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评《三国演义》中的曹操

浅议《三国演义》人物曹操

曹操是汉魏时期最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文学家和诗人，他一生虽并未称帝，但他在汉末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措施，可以使他与秦始皇、唐太宗、康熙等千古帝王同列。但是曹操又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千百年来，对曹操的评价贬多于褒。肯定他的，说他胸怀大志，唯才是举，平定北方，登高必赋，文武兼备，御军三十余年，自著兵书十万余字，是个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文学家；否定他的，说他“名托汉相，实为汉贼”是个善于玩弄权术，残忍嗜杀的“奸雄”，尤其在民间，更将曹操作为“奸诈”、“虚伪”的代名词。究其原因，也许很多，但主要是一部《三国演义》的问世，把曹操形象丑化、被定格。因此，要还曹操真实面目就不仅仅是一个“是”还是“非”的问题，就必须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和观点对其人及其所处的历史背境进行系统

整体性的分析，才能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三国中曹操在性格上的反复、能力的全面、正邪的杂揉等诸方面，显出其最难被人盖棺论定的丰富和庞杂。我们努力从历史的和艺术的角度去重新解读曹操。既定的历史对曹操的评价如下：曹操，即魏武帝。曹操，即魏武帝。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在镇压黄巾起义中，逐步扩充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官渡之战大破元绍后，逐渐统一了中国北部，建安十三年（208年），进位为丞相，率军二十余万南下，展开了历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战，被孙权和刘备联军击败。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封魏王。曹操生前在北方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的恢复有一定的作用；用人唯才，打破世俗门弟观念，罗致地主阶级中下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在所统治的地区内，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他精兵法，著《孙子略解》、《兵法接要》等书。曹操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表现了杰出的才能，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成就。

从上面这段对曹操生平史料的简单介绍，我们可以看见历史上真实的曹操是作为一个正面人物存在的，但是现在呈现在这里的还仅仅是客观的介绍。作者在写作《三国演义》的时候，曹操在历史上的面目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有作者个人写作的艺术倾向，但是在作者进行加工的同时无意之间把曹操的人格复杂化了，在曹操的身上，我们能看见三国那个动荡的特殊的历史环境在曹操这个人物身上的折射。我们不着重来讨论这个问题，主要来看一下经过艺术加工后的人物形象所具有的人格特征及进行简单分析。

1 、超人的领袖才能

我们先来看一下《三国演义》的第一回：

汝南许邵，有知人之名。操往见之，问曰：“我何如人？”邵不答。又问，邵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操闻大喜。

这里许邵概括了曹操这个人物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曹操的领导才能，这也为曹操日后成为真正的帝王之身埋下了伏笔，更是对他的人格的一种肯定。曹操的领袖气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行事果断，豁达自信，知人善任。曹操遇事能够当机立断，是由其性格直接决定的，这一点是领袖必备素质。操初入仕途时，完全没有纨绔子弟的享乐习气，一心革除弊政，厉行法治。当时宦官弄权，朝政混乱，而他能不畏权贵，表现出了大政治家的力度。从早期曹操与袁绍等人推举义兵讨伐董卓的时候，就可以了解曹操是一个具有旺盛企图心及使命感的领袖人物，想使当时极度混乱的社会现状，重新恢复安定秩序，解决百

姓切身痛。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 、任人为贤

知人善任，唯才是举是曹操的一个显著特点。无论什么时候，会否用人都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汉末三国时期，不懂用人艺术的公孙瓒、袁绍、袁术、刘表、刘璋等豪杰均以失败告终，只有深谙用人之道的曹操、刘备和孙权最终确立了自己的王者地位。

曹操知人善察，唯才是举，在用人方面棋高一着。他不惜代价网罗天下人才，并先后三次发布求贤令，使四面八方的人才纷纷聚集在自己周围，形成谋臣猛将如云的局面。正是依靠众多人才的辅佐，曹操扫平群雄，完成了统一北方的伟业。桥玄说曹操是“命世之才”,许邵称曹操为“乱世奸雄”。

