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活和存在的角度浅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中国哲学是如何可能的?——再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
中国哲学是如何可能的？——再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方朝晖【期刊名称】《文史哲》【年(卷),期】2022()3【摘要】最近20多年来围绕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争论,背后反映的是当代中国学统重建的范式困境,以及当代中国学人的精神贫困。
中国传统学问中被当成哲学的一些成分(如儒学),从形态上更接近于宗教而非哲学,因此,从“是哲学”的角度为中国传统哲学合法性辩护是成问题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有哲学”的角度谈论“中国古代哲学”或“儒家哲学”,就像我们谈论基督教哲学、佛教哲学那样,指现代人从哲学立场研究古人、从中建构出哲学。
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诞生,是在传统学问体系衰退后,国人在社会现实和人生观方面急需寻找新的“指导原理”的产物,其终极指向其实是意识形态和精神信仰建设,后者未必能称为哲学。
因此,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根源,不在于中国古代“某学”可否称为哲学,而在于:在将古人的功夫传统、德性实践转化为概念辨析和理论总结的过程中,我们没有找到新的意义之源,尚未建立令人满意的学科范式。
【总页数】15页(P51-63)【关键词】中国哲学;合法性;“有哲学”;“是哲学”【作者】方朝晖【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孔子研究院【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63【相关文献】1.化解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之道——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对西方的影响谈起2.牟宗三的哲学观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兼论中国哲学发展的可能途径3.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也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4.论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关于中国哲学学科的知识社会学考察5.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与重写中国哲学史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基于分析哲学谈哲学咨询的合法性
基于分析哲学谈哲学咨询的合法性摘要：从哲学咨询的概念入手，基于分析哲学讨论了哲学咨询的合法性，基于分析哲学理论科学识别哲学咨询与心理咨询，认为哲学咨询是分析哲学向生活实践的延伸，哲学咨询的未来将会充满无限可能。
关键词：哲学咨询;分析哲学;生活实践一、哲学咨询的发展过程哲学咨询不仅是一个新兴的哲学类别，更是一场新兴的哲学运动。
一般认为，这场哲学运动是由德国学者G.阿申巴赫（GerdAchenbach）于1981年发起的。
世界上第一家“哲学实践”（Philoso-phischePraxis）咨询机构成立于科隆。
哲学咨询有据可考的肇端是苏格拉底的“哲学对话”，苏格拉底通过“哲学对话”的方式告诉人们“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苏格拉底采用问与答的模式，灵活运用比喻、类比等技巧，使对话者在谈话中一步步走向隐含的矛盾点或者冲突点，最后清晰地把握住自己的观点。
用比喻来描述这个过程，就好似产妇经历了艰辛与阵痛，产下自己孕育的胎儿，只不过这个“胎儿”是真理。
与苏格拉底时代及地位相近的孔子则代表了中国哲学重视道德实践的观点。
孔子在《论语》中不言天道鬼神，通篇在讲仁礼中庸，大多是为人处世之道。
从“克己复礼”，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为政以德”到“其身正，不令而行”，孔子所关注的在于道德的践行，其思想更多体现为一种教诲和训示。
当代哲学咨询的代表，美国实践哲学协会会长马里诺夫说：“哲学咨询就是对心智健全之人的治疗。
”[1]马里诺夫在这里想表达的是：首先，哲学咨询的对象是心智健全的人。
其次，“心智健全”指的是没有心智上的疾病。
也就是说，人们会在生活中感到精神上的痛苦且这种痛苦并非一定是因为我们患有疾病。
最后，疾病或者心智问题是需要医生来治疗的，而不是由于疾病导致的精神痛苦就可以交给哲学咨询来治疗。
笔者认为，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感到精神痛苦并不是因为我们是病人，比如：忠孝两难全、对新职业新岗位的焦虑、对生的追问与对死的顾虑、社会经验与个人信念的不一致以及存在价值的冲突等。
浅谈对中国哲学的理解
浅谈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中国哲学，自古至今，绵延不绝；中国哲学之精神，见仁见智，历代学者皆有不同之高见。
