者之流，所求者為何？有所謂“求真”之說，或曰“真、善、美”，至後人又有所謂“求趣”之說。

那麼，人類之追求與學者之追索，究竟在何樣的交叉點上可以共匯？或許，我們不得不再次回到德國古典時代那激動人心的歲月，費希特就給我們明確地界定了人類各群體中“學者的使命”，他毫不猶豫地指出“學者就是人類的教養員”，他要求學者不但要能“在一切文化方面都應當比其他階層走在前面”，而且“應當代表他的時代可能達到的道德發展的最高水平”（費希特：《論學者的使命》。

載梁志學主編《費希特著作選集》第二卷，商務印書館一九九四年版）。

所以，費希特斬釘截鐵地表態說：“我的本分就是把我這個時代和後代的教化工作擔當起來：從我的工作中產生未來各代人的道路，產生出各民族的世界史。

這些民族將來還人變化。

我的使命就是論證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運都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的影響卻無限偉大。

我是真理的獻身者；我為它服務；我必須為它承擔一切，敢說敢做，忍受痛苦。

要是我為真理而受到迫害，遭到仇視，要是我為真理而死於職守，我這樣做又有什麼特別的呢？我所做的不是我完全應當做的嗎？”（同上）
看啊！這就是學者，這就是人類生活中毅然有所擔當的“哲學之士”。

這讓我想起了中國士人的優良傳統，梁漱溟曾說“吾曹不出而知蒼生何？”現今觀之，雖未免有過于自矜之意，但其敢於擔當的主體意識還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不過，誠如費希特所意識到的那樣：“學者影響著社會，而社會是基於自由概念的；社會及其每個成員都是自由的；學者只能用道德手段影響社會。

學者絕不會打算用強制手段、用身體暴力去迫使人們接受他的信念；對這種愚蠢行動，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經不屑一提；但是他也不應當把他們引入迷途。

”這裡將學者的社會功用做出明確的學理規定，是有其值得思考的一面。

這對我們傳統中那種將“社會情懷”和“政治介入”混為一談的思路有提示和糾正意義。

在我看來同，哲學之士，應以真理之追索為生命標的；以理想之訴求為人生航標。

造就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這意味著我們應當有作為人類精神守護者的自覺意識，人類之作為人類者，最善良的品質應最大限度地發揚，並惠及四靈環境，這才是真正的哲學之士應該承當的文化使命。

哲學之士，應是這個世界最優秀的大腦，最善良的心靈，最純美的形象（道德意義上）。

他們也許也犯錯誤同，他們也許有些迂腐可笑，但他們始終都是最為可貴的人，有最純潔的品德，有自我的反省，有一顆嬰兒般真誠的心靈。

正如歌德所言，他應當是“人性之中的至人”，他應當是一個“真正的人”。

他應當盡可能地在舉世滔滔中堅守自己的原則，維護人類倫理的價值。

在馬克思那裡，他是“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在孔子那裡，他應當是真正的“貴君子而求聖賢”；在耶穌那裡，應當具有“救世主”的勇氣和毅力；在佛陀那裡，他應當具有“捨己救人”的擔當情懷。

但這些大思想家心目中的“理想形象”，多半成為一種標杆，或理想中的“虛
幻偶像”，難有真實的血肉可以觸摸。

而“哲學之士”則不然，他給我們以一種極為真實的活生生的人的形象。

尤其是，席勒自己，通過他艱辛坎坷的生命歷程，造就了一幅這樣的人格理想圖。

不僅是中國需要，就是在當今的世界學術場域裡，可能都面臨這樣的問題。

韓國學者被揭發出造假現象，為何造假卻是值得追問。

美國學術毫無疑問居于當今世界學術的中心位置，這也不僅是當今中國人（尤其是留美歸國居于領導地位者）一家捧之奉之的情景，同樣的劇情也在世界各地上演，甚至包括美國人的昔日模范——歐洲諸國（包括德國），但它沒有起到當年德國學術被天下景仰時候的那種示范意義，為什麼？美國學術有那麼強的文化生產能力，為什麼總人覺得它缺乏根基呢？
一個真正能擔負起世界責任的大國，僅僅有經濟的崛起和強大是不夠的，而只有在文化、精神氣度上的原創性和海納百川的胸懷，才會使我們更好地“面對世界”。

法國人會問：“中國準備好了嗎？”我想我們必須理性地回答：“我們還沒有準備好。

”而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有這個自覺意識，我們現在必須開始準備。

這種準備，首先是在知識精英的層次。

而要做好這種準備，首先就需要這些精英人物（如果他們自詡也是的話）捫心自問：我是哲學之士，還是利祿之徒？
也許我的追問過于理想，所謂“水至清則無魚”，誰又敢說他毫無現實生存的需要，沒有“為稻粱謀”的顧慮？但請注意，哲學之士并非生來聖賢，但他能夠時時拷問自我之良心，面對自己精神世界的疲軟和衰頹，始終不曾枯竭求進向上的意志品質。

其實，席勒并非嘗過嚴格學術訓練的專業人士，他之所以能提出如此深刻的學術倫理命題，正可見出學術并非“空中樓閣”，而是與人之社會現實生存密
切相關的一種“必要修養方式”。

我們也知道，席勒終身在為稻梁而憂慮、而籌謀，與終身無慮於物質基礎的歌德不同，席勒之顛沛流離、英年早殤，正是因了他始終不得不為現實的物質生存而奔忙的制約。

可即使上天如此“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卻仍未將其變成一個利祿之徒，而正相反，鑄就了他作為最為典范的哲學之士的資格。

要之，則因席勒始終保持了自己心靈的澄凈，這是“哲學之士”概念的必有之義。

這樣說，不是陳義太高，而是設定一個倫理底線。

雖然時間已跨越過四個世紀的光陰，但昔賢的論述卻日益灼射出其燦爛的光輝。

當現代大學的光環隨著美國的“中衰”現象而黯淡，我們究竟應該選擇什麼樣的傳統，是否確實需要認真地反思？紙上蒼生，也未必不重於千鈞啊！
現代大學，如何能夠成就自身的現時代輝煌呢？那麼，就讓我們以這一最簡單的標誌來略作衡量，你的先生中有這樣的哲學之士嗎？無論教授頭頂有怎樣的耀眼光環，是院士還是諾獎得主，他敢自信地說一句“我是哲學之士”嗎？
我們危機重重，我們殫精憂思，我們還能否尋得“心靈的澄凈”，如海德格爾所言：“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可仍逃不掉的問題是，我們能否擔起自己的職責？在這個時代裡，還能否存在“哲學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