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失稳的原因及其影响

徳国失稳的原因及其影响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所所长郑春荣【摘要】自欧洲难民危机以来'尤其是2017年9月德国大选之后-德国出现了日渐失稳，即稳定性失效的状态。

造成德国失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难民危机无疑是催化剂，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利用难民危机带来的社会问题异军突起，则是固化剂，但是，深入分析得出，德国社会发生的变迁■即实际存在的或感知到的社会不平等的加剧是最根本性的原因。

德国日渐失去稳定性-这带来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包括：德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下降、德国在欧盟内的领导力与投入受限和德国在国际层面的作为缺乏国内民意支撑等。

综合来看，德国现在的不稳定将不是一个暂时的、短期内会消失的现象，而是一个"新常态”，其对德国在欧盟以及国际层面的投入都会产生持久的影响。

【关键词】德国失稳难民危机右翼民粹主义【中图分类号】D751.6【文献标识码】A【DOI]10.16619/ki.rmltxsqy.2O19.06.003长期以来，德国是一个以稳定为导向的国家，这种稳定性体现在德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但是，至少自欧洲难民危机以来，尤其是2017年9月德国大选之后，德国的这种稳定性中注入了不确定性，德国出现了日渐失稳，即稳定性失效的状态，由此，一个传统上讲究“秩序”（Ordnung）的国家也间或出现了“失序”（Unordnung）的现象。

与此相应，德国作为欧盟內的“稳定锚”的作用也在衰减，由此使得在多重危机冲击下变得动荡不安的欧盟缺少了赖以依靠的支柱，欧盟的未来也因此变得更加不确定，德国与欧盟谋求在国际上扮演更大角色的雄心受到严峻挑战。

德国的稳定性与日渐失稳从西方国家比较来看，二战后的（联邦）德国是一个政治、经济与社会相当稳定的国家，迄今，德国政府只发生过一次彻底的更迭：1998年格哈德•施罗德领导下的、由社民党与绿党组成的红绿联合政府，取代了此前科尔领导下的、由基民盟/基社盟与自民党组成的黑黄联合政府；在其他情况下，都只是一个联合执政伙伴被更换掉，由此，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政府政策的延续性。

而且，德国社会以共识文化为特征，政治决策过程注重充分地协商和广泛地社会参与，以寻求最大的社会共识，这也使得德国常常推行的是渐进式改革。

郑春荣，同济大学教授，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所所长。

研究方向为徳国当代政治与外交、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欧洲一体化、欧盟治理，以及中德与中欧关系研究。

主要著作有《中小企业一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支柱》等，主编《德国发展报告》等。

MAR2019I FRONTIERS I25二十四个重大问题研究IMPORTANT ISSUES曾经经历了“经济奇迹”的德国秉持反通胀的 传统，奉行稳健的经济政策，总体上经济发展一直平稳，统一后到21世纪初只出现过两次国内生产总值负增长，即1993年的-1%和2003年 的-0.7%。

哪怕是2008年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德国经济在经历了2009年的大幅衰退（-5.6%） 之后，在欧盟内率先回暖，而德国经济的“一枝独秀”又恰恰部分得益于其合作型劳资伙伴关系，尤 其是“短时工作”制度功不可没叫然而，至少自2015年9月欧洲难民危机爆发 以来，德国的这种稳定性大打折扣。

例如，从2017年9月24日的联邦议院选举，到默克尔在 2018年3月14日第四次当选联邦总理，期间组阁的波折历经171天，是（联邦）德国历史上最长 的一次。

一开始由于社民党不愿再次入阁，默克 尔不得不尝试与自民党和绿党组成跨左右阵营的 三党联盟，无奈试探性谈判最后以失败告终，好在社民党领导层在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的说服 下，勉强回心转意，再次与基民盟/基社盟组成 了大联合政府。

然而，这一新政府执政以来，始终处在风雨飘摇的状态，不仅有时任基社盟主 席、联邦内政部长泽霍费尔在难民问题上有意叫板默克尔，一度威胁到基民盟与基社盟这两个姐妹党之间的联盟.还有社民党由于持续走低的民 调数据，随时有退出联合政府的可能。

与此同时.德国社会内的共识正在被日渐 增加的分歧所瓦解。

例如，在欧洲难民危机爆发 之初，默克尔的边境开放政策得到了绝大多数德国民众的支持，德国到处洋溢着“欢迎文化”。

在 难民潮持续发酵并带来诸如国内安全等一系列间 题后，德国社会在难民问题上形成了欢迎与排斥 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和阵营。

而且，德国社会的交谈与对话文化也在消退，例如，发端于德国 东部萨克森州的“欧洲爱国者抵制西方伊斯兰化”运动（PEGIDA ）的追随者是所谓“愤怒的公民” （Wutbiirger ）,他们并不愿意与政治精英进行 对话，而是宁愿走上街头进行抗议。

人们一个普遍的感知是，德国这个历来讲究秩序的国家，内 部也被注入了某种无序，由此，人们的不安情绪也在上升。

徳国失稳的原因难民危机的发酵与持续影响。

2015年9月， 欧洲难民危机爆发，默克尔总理决定开放边境，接纳大量来自中东、尤其是叙利亚的难民。

默克 尔当时作出这一决定，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的因 势而为。

但是，她没有想到的是她的“开放国门政 策”被各地的难民误解为欢迎之举，蜂拥而至的难民使德国的接纳和安置能力不堪重负。

但是，这起初并没有影响德国社会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 对需要救助者的“欢迎文化”。