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
”同样，哲学也是民族精神的精华。
中国哲学精神是先哲们留下的精神基因、文化遗产；是我们对于先哲思想所做的一种领悟、对话、心灵的交契；是一个体悟性的话题。
“中国哲学之精神”有诸多答案，无论是冯友兰的“内圣外王之道”说、牟宗三的“生命哲学”说，还是张岱年的“六大特点”说、李泽厚的“实用理性”说，这些哲学大家都是用专业性很强的哲学语言进行概括与诠释的，对于广大群众来说是晦涩难懂的，难于理解其真谛，导致不少人以为：哲学知识的普及都是哲学家的事情。
故而我就中国哲学这个问题浅谈一点自己的理解与想法。
（1）中国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常常从生活实践出发，研究各种哲学问题，因此特别注重人生的研究。
儒家哲学中所讲的心、性、情、气、意、良知等都表示对人生、人性以及人的生命的一种认识；道家从另外一个角度给予人生以极大的关注，理想的人生境界——精神的逍遥与解脱，是道家矢志不渝的追求。
那飘逸洒脱、高洁绝尘的风骨神韵，历来是道家所向往人生境界；佛教则把追求净化超升，从而达到“涅”境界，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
把儒家的真性、道家的飘逸、佛教的超脱融合起来，就可以体会出中国古代人生哲学的境界。
因此，关怀人生实际、怎样做人，是中国哲学的独到韵味、独到精神。
中国哲学就是教你“怎样做人、做什么样的人”的学问，它的理论关注点不是自然与彼岸，而是现实的人生，怎么样把人生过得更好、更有意义，无愧于祖宗、无愧于天地。
正如“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几千年来无数知识者的人生理想，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种积极而达观的态度也影响着中国人。
中国的人生哲学具有积极性的功能，对社会群体来说也提供了渐进的原则。
那就是：修身――个人独立性的完成；齐家――群体意识的温床；治国――群体生活实习之所；平天下――群体性最终目标的形成。
“‘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的合法性问题
“‘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的合法性问题
胡军
【期刊名称】《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4(000)002
【摘要】@@ 有相当数量的学者认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或价值,所以对此他们既没有兴趣,更无热情.我并不这样看.因为这样的讨论至少可以使我们深入探究"哲学"究竟为何物,具有什么样的性质,探讨些什么问题等等.【总页数】3页(P75-77)
【作者】胡军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2
【相关文献】
1.如何建构本土化之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之再讨论 [J], 张城
2.牟宗三的哲学观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兼论中国哲学发展的可能途径 [J], 张晚林
3.重思中国哲学之"法"r——以"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为中心 [J], 王宝峰
4.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合法性问题——一个“生命儒学”的回应 [J], 袁尚华
5.困境与出路——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所引起的思考 [J], 陆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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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哲学与为什么要研究哲学史?--兼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什么是哲学与为什么要研究哲学史？--兼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黄裕生
【期刊名称】《中国哲学史》
【年(卷),期】2004(000)003
【摘要】@@ 什么是物理学?什么是法学?或者什么是政治学?这些问题可以有很明确的答案,因为这些学科的对象和界限很明确.但是,如果问"什么是哲学?"那么答案就不那么简单.在不同哲学家那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各不相同.在中国,通行的说法是"哲学是一种世界观".问题是,几乎所有科学都是一种世界观,至少是构成世界观的一部分.谁能否认物理学也是一种世界观?如果说哲学是一种世界观,那么,它恰恰是一种最可有可无的世界观.因为作为世界观的哲学完全依赖于其他学科.所以,把哲学视为一种世界观不仅无法使哲学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而且将使哲学丧失掉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理由.
