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屠格涅夫笔下罗亭这一

浅论屠格涅夫笔下罗亭这一“多余人”形象内容摘要：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这一形象，是俄国文学史上“多余人”形象的显著代表，代表了俄国文学史的时代特征，也通过这一人物形象，让我们看到了俄国的文学史上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政治上的变革。

这一个形象的出现，不仅是俄国文学史上的一大进步，也是世界文学史的一个里程碑，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本文通过分析屠格涅夫笔下罗亭这一“多余人”人物形象，并和俄国其他的作家所写的作品中的“多余人”人物进行比较，找到罗亭这一人物形象的与众不同之处，并从他的身上，折射出的当时俄国的时代背景特征，以及当时的政坛变动。

罗亭这一人物形象是“多余人”的显著代表，罗亭作为一个有理想的青年，渴望成功，渴望改变社会现状，但是却由于社会的现状，阶级的局限性，导致他的理想难以实现。

罗亭是俄国在那个时代的绝大部分青年贵族的浓缩，他代表的不仅仅是自身，代表是那个时代背景下和他一样的一类人。

关键字：罗亭“多余人”阶级的局限性俄罗斯的社会变革正文：在俄国的文学史上，“多余人”这一称谓是在屠格涅夫在1850年发表了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之后才开始广为流传的，但是这类人物的基本特征在普希金的诗体长篇小说《叶普盖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身上已经确定下来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普希金的奥涅金这一形象是“多余人”的鼻祖，而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使得它更加深入人心。

之后又有赫尔岑《谁的罪过》中的“别尔托夫”，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博洛莫夫》中的奥博洛莫夫。

“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

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

他们既不愿站在政府的一边，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

他们很是心仪西方的自由思想，他们也很不满俄国的现状，又无能为力改变这种现状，然而他们又是大贵族和权势者的代表人物，不可能与底层人民相结合以改变俄国的现状。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俄罗斯正在进行着社会变革，随着解放运动的发展，屠格涅夫对当代生活抱着关切而敏感的态度，对进步贵族知识分子在当时的俄国社会生活中地位的认识加深了。

他看到了他们的优点，同时又看到了他们身上致命的弱点。

他以他那艺术和政治的嗅觉，感觉到俄国社会生活脉搏的跳动，并善于“立刻反映刚刚在优秀人物的意识中产生的任何一种高尚思想和正直感情”。

他在《罗亭》这部长篇小说中，通过对罗亭形象的塑造，描写了当时俄国社会上又一个“多余人”形象。

《罗亭》描写的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主人公罗亭是一个聪明、热情而有善辩的人。

小说的开头就把他安排在三等文官夫人拉松斯卡娅的客厅，让他以雄辩的口才吸引了周围人们的注意。

作品这样描写：“并没有思索言辞，言辞好像是左右逢源地、自发地流到他的唇边来的。

每个字、每句话都像从他的灵魂里直接涌现出来，燃烧着信仰的烈火。

”他用富有哲理性的语言，以他精辟透彻的思想，深深惊动了在座的各位人物：目空一切的毕加索夫被罗亭干净利落地击败了；拉松斯卡娅被罗亭的健谈征服了；美丽的少女娜达利娅由于他语言的巨大力量而爱上了他；青年知识分子巴西斯托夫从罗亭的话里找到了他的理想和导师。

诚然，他不是站在颠峰的思想家，可是“罗亭的一切思想似乎都投向未来”，也有决心为真理和正义而献身的精神和那“燃烧着全部信仰的火焰”。

在那种使人们感到窒息、受到摧残的黑暗的农奴制俄国社会里，罗亭赞美人的意志和力量，把“人民的需要、使命和将来”当作人生的归宿，他的为人民谋福利的愿望，他的善于运用“辩才音乐”的本领，激起了娜达利娅、巴西斯托夫心中追求真理的层层涟漪。