然而，随着2016年 新年除夕夜在科隆爆发大规模性侵案，由此难民问题演化为国内安全问题之后，德国国内的舆论发生了转向，逐步在“开放”与“封闭”边境的不同主张之间形成了一条新的分岐线。

这也迫使默克 尔政府一再收紧难民政策。

事实上，根据德国联 邦内政部的数据，在德国寻求避难的人数在经历2015年89万的高峰后，迅速下降，2016年、2017年已分别下降为28万、18.7万，2018年全年 新进入德国的难民数更是只有16.2万，甚至低于现政府在《联合执政协议》中设定的18万至22万 的年度难民接纳人数区间。

默克尔虽然迫于国内压力一再收紧了难民政策，但是，她在难民避难权这一根本问题上并未 动摇。

不过，反思难民政策，她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是，在过去，在欧盟边境国家如意大利、希 腊等遭受难民问题冲击时，德国明哲保身.认为 这是外部边境国家的问题.出于自身利益考虑， 德国不愿意去修改于己有利的《都柏林公约》。

在欧洲难民危机爆发之后，德国试图强力推动欧盟其他成员国分摊难民，但是，其他成员国、尤 其是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匈牙利、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认为这是“德国的问题”，而不是“欧26 I 学术前沿I 2019.03T洲的问题”，拒绝接纳难民配额，由此造成了欧盟内部在难民问题上的“东西分歧”。

难民问题难解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欧盟各国因地理位置不同而诉求各异，欧盟外部边境国家关切难民的“首次移动”，而內陆中心国家则想要阻止难民进入欧盟后的“二次移动”。

由于欧盟內部在难民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欧洲共同避难体系的改革难以实质性推进，因此，虽然进入欧盟的难民人数总体呈下降趋势，但是，在新的导火索点燃下.难民问题随时有进一步发酵的可能忙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的崛起与冲击。

德国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具有免疫力的国家。

基社盟元老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B）曾在1986年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意即基社盟（后来被延展到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的右翼不能再有任何政党立足。

这足以证明联盟党对右翼选民的融合能力。

但是，德国主流政党普遍存在着往中间靠的趋势。

基民盟在默克尔领导下.往中间移动的趋势更为明显.甚至被认为出现了“社民党化”，导致联盟党和社民党这两大全民党之间的区分度减弱。

联盟党往中间靠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其右翼出现了空档，德国选择党则钻了这个空档，利用欧债危机带来的“机会结构”，成功跻身德国政党谱系。

德国选择党在2013年首先是作为一个疑欧政党建立起来的，主要反对默克尔提出的“欧元亡，欧洲亡”的“别无选择论”；德国选择党认为，德国另有选择，例如欧元区的解体。

作为一个单一议题政党，不少观察家曾认为它在德国政坛会像当年海盗党一样昙花一现.但是，欧洲难民危机的催化，以及德国选择党在内部分裂后——2015年7月贝恩特•卢克（Bernd Lucke）领导下的经济自由派出走，另建新党——的进一步右倾，给它带来了一场场的选战胜利。

在2013年联邦议院选举中被挡在5%的进入议会的门槛外之后（得票率为4.7%）,德国选择党先是在2014年进入了欧洲议会，其后一发不可收，迄今已经进入了德国全部16个州的州议会。

在2017年9月的联邦议院选举中，也一举斩获12.8%的选票，在德国再次组成大联合政府后，它成为议会内最大反对党。

德国选择党在各次选举中高举反对默克尔的难民政策的旗帜.吸引了众多对默克尔的难民政策不满的抗议选民。

德国选择党尤其反对穆斯林，强调“伊斯兰教不是德国的组成部分”。

在反难民、反伊斯兰教之外，德国选择党保留了其疑欧的本色，在2019年1月召开的欧洲议题党代会上，该党要求欧盟进行激进改革，回归民族国家，并提出若无法实现其所要求的改革，德国应该退出欧盟（Demt）。

未来，德国选择党有望长期在德国政党体制中立足，这也是因为迄今其他政党无法在难民问题上提出更有吸引力的方案，来消解选民的不安情绪。

这也意味着.德国的主流政党必须做好与德国选择党长期共处与竞争的准备。

社会不平等的加剧。

在观察家看来，目前德国的社会不平等状况很明显。

德国经济研究所（DIW）所长马塞尔•弗拉策尔（Marcel Fratscher）甚至得出结论，任何一个其他工业国家在收入、财产和机遇方面的不平等间题几乎都没有德国这样巨大叫德国汉斯-伯克勒基金会的“WSI分配监视表”也表明，今天德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比20年前大得多。

在收入分配方面，德国的基尼系数为0.3,略低于欧盟平均水平。

但分配对象中后40%人员的可支配收入（在考虑通货膨胀情况下）从21世纪以来一直在下降，而前10%人员的收入呈现出远超平均水平的增长率，出现这一发展态势的一个原因是资本收入的重要性与日剧增。

与其他国家相比，德国低工资收入者——毛小时收入为平均小时收入的三分之二及以下的比例——特别高，在2014年达到22.5%,而根据欧洲统计局的数据，欧盟平均水平为17.2%。

在私人资产保有方面，德国的分布也很不平均，所谓的资产基尼系数在2014年MAK20I9I FKOrWTIERSI 27二十四个重大问题研究IMPORTANT ISSUES为0.76,而欧元区只有奥地利与德国情况差不多 （0.77）；德国最富有的10%的家庭占有约60%的总净资产，远高于经合组织国家50%的平均水平，而德国最底层的20%的家庭甚至不占有 资产，约9%的家庭甚至拥有的是负资产。

总体 上，与类似富裕水平的国家相比，德国是一个偏向于不平等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