【总页数】4页(P41-44)
【作者】黄裕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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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及其背后的国家命运》第四章 附论：对中国哲学的另行摧毁
十一自我观之与自他观之[1]十二论中国哲学的意义困境[2]十三重新命名作为重新解释亦即重新建构既然论证了中国哲学的非法性，最后又从中国命运的走向中得出中国无所谓有无哲学的结论，那么，如何对待今天人们普遍使用的中国哲学一词呢？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哲学一词是对传统的道学的重新命名。
这种重新命名不是随意为之，而是重新解释－建构。
重新解释－建构的背景是近代中国之悲剧命运，所以，把道学重新命名为中国哲学，根本不是一个“名无固宜，约之以命”（《荀子·正名》）的问题。
荀子讲的是名与物发生关系之初始的事，而道学本来并非无名，为什么要以“中国哲学”对之重新命名呢？那是因为近代中国文化伴随中国命运而礼坏乐崩、斯文扫地，需要重建合法性。
重建合法性当然以丧失合法性为前提。
但是，对中国文化的摧毁本身就是首先应该受到质疑的，其次应该受到质疑的是对道学合法性的重建方式，即通过依附西方，建构名为中国哲学实为解释哲学的重建方式。
既然摧毁的根据和重建方式都应该受到质疑，那么，中国哲学的命名的合法性显然应该受到质疑。
概言之，中国哲学是歧出的中国历史派生的歧出学术中的一种歧出形态，而中国哲学也是一种畸形的命名。
因此，对于中国哲学这样的命名，是不能以“名无固宜，约之以命”为理由轻易放过的。
歧出的近代史需要让我们追问：历史之歧出是如何呈现的呢？前文[3]提到了生活解释系统的转移即西化，但是仅仅这样说还不够。
歧出历史呈现在生活建构的解释系统中实际上就是呈现在生活言说中。
呈现在生活言说中，首先是大量新词语即新名相、新概念[4]的出现，并对传统进行重新命名。
[5]这些新名相不是从历史（传统）中自然生发出来的，而是从西方引进的。
如果用名相（名）和事物（物）的关系看，首先，近代出现的许多新名相不是对新事物的新命名，而是以新名相对旧事物进行重新命名；不是从无到有的命名，而是从有到有的命名，用新名相取代旧名相，并使旧名相湮没于弃之不用，在生活言说中黯然隐退。
中国哲学的_自己讲_讲自己_论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和超越合法性问题
[收稿日期] 2003203202[作者简介] 张立文(1935—),浙江温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文化研究。
中国哲学的“自己讲”、“讲自己”———论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和超越合法性问题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2)[摘 要] 如何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如何超越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肯定不能照着、接着西方哲学讲,而应讲述中国哲学自己,直面中国哲学“话题本身”;自我定义,自立标准;采取“六经注我”、“以中解中”的和合诠释方法,以中国哲学的核心灵魂解释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摆脱危机和超越“合法性”问题的惟一选择是中国哲学的自我创新,对先前和当前的“问题”、“话题”做出新的义理性的化解。
中国哲学的创新需要哲学自由,没有哲学自由,就不可能有哲学的创新,和合学是中国哲学创新的现代理论形态。
[关键词] 中国哲学;话题本身;讲自己;创新[中图分类号] B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5420(2003)022******* 晚清以来,中国在西学及武力的入侵下,无论在政治、经济、制度方面,还是在文化、道德、观念层面,沉沦于整体的危机之中,这些危机有的一直延续下来,以至于直到现在我们不得不回应一些不清不楚和本不是问题的问题。
前者的问题本文不做探讨,后者的问题本文仅涉及学术、思想、观念层面。
一、危机与合法性问题五四运动期间及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前仆后继地向西方追求真理,在人们的心目中,真理在西方而不在东方和中国。
这种判断主要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
浅谈对中国哲学的理解
浅谈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中国哲学是从古代开始形成的，涉及许多重要的学派和哲学思想，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
中国哲学成为世界认可的文化遗产之一，体现着中国人的智慧和文化精髓。
在我看来，中国哲学是独特、深刻、灵活和实用的，它将人性、社会和宇宙的理解融合在一起，为人类的和谐发展探寻智慧。