生于汉末乱世的曹操是西汉相国曹参的后代，其父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曹腾后来官至太尉。史籍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当时很多士大夫都看不起曹操，唯有太尉桥玄和南阳人何颙对他另眼相看。

桥玄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何颙一见曹操，便感叹道：“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桥玄又对曹操说：“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许子将即许邵，好品评人物，与其兄许靖在当时都很有名气，曹操便造访许邵，他问许邵：“我何如人？”许邵看不起他的为人，闭口不答。曹操十分恼火，用武力劫持许邵，许邵只好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对被评价为“奸雄”毫不介意，大喜而去。

汉灵帝中平年间，董卓专制朝政，胡作非为，天下豪杰纷纷起兵讨伐董卓，推袁绍为盟主。袁绍问曹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曹操反问：“足下意以为何如？”袁绍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伐，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曹操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从两人的对话可以看出，袁绍注重占领形胜之地，而曹操注重用人，他要利用天下人才的“智”和“力”，以达到“无所不可”的境界。

荀彧是东汉名臣荀淑之孙，少有才名，何颙认为他前途无量，他评价荀彧：“王佐之才也！”天下大乱时，荀彧率领宗族追随冀州牧韩馥，后来袁绍夺了韩馥的官位，以上宾之礼对待荀彧。但荀彧觉得袁绍不可能成就大业，他听说曹操有雄才大略，便离开袁绍投奔曹操。曹操和他谈论时事形势，荀彧见解精辟，曹操大悦，说：“吾子房也！”把荀彧比作张良（字子房），并任命他为奋武司马。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接受毛玠和荀彧等人的建议，至洛阳迎汉献帝，迁都于许（今河南许昌），开始“挟天子而令诸侯”。他以荀彧为侍中，守尚书令。曹操叫荀彧推荐一些“策谋之士”，荀彧推荐他的侄子荀攸和颍川人郭嘉。曹操任命荀攸为尚书。他和荀攸交谈之后，十分高兴地说：“公达（荀攸字公达），非常人也。吾得与之计事，天下当何忧哉！”于是以荀攸为军师。

荀攸为人“深密有智防”，他跟随曹操东征西讨，经常运筹帷幄之中，当时曹操的部下和荀攸的子弟都不知道他的计谋。曹操曾经说：“荀文若（荀彧）之进善，不进不休；荀公达之去恶，不去不止。”又说：“二荀之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

郭嘉是三国著名的谋士。当初他听说袁绍礼贤下士，使去投奔袁绍。袁绍对他很有礼貌，但在袁绍那里住了几十天后，他就坐不住了。郭嘉对袁绍的谋臣辛评和郭图说：“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全而功名可立。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吾将更举以求主，子盍去乎！”但辛评和郭图不愿离开袁绍，郭嘉知道他们不醒悟，便不再提及此事，自己一人离开袁绍。

经荀彧推荐，曹操接见郭嘉，两人谈论天下大事，曹操喜道：“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郭嘉会见后出来，也高兴地对旁人说：“真吾主也！”曹操任命郭嘉为司空祭酒。

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袁绍写信给曹操，辞语骄慢，曹操看了很生气，对荀彧、郭嘉说：“今将讨不义而力不敌，何如？”当时袁绍的军事实力最强，曹操想与他争锋，担心自己力量不够。荀彧、郭嘉认为：“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汉祖唯智胜项羽，故羽虽强，终为所擒。今绍有十败，公有十胜，绍虽强，无能为也。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下，此义胜也；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也；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问远近，此度胜也；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

公得策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也；绍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不为虚美，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也；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无不周，此仁胜也；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也；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也。”曹操听了十分高兴，笑着说：“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

曹操是个不拘小节的人，他用人所长，不计其短。郭嘉行为不检点，多次被“检察官”陈群当众指责，但曹操对郭嘉信任如故，正因为曹操对谋士十分重视，在他麾下聚集了一大批足智多谋的人才，除二荀和郭嘉外，还有贾诩、程昱、司马懿、蒋济等人，有人统计过，曹操的得力谋士超过100人。不记杀子之仇接纳张绣