罗亭在大学时期参加过社会的进步团体的活动，他认识到了他所处的社会制度的腐朽性，他也想去改变它，但他不知道怎样去实现自己的思想，他不幸的是不会正确使用他的天赋和才智，去为改革社会而斗争，因而他虽满腹经轮，却在爱情道路上遇到第一个障碍就屈服了。

罗亭看不到在社会改革中处于农奴制这个罪恶社会的根源，所以他要改造荒田，要改革中学教育制度，要疏通河道等一系列的行动，都让他的理想付诸东流了。

最后，他不得不在四处碰壁之后，颓唐地叹息：“我也许会为了什么连我自己都不会相信的傻事来把自己牺牲掉，就此完结我的一生。

”他预感到自己“不会有好的收场的”，认为活在世上就象“无根的浮萍”一样多余、无用。

对现实不满，和现实格格不入把罗亭和奥涅金、皮却林联系在一起：脱离人民、空谈理论、行动中寸步难行的致命弱点，又使他们走向了悲剧的结局。

他们是俄国文学史一系列典型的“多余人”形象，这些形象的塑造，成功地再现了农奴制俄国的一类人的思想和精神面貌。

罗亭和奥涅金、皮却林有共同点，然而又不同于奥涅金、皮却林。

奥涅金、皮却林是贵族阶级的纨绔子弟，而罗亭是上流社会的座上客。

罗亭出身于破落的地主家庭，没有阔父亲，本人是穷学生。

罗亭这个贵族知识分子处在没落阶段的“多余人”形象，比奥涅金、皮却林迟了一个时代，俄罗斯处在历史变革的前夜。

其实，知识分子多数处于十二月党人后裔及追随者和甘作沙皇鹰犬的仇视革命的贵族右翼这两者之间。

历史条件的变化，似的它所产生的人物也必然随之变化。

屠格涅夫正是及时注意到了这个历史的转折，并在人物的塑造上，使罗亭这个“多余人”形象有了新的发展。

奥涅金、皮却林同罗亭一样都是贵族青年，都对现实不满。

奥涅金不愿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但找不到新的生活道路，也不能有所作为；皮却林对社会的否定和失望更深刻了，他渴望有行动，这一点比奥涅金要迫切。

虽然他不甘心虚度自己的生命，可是却发展成了个人中心主义者。

而罗亭却是以自己的心灵洗涤着别人的心灵，他在那个时代起到了贵族知识分子和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之间的桥梁作用。

罗亭是一个启蒙家，他具有广博的知识、锐利的思想和演说家的才能。

在辩论中，他畅谈了人生的远景，批判了了无益的怀疑论：“我们的生命虽然短暂，而且渺小，但是伟大的一切正是由人的手所造成。

人生在世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崇高的任务，那就是天上的快乐；正是在死亡中，他将发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归宿。

”在他身上“燃烧着全部信仰的火焰”，他让在座的人都感到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这力量就是变革，他的思想启迪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悟的心灵。

罗亭的启蒙力量在娜达利娅这个青年知识分子身上产生了最大的效果。

当然，娜达利娅迅速成为一个憧憬自由、蔑视一切传统势的新女性，自有其内在的依据，而罗亭对她的影响是更重要的。

是罗亭那颗真诚火热的心，“酷爱真理的神圣火焰”，他那种唤醒别人的才能，通过他朗诵的歌德《浮士德》、德国小说家霍夫曼和女散文家贝蒂娜书简、德国诗人诺伐里斯的作品，把娜达利娅这个出身显贵、感情深沉、纯真无邪的少女带进德国诗歌、浪漫主义作品、哲学的禁苑之中，使他体验到“芬芳的雾像清纱般笼罩着花园；一阵阵醉人的夜气从附近的树丛中散发出来，星星在静静地眨眼。

夏夜是温柔的”，“那甜美的时刻”，“那神奇美丽的世界，在她无限期待的眼睛之前展开来；从罗亭手中的书的篇页里，奇妙的憧憬、新的光辉灿烂的思想，如淙淙的流水一般地流入了她的灵魂，而在她那受伟大感情的崇高喜悦所鼓舞的心灵里，圣洁的热情的火花就静静地燃成烈火了”。