首先，中国哲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思维方式。
与西方哲学重逻辑和理性分析不同，中国哲学重视人的直觉和凭感觉而得的洞察力。
中国哲学更注重人类情感的表现和人的自觉，它不如西方哲学那样忽略了精神和感性方面问题的重要性。
这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赋予中国哲学独特的魅力和特点，因为它们使中国哲学直观、符号化、深刻和更具可理解性。
其次，中国哲学的深刻之处在于其对某些主题的超级探究。
例如，中国哲学探讨了人类生命的本质和意义，掌握人类伦理与行为规范，探讨自然现象和宇宙的本质和规律，以及探究人性、政治和社会组织的本质和可持续性。
中国哲学毫不掩饰许多深入的哲学思考，这些思想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海外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分量和悟性。
第三，中国哲学的灵活性是其相对于其他哲学体系的另一大优势。
中国哲学极为注重和谐与变化。
我们知道，一个社会或国家，只有能够适应变化，明确发展方向，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正因为中国哲学一直强调“变化乃常理”，才能促进社会与思想的发展，才能使中国社会和世界发生积极的变化。
中国这么多年的繁荣就证明了中国哲学的灵活和优秀之处。
最后，中国哲学的实用性是其最大特点之一。
中国哲学并不只是探索思想与历史的工具，更为实用。
中国哲学深入挖掘了中国人的情感、思想、行为等层面，以解释古代社会的决策、实践行动及其实际结果，借此提供对今日复杂社会的借鉴。
例如，借助《论语》中的思想探讨，我们能够很好地理解改革跟社会的发展及现代社会的若干问题。
这种实用性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腾飞，也是众人熟知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国哲学是独特、深刻、灵活和实用的。
它蕴含着丰富且有趣的哲学思考，并可以为人类和谐发展提供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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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活的角度浅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1895年日本学者西周首次使用“哲学”一词来翻译希腊文的philosophia，
之后中国学者黄遵宪将“哲学”一词转介到中国使用，在此之前，中国传统的
古代典籍中并无“哲学”一词，所以哲与学两个词合成一个词“哲学”使用的
历史也就一百来年。
1914年，北京大学设立“中国哲学门”，1919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
培将“中国哲学门”改为“中国哲学系”，也就在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具有现
代意义的第一部哲学史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了，它被认为中国哲
学史的开山之作，该书的作者为胡适之先生。虽在此之前，谢无量也出版过
《中国哲学史》,但谢先生所著《中国哲学史》并不被看做第一部中国哲学史。
因为他的写法只是机械照搬中国传统学术，给中国传统学术硬贴上“哲学”的
标签，并没有什么新意，胡适之先生之后，亦有多位大家编写中国哲学史，如
备受人们推崇的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但胡先生与冯先生都是采用西
方的哲学理念来裁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正如冯先生所说说:“哲学本一西洋名
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
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
总的看来，所谓“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也仅有一百来年的历史。
尽管在过去这一百来年的时间里中国哲学在大学里成为了文科的主要科系之一，
并且对中国社会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尤其在当下伴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迅猛上
升，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越来越具有影响力，中国人迫切想要有一套民族性的思
想文化来消除西方文化尤其以哲学作为支撑的价值理念的优越性，重振民族自
尊心与自信心，但是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始终都受到质疑。这种质疑不单单