曹操求贤若渴，用人不念旧恶，能用度外之人。张绣原是曹操的死对头，曾把曹军打得大败，战斗中曹操中箭受伤，长子曹昂和爱将典韦均死于此役，曹操一直想寻找机会消灭张绣。但到了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官渡之战前夕，张绣在当时袁强曹弱的情况下，听从谋士贾诩的意见，率众投降曹操。曹操表现出不计前嫌的王者气度，“执绣手，与欢宴，为子均取绣女”，并拜张绣为扬武将军。

曹操在兖州时，曾推荐魏种为孝廉，兖州发生叛乱后，曹操曾说：“唯魏种不弃孤。”没想到魏种也逃跑了，躲在射犬，曹操知道后非常气愤。建安四年他攻下射犬，生擒魏种。但他并没有杀魏种，而是“释其缚而用之，以为河内太守”。曹操说：“唯其才也！”

被誉为“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原是袁绍的“秘书”，曾写过《讨曹操文告》，极尽丑化曹操之能事。袁绍失败后陈琳被俘，曹操不念旧恶，对他仍委以重任。

为了招揽天下人才，曹操对投靠他的人能容而容，能用则用。祢衡有才华，孔融把他推荐给曹操，但祢衡“尚气刚傲”，看不惯曹操的作为，辱骂曹操，曹操大怒，他对孔融说：“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孤不能容之。”便把祢衡推荐给刘表，饶了祢衡一命。

建安元年，刘备被吕布打败，前来投奔曹操，曹操待以上宾之礼，并以刘备为豫州牧。有人对曹操说：“备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图，后必为患。”曹操征求郭嘉的意见，郭嘉说：“有是，然公起义兵，为百姓除暴，推诚杖信以招俊杰，犹惧其未也。今备有英雄名，以穷归己而害之，是以害贤为名也。如此，则智士将自疑，回心择主，公谁与定天下乎！夫除人一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也，不可不察。”曹操笑道：“君得之矣！”于是，曹操不仅不杀刘备，还“益其兵，给粮食，使东至沛，收散兵以图吕布”。

曹操身边不仅谋士多，他手下的文人武将也是一支庞大的队伍，文有王朗、华歆、陈琳、崔琰等人，武有张辽、徐晃、张郃、典韦、许褚、于禁等人。曹操把当时北方的大部分人才都网罗起来，不仅充实了曹魏政权的力量，而且杜绝了这些人才为敌所用的可能。

曹操知人善察，用人务必各尽其才。当时天下大乱，民弃农业，诸军乏粮，羽林监枣祗和骑都尉任峻有农业生产方面的才干。枣祗提出建置屯田，曹操接受其建议，任命枣祗为屯田都尉，任命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在许都附近募民屯田，得谷百万斛。于是各州郡也置屯田官，“所在积谷，仓廪皆满”。使曹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

杜畿有治理地方的才能，曹操就授以方隅重任，任命他为河东太守，结果“河东十六年，常为天下最”。

曹操对选拔武将十分重视。在濮阳西之战中，曹操率部队与吕布展开激战，战斗从早上打到傍晚仍不分胜负，曹操募人陷阵，典韦率领应募者打头阵，敌军“弓弩乱发，矢至

如雨”，典韦在距离敌人只有五步时持戟大呼而起，“所抵无不应手倒者”，逼退敌人，使曹操安全撤退。曹操马上拜典韦为都尉，命令他率领数百亲兵，保护主帅的大帐。

在东征袁术时，勇力绝人的沛国人许褚率宗族投靠曹操，曹操很喜欢许褚，说：“此吾樊哙也！”把许褚比作刘邦的大将樊哙，即日拜许褚为都尉，引入宿卫。官渡之战前夕，曹操的手下徐他等人谋杀曹操，他们进入曹操的大帐，见到威风凛凛的许褚，吓得脸色都变了，许褚见他们行动可疑，便把他们杀了。