她从罗亭侃侃谈论人生的话里，感到了她所属的贵族阶级的虚伪、腐朽，感到了自己身受的观念束缚，她时常想念着罗亭说的某些话：“在一颗紧张的心里，旧的爱情也正是这样：它已经枯萎，但依然恋着故枝；只能等到新的爱情萌芽，那时它才会凋落。

”她虽不能熟谙其中的哲理，但有一点是明白的，那就是只有朝着前面的新路走去，勇敢的走去，才能与旧的一切决裂。

新与旧的两种信念、两种感情的搏斗，使她悲伤痛苦，同时“又感到一种异样的激动”，终于在思绪万端的心理矛盾斗争中，她“抬起那苍白而发热的脸”，决定以身相许，就在这庄严时刻，一个力图冲破封建羁绊、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诞生了。

娜达利娅的追求已超出“爱情”这一概念所能容纳的范围，决心与罗亭一道去追求崇高的理想，去实现伟大的抱负。

她不顾封建宗法制度的阻挠，力图跨越门第的局限，不惜牺牲自己身后的荣华富贵，而采取了与就生活断然决裂的行动。

娜达利娅要求冲出封建牢笼束缚的行动，不能不说是罗亭的一个重大胜利。

出身于贫民的青年知识分子巴西斯托夫从罗亭身上也汲取到了力量。

在拉松斯卡娅的客厅里，巴西斯托夫兴奋地聆听着罗亭的讲话，对罗亭的讲话感到信服，“他坐在那里，一直是口瞪口呆---他听着听着，好像生平从来不曾听过别人讲话似的”，并始终把罗亭视作自己的导师。

第一次见就使巴西斯托夫整夜都没有睡觉，在巴西斯托夫的眼里，罗亭有一种天才的性格。

他说过：罗亭“这个人不但善于使你激动，还会把你向前推动，使你燃烧起来！”我们透过巴西斯托夫对罗亭那一番崇拜、赞扬的话语，就可以看出罗亭号召前进的言论唤醒了青年、唤醒了平民知识分子，看出罗亭这个贵族知识分子对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的成长所具有的启蒙意义。

人类社会的重大变革，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历史要求一代一代的青年接过先辈的火把，去开拓新的路程。

罗亭对巴西斯托夫思想上的影响，引起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强烈的探索社会的愿望。

正如高尔基所说的那样：“假如注意到当时的一切条件---政府的压迫、社会智慧贫乏，以及群众没有认识自己的任务，我们便应该承认，在那个时代，理想家罗亭比实践家和行动着都是更为有益的人物。

”罗亭生活的目的不是为了他个人，他在为社会尽义务。

他主张“牺牲自己的小我来为大我谋利”，他依靠为社会服务而活着，他也在为自己的思想活着。

他完全忘记了自己，把自己整个献给大家的利益，他把“人民的需要、使命和将来”当作人生的归宿，这就比奥涅金、皮却林这样的为自己的癖好活着的利己主义者更具有社会意义。

罗亭是一个适时的而且做出不少好事的人物，这说明五十年代后期“多余人”形象已经具有了新时代的特征。

罗亭和奥涅金、皮却林一样，都是以悲剧的命运为结局。

奥涅金由于找不到新的生活道路，而且有不能有所作为而导致了他的悲剧命运；皮却林是要用行动来充实自己的生活，但是个人中心主义却限制了他的行动。

因而不免也以悲剧告终。

理想与现实之不能实现的矛盾，使他们共同走上了悲剧命运的道路。

在尼古拉一世残酷统治的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罗亭虽然也走了这条道路，但他是在为他人谋利益中遭到了失败，罗亭决心为真理、正义而献身，他这个“多余人”的悲剧结局，便更有较为深刻的社会意义。

罗亭在爱情上的失败，表明他这类的“多余人”在走着奥涅金的那条老路，没有经受住爱情的考验，表现了“多余人”形象的共同特征：他们空谈理想，而没有一点儿力量去实现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