是西方学者的，更是中国学者自身的质疑。就拿胡适之先生为例来说明，早期
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大纲》认为中国是有哲学的，后来胡适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胡适在其日记中写道: “过去的哲学只是幼稚的、错误的，或失败了的科学。”
“问题可解决的，都解决了。一时不能解决的，如将来有解决的可能，还得靠
科学实验的帮助与证实，科学不能解决的，哲学也休想解决。” “故哲学自然
消灭，变成普通思想的一部分。” “将来只有一种知识:科学知识。将来只有
一种知识思想的方法: 科学实验的方法。将来只有思想家而无哲学家: 他们的
思想，已证实的便成为科学的一部分; 未证实的叫做待证的假设。”这意味着
他事实上不再认为有所谓 “哲学”，更不会有“中国哲学”，这与胡适之先生
崇尚科学有莫大的关联。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到底究竟有没有哲学的问题。当谈
论一问题时，必须先设有一标准，然后才能用着标准来检验这一问题的真假是
非，因而“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出现是以‘哲学’观念的引进和‘西方哲学’
作为某种参照和尺度的存在为前提的”。《墨子.天志》曰：“今夫轮人操其规，
将以量度天下之圆与不圆也，曰：‘中吾规者，谓之圆；不中吾规者，谓之不
圆。’„„匠人亦操其矩，将以量度天下之方与不方也，曰：‘中吾方者，谓
之方；不中吾方者，谓之不方。’”那么，我们又是否可以或者说应当以“西
方哲学”之“规”、“矩”来度量“中国哲学”之“圆”与“方”呢？这种做
法本身就是存疑的，预先设立了某种标准，而抛开了哲学之为哲学的根本，即
哲学究竟关注的是什么，这种做法把“哲学变成了一种凝固不变的、与现实无
关的东西了，成为了一种关于‘器’而不是‘道’的言说，从而失去了存在的
开放性、发展的可能性。”
哲学的源头活水在于人的生活和生存。哲学的言说并不是疯子癫狂时的胡
言乱语，一切伟大哲学家的立论的出发点都是源于对当下人类生活和生存的关
照、审查、反省，以期对有病之社会做出合理的诊断，开出良药，使其痊愈。
如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诸侯混战，天下分崩离析，人民处于战争的汪洋大海，
面对此等旷世灾难，不同的哲学家提出了不同的治世方式，以求解决面对的生
存困境。孔子面对此乱世，提出了“正名”思想，在孔子看来，若使君臣夫子
皆如其名，皆尽其道，则天下有道矣，简单的说就是使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
做好名分所对应之事，则天下可治也。而老子则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思想，
对统治阶层残酷的掠夺本性进行抨击，他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
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希望构建一种新的政治模
式，来结束动荡的岁月。中国哲学家如此，西方哲学家亦如此。漫长黑暗的中
世纪对人性极度的摧残，最终引致了响彻欧洲的启蒙运动，人们开始用理性来
对抗权威，用此岸的幸福取代彼岸的幸福，用感官的享受来抵制纯粹的精神陶
醉。十八以及十九世纪都是理性高扬的时代，伟大的哲学家都试图用理性构建
自己的理论大厦，如康德，黑格尔。与此同时科学取得了飞速发展，人们沉浸
在理性的欢愉之中，但理性潜在的危险却还未充分显露，而预示着新的哲学时
代到临的哲学家已经开始对理性大加挞伐，如叔本华，尼采。
从上面的论述大致可以认为，哲学的源头活水并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模式，
而是哲学家对所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生活和生存的觉知，而生活处于流变之中，
相应哲学也相此而变更，这就说明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哲学，但这并不意味着
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没有某种区别于其它学科的规定性。哲学的规定性并不是外
在的形式，如言说方式的系统化、体系化，哲学之为哲学的规定性就是哲学就
是形而上学，然而哲学言说形而上的存在者，其目的在于解释形而下者何以可
能的问题。但哲学形而上者的概念并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源自哲学家对其时代
生活的觉知。因而哲学作为一门学术，既有其确定性的一面，又有其流变的一
面。可以说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要说有固定的东西，那只能是生活。
中国哲学要想开出新枝，不是遵循什么固有的模式，而是要回到生活，对
当下生活做出透彻的，创新的解释，自然而然可消除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