曹操在与群雄逐鹿中原、创立曹魏政权的过程中，为网罗天下人才，共发布了三次求贤令。

第一次是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曹操下令说：“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在这里，曹操提出用人的两个观点：一是贤人多出自社会下层，“曾不出闾巷”，如“被褐怀玉钓于渭滨”的姜子牙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因过去只注重在社会上中层选拔人才，导致社会下层的贤人没有机会发挥才能。二是用人必须唯才是举，如按东汉时期以德行取士的标准，就得不到曾盗嫂受金的陈平这样的人才，如只选用廉士，齐桓公也不可能称霸。

“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这句话出自《论语》，是孔子说的一句话，意思是：“孟公绰叫他做晋国赵氏、魏氏的家臣，那是力有余裕的，却没有能力做滕、薛这样小国的大夫。”曹操引用孔子这句话，说明有德者未必有才。

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发布第二次求贤令，令中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明确提出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再次强调不能以德行为取士标准。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第三次发布求贤令：“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敢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在这次求贤令中，曹操列举商代、春秋战国和西汉一批将相之才，这些人或出身微贱，或曾是君王死敌，或负污辱之名，或不仁不孝，但都有治国用兵之才，古代君王起用他们，成就王霸之业。伊挚即伊尹，他本来是赔嫁奴隶，商汤把他从奴隶群中提拔出来，作为自己的助手。伊尹助商汤以七十里起家，灭夏桀建立商朝。傅说是商王武丁的贤臣，武丁“举傅说于版筑之间”，傅说辅佐武丁治国，使武丁成为中兴之主。管仲是齐国贤相，他曾用箭射伤齐桓公，但齐桓公不计前嫌，把齐国交给管仲治理，成就“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伟业。吴起是战国名将，魏、楚的强大都有他的功劳，但此人曾杀妻求将，母死不奔丧，可谓不仁不孝。萧何、曹参、韩信、陈平都是西汉人，萧、曹本为沛县县吏，韩信曾忍受胯下之辱，陈平有盗嫂受金污名，这四个人辅佐刘邦成就王业，“声著千载”。曹操以这些人为例，希望不拘一格起用人才，成就自己的王霸之业。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称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他说：“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

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曹操也作出高度评介，他说：“王（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与敌对阵，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刈群雄，几平海内。”3、艺术形象的曹操性格的茅盾性格。

在《三国演义》众多的人物中，曹操的性格最具有典型性，不仅鲜明独特、而且反差巨大。作品一开始，作者便借用汝南许劭之口规定了这一人物的“主导情感”：“乱世之奸雄”。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概念的抽象描述，而是用大量生动的具体描写赋予这一概念以丰满可感的血肉。曹操替父复仇进攻徐州时，传令三军“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杀戮”，“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失去了理智的曹操近乎疯狂，滥杀无辜，显得特别残暴不仁，但当他在行军途中目睹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失所时，却又动了真情实感；“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对淮南袁术、河北袁绍、荆州刘表、江东孙策、益州刘璋等群雄的评价入木三分，表现出敏锐的目光和过人的胆识，但却对刘备后园种菜、闻雷失箸的韬光养晦之计毫无察觉，又显得十分愚顿；曹操一方面极力搜罗人才，对人才求贤若渴，另一方面却又嫉妒人才，斩杀聪明过人的杨修；在曹氏集团成长壮大的过程中，曹操屡败屡战、百折不挠，充分展示了自己乐观向上的精神，但“梦中杀近侍”又显露出内心的狐疑和空虚；曹操有时广开言路，从谏如流，甚至打了胜仗还要奖赏事前劝阻之人，有时则刚愎自用、无比骄横，故有濮阳之狼狈，赤壁之败绩；“焚书不问”、“赦免张辽”、“义释关羽”，曹操的宽宏大度令人叹为观止，而荀彧、荀攸这些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智谋之士稍有冒犯，便翻脸不认人，其气量之狭窄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人物就是这样在时空的变迁中，展现着自己的丰富侧面。这些乍看起来互不见容的侧面融为一体，形成了曹操多姿多彩的性格世界。

作者在写出曹操诸多性格鲜明而巨大的反差的同时，还提供了形成这些反差的真实可信的内在依据。曹操生逢乱世，置身于你死我活的政治舞台上，较之常人其社会关系更加特殊；曹操有强烈的进取心和权势欲，有志于“削平天下”，其生存意志比常人更加强烈；曹操的文韬武略，不仅芸芸众生难望项背，而且当时的群雄即使是刘备、孙权也无法相提并论，不得不曲居其下让他三分。凡此种种，决定了曹操这个人物既可以建树重大的德行，也可以制造重大的罪恶，他的性格内部的冲突更加尖锐而多样，诸多性格之间的辩证内容更加丰富而突出。罗贯中对曹操性格诸元素相反相成的表现，符合生活与人物性格的逻辑，体现着艺术的辩证法。

在《三国演义》众多的人物中，曹操的性格是最为复杂多变的。以“赦免张辽”这一情节为例，曹操初欲手刃张辽，暴露出易于冲动和气量狭窄。但听了刘备、关羽的劝谏，又马上一改前态，掷剑而笑，并“亲释其缚，解衣衣之，延之上坐”，显现出惊人的反应控制能力和过人的度量。他爱惜张辽之才是真诚的，但说什么“我亦知文远忠义，故戏之耳”就显得十分虚伪了。这一方面是为了掩饰自己有失风范的丑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抵消刘备、关羽救保张辽的影响。曹操从拔剑到掷剑、从恼羞成怒到笑脸相迎，张辽由阶下囚到座上客，是在转瞬之间完成的，反映了即使是在一件小事上，曹操的性格元素也是表现得异常活跃和丰富的。

曹操的性格之中，反中有正，正中有反，是正反交叉的。曹操攻破下邳，首先想到的是先差人进城安民，稳定民心；击败袁绍之后，深感河北百姓之苦，尽免其当年赋税。这

些举措，不能全以“虚伪”视之，作为一个有着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与一味杀伐的董卓不同，深知以民为本的道理。但攻冀州时，号令三军不得骚扰百姓，如有杀人鸡犬者，如杀人之罪，“于是军民震服，曹操亦心中暗喜”，则又见出他爱民的伪善。曹操性格中的“豁达乐观”，大多表现为胸襟开阔、积极进取、不计前嫌，但赤壁之战中几十万军队顷刻间“灰飞烟灭”，不得不率领残兵败将落荒而逃，此刻他反而三次大笑，这时的乐观就是一种强打精神、可笑可怜的自我解嘲了。

再如曹操的“奸诈”，并不是那种鸡鸣狗盗式的小聪明、小伎俩，而是包含着很高的智慧，所以有时并不觉得可憎可鄙，而是显得很机智、巧妙，让人虽不能心悦但却能诚服。就连鲁迅也说，罗贯中“要写曹操的奸，结果倒好象是豪爽多智”。以“望梅止渴”为例，说他奸诈、愚弄将士也可，因为梅林毕竟是虚造的幻影；说他机智、爱护将士也可，因为在行军途中将士缺水口渴的情况下，他巧妙地利用条件反射的原理，达到了将士“不渴”的目的，奸诈中有机智，愚弄中有爱护。其余事例，如“装病谗叔”、“刺卓献刀”、“借头稳军心”、“割发权代首”、“跣足迎许攸”等，也是如此。既有奸诈狡猾、虚假伪善的一面，也有机智勇敢、以身作则、求贤若渴的一面。

曹操作为封建统治者的典型形象，具有多侧面的复杂性格、多层面的组合、独特的个性化力量，于是，就出现了官渡大战中的喜剧效果，就出现了赤壁大战中的悲剧结局，于是就有了三国人物形象系谱里面的人格判断上被否定，美学生命上却是不朽的人物、一世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